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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汪曾祺不只是一位风俗画家和田园牧歌作者，他同时也是一位悲剧作家，这后一点越到暮年越明显。在悲剧思维形态上，汪曾祺小说大体可分为三类：小人物的悲剧、伦理悲剧、制度悲剧。汪曾祺书写悲剧的作品或者直接表现人们灭亡与绝望中的痛苦，或者表达对苦难人们的温爱与悲悯。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悲剧形态
长期以来，论者、读者都对汪曾祺作品中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达成共识，普遍认为他与深刻、悲剧无关，这显然与汪曾祺作品实际内蕴是不相符的。有感于人们对他的片面理解，1991年底，汪曾祺曾强调自己“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1]；“重读一些我的作品，发现：我是很悲哀的。我觉得，悲哀是美的”[2]。汪曾祺书写悲剧的作品或者直接表现人们灭亡与绝望中的痛苦，或者表达对苦难人们的温爱与悲悯。汪曾祺不只是一位风俗画家和田园牧歌作者，他同时也是一位悲剧作家，这后一点越到暮年越明显。只有将他的“牧歌”和“隐喻的悲剧”结合起来解读，一个完整而又真实的汪曾祺才能得以呈现。
一、小人物的悲剧
朱光潜从西方传统悲剧理论出发，认为“崇高”是悲剧的主要美学特征。在朱光潜看来，写实主义与悲剧精神是不兼容的，“悲剧表现的是理想化的生活，即放在人为的框架中的生活”，因而“悲哀的秀美”不足以产生悲剧的效果，“悲剧感是崇高感的一种形式”[3]。“崇高”意味着悲剧主角往往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无论善恶都超出一般水平。不同于朱光潜，鲁迅的悲剧是平凡现实的人生写照，鲁迅用“几乎无事的悲剧”表现社会最底层的弱者。
从这个层面上说，汪曾祺的悲剧观接近鲁迅。他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卑微的安守本分的小人物。《晚饭花》、《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朱雪桥，《岁寒三友》中的陶虎臣、王瘦吾，《寂寞和温暖》中的沈源，《徙》中的谈甓渔、高北溟、高雪，《日规》中的蔡德惠，《云致秋行状》中的云致秋等人物，无论是市井平民，还是读书人，都是无野心、无恶欲的善良人。他们的愿望也十分平常，无一丝非分之想。王瘦吾虽然想发财，其动因不过是想让女儿上体育课穿上球鞋、下雨天儿子能穿上雨鞋，以让他们跟上学校里的大众水准。高北溟只不过想保住一个教职，以求积点资金为恩师印一本文集，沈源不过是希望有权利从事她的农业科学研究，此外为父亲立一块墓碑。然而他们这么小的愿望也得不到外界的理解与支持。他们全都遭到失败。王瘦吾的生意被人挤垮，高北溟被恶人解职，沈源被打成右派分子，连给父亲奔丧的权利也没有。高大头的房产被剥夺，怎么也要不回来，高雪想外出求学而不得，最后抑郁而死。《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空有一身绝技却屡遭挫折，最终沦落为一个赌徒。云致秋“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一生甘当二路角，这样一个老实人，竟也最后无奈于外在的压力，在晚节上留了一点点污点，郁郁而终。在人物与环境的矛盾中，人物是彻底的被动者，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
汪曾祺笔下善良勤勉的人总是遭受挫折和失败。透过平淡冷静的文本，不难感到作者对于苦难人生的微弱抗议，对于挣扎着的生灵的无望而又温热的悲悯。
二、伦理悲剧
如果说生存权利的丧失，生命价值的否定所导致的人生悲剧更多地表现为物质层面上的人的毁灭的话，那么由于思想受到传统观念的禁锢，精神不得解放而导致的人生悲剧则展示了精神层面上的人的毁灭，对于具有理性的人来说，精神扼杀才是其悲剧的极限表现。汪曾祺小说中的悲剧主人公都在不同程度上经验了这种精神悲剧。
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通过决绝的“价值重估”宣判了陈旧道德秩序的沦丧，并在此过程中谋求其自身合法性的建立，在唤醒沉睡已久的国民个性意识的觉醒上功不可没。但同样无法否认的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历经千年，已成为积淀在人们行为模式、思维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无意识，也构筑了具有强大笼罩力的舆论空间。甚至使“五四”启蒙者对三纲五常礼法的批驳成为一种典型的“知易行难”。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鲁迅和胡适，他们默默接受了包办婚姻，身体力行地诠释着传统的孝道。“五四”一辈人在自己人生、家庭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对旧的伦理法则的暧昧态度，正显现了传统道德舆论的强大和其倡导的伦理革命的艰难。
