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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然而传统的翻译理论却将译者边缘化。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将以畅销小说《追风筝的人》中的阿富汗地域文化为例，探讨译者主体性在该小说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分析译者主体性影响因素对翻译行为的作用。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追风筝的人 阿富汗地域文化 汉译
一、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以来，译者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译者主体性地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追风筝的人》是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 胡赛尼创作的一部充满阿富汗地域文化色彩的英文小说。正是由于作者的双重身份，译者李继宏在将该小说译成中文，引入中国市场时，就面临着三国文化的碰撞。译者应该何去何从，其中译者主体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以风靡全球的畅销小说《追风筝的人》的中文译本作为研究文本，探讨译者主体性在阿富汗地域文化翻译中的具体体现。
二、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翻译实践中最重要的因素。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勒弗菲尔在《超越过程：文学与文论中的翻译文学》—文中指出翻译不只是语词转换和引进新的文学形式，还要考虑意识形态对其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的。在其最具代表性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勒弗菲尔（2004）又进一步分析了 “意识形态”、“赞助行为”、“诗学因素”等对翻译的影响以及它们对译者和译本产生的限制作用。归结起来，译者主体性除了受到译者自身语言能力，翻译目的，文化立场，审美态度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所处时代、意识形态、诗学形态、作者意图、目标读者等外部因素的制约。译者正是在这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选择其认为合适的翻译技巧，方法和策略将源语言转化为译入语。
三、《追风筝的人》及其中译本
1.《追风筝的人》及其作者卡勒德· 胡赛尼。《追风筝的人》自2003年出版以来，被翻译成 55 种语言，在 70 多个国家陆续出版，在各个国家地区创下全球畅销800万册的出版奇迹。自出版以来，该小说霸占了美国两大权威畅销书排行榜即《纽约时报》排行榜和《出版商周刊》排行榜长达80余周，先后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Alex奖、法国广播电台世界见证奖、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书店协会奖、2006年度中国十大好书等多个奖项。
《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赛尼是阿富汗裔美籍作家，著有《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群山回响》等畅销书籍。由于《追风筝的人》的巨大成功，作者胡赛尼在2006年获得联合国颁发的人道主义奖，并受邀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一职，促进难民救援工作。2008 年，卡勒德·胡塞尼于荣登全球最畅销作者榜首，几乎囊括了英语世界的所有文学新人奖。
2.《追风筝的人》内容简介。《追风筝的人》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了阿米尔的故事。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与仆人哈桑阿米尔和哈桑是好朋友，在阿米尔受别人欺负的时候，比他瘦弱的哈桑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他。阿米尔是出色的“风筝斗士”，善于用自己的风筝切断别人的风筝的线。同样，哈桑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于阿米尔，哈桑能向雷达一样准确地追到被切断的风筝。12岁那年，阿米尔为了赢得爸爸的好感参加了阿富汗传统的斗风筝比赛并勇夺桂冠。忠诚的哈桑替阿米尔去追隔断的风筝但在哈桑的归途被恶霸少爷阿塞夫等人截住。阿塞夫要哈桑把风筝给他，但哈桑不肯，于是阿塞夫强暴了哈桑。阿米尔目睹了一切，但性格软弱的他却选择偷偷躲在角落，没有挺身而出。从此，阿米尔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对哈桑深怀愧疚又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1973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阿米尔和他父亲亡命出逃，离乡背井来到了美国旧金山湾区的费利蒙，开始了他的新生活。长大后的阿米尔没有忘记他对哈桑的愧疚。2001年，罹患绝症的拉辛汗从巴基斯坦给阿米尔打来电话。拉辛汗让阿米尔去巴基斯坦，因为“有办法重新做好人”。阿米尔冒着生命危险，重回阔别多年的阿富汗，经过千难万险，从塔利班手里救出了哈桑的孩子。至此，阿米尔终于驱散了12 岁那年追风筝时遭遇的心魔，实现了自我救赎。
