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视角下女性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来源 :中国集体经济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mh86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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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动人口中的数量增加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上升,其城市居留意愿对整个家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章根据2015年江苏省南京市主城区的调研数据,分析了女性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就业现状、就业保障和工作期望,借鉴推拉理论重新梳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发现,推力因素中,年龄、受教育程度、赡养老人压力、平均日工作时间和性别歧视对女性流动人口影响显著;拉力因素中的有无亲属同在南京、平均月收入和就业前景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女性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推拉理论
  随着城镇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户籍制度的逐步放松,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局面被打破,大量农村劳动力逐渐涌入城镇,流动人口数量逐年增加。上世纪80年代,我国流动人口600万左右,2000年达到1.21亿,2013年流动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6,达到2.45亿,在此期间,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9年全国女性流动人口数量已达到7385万人,占据全国流动人口的半壁江山。随着女性流动数量的增加,其家庭地位也在逐渐上升,她们的城市居留意愿对整个家庭的影响逐渐扩大。
  “推拉理论”( Push and Pull Theory) 是研究人口流动、迁移的重要理论之一,该理论涵盖了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各主要方面,在劳动力迁移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推拉理论”的理论框架最早可以追溯到拉文斯坦(E·G·Ravenstein)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迁移法则”,拉文斯坦将劳动力转移归因于歧视、压迫、天气、贫困等不利的生活条件。随后20世纪50年代末,唐纳德·博格(D.J.Bogue)提出了系统的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指出人口的流动是以改善生活条件为目的的,生活条件相对不利的地区是推力,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是拉力。Lewis(1954)提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主要包括流入地因素、流出地因素、中间障碍因素和个人因素。Jerome Adda(2006)认为留在迁入地的时间越长,打算永久留下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我国外来人口能否在城市里生存则决定于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融合程度(王桂新,2006),社会融合情况较好的流动人口留在迁入地的意愿越强。受教育程度、家庭迁移模式和是否有子女在流入地读书等变量都可能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影响。这其中,文化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选择居留城市的意愿较高。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特征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11~12月以及2016年3月在南京市玄武区、鼓楼区、秦淮区、建邺区进行的《南京市主城区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就业保障现状调查》。调查对象是以上4个主城区的女性外来务工人员。每个区发放问卷120份,共计发放480份,回收有效问卷457份,回收有效率95.21%。
  (二)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
  1. 个体和家庭特征
  本次调查样本中,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呈现出年龄不高、结婚时间早,文化水平一般,但是职业资格等级低的特点。调查对象中,35岁以下占总人数的59.6%,其中16~25岁占23%。女性外来务工人员结婚普遍较早,72.0%的调查对象已婚。文化程度方面,女性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程度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初中和高中(包括职高、中专)占比最高,均为31.7%,仅有14.6%的女性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然而女性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资格等级却普遍较低,74.8%都没有职业资格等级,另外的25.2%中,技师及以上资格等级的仅占4.4%。就照顾老人的压力而言,29%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压力很大,61.5%表示自己的照顾压力处于一般水平以上。相对于照顾老人的压力,女性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年纪较轻,抚养子女的压力大多不高,33.9%的女性表示当前没有抚养子女的压力。
  2. 就业现状
  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时间长,工资收入低,工作搜寻难度大,参加免费职业培训意愿强但参与度低。根据数据,87%的女性外来务工人员日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其中8~10小时最多,占比48.8%,而只有18.9%的调查对象一周工作时间少于5天,30.7%的调查对象都是一周工作7天。她们的月均工资主要集中在1631元~4000元,占总体的84.5%,而这其中43.2%的女性流动人口工资在1631~3000元之间,低于南京市2015年月平均工资5591元。虽然60.6%的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对当前的工作不满意,但是他们中的29.9%找到目前的工作表示已经比较困难,而且50.3%的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在寻找工作时都遭遇过性别歧视,这些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在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中显得格外弱势。值得注意的是,53.4%的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免费职业培训意愿处于一般水平以上,但是由于家庭、工作以及自身素质等各方面的影响,职业培训的实际参与率仅有24.5%。
  3. 就业保障及未来期望
  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受到特殊的安全保护少,社会保险参与度高,对未来的就业前景比较乐观。女性外来务工人员与就职单位(雇主)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为54.2%,明显低于2014年全国企业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的88%。相比之下,女性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参与度较高,达到84.8%,这其中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签订率最高,分别占比23.77%和26.76%,然而针对女性开设的生育保险,这些调查对象的参保率只有0.063%。至于未来的就业预期,只有15.5%的调查对象表示不太乐观,48.4%的女性外来务工人员都希望能有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35.7%的调查对象表示当前社会对于女性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很难改变。
