《孙子兵法》中的文化软实力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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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孙子兵法》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原典,是一部运用战略思维揭示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规律、解决战争冲突等问题的理论巨著,是东方战略思想的奠基之作,《孙子兵法》中蕴含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崇道尚仁、慎战止战、德法兼修等思想,不仅参与了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塑造,而且对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西方国家战略思想变化和经营管理战略思想的形成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发挥了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关键词] 孙子兵法;文化软实力;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扈光珉,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山东滨州孙子研究会秘书长、研究员;孙兵,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山东滨州孙子研究会学术主任。
  一《孙子兵法》中的文化软实力
  在“软实力”概念形成和广泛流行于西方的过程当中,西方文明一直有意识地吸取着东方文化的智慧,特别是中国传统兵学的智慧。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当中,世界兵学鼻祖孙子的思想被西方世界当做制定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主要依据是显然的事实。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和日本的战略理论专家在研究对前苏联的核战争战略时,运用《孙子兵法》“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把原来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改变为新的“确保生存和安全”核战略。1982年,美军《作战纲要》正式提出《孙子兵法》是空地一体战理论的重要依据。美国老布什总统进一步运用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对苏联推行“超越遏制战略”,最后从外部推动了前苏联的解体,基本实现了原定的“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借助孙子的思想赢得冷战全面对抗的胜局。
  由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评论杂志(The Nation Review)主办的两千年来世界十大军事名著推选结果中,《孙子兵法》高居第一。第一个将《孙子兵法》翻译成英文的当代美国军事理论家格里菲斯在《孙子——第一位军事哲学家》文章中说:“《孙子兵法》是毛泽东战略理论和中国军队战术理论的源泉。通过蒙古人——鞑靼人,孙子的思想传播到了俄国,并成为东方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那些想进一步了解当今这两个国家大战略的人,需要阅读《孙子兵法》。”
  龚留柱.孙子兵法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251.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中写到:“毛泽东在制定中国对外政策方面更多的是运用的孙子的智慧而不是列宁的理论。在基辛格看来,毛泽东是“完全在运用孙子的智慧创造出看似矛盾的高明战略。”
  克利福德·库南.“与杰出毛泽东主义者们的会晤”.爱尔兰时报,20110611.
  约瑟夫·奈在其2008年出版的《领导能力》一书中,将软实力和孙子的理念做了描述性的阐述。认为孙子的结论是:“不战是最高的境界,一旦开战就证明了政治的失败。”还说,作为聪明的斗士,他应当懂得什么是“用软实力吸引和硬实力强制。”
  韩胜宝.“孙子兵法全球行:哈佛大学教授提出软实力与《孙子》关联”.中国新闻网, 20140122日.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任何思维都是一种能力。《孙子兵法》所蕴含的思维方法就是一种“软实力”,说到底,就是运用实力的智慧和谋略。
  国内学者张国祚认为:“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居文化软实力各要素之首”,“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最终取决于人的软实力水平。而理论思维则是提升人的文化软实力的向导和阶梯”。
  张国祚.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求是,2016(1)17.
  《孙子兵法》中所蕴含的思维方法就是“软实力”的重要要素。软实力,巧實力,说到底,就是运用实力的智慧和谋略。孙子战略思想的奥秘所在就是对力量的运用和把握。
  代表中国传统兵学的原典著作《孙子兵法》是一部涉及战略思想的理论著作,是东方战略思想的奠基之作,也是运用战略思维揭示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规律、解决战争冲突等问题的理论巨著。其中蕴含着朴素高妙的战略智慧和政治智慧,所论的范围不仅是关于战略战术,同时对于政治、经济、外交等重要的“国政”方面,都有全面而独到的论述。
  《孙子兵法》所充分展示的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着重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整体思维之优
  《孙子兵法》中战争问题首先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同现代科学方法理论的系统思维相契合。作者在面对某一个客观对象时,常常不限于对象本身,而是把对象与对象、对象与环境联系在一起,运用朴素的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认识和把握军事问题。比如在观察战争问题、分析战争构成要素时,提出“五事”——“道、天、地、将、法”;
  《十一家注孙子》杨炳安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4页)对将帅的能力要求具备“智、信、仁、勇、严”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8.五个方面;在判断战争胜负时,孙子提出“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10.作为判断战争结果——“知彼知己”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57.的客观基础。这一思维方式的优点在于能从宏观上把握研究对象的原貌,以便从中探索贯穿其中的基本法则,避免大的偏向与过失。决定战争的因素是全面的而非单一的,综合的而非支离的,要驾驭关乎天文、地理、人事如此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军事统帅应当是胸怀全局、德才兼备的全才。后世兵家提出“将有五材”
  马民书主编.六韬·龙韬·论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65.、吴起提出君主“四不和”
  马民书主编.吴子兵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40页.情况下不能采取军事行动,还提出“将之所慎者五”
  马民书主编.吴子兵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55.、诸葛亮认为 “将有九材”
  马民书主编.将苑.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18.等等,各家说法有异,宗旨则一,都是严格遵循了整体思维原则。   更深层次看,整体思维属于哲学层面的和谐文化范围。中国哲学既讲究矛盾的斗争性,又强调矛盾的统一性。“天人合一”的观念则反映出人道与天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相类和统一,要求人的外在行为与自然和社会相适应,彼此协调发展,在矛盾中求得整体的平衡的认识。法家摒弃道德教化,将竞争推向极致,导致秦朝仅存二世;道家、儒家、墨家倡导的不同和谐理念共同处于无条件地限制竞争而少进取和竞争精神,成为社会发展的思想桎梏。孙子代表的兵家则妥善处理了竞争与和谐之间的关系,其原因就在于兵家整体思维的理论优长。
  (二)辩证思维之妙
  就古代军事辩证法史看,产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代表之作《孙子兵法》达到了世界各国封建时期军事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系统军事辩证思想,堪称独步世界。
