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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那句诗：“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０年年初，尚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一九七０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蒋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体力不济的蒋介石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勉强决定请假，会议也因之停开一次。五月三十日，蒋甚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蒋专用之“第六病房”。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旧社会中国文人都拿毛笔写字。蒋介石终生只用两种笔，一种是批示重要公文、发布命令、写正式书信及日记时使用毛笔；一种是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写便笺（即：下条子）时偶尔用红蓝铅笔。看一个人健康好坏，从写字的字迹最能见微知著。
一九七０年六月十五日，病况渐有起色的蒋介石，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从字迹明显看出，蒋握笔时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厉害，与往昔笔力之遒劲，不可同日而语。蒋介石在信上告诉蒋经国：“经儿：余体力已日渐康复，惟拿笔反不如病中之稳健，其它一切体操行动如常。汤太夫人余当亲自吊祭，故你可在金门多住几日休养至廿一日回台北为宜，千万听从勿违 父示 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这封字数不过八十余字的家书，据说花了蒋介石近半个小时才写好。四个月前，一九七０年的农历春节（阳历二月六日），蒋介石还写下一段春节感言，声称：“今年要在世界局势重大变化混乱与我国最险恶艰难中，积极奋斗，打破这一难关，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以湔雪耻辱，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蒋介石写这段文字时，笔力仍然遒劲，可见当时他的精气神尚称充足。
但是对照两个月前，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写给即将结婚的次孙孝武的家书，则力度和精神上又差了一截。这可能是蒋介石最后几封写给孙辈的毛笔信了。“武孙：你来信与长诗英文信皆已接到，甚为欣喜。祖母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写信，故未能作覆，但近日来，日有进步，勿念。你们在外国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成婚，回国相见为盼。特趁你母来美主持婚礼嘱其带此一函作贺，甚盼一切欢乐，为祝祖父母示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蒋介石身体真正出现较严重恶化，是在一九七二年夏天，他住进了新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某次，蒋介石在宾馆走廊上散步，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动了，直喘大气，当时还没准备轮椅，医官只好拿来一张椅子，让蒋介石扶着椅子走回卧室休息。鉴于蒋介石心脏毛病愈来愈恶化，由蒋经国及宋美龄的授权，派遣荣民总医院医师卢光舜，到美国延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主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
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后两个月，他在“中兴宾馆”呈现昏迷状态。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插曲。早在蒋介石昏迷前一个月，荣民总医院曾经为蒋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检查，陈耀翰医师惊觉蒋的心脏扩大现象较前更加明显，如果再不善加调养，恐怕发生不测。陈耀翰当面向蒋介石陈述病情，建议蒋应该即刻停止一切活动，休假半年。蒋介石闻言大感惊惶，回官邸即与宋美龄商议，宋美龄惟恐蒋介石一旦请假，大权岂不旁落，立即召来陈耀翰，严斥他不该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从此，再无医官敢开口要蒋介石休息，终至铸成一个月后之昏迷意外。
蒋介石这次昏迷病情严重，医师不敢轻易移动蒋介石，只得将他留在中兴宾馆就地治疗，正式成立一支由十二位荣民总医院医师为主力的医疗小组。余南庚赶到台湾后，指挥医疗小组，于八月六日夜间九时四十分，趁蒋介石熟睡后，将蒋抬上一部进口全新救护车，沿途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以时速二十公里慢速驾驶，将蒋介石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余南庚在荣民总医院主持医疗会议，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龄，坐次位的是蒋经国。余南庚汇报，蒋介石心脏恢复正常，肺部有积水现象，体力衰弱。当时，蒋虽已恢复进食，但体重仅四十六公斤，较前消瘦近十公斤。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重病刚满一周年，岛内盛传蒋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间。蒋经国为扫除外界各种谣诼，趁蒋孝勇（蒋介石之么孙）当天在士林官邸举行婚礼之机，安排蒋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荣总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留念。洗出照片后，宋美龄、蒋经国挑选出蒋介石神情最健好的一张，交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印证蒋介石尚健在。
拍照前，随从人员发现，暂时脱离重病阶段的蒋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动能力也尚称灵活，惟独右手因缠绵病榻，长年接受注射输液，肌肉已严重萎缩，不仅无力握住把手，更因不听使唤而频频垂落。为不让人看出蒋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伟命侍从以医药胶布，将蒋的右手固定粘绑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时露出破绽。
真假遗嘱
蒋介石在右手肌肉萎缩之前，曾挣扎着写下一幅毛笔字，书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应该是蒋介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的作品。这幅字完成以后，交给了蒋经国，小蒋立即差人框裱起来，挂在自己堂屋内，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审视反省。
蒋经国在乃父去世之后，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曾经如此评说这幅字之深意：“先君在病中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十六字，付经国保存，此为经国敬谨奉藏先君遗墨最后之一件。先君崩逝，举世同悲，经国五中哀恸，实所难堪！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读，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实以此为日不去心彻始彻终之志事，谨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布于世，诚不知哀涕之何从也。”
由是观之，蒋介石给蒋经国的这十六字箴言，应该就是父亲送给儿子兼具公私意义的遗嘱。