  (三)变量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力量主要分为“推力”和“拉力”,包括来自城市的推力和拉力、来自农村的推力和拉力。所以在具体设定解释变量时,我们按照理论分析的推力和拉力进行选取。   由于因变量女性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结果有非常愿意、比较愿意、一般、不太愿意、非常不愿意五种,从意愿的强度来看,五个选项之间存在着依次递减的排序关系。对于这种情况,一般选择多分类有序Logit模型(Ordered Logit)进行估计,其一般形式如下:
  P(y=j/xi)=(1)
  其中,y代表女性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给y赋值(j=1,2,……,n),n是女性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个数;xi表示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第i个因素(i=1,2,,…,m),m是影响因素个数。建立累计模型:
  Logit(Pj)=ln[P(y≤j)/P(y≥i+1)]=-αj+βx(2)
  其中,Pj是女性流动人口对城市居留意愿属于某一程度的概率,Pj=P(y=j),j=1,2,…,5;(x1,x2,…xTm)表示一组自变量; αj是模型的截距;β是与x对应的一组回归系数。在得到和的参数估计后,某种特定情况发生的概率可通过下式得到:
  P(y≤j/x)=(3)
  二、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计量检验
  文章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 20.0对式(3)进行计量分析,变量的定义和城市居留意愿的相关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二)结果分析
  从模型的对数似然值、其显著性水平和Nagelkerke R2等指标可以看出,该回归模型整体效果较好,回归结果可信。
  1. 推力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
  从表2中模型的计量检验结果来看,25岁及以下女性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相对于其他年龄段更加显著。系数符号为负表示女性流动人口年龄越小,越愿意居住在城市中。这是因为年龄小的女性对城市生活存在一种向往,从而催使他们往城市迁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与城市居留意愿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流动人口越愿意留在城市定居,教育程度高的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和现代城市文化适应性更强。
  赡养老人的压力越大,女性流动人口越愿意留在城市。因为随着社会观念,经济压力的变化,女性的家庭负担越发沉重,很多家庭单靠男性一人无法养家糊口,而现代城市中家政、保洁和护理等工作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很多岗位工资甚至超过了男性平均工资,同样留在城市中,女性得到的整体效益超过男性,所以更多的女性流动人口愿意留在城市,而且很多女性人口表示赡养老人的压力主要来自经济方面,就算回到家乡仍然无法解决这种经济上的困境,与其回乡无能为力不如留在城市。
  日工作时间越长,女性流动人口越不愿意留在城市居住。长时间的工作给女性带来巨大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压力,她们原本用来和家人聊天、聚餐和朋友互动的时间往往被迫减少,使得她们身心俱疲,对城市的高压生活产生厌倦和不满,又无法得到有效的排解。相对于平均日工作时间在5%的水平上显著,平均周工作天数并没有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八成以上的女性流动人口周工作时间都在5天以上,即使她们不在城市工作,周工作天数仍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日工作时数城乡之间差距十分明显,所以很多女性流动人口由于每天的长时间工作而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想法,选择回乡。
  遇到性别歧视的女性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显著下降。性别歧视给女性流动人口的心理、城市认知以及找寻工作难度产生了严重影响,与其在城市中被别人嫌弃和歧视,不如回到家乡找一份适合的工作,而且因为性别歧视的存在让她们就算自己在这样的城市中居住下来,也会生活的不愉快。
  2. 拉力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
  有无亲属在宁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有亲属同在南京的女性留在南京的意愿更强。这是因为亲属在宁意味着遇到突发紧急情况,女性流动人口可以在工作所在地得到亲属的帮助,而且这种来自亲属的帮助对他们的归属感、心理认同都会起到积极有利的作用。根据调查,这些女性流动人口在南京的亲属中,丈夫占比最高,达到52.44%,其次就是子女23.87%,丈夫和子女的存在意味着举家的迁移,一旦回乡反而意味着夫妻和母子分离,所以其在城市中居留的意愿自然就愈发强烈。
  平均月收入越高,对未来就业前景越乐观的女性越愿意在城市中居住。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指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城乡收入差异,追求较高的经济收入作为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流动的起因,女性流动人口也不例外。根据表2可知,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高,女性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更加强烈。经济收入越高意味着女性流动人口在城市长期居留的信心更强。就业前景乐观表示女性流动人口觉得城市可以给她提供更符合自己要求的工作,作为影响经济收入的最直接因素,更乐观的工作往往意味着更可观的收入,从而使得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当中继续生活,居留意愿也就更强烈。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体层面上看,女性流动人口年龄不高但结婚早,职业资格等级低,工作时间长,工资收入低,工作搜寻难度大,参加免费职业培训意愿强但参与度低,实际工作中受到特殊的安全保护少,社会保险参保率高,对未来的就业前景比较乐观。对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中,推力因素方面,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赡养老人压力、平均日工作时间和性别歧视对其城市居留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女性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受到有无亲属同在南京、平均月收入水平和未来就业前景等拉力因素的显著影响。
  因此,针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现实特点,应当促进职业资格培训班、培训会的举办,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的综合就业能力。考虑职业歧视和就业前景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政府部门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充分保证就业平等,同时提高当前对女性工作的保护水平,增强其对未来就业前景的乐观程度,同时配套相关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政策待遇,提高其城市居留的持续性,最大限度地实现户籍与各种社会福利比如子女入学、住房保障及其它社会保障的分离,以常住人口为受惠对象,加快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均等化,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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