《晚饭花·珠子灯》中孙家大小姐孙淑芸嫁给王家二少爷王常生，王常生是位思想很新的革命党人。孙小姐是个能背全本《西厢记》的才女，她还经常看丈夫在外地求学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一年后王常生病故，临死对孙小姐留下遗言：“不要守节。”但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因为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嫁之女。从此，孙淑芸的青春萎谢于寡居守节的孤独郁闷之中。她成年累月躺在床上，在绝望中聆听着珠子灯一串一串地掉下，珠子凄清冷脆的破碎声正是她的命运与心境的写照。象征多子多福的珠子灯在此具有莫大的反讽意味，串珠的流苏陪着她的生命一节一节地朽烂。在她死后，人们“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令人感到伤到彻骨的寒凉。在这里，对于既定伦理规范的被迫认同就这样把孙淑芸推入了悲剧深渊。
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的破坏力远不止于此，它们的庞大触角伸向了中国宗法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制造悲剧。《忧郁症》中的裴云锦嫁到夫家三年没有怀孕，便深深觉得对不起龚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使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她一天不说话，只是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房门口，木然地看着檐前的日影或雨滴”，最终不堪忍受精神折磨而悬梁自尽。即使在20世纪末，传统道德舆论的影响力还发挥着巨大作用。《迟开的玫瑰或胡闹》中邱韵龙退休以后仍对爱情向往不已，他曾宣称：“我宁可精精致致的过几个月，也不愿窝窝囊囊地过几年”，以此捍卫自己的黄昏恋。邱韵龙毅然离弃结发妻子而与情人结婚，但此时命运及时终止了他的生命。邱韵龙的爱情只因不符合人们心目中的道德，他的所做所为是传统观念所轻视或禁止的，因此便遭到悲剧性的沉重打击。
三、制度悲剧
对制度悲剧的书写集中体现在汪曾祺的“文革系列”小说中。笔端一触及“文化大革命”，面对不平的事实，汪曾祺就忍不住愤慨万分，字里行间充溢着对那个荒唐年代的控诉与反思。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汪曾祺在重返文坛的第一篇小说《骑兵列传》中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威震大青山的骑兵营的情况。打过多年游击的老曹，“打过很多仗，也挨过多次整。文化大革命中被薅掉一大片头发，打断过踝骨，到现在头皮上还秃了一块，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十四岁就当了红军参加革命的黄司令员一生为革命出生入死，但“文化大革命”被定罪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作者不禁痛斥“真是见他妈的鬼了！”“这些情况，谁都知道。整他的那些人也都知道。他们不是不知道啊。可是他们就是要整你，非把你整倒不可！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次运动为什么要这样搞法呢？我真是不懂啊！不懂啊！……”在小说结尾作者发自肺腑地呼吁：“但愿这些老同志平平安安的。但愿以后永远不搞那样的运动了。但愿不再有那么多人的肋骨、踝骨被打断。”
专制强权对人性的摧残在小说《寂寞和温暖》中塑造的胡支书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胡支书是个专职的支书。……他整天无所事事，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他在所里威信很高，因为他可以盖一个图章就把一个工人送进劳改队。”在此描述中，制度暴力的威力凸现出来。作者把胡支书的重头戏，安排在制度暴力与伦理感情的冲突上。沈源得悉孤苦无靠的老父病危，胡支书不许她请假探望。一周以后，她得悉老父已死——
她拿了电报去向胡支书汇报。胡支书说：
“死了。死了也好嘛!你可以少背一点包袱—埋了吗?”