3.《追风筝的人》中译本及其译者。2006年美国图书霸主《追风筝的人》引入中国。该小说在国内主要有两个译本：一是由大陆译者李继宏先生于2006所译著的简体中文版，该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在大陆地区发行；另一部则是由台湾译者李静宜女士于2005年所译著的繁体中文版，主要在港台地区发行。《追风筝的人》两个译本一经出版便在中国市场引起轰动，截至2015年，小说已被翻印89次，深受国内广大读者喜爱。两个译本分别在 2006年大陆和台湾地区文学类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成为台湾诚品书店、金石堂书店、博客来书店销售冠军。本文将选择李继宏先生所译的简体中文版作为研究文本。大陆译者李继宏，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曾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任职。现从事专职翻译和写作。主要译著有《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倒转地极》等。对这部小说译者李继宏除了都表达了自己的喜欢，也肯定了这部小说的特别，无可否认这部小说的商业性，同样也承认它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带给读者心灵的震撼和感动。
四、《追风筝的人》中阿富汗地域文化的汉译
《追风筝的人》是一部充满阿富汗地域风情的小说。小说创作期间发生了“911 事件”，基地组织所在的阿富汗成了布什政府眼中的“反恐中心”，阿富汗在很多人眼里成了恐怖、暴力、贫瘠、落后的代名词。在全世界都在妖魔化阿富汗人的时候，《追风筝的人》将他们人性化，让世界看到阿富汗人的人性面孔。小说中涉及到许多阿富汗文化翻译，译者李继宏在译后记中也提到 “原书中有不少用英语拼写的法尔西语单词……为了阅读刘畅起见，除个别必要之外，拙译一概根据原意译出……原书有个别不适合国情的地方，译者酌情在措辞上加以改动，意思仍一概如旧。另外，原有两处前后矛盾的小漏洞，译者自行更正……”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的阿富汗地域文化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笔者将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小说中阿富汗地域文化的汉译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1.译者创造性的体现。
例（1）. If thou art indeed my father，then bast thou stained thy sword in life-blood of thy son.And thou didst it of thine obstinacy. For I sought to turn thee unto love，and I implored of thee thy name，for I thought to behold in thee the tokens recounted of my mother. But I appealed unto thy heart in vain，and now is the time gone for meeting…（Hosseini，2003； 32）
译文：若汝果为吾父，血刃亲子，名节有污矣。此乃汝之专横所致也。汝持先母信物，吾报汝以爱，呼汝之名，然汝心难回，吾徒费唇舌，此刻命赴黄泉…… （李继宏，2006： 29）
《沙纳玛》是一部描写古代波斯英雄的10世纪的史诗。例（1）选自《沙纳玛》里面的一个关于“罗斯坦和索拉伯”的故事。考虑到这个故事描述的是古代波斯英雄的故事，原作者在创作时使用古英语将其表述出来。译者李继宏创造性地将原文翻译成文言文，使原本较长的句子变得精炼简洁，富有韵律美，同时又与原文保持了形式上的一致性。译者的创造性发挥，保证了译语读者在阅读译本时同样能够与原文相等或相似的审美体验。
例（2）.My last novel，A Season for Ashes，had been about a university professor who joins a clan of gypsies after she found his wife in bed with one of his students. （Hosseini，2003：255）
译文：我最后一本小说叫《此情可待成在追忆》，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故事，他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追随一群吉普赛人而去。（李继宏，2006： 228）
许钧指出：“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中的创造意识。”A Season for Ashes是《追风筝的人》主人公阿米尔创作的一本小说的名字，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追随一群吉普赛人而去的故事。李继宏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将其译为《此情可待成在追忆》，译文与小说内容相吻合，为译入语读者创造出一副在爱情里迷失，往事如烟的画面。
2.译者主体性在影响因素作用下的体现。译者主体性受到如：翻译目的、文化差异、目标语读者、审美态度、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译者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采用一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将原文本转化为译入语文本。李继宏在翻译《追风筝的人》时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面笔者将以《追风筝的人》中译本为例探讨译者主体性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的具体体现。
（1）专有名词。笔者通过整理发现，李继宏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的专有名词时大多采用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这样的翻译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目的论的创始人是费米尔，他提出 “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顾名思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而且，一种行为会导致一种结果，一种新的情景或事件，也可能是一个新的事物。”在费米尔看来翻译中的最高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也不同。李继宏为了达到帮助中国读者了解阿富汗文化的目的，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一些阿富汗特有地名，人名，宗教等内容时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使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将读者带向原作者，使得译文保留了异国风情。