  孙子兵法之所以具有经世致用的功力和世代流传的活力,就在于它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辩证观念。它着眼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否定天命论,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5.)、 “胜可为”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109.)的观点,打破鬼神论,告诫“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257、258.;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修道而保法”、“致人而不致于人”,并以“奇正”、“虚实”、“强弱”、“攻守”、“彼己”、“迂直”、“勇怯”、“利害”、“胜负”、“主客”、“速久”、“分合”等辩证矛盾关系,用矛盾分析的辩证方式揭示出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如“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尽知用兵之利”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31.、“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也”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122.。除此,又超越了战争与军事,把“非战”、“非攻”、“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用兵至高境界,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哲学启迪。
  《孙子兵法》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提供了理论借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每每历史转折或重大矛盾关头都用哲学理论著述来为前进指明道路和方向,是千秋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也曾多次引用《孙子兵法》的原文并加以阐发。
  (三)崇道尚仁之善
  从价值判断来看,孙子以“全胜”、“道胜”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来指导战争的思想贯穿着战争的始终。“全胜”、“道胜”即注重从政治和道德的角度来约束战争,形成了崇和止战、奉行防御和注重人道的军事文化传统。战争中,如果不顾及政治的约束,即使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也难以赢得人心、赢得政治。《孙子兵法》倡导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43.这种追求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普世意义。《孙子兵法》注重对战争道德的倡导, “修道而保法”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70.、“上下同欲者胜”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56.“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203.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202.等言论均闪耀着军事人道主义的光彩。《孙子兵法》中有三处讲到“仁”:“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8.、“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256.、“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不能使间”,这都体现了孙子注重从道德和政治高度来统驭战争,把一切军事活动始终置于道德自觉和政治自律的基础之上。
  (四)慎战止战之智
  《孙子兵法》非常明确地将军队的价值与战争的目的归结为“慎战”、“不战”,主张“上兵伐谋”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43.、“其次伐交”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45.。这一思维方式在承认矛盾斗争性的同时,把关注的焦点置于其统一性上,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保持和谐的统一。孙子要求慎重对待战争问题,提出了控制战争的理念。这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孙子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43.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251.,力争以非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即通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等手段,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第二,是当不得不通过战争来解决社会矛盾时,则强调“战胜攻取”后“要修其功”,即注重战争后效应,也就是说,战争的目的不单纯是取得胜利,更不是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而是要通过战争打破一个旧有的平衡,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己的新的秩序平衡。
  中国军事文化中具有鲜明的爱好和平的色彩,这在《孙子兵法》中有鲜明反映。孙子关于“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3.的慎战态度和“先为不可胜”的积极备战思想以及“拔人之城非攻也”、“毁人之国非久也”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48.的反对滥用暴力的思想。应该说,这种反对滥用暴力、崇尚和平的战略文化代表着人类对和平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维护和平的能力和智慧。在战争未发生之前,孙子主张用 “伐谋”、“伐交”等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冲突,指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在战争不可避免时,孙子以人道的精神来指导战争,力求将战争的危害降到最低。这不仅被理解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同时也被视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孙子提出的“先为不可胜”、“不可胜在己”、“修道保法”、“不戰而屈人之兵”等思想所折射出的是以实力赢得和平,以和平达到安全的战略,它是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结晶,当今中国实行积极防御、后发制人的战略,正是由于中国深厚的崇尚和平的战略文化传统所定格的。   (五)德法兼修之明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传统贵族政治及法律秩序被打乱,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将德、礼由宗法性的行为规范发展为全社会的价值准则,具有积极性和进取精神;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认为道德教化无法改变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故治国之道在严刑峻法,刑赏结合;而孙子所代表的先秦兵家则融合了儒、法两种不同的治理方案和策略,鲜明提出“主孰有道”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10.、“赏罚孰明”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11.、“修道保法”、“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杨炳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181.,展示出兵学理论的开放包容特质。从儒家提倡的道德层面看,赞赏有德之战和斥责失德之战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战争观,这同中华文化以仁爱为基准的观念互相吻合。在战争中,如果不顾及政治的约束,使得自己陷入政治上的被动,即使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也难以赢得人心赢得政治。在谈及将帅时,孙子把仁作为五德之一;在谈及用间时,不忘提醒人们“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孙子兵法》中明确提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杨丙安校理,2012年版,70页,又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杨丙安校理,2012年版同时在《谋攻篇》中还说:“上下同欲者胜”。很明显,孙子在分析战争的胜负时,第一条就是人心向背、同心同德。
  孙子也吸收法家思想用于军队管理,认为:一支队伍纪律严明,才会有战斗力:“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
