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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多月在全国各地的奔波，5月22日，交银施罗德旗下第19只基金——交银全球自然资源成立。
6. 28亿份的首募规模，是一个能勉强保住大家“面子”，并能给公司大股东交通银行的领导们一个交代的数字。
但，这又是一个只能在短时间撑住“面子”的数字。知情者心知肚明，严重注水后的首募数据对公司的发展危害甚巨。一旦新基金封闭期过后开放申购赎回，“帮忙资金”会很快撤退，公司支付的大量成本将就此打了水漂。
“如果把公司当做自己的一样去管理，我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马不停蹄地发行新基金。”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然而，交银施罗德却来不及喘息，从5月14日起，又开始发行交银荣安保本基金，尽管对于刚成立的交银全球自然资源基金，公司全部员工合计也只认购了2980份。
它曾是一家进入国内前十大的基金公司。鼎盛时期，合计达858亿元的管理资产规模给公司股东贡献了丰厚利润，也给员工创造了高额收入。但是，跑马圈地式的快速发展模式毒副作用巨大，公司风控形同虚设，内部“鼠害”猖獗， 2010年10月，前投资总监李旭利、基金经理郑拓的“老鼠仓”同时案发，交银施罗德开始陨落。
目前，交银施罗德的合计管理资产规模已缩水至441亿元，在业内的排名由原来的第9位急剧跌落至第18位。近年来，该公司力图通过密集的新基金发行来扭转下滑趋势，但李旭利与郑拓两大“老鼠仓”的阴影却总是如影随形，成为公司与基民间重建信任的巨大障碍。
郑拓面临刑罚
5月23日，证监会通报郑拓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情况。
郑拓，1968年出生，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进修MBA。他历任黑龙江省进出口公司业务代表、君安证券投资经理、广达投资公司投资经理、贝尔德投资银行分析师、海富通基金股票分析师、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于2007年3月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
业内人士介绍说，郑拓当初从海富通跳槽到交银施罗德，主要是因为他担任基金经理后，不能适应海富通基金内部的团队文化和风控制度，而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不但薪酬待遇更高，且管理宽松，对基金经理缺乏约束，无形中给不法分子窃取基金公众资产留下了缝隙。
经证监会调查，在2007年3月至2009年8月实际管理交银稳健基金期间，郑拓利用任职优势获取的交银稳健基金投资交易未公开信息，使用夏某某、原某某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步于其管理的交银稳健基金买入或卖出股票50余只，累计成交金额达5亿余元，非法获利1400余万元。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郑拓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规模一度超过100亿元，单个交易日的交易金额动辄数亿元。他利用非公开的基金投资交易信息，先于或同步于其管理的基金买入同一公司股票获利，会对相关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不利于有关基金的影响，使该基金投资该种股票的成本增加，从而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郑拓在2009年9月离开交银施罗德基金后，与原来的同事陈晓秋一起创立自己的私募基金上海好望角投资公司，其投资业绩相当糟糕。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发行的“深蓝1号”、“深蓝3号”分别亏损38. 93%、33. 86%，最终都被迫清盘。
李旭利等待审判
在郑拓被立案调查的同时，交银施罗德原投资总监李旭利也因“老鼠仓”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李旭利，1973年出生，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经济学专业，后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取得硕士学位。1998年至2005年，他任职于南方基金，先后任公司研究员、交易员、基金经理、投资总监等职务，2005年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担任投资总监。在2007年至2008年，曾任证监会第九届发审委委员。2009年5月，李旭利转投私募，担任重阳投资的首席投资官。
2010年9月21日，证监会对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10年10月25日，重阳投资发布公告称：“重阳投资首席投资官李旭利先生由于身体原因和自身的安排……正式离开重阳投资。”
2011年11月29日，证监会通报李旭利“老鼠仓”案的情况：经查，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5月25日期间，李旭利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其实际控制的2个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基金买入或卖出相同股票2只，非法获利1000余万元。