“埋了。”
“埋了就得了。好好劳动。”
沈源没有哭，也没有戴孝。白天还是下地干活，晚上一个人坐着。
这使汪曾祺这位“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实在忍无可忍，文中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黄油烙饼》、《虐猫》、《非往事·鞋底》采取的则是完全的儿童视角，经由儿童的眼睛观照过去那一个个荒诞时代。《黄油烙饼》的背景是大办食堂的时代，小主人公萧胜从小跟着奶奶过。村里大办食堂，吃白面馒头、猪头肉，后来就不行了，只有掺假的玉米面饼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乌托邦迅速破产，奶奶和许多人都饿死了。但是参加大队会议的干部们吃的却是羊肉、大米饭、黄油烙饼。小说《七里茶坊》通过几个赶牛人对搞标准田，大搞浮夸风一事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怀疑和否定，“俺们和公社的书记说，这产量是虚的。他们说了：有了虚的，就会带来实的。还说这是以虚带实”，“这年月，当官的都说谎！”“当官的说谎，老百姓遭罪！”小说用整体结构和整体气氛，有力地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怀疑。
到了90年代，汪曾祺作品中虽还偶有温馨，但更多的却是悲剧气息。1997年，他针对有人对他近期创作题材的发难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最近写的小说，背景都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不让再提了？或者，‘最好’少些或不写？不会把。‘文化大革命’怎么能从历史上，从人的记忆上抹去呢？‘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扭曲的文化心理的一次大暴露。盲从、自私、残忍、野蛮……。”并把那些靠发动运动整人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迹的人称为“当代野人”。
汪曾祺一生的坎坷经历决定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的作品无一不忠实于现世生活。乐观与明澈仅是他的一个方面，他的许多小说创作的主调是感伤。如同他终生膜拜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一样，汪曾祺是热爱着这个世界的，但是，人世似乎带给他许多凄凉的感觉，在他的热爱下面，我们可以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这种热爱和这种悲哀，同时贯穿了他的作品。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捡石子儿（代序）[A]. 汪曾祺全集第5卷［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5页.
[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A].汪曾祺全集第5卷［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悲剧形态
长期以来，论者、读者都对汪曾祺作品中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达成共识，普遍认为他与深刻、悲剧无关，这显然与汪曾祺作品实际内蕴是不相符的。有感于人们对他的片面理解，1991年底，汪曾祺曾强调自己“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1]；“重读一些我的作品，发现：我是很悲哀的。我觉得，悲哀是美的”[2]。汪曾祺书写悲剧的作品或者直接表现人们灭亡与绝望中的痛苦，或者表达对苦难人们的温爱与悲悯。汪曾祺不只是一位风俗画家和田园牧歌作者，他同时也是一位悲剧作家，这后一点越到暮年越明显。只有将他的“牧歌”和“隐喻的悲剧”结合起来解读，一个完整而又真实的汪曾祺才能得以呈现。
一、小人物的悲剧
朱光潜从西方传统悲剧理论出发，认为“崇高”是悲剧的主要美学特征。在朱光潜看来，写实主义与悲剧精神是不兼容的，“悲剧表现的是理想化的生活，即放在人为的框架中的生活”，因而“悲哀的秀美”不足以产生悲剧的效果，“悲剧感是崇高感的一种形式”[3]。“崇高”意味着悲剧主角往往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无论善恶都超出一般水平。不同于朱光潜，鲁迅的悲剧是平凡现实的人生写照，鲁迅用“几乎无事的悲剧”表现社会最底层的弱者。