表（一）
地名 汉译 注释
Hazarajat 哈扎拉贾特 阿富汗中部山区，为哈扎拉人聚居地
Hindu Kush
Mountains 兴都库什山脉 东起帕米尔高原南缘，向西南经巴基斯坦延伸至阿富汗境内。山势雄伟，有“阿富汗的脊梁”之称。
人名 汉译 注释
Ahmad Shah
Massoud 马苏德 20世纪80年代组织游击队在阿富汗潘杰希尔谷地抗击苏联游击队，1996年后为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
Hamid Karzai 哈米德·卡尔扎伊 2001年底出任阿富汗临时政府总统，2004年当选阿富汗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
宗教 汉译 注释
Shi’a Muslim 什叶派穆斯林 伊斯兰教分为逊尼（sunni）和什叶（Shia）两派的分别主要在于对于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合法性的承认上。按什叶派的观点，只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而逊尼派承认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四大哈里发的合法性。
民族 汉译 注释
Pashtuns 普什图人 阿富汗人口最多的民族，其语言普什图语为阿富汗官方语言
由表（一）可知，李继宏在涉及地名，人名，宗教，民族这四个方面的翻译时主要采用了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追风筝的人》全文涉及十几个阿富汗地名以及八个阿富汗统治者的姓名，李继宏在页面下方对这些地点的地理位置及主要特点，统治者的统治时间及在任期间的主要时间等都进行了简要的解释。而对于原文中的宗教和民族，李继宏在注释中则给予了较为详细的注释。这是因为在《追风筝的人》中充满宗教派别及民族差异间的矛盾，然而一般的读者对此并不了解，这大大影响了读者的阅读。通过李继宏的详细解释，中国读者了解到了伊斯兰教的两大派别，以及两大民族在阿富汗各自的地位。阿富汗的宗教及民族阿富汗一向给人予神秘的感觉，一般读者对阿富汗文化都不甚了解。李继宏在翻译时采用了音译加注释的方法保留了异域风情达到了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阿富汗文化的目的。 （2）饮食。
例（3）：I remember one day，when I was eight，Ali was taking me to the bazaar to buy some naan（Hosseini，2003：9）
译文：我记得八岁那年，有一天阿里带我到市场去买馕饼 （李继宏，2006：8）
Naan是阿富汗人的日常主食，naan的做法和外观都和我国新疆地区的馕饼相似。李继宏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应用意译的方法将其译为“馕饼”。“归化的翻译策略就是尽量不要打扰读者，而是将原作者带向读者”归化的翻译策略主要是考虑到了目标语读者。翻译成“馕饼”使得译文更加通俗易懂，容易为中国读者接受和理解。在意译的同时，李继宏还在页面底下进行了注释——“naan阿富汗日常主食，将面团抹在烤炉上烘焙而成。”通过这种方法中国读者对naan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3）俗语。
例（4）Baba had personally funded the entire project，paying for the engineers…and laborers，not to mention the city officials whose mustaches needed oiling. （Hosseini，2003：14）
译文：爸爸独立承担了整个工程，工程师、……、建筑工，这些人的工钱都是爸爸付的。城里的官员也抽了油水，他们的“胡子”得上点油。（Li Jihong，2006：24）
绝大部分的阿富汗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按照宗教习惯，留胡子是穆斯林男性追随先知的一件圣行，圣训中提到：“你们当蓄留胡须，修短唇髭。”因此，胡须对于阿富汗人来说有重要的意义，是承载着文化内涵的词语。例（4）中李继宏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将“whose mustaches needed oiling”翻译成“他们的胡子得上点油”，使得原文的词汇意义和修辞意义均得以保留。译者主体性在这里受到翻译目的，目标读者，文化差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李继宏的翻译介绍了阿富汗文化，使得中国读者能感受到阿富汗的异域风情。
五、结语
从以上各例的分析可见，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的阿富汗地域文化时译者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译者既是原文的翻译者又是译文的创作者，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译者主体性集中表现于译者对原文创造性发挥。勒弗菲尔指出“翻译绝不是在真空中所产生，也绝不是在真空中被接受”，因此，译者的主体性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它要受到翻译目的、文化差异、目标语读者、审美态度、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译者李继宏正是在这一系列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分析原作的语言，写作风格，写作手法并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将原作的内容翻译成目标语。
参考文献：
[1]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2]Lefevere，A.Beyond the Process：Literary Translation i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M].1981.
