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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前期是云南锡业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在产量和产值上都已取代铜业成为云南矿业的支柱。这一时期的云锡兴盛，除外部原因，设备更新和技术上的升级换代等内部因素是云南锡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这一时期的云南锡业呈现出显著的外向型特征，其产量、价格等均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且在云南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抗战期间中国工业呈现出的“内敛性”趋势大相径庭。[JP]
关键词：抗日战争前期；云南锡业；外向型；内敛化；技术升级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5-0028-05
云南矿产资源丰富，矿区分布甚广，被誉为“有色金属”王国，矿业是云南的支柱产业。在云南矿产采炼历史上，抗日战争前期书写了近代云南矿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据统计，已探明的23类矿种均已先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采，以锡、铜、铁、锑、钨、岩盐和煤等11种矿产质量较好、产量也较高，矿区面积达到45297万多公亩，比1937年的122625公亩扩大了3693倍，云南矿业总产值到1939年已跃居至全国第一位[1]。盛极一时的云南矿业不仅构成云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强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力量，也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学界对此已有相关研究，如杨寿川[2]56-62分析了抗战前期云南矿业的大发展和抗战后期云南矿业衰落的原因，陈征平[3]106-111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工业的特征高度概括为“内敛化”。就锡矿发展而言，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矿产品结构中，无论是产量还是产值，锡矿均稳居首位。那么，云南锡业如何获得迅速发展，又因何盛极而衰，其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是否呈现着“内敛化”的特征呢？笔者不揣简陋，拟就以上问题求教于方家。
[BT1]一、抗日战争前期云南锡业的兴盛
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州的个旧市，因盛产锡而闻名于世，是因锡而立、以锡而兴的冶金工矿城市，故有“云南之锡，产于个旧”之说。截止到民国时期发现的全国产锡区域共有四处，分别属于云南、广西、江西和湖南四省。其中，云南锡产量约占全国90%左右[4]18，足可见云南锡业在全国的地位。个旧锡矿的开采历史不仅晚于云南铜矿，甚至晚于当地银矿的开采，其具体年代已经失考。据比较可靠的记载，个旧锡矿的发现大概是在明朝末年[4]18。在个旧锡矿发现后的很长时期内，锡主要是用于铸造银币时的材料添加，规模相当有限。因此，受其应用领域限制，采矿、冶炼技术落后和交通运输阻滞等因素影响，锡的产量相当有限，甚至无法跟清代云南的铜业相媲美。然而，进入近代以后，受蒙自开关、滇越铁路通车等因素影响，云南锡业发展势头相当强劲，并在抗战前期形成了第一个大发展时期，取代铜业成为云南矿业的支柱。
根据吕菡生[4]19-25的统计数据，自1889年蒙自开关以来到1948年的60年间，个旧产锡数量合计约326万吨。这60年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分界点，一是1910年，以滇越铁路通车为契机，个旧产锡产数量显著增加，当年即突破6000吨，此后个旧产锡产数量大部分年份保持增长势头，期间虽有起伏，但均在6000吨以上。而在此之前的21年间，锡产总量也仅为57759吨，平均年产锡量为2750吨，尽管产量有限，但可以看出基本上呈现增长趋势。第二个分界点是1941年，这一年锡产量数量是5094吨，此后的产量呈现出V字形发展曲线，先是急剧下降至1945年的最低点1600吨，之后又呈现小幅度上升，但增长有限，最高值仅为4000吨。1941年至1948年8年间年均产量为3218吨。1889年至1948个旧锡产量统计情况见图1所示：
本图根据吕菡生《工业调查云南锡业概况》中的统计数据绘制而成。[ZW）][HT][KH*2/3]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从发展趋势来看，自蒙自开埠以来至1941年，云南锡产量大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自1910年至1940年的31年间产锡总量达到24万余吨，年均产量达7812吨有余；自1937年开始，云锡产量超过平均值，达到9187吨，1938和1939年连续两年产量突破万吨大关。1937年至1940年四年间，云锡总产量为39062吨，年均产量近万吨，明显超过了其他时段，这成为云南锡业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