从这个层面上说，汪曾祺的悲剧观接近鲁迅。他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卑微的安守本分的小人物。《晚饭花》、《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朱雪桥，《岁寒三友》中的陶虎臣、王瘦吾，《寂寞和温暖》中的沈源，《徙》中的谈甓渔、高北溟、高雪，《日规》中的蔡德惠，《云致秋行状》中的云致秋等人物，无论是市井平民，还是读书人，都是无野心、无恶欲的善良人。他们的愿望也十分平常，无一丝非分之想。王瘦吾虽然想发财，其动因不过是想让女儿上体育课穿上球鞋、下雨天儿子能穿上雨鞋，以让他们跟上学校里的大众水准。高北溟只不过想保住一个教职，以求积点资金为恩师印一本文集，沈源不过是希望有权利从事她的农业科学研究，此外为父亲立一块墓碑。然而他们这么小的愿望也得不到外界的理解与支持。他们全都遭到失败。王瘦吾的生意被人挤垮，高北溟被恶人解职，沈源被打成右派分子，连给父亲奔丧的权利也没有。高大头的房产被剥夺，怎么也要不回来，高雪想外出求学而不得，最后抑郁而死。《鸡鸭名家》中的陆长庚空有一身绝技却屡遭挫折，最终沦落为一个赌徒。云致秋“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一生甘当二路角，这样一个老实人，竟也最后无奈于外在的压力，在晚节上留了一点点污点，郁郁而终。在人物与环境的矛盾中，人物是彻底的被动者，无力左右自己的命运。
汪曾祺笔下善良勤勉的人总是遭受挫折和失败。透过平淡冷静的文本，不难感到作者对于苦难人生的微弱抗议，对于挣扎着的生灵的无望而又温热的悲悯。
二、伦理悲剧
如果说生存权利的丧失，生命价值的否定所导致的人生悲剧更多地表现为物质层面上的人的毁灭的话，那么由于思想受到传统观念的禁锢，精神不得解放而导致的人生悲剧则展示了精神层面上的人的毁灭，对于具有理性的人来说，精神扼杀才是其悲剧的极限表现。汪曾祺小说中的悲剧主人公都在不同程度上经验了这种精神悲剧。
轰轰烈烈的“五四”启蒙运动通过决绝的“价值重估”宣判了陈旧道德秩序的沦丧，并在此过程中谋求其自身合法性的建立，在唤醒沉睡已久的国民个性意识的觉醒上功不可没。但同样无法否认的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历经千年，已成为积淀在人们行为模式、思维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无意识，也构筑了具有强大笼罩力的舆论空间。甚至使“五四”启蒙者对三纲五常礼法的批驳成为一种典型的“知易行难”。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鲁迅和胡适，他们默默接受了包办婚姻，身体力行地诠释着传统的孝道。“五四”一辈人在自己人生、家庭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对旧的伦理法则的暧昧态度，正显现了传统道德舆论的强大和其倡导的伦理革命的艰难。
《晚饭花·珠子灯》中孙家大小姐孙淑芸嫁给王家二少爷王常生，王常生是位思想很新的革命党人。孙小姐是个能背全本《西厢记》的才女，她还经常看丈夫在外地求学带回来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林译小说,《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一年后王常生病故，临死对孙小姐留下遗言：“不要守节。”但改嫁这种念头就不曾在孙小姐的思想里出现过，因为孙王二家都是书香门第，从无再嫁之女。从此，孙淑芸的青春萎谢于寡居守节的孤独郁闷之中。她成年累月躺在床上，在绝望中聆听着珠子灯一串一串地掉下，珠子凄清冷脆的破碎声正是她的命运与心境的写照。象征多子多福的珠子灯在此具有莫大的反讽意味，串珠的流苏陪着她的生命一节一节地朽烂。在她死后，人们“还听见散线的玻璃珠子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的声音”，令人感到伤到彻骨的寒凉。在这里，对于既定伦理规范的被迫认同就这样把孙淑芸推入了悲剧深渊。
封建道德和传统观念的破坏力远不止于此，它们的庞大触角伸向了中国宗法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制造悲剧。《忧郁症》中的裴云锦嫁到夫家三年没有怀孕，便深深觉得对不起龚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使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她一天不说话，只是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房门口，木然地看着檐前的日影或雨滴”，最终不堪忍受精神折磨而悬梁自尽。即使在20世纪末，传统道德舆论的影响力还发挥着巨大作用。《迟开的玫瑰或胡闹》中邱韵龙退休以后仍对爱情向往不已，他曾宣称：“我宁可精精致致的过几个月，也不愿窝窝囊囊地过几年”，以此捍卫自己的黄昏恋。邱韵龙毅然离弃结发妻子而与情人结婚，但此时命运及时终止了他的生命。邱韵龙的爱情只因不符合人们心目中的道德，他的所做所为是传统观念所轻视或禁止的，因此便遭到悲剧性的沉重打击。
三、制度悲剧
