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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陕西省榆林市地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连接地带，从秦汉以来，这里曾先后是匈奴、突厥、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和汉民族长期杂处融合之地，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故事就反映在红石峡的上百幅摩崖题刻中，如：“中外一统”、“安内攘外”、“汉蒙一家”等。这些题刻是榆林地区的宝贵史料。
关键词：红石峡;题刻;近代史
一、背景
榆林，古称“上郡”，始于春秋战国，兴于明清，明朝九边重镇“延绥镇”（又称榆林镇）驻地，位于中国陕西省的最北部，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交界处，是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东临黄河与山西省隔河相望，西连宁夏、甘肃，南接延安，北与鄂尔多斯相连，系陕、甘、宁、蒙、晋五省区交界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有关反映战争、交流、表达美好愿望等内容的题刻在红石峡有多处，如“中外一统”，这幅题刻是康熙元年，也就是1662年农历2月，由都御史三韩林天擎所题。“中”这里是指中原地区、汉族;“外”这里是指少数民族地区。题刻意指：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华夏民族，理应和平共处，一统河山。
再比如“安内攘外”是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所题。题刻意指：一方面要保证本民族内部的团结稳定，同时也要排除外来的干扰。由于下款风蚀严重，因此无法得知是由谁题写。“安内攘外”出自汉 张仲景《伤寒论·太阳病上》原意是针对药的疗效而言。后多指安定内部，排除外患。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句话很重要：“攘外必先安内”。长期以来，学界几乎公认这句话是蒋介石用来“围剿”红军而任凭日军入侵的罪证。“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之时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应对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攘外必先安内应该是努力争取民心，如果没有民心的支持，那么政权将会不存在，盲目攘外和安内都是不可取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红石峡的题刻可以很直观的反映出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史实。因此，本文将以三处红石峡题刻及其背后的历史为例，简单谈谈近代史上榆林地区的几件重要史实。
二、题刻分析
1、“汉蒙一家”
这幅题刻是中华民国二年十月（1913年）由陕北观察使者崔云松等游峡所题。榆林的地形比较特殊，基本上是以明长城为界，长城以南是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约占全市面积的百分之六十，长城以北是风沙草灘区，约占全市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再往北走，就是内蒙古伊克昭盟了。所以，长久以来，汉蒙两个民族可以说是情同手足，亲如一家。如镇北台脚下的款贡城和红石峡东侧的易马城就是汉蒙两个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自由贸易的历史见证。而红石峡东侧的易马城则是明王朝在长城沿线上设立的十一处蒙汉民间自由贸易场所之一，它的作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商品交易市场。当年，每年的正月十五开市，每隔一天，进行一次交易，汉商带着湖茶、苏布、绸缎、食盐、烟叶等来到易马城，而蒙民赶着牛、羊、骆驼带着皮毛、皮张、绒毛等来到易马城内，他们之间的交易方式是“以物易物”，也就是拿东西换东西。在易马城内交易还有一个小小的贸易壁垒。比如：当时朝廷就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汉族商人向蒙古族商人出售粮食和铁器，也不允许蒙古族商人向汉族商人出售活马。你说这易马城内不允许交易马匹，给人的感觉是不是有些名不副实。但是，这个名不副实也充分反映了当时存在于两个民族之间那种十分微妙的戒备心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关系的融合，汉蒙已经成为一家了。
2、“力挽狂澜”
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列主义就开始在陕北各地传播。当时在北京、上海等地上学的陕北青年，利用寒暑假回家之际，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新文化、新思想，使得偏僻闭塞的陕北各地受到了革命风潮的波及和影响。随着一批进步青年来榆林办教育，马列主义从学校到社会逐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杜斌丞先生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米脂家乡后不久，出任当时陕北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校长，积极推行新文化教育和传播革命思想，并从1922年开始，先后从北京、天津等地聘请了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魏野畴、李子洲、呼震东、王森然、朱横秋等同志来到榆林中学任教。这些革命前辈来到榆林中学任教后，大胆改革教学内容，向学生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学校政治生活逐渐活跃起来，使许多进步青年逐步觉醒，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刘志丹、谢子长等革命前辈，就是在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入党的，尔后成为西北和陕西党组织的优秀领导者。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四月榆中丁级班学生毕业，学校在红石峡举行了欢送会，经李子洲提议，全班同学通过，校长杜斌丞推荐教务主任崔焕九书写，在红石峡题刻了这幅“力挽狂澜”，号召同学们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的行列之中，去拯救水火之中的中华民族。这四个字是出自李波涛同学“力挽狂澜走天涯，封建家庭抛开它，苦乐乐苦闹革命，立志创立新中华”一诗之中。“力挽狂澜”这幅题刻苍劲有力，风格沉雄坚实，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3、“还我河山”