下面我们通过对比锡与其他矿产品的产量、产值情况来分析其在云南矿业中的比重（详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在云南10种主要矿产中，除铁矿的产量高于锡外，其余矿产产量均少于锡矿，铜的产量更是仅有700吨，仅及锡产量的7%。然而，由于锡矿产品的单价是铁矿产品的
156倍，所以锡以5000万总产值高居榜首。由此可以看出抗日战争前期锡业在云南矿业结构中的地位。
总之，通过对近代以来云南锡业产量的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出，抗日战争前期云南锡矿业取得长足发展，无论是产量还是产值，都已经取代铜业成为云南矿业的支柱。
[BT1]二、抗日战争前期云南锡业兴盛的内部因素分析
那么，云南锡业在抗日战争前期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呢？杨寿川[2]56-62认为抗战前期云南矿业获得大发展的四个原因是：云南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沦陷区工厂内迁、国内外矿产品市场的需求以及国民政府和云南省政府的重视。这四个方面亦是云南锡业获得大发展的原因，但它们都可以归结为外部因素，对于抗战时期铸造辉煌的云南锡业来说，其内部因素——设备、技术上的升级换代——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BT2] （一）设备更新
由前述可知，个旧锡矿采炼历史并没有铜矿长，起初规模也不能跟云南铜业相比，云南锡业的蓬勃发展实际上是近代蒙自开埠以后的事情，时间虽晚，起点却并不低。云南锡业采炼技术上的近代化尝试，从官商合办个旧厂时就已经开始了。
从1889年蒙自开关到1909年滇越铁路通车前，个旧锡矿以商人土法采炼为主，形成矿主多、资本额度小的分散型开发格局。其间，法国总领事弥乐石与外务大臣端良协议组织兴隆公司，采办云南七府矿产，遭到云南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为了挽回利权，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矿务大臣唐炯、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准成立“个旧厂官商有限公司”，其中官股485万元，商股181万元。在滇越铁路即将通车之前的宣统元年（1908年），总督锡良筹集官股100万元，商股769万元，聘请德国人裴劳禄为工程师，与德商礼和洋行订约购买洗选、冶炼、化验、动力及索道等各项设备，耗资近166万元，于宣统二年（1909年）兴工，至民国二年（1912年）建成个旧实力最雄厚的公司，将“个旧厂”改为“个旧锡务有限公司”。官商合办方式最大程度地汇聚了云南各方资源和力量，迅即成为当时个旧实力最为雄厚并采用新方法开采锡矿的公司。 然而，新设备购买以后，人们发现发动机、锅炉和炼锡炉动力所需原料为煤炭，但找不到可以适用的煤炭；购买高线铁路本来是用来运输矿砂的，人们却发现无砂可运。结果是洗砂厂无砂可洗，炼锡炉无锡可炼，冶炼技术仍沿用土法[6]617-618。无怪乎丁文江1932年在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漫游散记”一文中感叹这一状况“和张之洞办汉阳铁厂的历史可谓无独有偶”[6]620！受冶炼技术影响，此时个旧锡务公司所产锡条纯度最高的仅有98%，而国际市场上标准锡的纯度是9975%。土法所炼锡条还不能直接运往国际市场上销售，须先运到香港进行二次精炼，提高锡条成色，并通过香港的化验后方能行销国际市场。在转手过程中，平均每吨损失30磅左右，约占锡值的10%。据统计，个旧锡自1891年至1935年间，按平均每年出口3 276担计算，价值总额605余万关平两，损失总额已达60余万两以上[7]。
[BT2]（二）技术升级
锡矿采炼技术上的近代化取得实质进展是由云南著名实业界爱国人士缪云台主持完成的。缪云台（1894-1988），字嘉铭，云南昆明人，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矿业学系，1920年回国后担任个旧锡务公司工程技术人员，针对公司状况，他写成《整顿个旧锡务意见书》，唐继尧随即任命他为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在他的主持下，废置多年的机械设备重新派上了用场。这是云南锡业改用新法采炼之关键举措，公司股本增加为国币200万元，产量在当年即突破一万吨大关[4]19。
然而，锡条仍须经香港转手这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为挽回利益损失，去除香港锡店这一中间环节，缪云台建议将炼锡部分独立出来，成立炼锡公司，并亲赴东南亚的产锡地区考察，物色炼锡专家。1932年，身为实业厅长的缪云台将个旧锡务公司的制炼厂全部划出，招集股本250万元，制订《云南炼锡公司章程》，组成云南炼锡公司，亲任炼锡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薪聘请已卸任的新加坡炼锡公司总工程师英国人亚迟迪耿（Archdeacon），购置“反射炼炉”，“以柴油为燃料”[4]19，于1933年3月试炼精锡获得成功，4月即大规模投产，可产出含锡量9975%的上等锡、995%的纯锡和99%的普通锡三种，取得了伦敦和纽约五金交易所的化验证书，直接运往外洋销售，与英国锡享有同等价值[8]，为云锡在国际贸易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缪云台正是抓住了这次机遇，采用新式炼炉，改良冶炼技术，标有云南炼锡公司标志的YTC的大锡，真正成为国际市场上富有竞争力的商品。据《云南矿产志略》记载，当时“世界锡产额，除马来群岛、南美之玻里维亚、及荷属东印度外，我国则居第四位，其中尤以滇省之个旧为最”[5]61。
