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明灯”是宗法社会权力争夺与更迭的文化象征符号。企图通过熄灯夺取宗法权力的“疯子”，并不是一个意在启迪民众，打破乡土秩序的“启蒙者”。“疯子”的命运悲剧恰恰体现了强大的宗法共同体对反叛个体的规训。《长明灯》凸显了鲁迅对“启蒙”本身的根本质疑，更表达了作家对伪启蒙者消解五四“启蒙”之义的批判。
　　关键词：长明灯；启蒙；宗法秩序；权力争夺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09-02
　　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灯”，形声字，从火，登声，本义是指置烛用以照明的器具。本写作“镫”，作“盛熟食的器具”解，也就是说在古代，“灯”是人们物质生活（照明和盛食）中不可缺少的器具，而后来，“灯”也被运用到宗族祭祀之中。“长明灯”，则是指的是在佛、神像前昼夜点燃的油灯，也称“长命灯”。“长明灯”长明不灭，象征着人们福寿绵延，光明永随。
　　当“长明灯”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紧密结合时，其形成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和坚不可摧的宗法秩序，阻碍了乡土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事实上，“长明灯”是宗法社会权力争夺和更迭的文化象征符号，而非学界常谈的“疯子”借以其进行“启蒙”的话语和工具。研究者理所当然地结合时代背景对《长明灯》进行阐释，认定作为“启蒙先驱”的鲁迅，必将启蒙大义贯穿于文本内外，但这却忽略了鲁迅对“启蒙”本身的质疑。
　　一、“灯”与“启蒙”
　　小说开始，“熄灯”话语已出，吉光屯围绕着如何处置“疯子”展开一系列叙事，而故事结尾则以“疯子”被囚社庙天下太平作结。学界常常关注于“熄灯”一词带来的行动效果，然而，追踪主人公为什么要熄灯，这更是解读的关键。
　　依据表面逻辑，“疯子”熄灯缘由，文本交代为一句话：“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①，从灰五婶口里，我们又得知‘疯子’的父亲不信菩萨：“‘疯子’的老子也就有些疯的。听说：有一天‘疯子’的祖父带‘疯子’进社庙去，教‘疯子’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疯子’就害怕了，硬不拜，跑出来，从此便有些怪了”②。若说这是种恐惧源于“家族遗传”，可“疯子”的祖父却是“捏过印靶子”，是神灵的虔诚祭拜者；若说这是小孩对于祭祀场景或神灵形象的“恐惧”，那么这种“恐惧”也不应持续到成年。来自一个持有共同信仰（或曰“宗族基因”）的家族环境里（祖父做过“实缺官”，四爷，即伯父，则是吉光屯的德高望重者），多年的耳濡目染没被同化，反而变成了吉光屯的“异质”。很多研究者对此解释，认为主人公企图通过“熄灯”这一具体行动，来启蒙民众③。那么，假设”疯子”的确是一个“启蒙者”，证据何在？
　　“启蒙”在英语词典中原词为“enlightenment”。词根“light”为动词时，是“点亮”、“照明”之意；若为名词时，则是“光”，意指人们对于光明的寻找。依旧康德解释，则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④，强调的是个体的自觉。而《长明灯》之中，“疯子”的行动却恰恰相反，“疯子”非但不点灯，反而是熄灯，黑暗而非光明似乎变成”疯子”的追求。而”疯子”的行为也是以个体去劝说集体，集体均不是处于“自觉”的状态，这显然与西方语境下的“启蒙”不相适应。
　　而这是否为鲁迅潜在的暗示：对五四以来通过“启蒙”精神开启的中国现代化本身的质疑？正如有学者指出：“借助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时髦语汇，合理地延续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入世’与‘济事’的传统文化心态”⑤，依据论者的观点，中国式的“启蒙”是以个体精英知识分子的言说来教化愚昧的群体。但小说只强调”疯子”的祖父曾做过“印靶子”（指的是行政机关的印信的职位），父亲职业只字未提，这并不能就推论出”疯子”受过精英教育。同时，“疯子”本身也并无任何“仁义道德”或“民主平等”之类的传统或现代的知识分子言说。反之，文本中“‘疯子’在占统治地位的话语面前，所有的异己思想被压抑 、排斥，沦为一种非理性，从而使它失去了在理性世界里存在的根基”⑥，因此，疯子之疯语，又怎样让吉光屯的人信服于他呢？
　　另外，小说设计“疯子”的两度发疯其实大有深意。第一次发疯在于他还很年轻的时候，治疗的良药竟然是“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漆漆黑黑地，领他去看，说是已经吹熄了”⑦，这样的简单伎俩竟能瞒骗过关，在辨别是非曲折上的判断力如此不足，更让人质疑其内心对启蒙理想的坚定程度，而在叙说熄灯的免灾论之后却无其他话语建树，足见其思想上的孱弱性，这怎能算上一个合格的启蒙者？因此，从“启蒙”概念的辨析角度看，“疯子”实质上是一个“伪启蒙者”。