“申武将军天下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这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写的一首诗，这首诗赞颂的正是红石峡东崖上这两幅“还我河山”的作者，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
马占山，字秀芳，吉林省怀德县人，原任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备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的马占山不顾国民政府的“不准抵抗”的命令，率先打响了反击日寇的第一枪，他曾致电国民政府：“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使失寸尺之地沦于异族。唯有本我初衷，誓于周旋，始终坚持，绝不屈让！”马占山率部先后在嫩江桥、昂昂溪及三间房等地抗击日寇，是“九一八”以来，日本关东军遭遇到的最顽强、最搏命，来自中国军人的殊死抵抗！毙伤日军1181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这就是著名的“江桥战役”。马占山奋起抵抗日军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反抗日军的爱国热情，在上海，青年学生自愿组织了“抗日援马敢死团”，福昌烟草公司专门生产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并且在烟盒上号召“愿人人都学马将军”，一时间供不应求。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占山将军在榆八年间，严束军纪、爱护百姓，以黄河为防线，在长城内外数百公里的土地上艰苦抗战，挫败了日伪西窜的野心，为保护府谷、伊盟一带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民国三十年，也就是1941年冬，他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来到红石峡赴朱绶光宴请，当他看到两崖上一幅幅斑驳的题刻，想到了祖国山河破碎，想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任意践踏的国土，想到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正在遭受日寇的蹂躏。这是国家的耻辱！这是民族的仇恨！托着抗战期间受伤依旧行动不便的右臂，他举起左手，拿起毛笔，一口气写下了二十多幅 “还我河山”。这几个大字充分表明了他驱逐日寇的决心以及统一祖国的渴望。陪同的军士精心挑选了两幅镌刻在红石峡东崖之上。今天，当站在这两幅“还我河山”下时，依旧能感受到那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和那一位位抗日英雄的爱国情怀！也让全国人民更加坚信：铭记，不只是民族的悲怆，还有落后必亡的训诫！纪念，从不为宣扬复仇的怨念，只为许下复兴的心愿，吾辈当自强。
三、结语
上文通过三处重要的题刻为例，对其所反映的近代榆林地区的部分史实做了简单分析。其实，红石峡除了题刻之外，还有一处“翠然阁”。红石峡的翠然阁，明清时专供文人雅士吟诗作赋、达官貴人把酒临风的普通阁楼却在近代的陕北革命斗争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1928年5月，中共榆林县委曾在此召开会议，次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翠然阁上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刘澜涛、白明善、贾拓夫、谢子长、刘志丹、李立果、霍世杰、杨国栋等，会议批判了杨国栋的右倾错误领导，选举任命刘志丹同志为特委会书记，主持特委工作。在陕北老百姓心目当中，刘志丹是位传奇人物，在这一带，提起刘志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美国记者爱德加思默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当中把刘志丹称做是中国的“罗宾汉”。因为他们专门为穷苦人民谋幸福。在这次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加强武装斗争等问题，并且通过了武装斗争分成三种形式进行的决议，即“红色”、“白色”和“灰色”。“红色”也就是组建工农革命武装;“白色”就是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策反工作;“灰色”就是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匪的武装力量;从此开创了陕北革命斗争的新篇章，在陕北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几处红石峡摩崖题刻的解读，着重分析了题刻背后的历史，以及它所反映的榆林地区的重要地位。红石峡的每一幅摩崖题刻都镶嵌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我们走进那个历史时代的一扇大门。红石峡不但是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宝库，也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典籍，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实资料，其丰富的艺术价值与厚重的史学价值值得我们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重视。