云南炼锡公司获得技术上的突破后，1933年到1940年的8年间，锡产量为72091吨，年均9000余吨，形成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其年均产量均明显高于其他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影响，锡产品的市场需求量激增，价格再次上涨，产值更是可观。锡矿设备的更新和冶炼技术上的突破，使其年产量增加，其产量的95%出口外销，是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按照1939年大锡单价5000元国币计算，大锡出口年均获利4200余万元，成为云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锡矿冶炼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为云南锡业走向国际市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同时，也充实了中国全面抗战过程中大后方的物质基础。1940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共征得矿产税1023亿元，云南锡业对此有重大贡献。
[BT1]三、抗日战争前期云南锡业的外向型特征显著
1近代云南锡业的发展是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呈现出显著的外向型特征，其产量、产值、销路、价格等均受到国际贸易市场各种因素的影响。根据《云南锡业公司五周年纪念刊》回顾个旧锡矿开采的历史时写道：乾隆时期因用银铸币添加金属锡，“个锡之兴自此始”。然而，总体而言，清代中叶因铸币用锡的数量十分有限。但是，“光绪十五年蒙自设关，国际贸易开始，厂情日盛”[6] 617。可见，云南锡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而且，其产量、产值、销路、价格等均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昔之行销限于川桂者，乃由蛮耗循红河至越出海，价每千斤由四五十两跃至七八十两。宣统初年，滇越铁路通，锡出口量及价格，皆倍蓰往昔。”[6]617可见 滇越铁路的通车为个旧锡矿外运进一步打开了市场，对云南锡业的国际化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作为“国防资源”，锡价格的涨落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及国际政治的影响。据钟纬1915年写成的《云南个旧锡山报告》（原载《云南实业杂志》第3卷第3号）称：“近年来锡价陡涨，一般矿商，云集于此。昔为荒废之地，今为繁盛之区矣。”[6]623这实际上是描述锡价因战事即起而涨至每吨1200～1300元，价格上涨，又刺激了矿商云集，使得个旧原先荒芜之地一变而成为繁盛之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个旧锡山汇聚了15万矿丁采掘锡矿，每年可得锡6000～7000吨，1917年锡矿产量更是超过11万吨，创下来近代个旧锡年产量的最高纪录，政府亦从中获得锡矿税六七十万[6]622。
[JP2]抗日战争前期云南锡业的外向型特征，跟抗日战争时期近代西南地区其他工业所呈现出的“内敛化”趋势大相径庭。所谓战时西南近代工业的“内敛化”，“首先表现在……其所生产的产品已主要以国内需求为转移”[3]110，而锡却始终是国际市场上最紧俏的商品，即便是在抗战后期，日寇切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交通线，导致云南锡产品外销受阻，国民政府仍以锡等矿产品为抵押与美国进行“易货偿债”，购买了战时急需的军需品，足见当时锡的国际市场需求之旺盛。[JP]
2锡是抗战时期云南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在对外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云南通志》载：“滇省国际贸易……出口货中，以大锡为第一位，约占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大锡为云南主要之国际贸易品，在全国对外贸易中，为出超省份，实因大锡之大量输出所致”[9]83。由此可看出锡在云南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从产值论，锡占全省出口货值百分比，历年有所不同。据蒙自关1889—1911年统计数据，最低年份为1906年，锡占全省出口货值的66%，最高年份是1910年，占比高达93%；平均占比在80%以上[10]。“本省出口贸易，胥唯锡业是赖，出口贸易之盛衰，全视其出口之兴衰为转移……无怪本省对外贸易，视锡为生命线也。”[2]60
1933年，云南炼锡公司凭借冶炼技术优势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在即的国际形势影响，云南锡业抓住机遇，获得了大发展。抗战时期的主要出口商品有：大锡、钨砂、生丝、皮革、猪鬃、桐油等，“大锡仍居这一时期出口商品货值之首位”[11]38。据蒙自关报告，1937年大锡出口额为94662吨，数字之巨，为1920年以来历年所未有，1938年大锡出口92604吨，1939年高达117981吨，出口总值分别2270万港元、1630余万港元、20529余万港元[11]39。据统计，抗战八年间，全国共出口大锡244万吨，价值计306亿元，其中云南锡产品约占93%[2]60。云南锡业自1941年起，其产品急剧减少，在云南对外贸易中占很大比重的大锡出口贸易亦随之大幅度下降，这直接导致云南出口贸易额度和产值的下降。1940年锡产量减为52073吨，以后又下断减少，1945年全省出口货值仅1585万美元，只及1941年出口货值的27%[2]61。