对制度悲剧的书写集中体现在汪曾祺的“文革系列”小说中。笔端一触及“文化大革命”，面对不平的事实，汪曾祺就忍不住愤慨万分，字里行间充溢着对那个荒唐年代的控诉与反思。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汪曾祺在重返文坛的第一篇小说《骑兵列传》中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威震大青山的骑兵营的情况。打过多年游击的老曹，“打过很多仗，也挨过多次整。文化大革命中被薅掉一大片头发，打断过踝骨，到现在头皮上还秃了一块，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十四岁就当了红军参加革命的黄司令员一生为革命出生入死，但“文化大革命”被定罪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作者不禁痛斥“真是见他妈的鬼了！”“这些情况，谁都知道。整他的那些人也都知道。他们不是不知道啊。可是他们就是要整你，非把你整倒不可！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次运动为什么要这样搞法呢？我真是不懂啊！不懂啊！……”在小说结尾作者发自肺腑地呼吁：“但愿这些老同志平平安安的。但愿以后永远不搞那样的运动了。但愿不再有那么多人的肋骨、踝骨被打断。”
专制强权对人性的摧残在小说《寂寞和温暖》中塑造的胡支书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胡支书是个专职的支书。……他整天无所事事，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他在所里威信很高，因为他可以盖一个图章就把一个工人送进劳改队。”在此描述中，制度暴力的威力凸现出来。作者把胡支书的重头戏，安排在制度暴力与伦理感情的冲突上。沈源得悉孤苦无靠的老父病危，胡支书不许她请假探望。一周以后，她得悉老父已死——
她拿了电报去向胡支书汇报。胡支书说：
“死了。死了也好嘛!你可以少背一点包袱—埋了吗?”
“埋了。”
“埋了就得了。好好劳动。”
沈源没有哭，也没有戴孝。白天还是下地干活，晚上一个人坐着。
这使汪曾祺这位“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实在忍无可忍，文中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黄油烙饼》、《虐猫》、《非往事·鞋底》采取的则是完全的儿童视角，经由儿童的眼睛观照过去那一个个荒诞时代。《黄油烙饼》的背景是大办食堂的时代，小主人公萧胜从小跟着奶奶过。村里大办食堂，吃白面馒头、猪头肉，后来就不行了，只有掺假的玉米面饼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乌托邦迅速破产，奶奶和许多人都饿死了。但是参加大队会议的干部们吃的却是羊肉、大米饭、黄油烙饼。小说《七里茶坊》通过几个赶牛人对搞标准田，大搞浮夸风一事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怀疑和否定，“俺们和公社的书记说，这产量是虚的。他们说了：有了虚的，就会带来实的。还说这是以虚带实”，“这年月，当官的都说谎！”“当官的说谎，老百姓遭罪！”小说用整体结构和整体气氛，有力地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怀疑。
到了90年代，汪曾祺作品中虽还偶有温馨，但更多的却是悲剧气息。1997年，他针对有人对他近期创作题材的发难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最近写的小说，背景都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不让再提了？或者，‘最好’少些或不写？不会把。‘文化大革命’怎么能从历史上，从人的记忆上抹去呢？‘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扭曲的文化心理的一次大暴露。盲从、自私、残忍、野蛮……。”并把那些靠发动运动整人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迹的人称为“当代野人”。
汪曾祺一生的坎坷经历决定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的作品无一不忠实于现世生活。乐观与明澈仅是他的一个方面，他的许多小说创作的主调是感伤。如同他终生膜拜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一样，汪曾祺是热爱着这个世界的，但是，人世似乎带给他许多凄凉的感觉，在他的热爱下面，我们可以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这种热爱和这种悲哀，同时贯穿了他的作品。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捡石子儿（代序）[A]. 汪曾祺全集第5卷［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5页.
[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A].汪曾祺全集第5卷［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