参考文献
[2]贺菊芳《红石峡摩崖石刻》陕榆新出批（95）0016号1995年10月第1版
[3]王富春，李建平，谢静.《榆林红石峡：水利史迹与碑刻》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0月第1版
关键词：红石峡;题刻;近代史
一、背景
榆林，古称“上郡”，始于春秋战国，兴于明清，明朝九边重镇“延绥镇”（又称榆林镇）驻地，位于中国陕西省的最北部，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交界处，是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区。东临黄河与山西省隔河相望，西连宁夏、甘肃，南接延安，北与鄂尔多斯相连，系陕、甘、宁、蒙、晋五省区交界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有关反映战争、交流、表达美好愿望等内容的题刻在红石峡有多处，如“中外一统”，这幅题刻是康熙元年，也就是1662年农历2月，由都御史三韩林天擎所题。“中”这里是指中原地区、汉族;“外”这里是指少数民族地区。题刻意指：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是华夏民族，理应和平共处，一统河山。
再比如“安内攘外”是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所题。题刻意指：一方面要保证本民族内部的团结稳定，同时也要排除外来的干扰。由于下款风蚀严重，因此无法得知是由谁题写。“安内攘外”出自汉 张仲景《伤寒论·太阳病上》原意是针对药的疗效而言。后多指安定内部，排除外患。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句话很重要：“攘外必先安内”。长期以来，学界几乎公认这句话是蒋介石用来“围剿”红军而任凭日军入侵的罪证。“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亡之时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意在应对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攘外必先安内应该是努力争取民心，如果没有民心的支持，那么政权将会不存在，盲目攘外和安内都是不可取的。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红石峡的题刻可以很直观的反映出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史实。因此，本文将以三处红石峡题刻及其背后的历史为例，简单谈谈近代史上榆林地区的几件重要史实。
二、题刻分析
1、“汉蒙一家”
这幅题刻是中华民国二年十月（1913年）由陕北观察使者崔云松等游峡所题。榆林的地形比较特殊，基本上是以明长城为界，长城以南是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约占全市面积的百分之六十，长城以北是风沙草灘区，约占全市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再往北走，就是内蒙古伊克昭盟了。所以，长久以来，汉蒙两个民族可以说是情同手足，亲如一家。如镇北台脚下的款贡城和红石峡东侧的易马城就是汉蒙两个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自由贸易的历史见证。而红石峡东侧的易马城则是明王朝在长城沿线上设立的十一处蒙汉民间自由贸易场所之一，它的作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商品交易市场。当年，每年的正月十五开市，每隔一天，进行一次交易，汉商带着湖茶、苏布、绸缎、食盐、烟叶等来到易马城，而蒙民赶着牛、羊、骆驼带着皮毛、皮张、绒毛等来到易马城内，他们之间的交易方式是“以物易物”，也就是拿东西换东西。在易马城内交易还有一个小小的贸易壁垒。比如：当时朝廷就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汉族商人向蒙古族商人出售粮食和铁器，也不允许蒙古族商人向汉族商人出售活马。你说这易马城内不允许交易马匹，给人的感觉是不是有些名不副实。但是，这个名不副实也充分反映了当时存在于两个民族之间那种十分微妙的戒备心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关系的融合，汉蒙已经成为一家了。
2、“力挽狂澜”
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列主义就开始在陕北各地传播。当时在北京、上海等地上学的陕北青年，利用寒暑假回家之际，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新文化、新思想，使得偏僻闭塞的陕北各地受到了革命风潮的波及和影响。随着一批进步青年来榆林办教育，马列主义从学校到社会逐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杜斌丞先生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米脂家乡后不久，出任当时陕北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校长，积极推行新文化教育和传播革命思想，并从1922年开始，先后从北京、天津等地聘请了思想进步、有真才实学的魏野畴、李子洲、呼震东、王森然、朱横秋等同志来到榆林中学任教。这些革命前辈来到榆林中学任教后，大胆改革教学内容，向学生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学校政治生活逐渐活跃起来，使许多进步青年逐步觉醒，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刘志丹、谢子长等革命前辈，就是在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入党的，尔后成为西北和陕西党组织的优秀领导者。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四月榆中丁级班学生毕业，学校在红石峡举行了欢送会，经李子洲提议，全班同学通过，校长杜斌丞推荐教务主任崔焕九书写，在红石峡题刻了这幅“力挽狂澜”，号召同学们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的行列之中，去拯救水火之中的中华民族。这四个字是出自李波涛同学“力挽狂澜走天涯，封建家庭抛开它，苦乐乐苦闹革命，立志创立新中华”一诗之中。“力挽狂澜”这幅题刻苍劲有力，风格沉雄坚实，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3、“还我河山”