[3]卡勒德·胡塞尼.李继宏.追风筝的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9，228，8，14.
[4]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作者简介：王小静（1984-），女，汉族，福建漳州人，硕士学位，研究方向：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追风筝的人 阿富汗地域文化 汉译
一、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以来，译者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译者主体性地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追风筝的人》是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 胡赛尼创作的一部充满阿富汗地域文化色彩的英文小说。正是由于作者的双重身份，译者李继宏在将该小说译成中文，引入中国市场时，就面临着三国文化的碰撞。译者应该何去何从，其中译者主体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以风靡全球的畅销小说《追风筝的人》的中文译本作为研究文本，探讨译者主体性在阿富汗地域文化翻译中的具体体现。
二、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翻译实践中最重要的因素。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勒弗菲尔在《超越过程：文学与文论中的翻译文学》—文中指出翻译不只是语词转换和引进新的文学形式，还要考虑意识形态对其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的。在其最具代表性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勒弗菲尔（2004）又进一步分析了 “意识形态”、“赞助行为”、“诗学因素”等对翻译的影响以及它们对译者和译本产生的限制作用。归结起来，译者主体性除了受到译者自身语言能力，翻译目的，文化立场，审美态度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所处时代、意识形态、诗学形态、作者意图、目标读者等外部因素的制约。译者正是在这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选择其认为合适的翻译技巧，方法和策略将源语言转化为译入语。
三、《追风筝的人》及其中译本
1.《追风筝的人》及其作者卡勒德· 胡赛尼。《追风筝的人》自2003年出版以来，被翻译成 55 种语言，在 70 多个国家陆续出版，在各个国家地区创下全球畅销800万册的出版奇迹。自出版以来，该小说霸占了美国两大权威畅销书排行榜即《纽约时报》排行榜和《出版商周刊》排行榜长达80余周，先后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Alex奖、法国广播电台世界见证奖、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书店协会奖、2006年度中国十大好书等多个奖项。
《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赛尼是阿富汗裔美籍作家，著有《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群山回响》等畅销书籍。由于《追风筝的人》的巨大成功，作者胡赛尼在2006年获得联合国颁发的人道主义奖，并受邀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一职，促进难民救援工作。2008 年，卡勒德·胡塞尼于荣登全球最畅销作者榜首，几乎囊括了英语世界的所有文学新人奖。
2.《追风筝的人》内容简介。《追风筝的人》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了阿米尔的故事。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与仆人哈桑阿米尔和哈桑是好朋友，在阿米尔受别人欺负的时候，比他瘦弱的哈桑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他。阿米尔是出色的“风筝斗士”，善于用自己的风筝切断别人的风筝的线。同样，哈桑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于阿米尔，哈桑能向雷达一样准确地追到被切断的风筝。12岁那年，阿米尔为了赢得爸爸的好感参加了阿富汗传统的斗风筝比赛并勇夺桂冠。忠诚的哈桑替阿米尔去追隔断的风筝但在哈桑的归途被恶霸少爷阿塞夫等人截住。阿塞夫要哈桑把风筝给他，但哈桑不肯，于是阿塞夫强暴了哈桑。阿米尔目睹了一切，但性格软弱的他却选择偷偷躲在角落，没有挺身而出。从此，阿米尔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对哈桑深怀愧疚又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1973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阿米尔和他父亲亡命出逃，离乡背井来到了美国旧金山湾区的费利蒙，开始了他的新生活。长大后的阿米尔没有忘记他对哈桑的愧疚。2001年，罹患绝症的拉辛汗从巴基斯坦给阿米尔打来电话。拉辛汗让阿米尔去巴基斯坦，因为“有办法重新做好人”。阿米尔冒着生命危险，重回阔别多年的阿富汗，经过千难万险，从塔利班手里救出了哈桑的孩子。至此，阿米尔终于驱散了12 岁那年追风筝时遭遇的心魔，实现了自我救赎。
3.《追风筝的人》中译本及其译者。2006年美国图书霸主《追风筝的人》引入中国。该小说在国内主要有两个译本：一是由大陆译者李继宏先生于2006所译著的简体中文版，该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在大陆地区发行；另一部则是由台湾译者李静宜女士于2005年所译著的繁体中文版，主要在港台地区发行。《追风筝的人》两个译本一经出版便在中国市场引起轰动，截至2015年，小说已被翻印89次，深受国内广大读者喜爱。两个译本分别在 2006年大陆和台湾地区文学类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成为台湾诚品书店、金石堂书店、博客来书店销售冠军。本文将选择李继宏先生所译的简体中文版作为研究文本。大陆译者李继宏，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曾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单位任职。现从事专职翻译和写作。主要译著有《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倒转地极》等。对这部小说译者李继宏除了都表达了自己的喜欢，也肯定了这部小说的特别，无可否认这部小说的商业性，同样也承认它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带给读者心灵的震撼和感动。