据悉，在2009年2月28日之前，李旭利就有巨额内幕交易。从上世纪90年代在南方基金从业起，李旭利就陆续操作多个亲友的证券账户。在相关部门查询时，其控制的银行账户的余额就超过1亿元。但由于“老鼠仓”入刑是从2009年2月28日即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因此，对他的“老鼠仓”行为的刑责追诉期就限定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
因李旭利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证监会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1年8月22日，李旭利被上海警方带走调查并被刑事拘留。
2012年3月1日，上海法院网发布的信息显示，李旭利案定于3月15日开庭审理，其后三度推迟，据最新公告，该案由浦东法院改为上海一中院公开审理，开庭时间为6月12日。
假如内部监控到位
与其他已曝出“老鼠仓”的基金公司一样，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对外宣称，李旭利、郑拓的“老鼠仓”都是基金经理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这种说法受到法律界人士的质疑。
以李旭利案为例，李旭利在操作“老鼠仓”时，主要由自己在工作时间亲自下单，使用的是公司的电脑，IP地址也是公司的IP地址。一位基金公司高管表示，如果公司的内控能发挥作用，那么就不可能不会发现这种明目张胆的“老鼠仓”行为。
作为国内首批获准试点的银行系基金公司之一，上级主管部门对交银施罗德曾寄予厚望，严控风险和稳健经营是基本要求。然而，交银施罗德在成立后却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和利润增长，在选人用人以及内部流程管理方面出现重大风险，令公司以及大股东交通银行的声誉受到伤害。
迄今为止，交银施罗德基金似乎并未能有效吸取过往教训，有业内人士说，“依然沉迷于对资产规模数据的追逐，新基金首募规模屡屡掺水。”以交银双利基金为例，该基金2011年9月成立时的首募规模为11. 36亿份，半年后已萎缩至3. 09亿份，缩水超过七成。另外，交银深证300价值ETF及其联接基金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而最近成立的交银全球自然资源基金，其有效认购总户数仅有2164户，按6. 28亿份的首募规模计，意味着该基金的户均认购金额超过29万元，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数据是否实在还要打个问号，该基金一旦开放，会不会重演急剧缩水的一幕呢？
6. 28亿份的首募规模，是一个能勉强保住大家“面子”，并能给公司大股东交通银行的领导们一个交代的数字。
但，这又是一个只能在短时间撑住“面子”的数字。知情者心知肚明，严重注水后的首募数据对公司的发展危害甚巨。一旦新基金封闭期过后开放申购赎回，“帮忙资金”会很快撤退，公司支付的大量成本将就此打了水漂。
“如果把公司当做自己的一样去管理，我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马不停蹄地发行新基金。”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然而，交银施罗德却来不及喘息，从5月14日起，又开始发行交银荣安保本基金，尽管对于刚成立的交银全球自然资源基金，公司全部员工合计也只认购了2980份。
它曾是一家进入国内前十大的基金公司。鼎盛时期，合计达858亿元的管理资产规模给公司股东贡献了丰厚利润，也给员工创造了高额收入。但是，跑马圈地式的快速发展模式毒副作用巨大，公司风控形同虚设，内部“鼠害”猖獗， 2010年10月，前投资总监李旭利、基金经理郑拓的“老鼠仓”同时案发，交银施罗德开始陨落。
目前，交银施罗德的合计管理资产规模已缩水至441亿元，在业内的排名由原来的第9位急剧跌落至第18位。近年来，该公司力图通过密集的新基金发行来扭转下滑趋势，但李旭利与郑拓两大“老鼠仓”的阴影却总是如影随形，成为公司与基民间重建信任的巨大障碍。
郑拓面临刑罚
5月23日，证监会通报郑拓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案情况。
郑拓，1968年出生，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进修MBA。他历任黑龙江省进出口公司业务代表、君安证券投资经理、广达投资公司投资经理、贝尔德投资银行分析师、海富通基金股票分析师、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于2007年3月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
业内人士介绍说，郑拓当初从海富通跳槽到交银施罗德，主要是因为他担任基金经理后，不能适应海富通基金内部的团队文化和风控制度，而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不但薪酬待遇更高，且管理宽松，对基金经理缺乏约束，无形中给不法分子窃取基金公众资产留下了缝隙。
