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归纳史上人类的主要死因：史前是外伤感染，如狩猎、战争、意外所致；中古时期，时疫；现代社会随着寿命增长，则是丰裕导致的慢性病。死因反映社会形态差异，而《拼命》这本台湾外科医师病例纪实中，外科病房则是社会病理现形之处。
　　书中一例：不景气，工人失业，妻子争吵间说话伤人，结果丈夫酒后跳楼自杀。妻子忧急求医生：“钱我们想办法，一定要救。”手术成功，复健时工人也关心自己进展，复原遇挫还怪医护工作不力，医生只得内心暗骂他咎由自取。后期，妻子流露倦意，病房大吵：“我本可去赚钱，现在只能照顾你。”丈夫则归咎她求医生施救。最后夫妻没钱付医药费，推说当初本不该救。前恭后倨，如同充斥全书病患、家属出尔反尔的例子，认真负责的医生作者委屈极了。辛勤奉献，竟得不到病患认同，甚至常遭羞辱、被反咬一口。
　　为何病家会恩将仇报？因为人的价值被贫穷否定了。
　　当工作能力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时，失业也就是自尊的丧失。工人被剥夺了安分做人的生存资格，何等忧伤痛苦，难以自拔，心一横走上绝路。当这种损失变得真实起来时，暂时提高了生命的价值，使夫妻对人生恢复了一点敬意和自主控制感，但这只是陷阱里的诱饵。日常生活负担沉重，活下来代表平添巨债时，夫妻无法再如失而复得那样珍惜对方。他俩没有抗议；只顺着体制的逻辑耍赖说“我不应该活着，所以你也不该向我收钱”。
　　令人心碎。社会宛如工厂机器，吞噬了整村整城，将人群劳力磨尽、吐出GDP成品；排放的残渣，命比屎贱。承认医疗价格超出自己能赚取的数目，药比人贵，出言否定了自己的生存，我害怕出院后他还会再自杀的。
　　一本科幻小说，描述未来器官移植成风，富人移植年轻器官、得以长命百岁，穷人卖器官活命。有人专司追捕负债亡命者、强割器官抵债，不料追捕中遇袭，醒来发现靠新器官存活，亦即欠下巨债，医疗消费已擅自代他签下卖身契。科幻寓言在《拼命》一书中已成现实。经济分配牺牲多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医疗系统配合富人消费来开发延命产品；而穷人却用不起，代表贫富之悬殊。医生主动付出，对病患却是“先用后付款”骗术，最终价格无法成交。若无制度配套、全盘思想准备，医术再高明，也沦为放贷者趁火打劫。
　　另一例，九十老翁中风昏迷多年，外佣照顾，家人不相往来。消化溃疡休克急救，手术风险高，同住的儿、媳拒绝手术。族人仍决定手术，但术后插管康复，兄弟姊妹却决定藉此机会摆脱，拔管回家。不料拔管后竟不死，家属撒手不管，把老翁扔在医院，一个月后败血症死亡。
　　这悲剧可说是接受现实的渐进过程，没同住照护者不知照护之苦，为“尽孝”决定手术；但经历认识而转变立场，接纳死亡。当经济只拆散社区家庭、不接手帮助照护，就是判长期卧病者死刑；医生无法理解为何家属想毁了他的手术杰作，不知留人无益。双方参考架构扞格，医生觉得能医的都该活，家属对何谓活着另有想法。因医病阶级差距，医院是孤立断裂现场，医生看不到家境贫富，不知家属治疗基准随社会经济／福利水平而变动。
　　人命无价，并非常态，而是前人拼来；今人坐拥视为当然，实已失之。往昔贫穷年代，活着不是收获而是负担，《非典型法国》说：“18世纪时，从阿尔萨斯的都市医生到布列塔尼的乡村医生，都发现高死亡率的祸首不是饥荒和疾病。问题症结在于人一患病，就不想离床，希望早日死去。1750年，阿让松侯爵注意到，在都兰地区耕他田地的农民‘不想增产’，‘只想死’。即使在丰收时期，使不动铲或握不住针的老人，都一心想尽早死掉。‘撑太久’乃是人生在世的一大恐惧。病弱者通常遭照料者痛恶。1850年，官方在塞纳-马恩省、罗瓦雷省施行特别补助，才让穷人愿意把病重亲人留在家里，而非把他们送到空荡荡的市立晚期病人收容所等死。食物只够生者填饱肚子时，垂死者的消耗食物就令人难以忍受。在农民小说家米尔·纪尧曼笔下，1840年代那个情感较融洽的家庭里，埃米尔祖母缠绵病榻而尚未丧失听力时，家人就在她面前公开论道：‘真想知道这还要多久。’然后另一人回道：‘应不会太久，我想。’”
　　医生投诉病患“无法跟我一样重视生命”的道德缺陷，其实是经济问题，及经济问题下的心理问题。
　　业务员喝酒喝到肝烂光，叫他别喝就发火。吐血休克送医，医生冒险开刀，结果多重器官衰竭──作者严正结论：酗酒也是自杀。但若把自杀责任推给事主一人，那也是何不食肉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