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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正面临一系列复杂而难以决策的问题。企业领导者最好与政府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天平在向政府倾斜
虽然我们预计市场资本主义将继续稳步发展,但国家却可能在下一个10年里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其原因有三。
首先,全球化有时会给公民个人带来负面影响。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世界各国政府就已经发现,人们要求由政府出面来减轻负面影响的呼声越来越高。
其次,危机本身促使政府采用两种手段进行大规模直接干预:一是出台财政激励方案;二是加强监管。当下,人们有目共睹,美国为首的自由市场模式频频失灵,而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却是成功的。中国模式虽以市场为导向,但认定国家这支“引导之手”要牢牢掌握住权力的杠杆因素。有鉴于此,在世界许多国家,权力的天平向政府一端倾斜的趋势加剧了。
第三,全球经济重心日益扩散和多元化,这使得更加难以通过多边合作方式达成一致来制定全球性的游戏规则。对企业而言,从单一规则向多元化规则的持续转变,必将增大把握全球性商机的难度。企业需要在诸多方面与众多关键的地区和国家政府部门进行接触。
风险在向个人转移
企业高管面临的挑战不少。但未来几年,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压力才真正令人望而生畏。
一方面,各国政府一直肩负着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实现经济繁荣的责任——大多数国家都深知,要实现此目标,必须增大市场的作用,而不是倒退回指令性经济时代。另一方面,政府还必须确保社会稳定,并维护社会保障体系。
此外,政府必须为继续居住在不同国家的本国公民实现上述目标,尽管这些公民的最终财富受到不承认国境疆界的资本流、商品流、劳动力流和信息流的变革性转移的极大影响。未来10年,各国政府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联合协作,它们如何应对这些压力,其影响都要大过其他任何一类经济参与者的行动所能产生的后果。
在过去20年中,尽管全球的总体生活标准在不断提高,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几乎有3/4的成员国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在新兴市场中,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在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步伐令任何一个西方经济体都望尘莫及。
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构性转变。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整体生活标准往往会随之提高,但收入差距也会拉大。在收入差距方面,制造业经济一般大于农业经济,而基于服务的经济又大于制造业经济。基尼系数是衡量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之间差距的指标;服务业的基尼系数比制造业高2/3,比农业部门高150%。
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然而,人们往往将收入差距的恶化归咎于贸易,其实贸易并不是罪魁祸首。实际上,技术采用率才是迄今最大的驱动因素,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诸多因素中,技术采用率的影响占3/4,它的主要影响是以自动化取代了许多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而知识工作者的缺乏和资本密集型投资(这种投资可提高顶尖人才的生产率,从而提高其创收潜力)导致最高收入者的薪水大幅攀升,进而加剧了这一问题。
问题的要害是:在以市场驱动的全球经济中,风险正向个人转移——政府越来越有责任来帮助收拾残局。
企业应帮助解决难题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企业再也不能将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视为“麻烦制造者”而甩开或敷衍。政府正面对着一系列合理合法但又难以抉择的决策,并将被迫进行权衡取舍。企业领导者最好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与政府一道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企业也需要继续努力,去争得在相对宽松、支持企业的环境中的“运营权”。
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现实问题。例如:沃尔玛已经开始协助联邦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重新制定美国的医疗政策。这一举措产生了一系列创新方案,比如:该公司的“4美元处方药计划”和“店内诊所”等,这些方案不仅有助于降低美国的医疗提供成本,还帮助沃尔玛的客户和员工减少了医疗开支。
许多政府的税基在不断缩小,而负担却日益沉重,因此,国家也面临着一个紧迫的生产率问题:如何增加服务并降低成本。多年来,由于采用精益流程和IT改进措施,私营部门的生产率在不断提高,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企业可通过创新的举措来帮助公共部门解决上述问题。像西班牙,医疗保险提供商Adeslas正与巴伦西亚省政府合作,来提高医院和诊所的运营效率。在英国,为建造希思罗机场的5号航站楼,英国机场管理局制定了一份激励计划,让私人供应商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了项目,而且没有超出预算。
面对持续不断的反企业浪潮压力,政治家们迫于压力有时可能会采取一定的妥协姿态,但大多数政府依然认为,与企业进行良好合作是解决自身最大难题的最有效方式。正像企业需要认识到政府所面临的立法挑战一样,政府也必须认识到企业在帮助解决这些难题时所能发挥的合法作用。毕竟,只有稳固并不断扩大的私营部门,才能提供满足政府预算需求的收入。
一个有趣的变通是,为更好地实现吸引更多私营企业的目标,政府有时会求助于私营企业。例如:上海市就雇佣万宝盛华就业服务公司帮助审核企业家获得政府补贴的资格。
企业成功有赖国家成功
企业在进行全球扩张时,需要更加熟练地掌握适应日益复杂的各种监管环境的技能。
谷歌最近遇到的挑战表明,既要在全球推广同一业务模式又要应对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是多么困难。在中国,该公司强烈重申了自己的隐私权,坚持认为国家不能调查谷歌服务器上存储的数据。同时,在意大利,谷歌高管因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而被判定有罪。此外,多名高管因通过 YouTube 提供允许个人发布视频的平台但没有进行监管而被判缓期监禁。
企业领导者必须认识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有赖于国家的成功,而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是国家无法成功地应对挑战。管理