四、《追风筝的人》中阿富汗地域文化的汉译
《追风筝的人》是一部充满阿富汗地域风情的小说。小说创作期间发生了“911 事件”，基地组织所在的阿富汗成了布什政府眼中的“反恐中心”，阿富汗在很多人眼里成了恐怖、暴力、贫瘠、落后的代名词。在全世界都在妖魔化阿富汗人的时候，《追风筝的人》将他们人性化，让世界看到阿富汗人的人性面孔。小说中涉及到许多阿富汗文化翻译，译者李继宏在译后记中也提到 “原书中有不少用英语拼写的法尔西语单词……为了阅读刘畅起见，除个别必要之外，拙译一概根据原意译出……原书有个别不适合国情的地方，译者酌情在措辞上加以改动，意思仍一概如旧。另外，原有两处前后矛盾的小漏洞，译者自行更正……”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的阿富汗地域文化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笔者将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小说中阿富汗地域文化的汉译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1.译者创造性的体现。
例（1）. If thou art indeed my father，then bast thou stained thy sword in life-blood of thy son.And thou didst it of thine obstinacy. For I sought to turn thee unto love，and I implored of thee thy name，for I thought to behold in thee the tokens recounted of my mother. But I appealed unto thy heart in vain，and now is the time gone for meeting…（Hosseini，2003； 32）
译文：若汝果为吾父，血刃亲子，名节有污矣。此乃汝之专横所致也。汝持先母信物，吾报汝以爱，呼汝之名，然汝心难回，吾徒费唇舌，此刻命赴黄泉…… （李继宏，2006： 29）
《沙纳玛》是一部描写古代波斯英雄的10世纪的史诗。例（1）选自《沙纳玛》里面的一个关于“罗斯坦和索拉伯”的故事。考虑到这个故事描述的是古代波斯英雄的故事，原作者在创作时使用古英语将其表述出来。译者李继宏创造性地将原文翻译成文言文，使原本较长的句子变得精炼简洁，富有韵律美，同时又与原文保持了形式上的一致性。译者的创造性发挥，保证了译语读者在阅读译本时同样能够与原文相等或相似的审美体验。
例（2）.My last novel，A Season for Ashes，had been about a university professor who joins a clan of gypsies after she found his wife in bed with one of his students. （Hosseini，2003：255）
译文：我最后一本小说叫《此情可待成在追忆》，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故事，他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追随一群吉普赛人而去。（李继宏，2006： 228）
许钧指出：“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中的创造意识。”A Season for Ashes是《追风筝的人》主人公阿米尔创作的一本小说的名字，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追随一群吉普赛人而去的故事。李继宏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将其译为《此情可待成在追忆》，译文与小说内容相吻合，为译入语读者创造出一副在爱情里迷失，往事如烟的画面。
2.译者主体性在影响因素作用下的体现。译者主体性受到如：翻译目的、文化差异、目标语读者、审美态度、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译者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采用一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将原文本转化为译入语文本。李继宏在翻译《追风筝的人》时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面笔者将以《追风筝的人》中译本为例探讨译者主体性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的具体体现。
（1）专有名词。笔者通过整理发现，李继宏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的专有名词时大多采用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这样的翻译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目的论的创始人是费米尔，他提出 “任何形式的翻译行为，包括翻译本身，顾名思义，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标或一个目的。而且，一种行为会导致一种结果，一种新的情景或事件，也可能是一个新的事物。”在费米尔看来翻译中的最高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方法也不同。李继宏为了达到帮助中国读者了解阿富汗文化的目的，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一些阿富汗特有地名，人名，宗教等内容时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使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将读者带向原作者，使得译文保留了异国风情。