蒋介石于“中兴宾馆”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某日，侍从医官察觉蒋介石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而且蒋的宁波口音不好懂，侍从医官立刻请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翁元耳朵贴近蒋介石嘴巴，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官，“总统”说的是：“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是否蒋介石意识到自己陷于性命交关，故而以其微弱的叨念，交代最后遗言？不得而知。
据医疗小组的治疗报告，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晚上八点过一刻，蒋介石即行入睡，等他熟睡后，值班的医官郑不非发觉蒋介石脉搏变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急救。一二分钟后，蒋心脏跳动和呼吸恢复正常。四、五分钟之后，心脏又停止跳动，医师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但心脏虽然时跳时停，呼吸始终未能恢复，并三度发生心室性颤动，经过电击，蒋介石的脉搏、血压均已无法量出。急救了三个多小时，四月五日晚上十一时三十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脏犹有微弱跳动。医师最后以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宋美龄最后命令放弃急救。医师宣布死亡的时间为四月五日晚间十一时五十分。蒋经国观察急救无效后，当场痛哭失声，宋美龄则始终力持镇定，兀自静坐一旁流泪。
从蒋介石医疗报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当晚，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急召赶到士林官邸时，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时许，蒋介石已逝世近三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秦孝仪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连夜撰写这份“政治遗嘱”。初稿写就后，送交宋美龄过目，宋美龄特意交代秦孝仪，应再加上一句话，强调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蒋介石的“政治遗嘱”开头即言：“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死后三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即使是承宋美龄之命，也不合遗嘱系记载死亡当事人遗言之通则。
侍从人员为此缓颊，认为是参考汪精卫写孙中山先生遗嘱之手法。此说更是不通，毕竟蒋、孙遗嘱两者情况大不相同。汪兆铭为孙文写遗嘱，一是遗嘱内容完全系孙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兆铭本系孙中山属意的重要骨干，何况汪氏是在遗嘱供党政要人签名的区域内，注记“笔记者汪精卫”六字，而不是把名字注记在遗嘱本文内。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蒋经国下令编印的一部纪念文集中，蒋介石这份政治遗嘱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及首长签名字样，全部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内，遗嘱日期依旧是写“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于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在蒋氏父子及蒋宋夫妻之间，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过程里，已经作了完整的交代。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那句诗：“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王丰 台湾知名传记作家，蒋介石家庭传记历史权威，著有《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宋美龄的美丽与哀愁》、《蒋经国情爱档案》等15部作品。）
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０年年初，尚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一九七０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蒋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体力不济的蒋介石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勉强决定请假，会议也因之停开一次。五月三十日，蒋甚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蒋专用之“第六病房”。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旧社会中国文人都拿毛笔写字。蒋介石终生只用两种笔，一种是批示重要公文、发布命令、写正式书信及日记时使用毛笔；一种是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写便笺（即：下条子）时偶尔用红蓝铅笔。看一个人健康好坏，从写字的字迹最能见微知著。
一九七０年六月十五日，病况渐有起色的蒋介石，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从字迹明显看出，蒋握笔时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厉害，与往昔笔力之遒劲，不可同日而语。蒋介石在信上告诉蒋经国：“经儿：余体力已日渐康复，惟拿笔反不如病中之稳健，其它一切体操行动如常。汤太夫人余当亲自吊祭，故你可在金门多住几日休养至廿一日回台北为宜，千万听从勿违 父示 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这封字数不过八十余字的家书，据说花了蒋介石近半个小时才写好。四个月前，一九七０年的农历春节（阳历二月六日），蒋介石还写下一段春节感言，声称：“今年要在世界局势重大变化混乱与我国最险恶艰难中，积极奋斗，打破这一难关，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以湔雪耻辱，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蒋介石写这段文字时，笔力仍然遒劲，可见当时他的精气神尚称充足。
但是对照两个月前，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写给即将结婚的次孙孝武的家书，则力度和精神上又差了一截。这可能是蒋介石最后几封写给孙辈的毛笔信了。“武孙：你来信与长诗英文信皆已接到，甚为欣喜。祖母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写信，故未能作覆，但近日来，日有进步，勿念。你们在外国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成婚，回国相见为盼。特趁你母来美主持婚礼嘱其带此一函作贺，甚盼一切欢乐，为祝祖父母示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蒋介石身体真正出现较严重恶化，是在一九七二年夏天，他住进了新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某次，蒋介石在宾馆走廊上散步，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动了，直喘大气，当时还没准备轮椅，医官只好拿来一张椅子，让蒋介石扶着椅子走回卧室休息。鉴于蒋介石心脏毛病愈来愈恶化，由蒋经国及宋美龄的授权，派遣荣民总医院医师卢光舜，到美国延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主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
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后两个月，他在“中兴宾馆”呈现昏迷状态。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插曲。早在蒋介石昏迷前一个月，荣民总医院曾经为蒋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检查，陈耀翰医师惊觉蒋的心脏扩大现象较前更加明显，如果再不善加调养，恐怕发生不测。陈耀翰当面向蒋介石陈述病情，建议蒋应该即刻停止一切活动，休假半年。蒋介石闻言大感惊惶，回官邸即与宋美龄商议，宋美龄惟恐蒋介石一旦请假，大权岂不旁落，立即召来陈耀翰，严斥他不该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从此，再无医官敢开口要蒋介石休息，终至铸成一个月后之昏迷意外。