“申武将军天下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这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写的一首诗，这首诗赞颂的正是红石峡东崖上这两幅“还我河山”的作者，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
马占山，字秀芳，吉林省怀德县人，原任东北边防军骑兵师师长和黑河警备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的马占山不顾国民政府的“不准抵抗”的命令，率先打响了反击日寇的第一枪，他曾致电国民政府：“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使失寸尺之地沦于异族。唯有本我初衷，誓于周旋，始终坚持，绝不屈让！”马占山率部先后在嫩江桥、昂昂溪及三间房等地抗击日寇，是“九一八”以来，日本关东军遭遇到的最顽强、最搏命，来自中国军人的殊死抵抗！毙伤日军1181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这就是著名的“江桥战役”。马占山奋起抵抗日军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反抗日军的爱国热情，在上海，青年学生自愿组织了“抗日援马敢死团”，福昌烟草公司专门生产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并且在烟盒上号召“愿人人都学马将军”，一时间供不应求。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占山将军在榆八年间，严束军纪、爱护百姓，以黄河为防线，在长城内外数百公里的土地上艰苦抗战，挫败了日伪西窜的野心，为保护府谷、伊盟一带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民国三十年，也就是1941年冬，他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来到红石峡赴朱绶光宴请，当他看到两崖上一幅幅斑驳的题刻，想到了祖国山河破碎，想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任意践踏的国土，想到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正在遭受日寇的蹂躏。这是国家的耻辱！这是民族的仇恨！托着抗战期间受伤依旧行动不便的右臂，他举起左手，拿起毛笔，一口气写下了二十多幅 “还我河山”。这几个大字充分表明了他驱逐日寇的决心以及统一祖国的渴望。陪同的军士精心挑选了两幅镌刻在红石峡东崖之上。今天，当站在这两幅“还我河山”下时，依旧能感受到那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和那一位位抗日英雄的爱国情怀！也让全国人民更加坚信：铭记，不只是民族的悲怆，还有落后必亡的训诫！纪念，从不为宣扬复仇的怨念，只为许下复兴的心愿，吾辈当自强。
三、结语
上文通过三处重要的题刻为例，对其所反映的近代榆林地区的部分史实做了简单分析。其实，红石峡除了题刻之外，还有一处“翠然阁”。红石峡的翠然阁，明清时专供文人雅士吟诗作赋、达官貴人把酒临风的普通阁楼却在近代的陕北革命斗争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1928年5月，中共榆林县委曾在此召开会议，次年8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翠然阁上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刘澜涛、白明善、贾拓夫、谢子长、刘志丹、李立果、霍世杰、杨国栋等，会议批判了杨国栋的右倾错误领导，选举任命刘志丹同志为特委会书记，主持特委工作。在陕北老百姓心目当中，刘志丹是位传奇人物，在这一带，提起刘志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美国记者爱德加思默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当中把刘志丹称做是中国的“罗宾汉”。因为他们专门为穷苦人民谋幸福。在这次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加强武装斗争等问题，并且通过了武装斗争分成三种形式进行的决议，即“红色”、“白色”和“灰色”。“红色”也就是组建工农革命武装;“白色”就是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策反工作;“灰色”就是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匪的武装力量;从此开创了陕北革命斗争的新篇章，在陕北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几处红石峡摩崖题刻的解读，着重分析了题刻背后的历史，以及它所反映的榆林地区的重要地位。红石峡的每一幅摩崖题刻都镶嵌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我们走进那个历史时代的一扇大门。红石峡不但是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宝库，也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典籍，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实资料，其丰富的艺术价值与厚重的史学价值值得我们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重视。
参考文献
[2]贺菊芳《红石峡摩崖石刻》陕榆新出批（95）0016号1995年10月第1版
[3]王富春，李建平，谢静.《榆林红石峡：水利史迹与碑刻》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