[BT1]四、结论
近代以来，云南锡业的发展主要是受国际市场需求影响，自蒙自开埠以来，基本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其间，滇越铁路通车解决了滇锡外运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云南锡业的发展，这种增长态势一直保持到1940年；1933年云南炼锡公司采用新式冶炼方法，制炼出符合国际市场需要的精锡，再次给云南锡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其产量、产值在抗日战争前期均获得显著增长，锡业取代铜业而成为云南矿业支柱，其发展驱动呈现出明显的外向型特征。与同期西南地区近代工业的“内敛化”趋势相比，云南以出口为导向的锡、锑、钨等矿产品可以说是一个例外。
然而，云南锡业突破瓶颈获得大发展的同时，也恰是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之际。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条例第五条规定：“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经行政院核准，得将下列各企业分别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一）关于战时必需之各矿业……”[12]云南锡业是首当其冲。1939年秋，云南省政府设立云南出口矿产品运销处，执行国家统制政策。自此以后，个旧大锡出口按每吨18两黄金的官价卖给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则以每吨32两黄金的价格卖给美国，获取了其利润的44%[11]39。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大锡统制”政策和接踵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云南锡业的发展盛极而衰[2]60-61，国民政府实行的“以货偿债”政策和“矿产管制”[9]83-102死死地遏制住了具备世界竞争优势的云南锡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其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衰败的境地。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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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吕菡生.工业调查云南锡业概况[J].化学世界 1949（Z1）.
[5] 朱熙人，袁见齐，郭令智.云南矿产志略[M].昆明：国立云南大学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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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云锡百年：1883-2006（内部资料）[G].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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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圭 梅丹.云南近代对贸易史略[G]//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云南进出口贸易.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12] 陆仰渊 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531.
关键词：抗日战争前期；云南锡业；外向型；内敛化；技术升级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5-0028-05
云南矿产资源丰富，矿区分布甚广，被誉为“有色金属”王国，矿业是云南的支柱产业。在云南矿产采炼历史上，抗日战争前期书写了近代云南矿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据统计，已探明的23类矿种均已先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采，以锡、铜、铁、锑、钨、岩盐和煤等11种矿产质量较好、产量也较高，矿区面积达到45297万多公亩，比1937年的122625公亩扩大了3693倍，云南矿业总产值到1939年已跃居至全国第一位[1]。盛极一时的云南矿业不仅构成云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强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力量，也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学界对此已有相关研究，如杨寿川[2]56-62分析了抗战前期云南矿业的大发展和抗战后期云南矿业衰落的原因，陈征平[3]106-111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工业的特征高度概括为“内敛化”。就锡矿发展而言，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矿产品结构中，无论是产量还是产值，锡矿均稳居首位。那么，云南锡业如何获得迅速发展，又因何盛极而衰，其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是否呈现着“内敛化”的特征呢？笔者不揣简陋，拟就以上问题求教于方家。