  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杨丙安校理,2012年版,181页也就是必须用赏罚分明来保证铁的纪律,然后才会战无不克。又说“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者,则民不服。”可以说,《孙子兵法》开辟了儒、法合流先端。
  二《孙子兵法》文化软实力的现实意义
  (一)国家整体安全观的时代启迪
  《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之道,“不可胜在己”的先胜之谋、“修道保法”的柔武之德,对当今的国家安全发展具有重大借鉴价值。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团结和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发展,不仅能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且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文化屏障能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度,从而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一个国家和民族首先要确保生存才能谈发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英雄主义传统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的精神力量,缺乏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传统的国家和民族充满生存危机。要使这种精神渗透在我们的民族基因之中并成为民族的性格,就需要发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延续中华民族制胜的血性基因。为塑造公民的核心价值,需要大力推动《孙子兵法》的普及化、大众化,以促进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激发国民爱国尚武的英雄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继承和发扬中华儿女崇武尚义、誓死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勇敢坚韧的优良传统,不断提升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境界。
  (二)安国、人道与和合的国际交往价值观典范
  《孙子兵法》的鲜明特点是其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和深沉厚重的人文关怀。孙子将军事置于政治之下,将战争控制在道德理性之下,追求“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杨丙安校理,2012年版,251页,告诫“军争为利,军争为危”
  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杨丙安校理,2012年版,123页,凡安国全军的军事行动务求“百战不殆”,才能实现国家“生民”的目的。孙子战争观中的“安国全军”、“唯民是保”“上下同欲”等都反映出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追求,这也是爱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基础。因此它倡导尽量避免战争,在战争中力求以最小损失和牺牲赢取胜利,反对黩武主义的唯暴力论,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以孙子的战略思想丰富中国的国际交往的内容和手段,根本使命在于传播孙子以“道”、“智”、“仁”、“信”、“慎”为核心的中华和合理念和“同舟共济”的和平精神,推广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人类普适价值观,使之成为化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新的国际行为准则。
  面对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文化围攻,所谓“普世价值观”的思想进攻,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更需要积极探讨《孙子兵法》对于当代世界普世价值观的理念构建和精神塑造作用;积极探讨以及《孙子兵法》代表中華文化如何参与世界各种文化交流交融;积极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进一步提升和发挥《孙子兵法》的文化软实力作用,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去冲破“修昔底德陷阱”论调,铲除“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土壤,抵御霸权势力、军国主义思想对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文化殖民扩张,构建合作共赢、和平共处、多元文明共存的和谐世界,使《孙子兵法》成为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积极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中国传之久远的“止战”、“慎战”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光大。中国有大国责任为世界和平、合作、发展注入新的理念,开创新的模式,为塑造繁荣、和谐、文明的新世纪全球和平提供新的范本,在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中决胜制高点。
  (三)中国企业经济全球化竞争浪潮中不竭的智慧源泉
  从军事角度看,《孙子兵法》是一门战略学著作,战略学是一门实践性、政治性、全局性、对抗性、谋略性、预见性等特征极鲜明的军事科学。对企业来讲,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更趋近于军事斗争或对抗。从战略战术的制定和运用,到作战指导原则、情报信息获得、军队训练管理等多个方面,商战与军事斗争都有许多相通相似之处,都是争胜的哲学。作战需要运筹,企业经营发展需要企划;作战需要谋略,企业产品开发、市场开拓需要创意,作战需要战术手段,企业经营管理则需要技巧等等。
  张国祚在其著作《中国文化软实力论纲》中指出:“软实力中各种要素的特质无不取决于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智力因素。”
  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53.《孙子兵法》的重要价值在于虽然它是一门关于激烈军事对抗的学问,它揭示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却远远超越军事领域,而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往往可以从多方面启迪人们创造智慧的心灵之光。现实竞争中人们感兴趣的,正是《孙子兵法》中那些规律性的指导原则和谋略。因此,《孙子兵法》的军事谋略,不仅被普遍运用于军事领域,而且经过创造性转化,在一些富有竞争性的社会活动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孙子兵法》用于商业经营有着久远的历史,古人很早就有发现。《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战国时的大商人白圭宣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史记·货殖列传:卷二一九.中华书局,2006:123.白圭实行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方针,这正是《孙子兵法》中“避实击虚”原则的体现。“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被后世商人尊为经商致富的祖师爷。《孙子兵法》等古代兵家谋略思想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多是秘而不宣的秘诀,尽管没有成为显学。但其对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确有催化充实作用。
  当代中国理论界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首开从企业管理角度研究《孙子兵法》之先河的。早在198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对博士生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现在缺少的是博古通今,既懂得外国的经营管理,又懂中国的《孙子兵法》,又懂《共产党宣言》的企业家。”
  冯成略.红色管理:序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有学者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与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续。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4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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