蒋介石这次昏迷病情严重，医师不敢轻易移动蒋介石，只得将他留在中兴宾馆就地治疗，正式成立一支由十二位荣民总医院医师为主力的医疗小组。余南庚赶到台湾后，指挥医疗小组，于八月六日夜间九时四十分，趁蒋介石熟睡后，将蒋抬上一部进口全新救护车，沿途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以时速二十公里慢速驾驶，将蒋介石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余南庚在荣民总医院主持医疗会议，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龄，坐次位的是蒋经国。余南庚汇报，蒋介石心脏恢复正常，肺部有积水现象，体力衰弱。当时，蒋虽已恢复进食，但体重仅四十六公斤，较前消瘦近十公斤。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重病刚满一周年，岛内盛传蒋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间。蒋经国为扫除外界各种谣诼，趁蒋孝勇（蒋介石之么孙）当天在士林官邸举行婚礼之机，安排蒋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荣总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留念。洗出照片后，宋美龄、蒋经国挑选出蒋介石神情最健好的一张，交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印证蒋介石尚健在。
拍照前，随从人员发现，暂时脱离重病阶段的蒋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动能力也尚称灵活，惟独右手因缠绵病榻，长年接受注射输液，肌肉已严重萎缩，不仅无力握住把手，更因不听使唤而频频垂落。为不让人看出蒋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伟命侍从以医药胶布，将蒋的右手固定粘绑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时露出破绽。
真假遗嘱
蒋介石在右手肌肉萎缩之前，曾挣扎着写下一幅毛笔字，书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应该是蒋介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的作品。这幅字完成以后，交给了蒋经国，小蒋立即差人框裱起来，挂在自己堂屋内，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审视反省。
蒋经国在乃父去世之后，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曾经如此评说这幅字之深意：“先君在病中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十六字，付经国保存，此为经国敬谨奉藏先君遗墨最后之一件。先君崩逝，举世同悲，经国五中哀恸，实所难堪！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读，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实以此为日不去心彻始彻终之志事，谨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布于世，诚不知哀涕之何从也。”
由是观之，蒋介石给蒋经国的这十六字箴言，应该就是父亲送给儿子兼具公私意义的遗嘱。
蒋介石于“中兴宾馆”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某日，侍从医官察觉蒋介石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而且蒋的宁波口音不好懂，侍从医官立刻请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翁元耳朵贴近蒋介石嘴巴，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官，“总统”说的是：“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是否蒋介石意识到自己陷于性命交关，故而以其微弱的叨念，交代最后遗言？不得而知。
据医疗小组的治疗报告，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晚上八点过一刻，蒋介石即行入睡，等他熟睡后，值班的医官郑不非发觉蒋介石脉搏变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急救。一二分钟后，蒋心脏跳动和呼吸恢复正常。四、五分钟之后，心脏又停止跳动，医师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但心脏虽然时跳时停，呼吸始终未能恢复，并三度发生心室性颤动，经过电击，蒋介石的脉搏、血压均已无法量出。急救了三个多小时，四月五日晚上十一时三十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脏犹有微弱跳动。医师最后以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宋美龄最后命令放弃急救。医师宣布死亡的时间为四月五日晚间十一时五十分。蒋经国观察急救无效后，当场痛哭失声，宋美龄则始终力持镇定，兀自静坐一旁流泪。
从蒋介石医疗报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当晚，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急召赶到士林官邸时，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时许，蒋介石已逝世近三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秦孝仪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连夜撰写这份“政治遗嘱”。初稿写就后，送交宋美龄过目，宋美龄特意交代秦孝仪，应再加上一句话，强调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蒋介石的“政治遗嘱”开头即言：“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死后三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即使是承宋美龄之命，也不合遗嘱系记载死亡当事人遗言之通则。
侍从人员为此缓颊，认为是参考汪精卫写孙中山先生遗嘱之手法。此说更是不通，毕竟蒋、孙遗嘱两者情况大不相同。汪兆铭为孙文写遗嘱，一是遗嘱内容完全系孙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兆铭本系孙中山属意的重要骨干，何况汪氏是在遗嘱供党政要人签名的区域内，注记“笔记者汪精卫”六字，而不是把名字注记在遗嘱本文内。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蒋经国下令编印的一部纪念文集中，蒋介石这份政治遗嘱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及首长签名字样，全部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内，遗嘱日期依旧是写“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于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在蒋氏父子及蒋宋夫妻之间，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过程里，已经作了完整的交代。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那句诗：“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王丰 台湾知名传记作家，蒋介石家庭传记历史权威，著有《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宋美龄的美丽与哀愁》、《蒋经国情爱档案》等15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