表（一）
地名 汉译 注释
Hazarajat 哈扎拉贾特 阿富汗中部山区，为哈扎拉人聚居地
Hindu Kush
Mountains 兴都库什山脉 东起帕米尔高原南缘，向西南经巴基斯坦延伸至阿富汗境内。山势雄伟，有“阿富汗的脊梁”之称。
人名 汉译 注释
Ahmad Shah
Massoud 马苏德 20世纪80年代组织游击队在阿富汗潘杰希尔谷地抗击苏联游击队，1996年后为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
Hamid Karzai 哈米德·卡尔扎伊 2001年底出任阿富汗临时政府总统，2004年当选阿富汗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
宗教 汉译 注释
Shi’a Muslim 什叶派穆斯林 伊斯兰教分为逊尼（sunni）和什叶（Shia）两派的分别主要在于对于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合法性的承认上。按什叶派的观点，只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而逊尼派承认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四大哈里发的合法性。
民族 汉译 注释
Pashtuns 普什图人 阿富汗人口最多的民族，其语言普什图语为阿富汗官方语言
由表（一）可知，李继宏在涉及地名，人名，宗教，民族这四个方面的翻译时主要采用了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追风筝的人》全文涉及十几个阿富汗地名以及八个阿富汗统治者的姓名，李继宏在页面下方对这些地点的地理位置及主要特点，统治者的统治时间及在任期间的主要时间等都进行了简要的解释。而对于原文中的宗教和民族，李继宏在注释中则给予了较为详细的注释。这是因为在《追风筝的人》中充满宗教派别及民族差异间的矛盾，然而一般的读者对此并不了解，这大大影响了读者的阅读。通过李继宏的详细解释，中国读者了解到了伊斯兰教的两大派别，以及两大民族在阿富汗各自的地位。阿富汗的宗教及民族阿富汗一向给人予神秘的感觉，一般读者对阿富汗文化都不甚了解。李继宏在翻译时采用了音译加注释的方法保留了异域风情达到了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阿富汗文化的目的。 （2）饮食。
例（3）：I remember one day，when I was eight，Ali was taking me to the bazaar to buy some naan（Hosseini，2003：9）
译文：我记得八岁那年，有一天阿里带我到市场去买馕饼 （李继宏，2006：8）
Naan是阿富汗人的日常主食，naan的做法和外观都和我国新疆地区的馕饼相似。李继宏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应用意译的方法将其译为“馕饼”。“归化的翻译策略就是尽量不要打扰读者，而是将原作者带向读者”归化的翻译策略主要是考虑到了目标语读者。翻译成“馕饼”使得译文更加通俗易懂，容易为中国读者接受和理解。在意译的同时，李继宏还在页面底下进行了注释——“naan阿富汗日常主食，将面团抹在烤炉上烘焙而成。”通过这种方法中国读者对naan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3）俗语。
例（4）Baba had personally funded the entire project，paying for the engineers…and laborers，not to mention the city officials whose mustaches needed oiling. （Hosseini，2003：14）
译文：爸爸独立承担了整个工程，工程师、……、建筑工，这些人的工钱都是爸爸付的。城里的官员也抽了油水，他们的“胡子”得上点油。（Li Jihong，2006：24）
绝大部分的阿富汗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按照宗教习惯，留胡子是穆斯林男性追随先知的一件圣行，圣训中提到：“你们当蓄留胡须，修短唇髭。”因此，胡须对于阿富汗人来说有重要的意义，是承载着文化内涵的词语。例（4）中李继宏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将“whose mustaches needed oiling”翻译成“他们的胡子得上点油”，使得原文的词汇意义和修辞意义均得以保留。译者主体性在这里受到翻译目的，目标读者，文化差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李继宏的翻译介绍了阿富汗文化，使得中国读者能感受到阿富汗的异域风情。
五、结语
从以上各例的分析可见，在翻译《追风筝的人》中的阿富汗地域文化时译者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译者既是原文的翻译者又是译文的创作者，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译者主体性集中表现于译者对原文创造性发挥。勒弗菲尔指出“翻译绝不是在真空中所产生，也绝不是在真空中被接受”，因此，译者的主体性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它要受到翻译目的、文化差异、目标语读者、审美态度、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译者李继宏正是在这一系列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分析原作的语言，写作风格，写作手法并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将原作的内容翻译成目标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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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作者简介：王小静（1984-），女，汉族，福建漳州人，硕士学位，研究方向：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