[BT1]一、抗日战争前期云南锡业的兴盛
位于云南省南部红河州的个旧市，因盛产锡而闻名于世，是因锡而立、以锡而兴的冶金工矿城市，故有“云南之锡，产于个旧”之说。截止到民国时期发现的全国产锡区域共有四处，分别属于云南、广西、江西和湖南四省。其中，云南锡产量约占全国90%左右[4]18，足可见云南锡业在全国的地位。个旧锡矿的开采历史不仅晚于云南铜矿，甚至晚于当地银矿的开采，其具体年代已经失考。据比较可靠的记载，个旧锡矿的发现大概是在明朝末年[4]18。在个旧锡矿发现后的很长时期内，锡主要是用于铸造银币时的材料添加，规模相当有限。因此，受其应用领域限制，采矿、冶炼技术落后和交通运输阻滞等因素影响，锡的产量相当有限，甚至无法跟清代云南的铜业相媲美。然而，进入近代以后，受蒙自开关、滇越铁路通车等因素影响，云南锡业发展势头相当强劲，并在抗战前期形成了第一个大发展时期，取代铜业成为云南矿业的支柱。
根据吕菡生[4]19-25的统计数据，自1889年蒙自开关以来到1948年的60年间，个旧产锡数量合计约326万吨。这60年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分界点，一是1910年，以滇越铁路通车为契机，个旧产锡产数量显著增加，当年即突破6000吨，此后个旧产锡产数量大部分年份保持增长势头，期间虽有起伏，但均在6000吨以上。而在此之前的21年间，锡产总量也仅为57759吨，平均年产锡量为2750吨，尽管产量有限，但可以看出基本上呈现增长趋势。第二个分界点是1941年，这一年锡产量数量是5094吨，此后的产量呈现出V字形发展曲线，先是急剧下降至1945年的最低点1600吨，之后又呈现小幅度上升，但增长有限，最高值仅为4000吨。1941年至1948年8年间年均产量为3218吨。1889年至1948个旧锡产量统计情况见图1所示：
本图根据吕菡生《工业调查云南锡业概况》中的统计数据绘制而成。[ZW）][HT][KH*2/3]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从发展趋势来看，自蒙自开埠以来至1941年，云南锡产量大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自1910年至1940年的31年间产锡总量达到24万余吨，年均产量达7812吨有余；自1937年开始，云锡产量超过平均值，达到9187吨，1938和1939年连续两年产量突破万吨大关。1937年至1940年四年间，云锡总产量为39062吨，年均产量近万吨，明显超过了其他时段，这成为云南锡业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
下面我们通过对比锡与其他矿产品的产量、产值情况来分析其在云南矿业中的比重（详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在云南10种主要矿产中，除铁矿的产量高于锡外，其余矿产产量均少于锡矿，铜的产量更是仅有700吨，仅及锡产量的7%。然而，由于锡矿产品的单价是铁矿产品的
156倍，所以锡以5000万总产值高居榜首。由此可以看出抗日战争前期锡业在云南矿业结构中的地位。
总之，通过对近代以来云南锡业产量的统计与分析可以看出，抗日战争前期云南锡矿业取得长足发展，无论是产量还是产值，都已经取代铜业成为云南矿业的支柱。
[BT1]二、抗日战争前期云南锡业兴盛的内部因素分析
那么，云南锡业在抗日战争前期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呢？杨寿川[2]56-62认为抗战前期云南矿业获得大发展的四个原因是：云南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变化、沦陷区工厂内迁、国内外矿产品市场的需求以及国民政府和云南省政府的重视。这四个方面亦是云南锡业获得大发展的原因，但它们都可以归结为外部因素，对于抗战时期铸造辉煌的云南锡业来说，其内部因素——设备、技术上的升级换代——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BT2] （一）设备更新
由前述可知，个旧锡矿采炼历史并没有铜矿长，起初规模也不能跟云南铜业相比，云南锡业的蓬勃发展实际上是近代蒙自开埠以后的事情，时间虽晚，起点却并不低。云南锡业采炼技术上的近代化尝试，从官商合办个旧厂时就已经开始了。