(原文选自2010年7月《麦肯锡季刊》,麦肯锡公司授权刊载,本刊略作删减。本文作者Peter Bisson 系麦肯锡斯坦福德分公司资深董事、Elizabeth Stephenson系麦肯锡芝加哥分公司董事、Rik Kirkland系麦肯锡出版总监。)
责任编辑:王 缨
天平在向政府倾斜
虽然我们预计市场资本主义将继续稳步发展,但国家却可能在下一个10年里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其原因有三。
首先,全球化有时会给公民个人带来负面影响。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世界各国政府就已经发现,人们要求由政府出面来减轻负面影响的呼声越来越高。
其次,危机本身促使政府采用两种手段进行大规模直接干预:一是出台财政激励方案;二是加强监管。当下,人们有目共睹,美国为首的自由市场模式频频失灵,而中国模式到目前为止却是成功的。中国模式虽以市场为导向,但认定国家这支“引导之手”要牢牢掌握住权力的杠杆因素。有鉴于此,在世界许多国家,权力的天平向政府一端倾斜的趋势加剧了。
第三,全球经济重心日益扩散和多元化,这使得更加难以通过多边合作方式达成一致来制定全球性的游戏规则。对企业而言,从单一规则向多元化规则的持续转变,必将增大把握全球性商机的难度。企业需要在诸多方面与众多关键的地区和国家政府部门进行接触。
风险在向个人转移
企业高管面临的挑战不少。但未来几年,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压力才真正令人望而生畏。
一方面,各国政府一直肩负着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实现经济繁荣的责任——大多数国家都深知,要实现此目标,必须增大市场的作用,而不是倒退回指令性经济时代。另一方面,政府还必须确保社会稳定,并维护社会保障体系。
此外,政府必须为继续居住在不同国家的本国公民实现上述目标,尽管这些公民的最终财富受到不承认国境疆界的资本流、商品流、劳动力流和信息流的变革性转移的极大影响。未来10年,各国政府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联合协作,它们如何应对这些压力,其影响都要大过其他任何一类经济参与者的行动所能产生的后果。
在过去20年中,尽管全球的总体生活标准在不断提高,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几乎有3/4的成员国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在新兴市场中,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在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步伐令任何一个西方经济体都望尘莫及。
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构性转变。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整体生活标准往往会随之提高,但收入差距也会拉大。在收入差距方面,制造业经济一般大于农业经济,而基于服务的经济又大于制造业经济。基尼系数是衡量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之间差距的指标;服务业的基尼系数比制造业高2/3,比农业部门高150%。
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然而,人们往往将收入差距的恶化归咎于贸易,其实贸易并不是罪魁祸首。实际上,技术采用率才是迄今最大的驱动因素,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诸多因素中,技术采用率的影响占3/4,它的主要影响是以自动化取代了许多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而知识工作者的缺乏和资本密集型投资(这种投资可提高顶尖人才的生产率,从而提高其创收潜力)导致最高收入者的薪水大幅攀升,进而加剧了这一问题。
问题的要害是:在以市场驱动的全球经济中,风险正向个人转移——政府越来越有责任来帮助收拾残局。
企业应帮助解决难题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企业再也不能将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视为“麻烦制造者”而甩开或敷衍。政府正面对着一系列合理合法但又难以抉择的决策,并将被迫进行权衡取舍。企业领导者最好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与政府一道寻找相应的解决方案。企业也需要继续努力,去争得在相对宽松、支持企业的环境中的“运营权”。
成功的企业领导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现实问题。例如:沃尔玛已经开始协助联邦和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重新制定美国的医疗政策。这一举措产生了一系列创新方案,比如:该公司的“4美元处方药计划”和“店内诊所”等,这些方案不仅有助于降低美国的医疗提供成本,还帮助沃尔玛的客户和员工减少了医疗开支。
许多政府的税基在不断缩小,而负担却日益沉重,因此,国家也面临着一个紧迫的生产率问题:如何增加服务并降低成本。多年来,由于采用精益流程和IT改进措施,私营部门的生产率在不断提高,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企业可通过创新的举措来帮助公共部门解决上述问题。像西班牙,医疗保险提供商Adeslas正与巴伦西亚省政府合作,来提高医院和诊所的运营效率。在英国,为建造希思罗机场的5号航站楼,英国机场管理局制定了一份激励计划,让私人供应商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了项目,而且没有超出预算。
面对持续不断的反企业浪潮压力,政治家们迫于压力有时可能会采取一定的妥协姿态,但大多数政府依然认为,与企业进行良好合作是解决自身最大难题的最有效方式。正像企业需要认识到政府所面临的立法挑战一样,政府也必须认识到企业在帮助解决这些难题时所能发挥的合法作用。毕竟,只有稳固并不断扩大的私营部门,才能提供满足政府预算需求的收入。
一个有趣的变通是,为更好地实现吸引更多私营企业的目标,政府有时会求助于私营企业。例如:上海市就雇佣万宝盛华就业服务公司帮助审核企业家获得政府补贴的资格。
企业成功有赖国家成功
企业在进行全球扩张时,需要更加熟练地掌握适应日益复杂的各种监管环境的技能。
谷歌最近遇到的挑战表明,既要在全球推广同一业务模式又要应对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是多么困难。在中国,该公司强烈重申了自己的隐私权,坚持认为国家不能调查谷歌服务器上存储的数据。同时,在意大利,谷歌高管因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而被判定有罪。此外,多名高管因通过 YouTube 提供允许个人发布视频的平台但没有进行监管而被判缓期监禁。
企业领导者必须认识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有赖于国家的成功,而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是国家无法成功地应对挑战。管理
(原文选自2010年7月《麦肯锡季刊》,麦肯锡公司授权刊载,本刊略作删减。本文作者Peter Bisson 系麦肯锡斯坦福德分公司资深董事、Elizabeth Stephenson系麦肯锡芝加哥分公司董事、Rik Kirkland系麦肯锡出版总监。)
责任编辑:王 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