经证监会调查，在2007年3月至2009年8月实际管理交银稳健基金期间，郑拓利用任职优势获取的交银稳健基金投资交易未公开信息，使用夏某某、原某某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步于其管理的交银稳健基金买入或卖出股票50余只，累计成交金额达5亿余元，非法获利1400余万元。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郑拓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规模一度超过100亿元，单个交易日的交易金额动辄数亿元。他利用非公开的基金投资交易信息，先于或同步于其管理的基金买入同一公司股票获利，会对相关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不利于有关基金的影响，使该基金投资该种股票的成本增加，从而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郑拓在2009年9月离开交银施罗德基金后，与原来的同事陈晓秋一起创立自己的私募基金上海好望角投资公司，其投资业绩相当糟糕。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发行的“深蓝1号”、“深蓝3号”分别亏损38. 93%、33. 86%，最终都被迫清盘。
李旭利等待审判
在郑拓被立案调查的同时，交银施罗德原投资总监李旭利也因“老鼠仓”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李旭利，1973年出生，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经济学专业，后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取得硕士学位。1998年至2005年，他任职于南方基金，先后任公司研究员、交易员、基金经理、投资总监等职务，2005年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担任投资总监。在2007年至2008年，曾任证监会第九届发审委委员。2009年5月，李旭利转投私募，担任重阳投资的首席投资官。
2010年9月21日，证监会对李旭利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10年10月25日，重阳投资发布公告称：“重阳投资首席投资官李旭利先生由于身体原因和自身的安排……正式离开重阳投资。”
2011年11月29日，证监会通报李旭利“老鼠仓”案的情况：经查，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5月25日期间，李旭利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其实际控制的2个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基金买入或卖出相同股票2只，非法获利1000余万元。
据悉，在2009年2月28日之前，李旭利就有巨额内幕交易。从上世纪90年代在南方基金从业起，李旭利就陆续操作多个亲友的证券账户。在相关部门查询时，其控制的银行账户的余额就超过1亿元。但由于“老鼠仓”入刑是从2009年2月28日即刑法修正案（七）公布之后，因此，对他的“老鼠仓”行为的刑责追诉期就限定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
因李旭利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证监会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1年8月22日，李旭利被上海警方带走调查并被刑事拘留。
2012年3月1日，上海法院网发布的信息显示，李旭利案定于3月15日开庭审理，其后三度推迟，据最新公告，该案由浦东法院改为上海一中院公开审理，开庭时间为6月12日。
假如内部监控到位
与其他已曝出“老鼠仓”的基金公司一样，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对外宣称，李旭利、郑拓的“老鼠仓”都是基金经理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这种说法受到法律界人士的质疑。
以李旭利案为例，李旭利在操作“老鼠仓”时，主要由自己在工作时间亲自下单，使用的是公司的电脑，IP地址也是公司的IP地址。一位基金公司高管表示，如果公司的内控能发挥作用，那么就不可能不会发现这种明目张胆的“老鼠仓”行为。
作为国内首批获准试点的银行系基金公司之一，上级主管部门对交银施罗德曾寄予厚望，严控风险和稳健经营是基本要求。然而，交银施罗德在成立后却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和利润增长，在选人用人以及内部流程管理方面出现重大风险，令公司以及大股东交通银行的声誉受到伤害。
迄今为止，交银施罗德基金似乎并未能有效吸取过往教训，有业内人士说，“依然沉迷于对资产规模数据的追逐，新基金首募规模屡屡掺水。”以交银双利基金为例，该基金2011年9月成立时的首募规模为11. 36亿份，半年后已萎缩至3. 09亿份，缩水超过七成。另外，交银深证300价值ETF及其联接基金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而最近成立的交银全球自然资源基金，其有效认购总户数仅有2164户，按6. 28亿份的首募规模计，意味着该基金的户均认购金额超过29万元，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数据是否实在还要打个问号，该基金一旦开放，会不会重演急剧缩水的一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