　　二、“灯”与宗法社会权力争夺
　　与“疯子”的单独作战相比，长明灯的守护者却是整个吉光屯的人。从文本来看，吉光屯的“长明灯”从梁武帝时代就已点起，连长毛造反时都没熄过，可见这一宗法社会结构的长久性与稳固性，而这也意味着吉光屯的人仅仅是将“疯子”当作“长毛”一类的叛党，而非“启蒙者”。
　　长明灯的长明，意味着受神灵庇护和他者称赞。灯灭变海，人变泥鳅的荒诞寓言，却维系着吉光屯的安定和秩序，这暗示了民众的愚昧和迷信。利用民众与灯共存亡的集体无意识，将其紧紧捆绑成一个集体，于是保护长明灯变成了一个公共话题和公共责任。此时若有反叛者，其所面临的必定是群起而攻，这便为排除异己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在此基础上，宗法权力与这种文化符号结合，规训着其中的反叛者，正如小说谈到，阔亭慷慨提议以忤逆罪送上县去，却被宗法体制驳了回来：“要送忤逆，须是他的父母，母舅……”⑧这样的亲族。更甚之，“疯子”的疯言疯行，让这个乡村共同体结合得更为紧密：“他者”的出现打破了既有的乡村民间的原初秩序，乡绅与民间各种势力的意向趋于一致，内在关系也出现了缓和。”⑨
　　再深入到这种权力的内部，我们可以发现，年高德韶的宗法制中“长老”的角色——郭老娃，和血缘宗亲的代表——四爷结成联盟，共同主宰了“疯子”的生死权。在这里，四爷的残酷自私本性暴露无疑，他明则为“疯子”及其父亲叹息悲伤，实则蓄意谋划为夺其家产，而六顺将儿子过继给“疯子”，则适时消除了宗法制下对无后的顾忌。更何况，“权力共同体”早已起了示范作用：连各庄作为共同体的一员，就曾打死过这样的“不肖子孙”，而若不处理此等忤逆子孙，则会遭遇“社神不安”的报复，西头老富的中风就是鲜活的例子。至此，扼杀“疯子”已不可避免。 　　我们再来看“疯子”的话语和行为。透过文本，我们发现，“疯子”的话语，如“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⑩滞留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执拗逻辑之中。于他而言，熄灯是为了不会有蝗虫和猪嘴瘟，省略号意指与前两者的相关性，即一切人为的和自然的灾害。也就是说，亮灯意味着蝗虫、猪嘴瘟等一系列灾害，而这是与长明灯的本义相悖的。在这话语中间，隐含了“疯子”的行为动机：他试图颠覆吉光屯人们的传统观念，通过破坏文化符号——长明灯，来破坏吉光屯这个稳定的宗法秩序。这些话语背后，其实隐含的是“疯子”对宗法社会权力的强烈渴望，以及宗法社会权力合谋对他的强力反击。
　　在疯子前往社庙企图吹熄长明灯时，阔亭劝说他：“你是一向懂事的，这一回可是太糊涂了……就是吹熄了灯，那些东西不是还在么？”11这也就是说，阔亭们其实清醒地知道权力与长明灯内在的同构性。他们并非真正惊摄于“长明灯”所象征的神灵威力，他们迷恋的是四爷和老娃这样的位置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无限权力：“阔亭和方头以守护全屯的劳绩，不但第一次走进这一个不易瞻仰的客厅，并且还坐在老娃之下和四爷之上”12，初享权力滋味的他们沾沾自喜，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便是未来的“四爷”和“老娃”，反推之，过去的“四爷”和“老娃”很有可能也是通过扼杀内部反叛者这样的手段，劫取了宗法社会的权力魔杖。而“疯子”的回答则更令人震惊：“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13，换言之，“疯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非理性”存在。事实上，“疯子”也深知宗法社会的本质——“长明灯”只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表征，“熄灯”了，“还在……”的是潜藏于“长明灯”底下，赤裸的、暗礁涌动的权力争逐。
　　所以，“疯子”在话语劝说无效之后，只能多次以“我放火”这样激烈的具有行动性的言辞，企图再次争夺宗法社会的话语权。但是，以新火混合旧火，让长明灯之源不再纯粹，试图以“新质”引燃“旧质”，导向共同毁灭，“疯子”的孤注一掷只能说明权力对“疯子”的极端异化，亦再次证明，“疯子”与“启蒙”相悖。“疯子”只不过是一个意图夺取宗法权力的内部反叛者。
　　由此可见，部分学者以“启蒙”身份来界定“疯子”，其实是对《长明灯》真实主题的严重遮蔽。以“长明灯”为纽带的中国宗法体制传统的稳固性，并非是一个两个“启蒙者”一朝一夕就能改造的。事实上，鲁迅写作《长明灯》时，当年“五四”新青年们的义气轩昂早已悄然退潮，军阀混战的残酷社会现实，更印证了鲁迅对新文化“启蒙”精神的一贯怀疑。而更让鲁迅痛心绝望的，则是中国宗法社会内部，一些“伪启蒙者”打着“启蒙”的幌子，对政治权力的争夺，消解了五四“启蒙”之义，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作者简介：林曼曼（1991—），女，汉族，广东揭阳人，文学硕士，暨南大学文学院2014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