从1889年蒙自开关到1909年滇越铁路通车前，个旧锡矿以商人土法采炼为主，形成矿主多、资本额度小的分散型开发格局。其间，法国总领事弥乐石与外务大臣端良协议组织兴隆公司，采办云南七府矿产，遭到云南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为了挽回利权，清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矿务大臣唐炯、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准成立“个旧厂官商有限公司”，其中官股485万元，商股181万元。在滇越铁路即将通车之前的宣统元年（1908年），总督锡良筹集官股100万元，商股769万元，聘请德国人裴劳禄为工程师，与德商礼和洋行订约购买洗选、冶炼、化验、动力及索道等各项设备，耗资近166万元，于宣统二年（1909年）兴工，至民国二年（1912年）建成个旧实力最雄厚的公司，将“个旧厂”改为“个旧锡务有限公司”。官商合办方式最大程度地汇聚了云南各方资源和力量，迅即成为当时个旧实力最为雄厚并采用新方法开采锡矿的公司。 然而，新设备购买以后，人们发现发动机、锅炉和炼锡炉动力所需原料为煤炭，但找不到可以适用的煤炭；购买高线铁路本来是用来运输矿砂的，人们却发现无砂可运。结果是洗砂厂无砂可洗，炼锡炉无锡可炼，冶炼技术仍沿用土法[6]617-618。无怪乎丁文江1932年在发表于《独立评论》上的“漫游散记”一文中感叹这一状况“和张之洞办汉阳铁厂的历史可谓无独有偶”[6]620！受冶炼技术影响，此时个旧锡务公司所产锡条纯度最高的仅有98%，而国际市场上标准锡的纯度是9975%。土法所炼锡条还不能直接运往国际市场上销售，须先运到香港进行二次精炼，提高锡条成色，并通过香港的化验后方能行销国际市场。在转手过程中，平均每吨损失30磅左右，约占锡值的10%。据统计，个旧锡自1891年至1935年间，按平均每年出口3 276担计算，价值总额605余万关平两，损失总额已达60余万两以上[7]。
[BT2]（二）技术升级
锡矿采炼技术上的近代化取得实质进展是由云南著名实业界爱国人士缪云台主持完成的。缪云台（1894-1988），字嘉铭，云南昆明人，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矿业学系，1920年回国后担任个旧锡务公司工程技术人员，针对公司状况，他写成《整顿个旧锡务意见书》，唐继尧随即任命他为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在他的主持下，废置多年的机械设备重新派上了用场。这是云南锡业改用新法采炼之关键举措，公司股本增加为国币200万元，产量在当年即突破一万吨大关[4]19。
然而，锡条仍须经香港转手这一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为挽回利益损失，去除香港锡店这一中间环节，缪云台建议将炼锡部分独立出来，成立炼锡公司，并亲赴东南亚的产锡地区考察，物色炼锡专家。1932年，身为实业厅长的缪云台将个旧锡务公司的制炼厂全部划出，招集股本250万元，制订《云南炼锡公司章程》，组成云南炼锡公司，亲任炼锡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薪聘请已卸任的新加坡炼锡公司总工程师英国人亚迟迪耿（Archdeacon），购置“反射炼炉”，“以柴油为燃料”[4]19，于1933年3月试炼精锡获得成功，4月即大规模投产，可产出含锡量9975%的上等锡、995%的纯锡和99%的普通锡三种，取得了伦敦和纽约五金交易所的化验证书，直接运往外洋销售，与英国锡享有同等价值[8]，为云锡在国际贸易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缪云台正是抓住了这次机遇，采用新式炼炉，改良冶炼技术，标有云南炼锡公司标志的YTC的大锡，真正成为国际市场上富有竞争力的商品。据《云南矿产志略》记载，当时“世界锡产额，除马来群岛、南美之玻里维亚、及荷属东印度外，我国则居第四位，其中尤以滇省之个旧为最”[5]61。
云南炼锡公司获得技术上的突破后，1933年到1940年的8年间，锡产量为72091吨，年均9000余吨，形成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其年均产量均明显高于其他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影响，锡产品的市场需求量激增，价格再次上涨，产值更是可观。锡矿设备的更新和冶炼技术上的突破，使其年产量增加，其产量的95%出口外销，是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按照1939年大锡单价5000元国币计算，大锡出口年均获利4200余万元，成为云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锡矿冶炼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为云南锡业走向国际市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同时，也充实了中国全面抗战过程中大后方的物质基础。1940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共征得矿产税1023亿元，云南锡业对此有重大贡献。
[BT1]三、抗日战争前期云南锡业的外向型特征显著
1近代云南锡业的发展是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呈现出显著的外向型特征，其产量、产值、销路、价格等均受到国际贸易市场各种因素的影响。根据《云南锡业公司五周年纪念刊》回顾个旧锡矿开采的历史时写道：乾隆时期因用银铸币添加金属锡，“个锡之兴自此始”。然而，总体而言，清代中叶因铸币用锡的数量十分有限。但是，“光绪十五年蒙自设关，国际贸易开始，厂情日盛”[6] 617。可见，云南锡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而且，其产量、产值、销路、价格等均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昔之行销限于川桂者，乃由蛮耗循红河至越出海，价每千斤由四五十两跃至七八十两。宣统初年，滇越铁路通，锡出口量及价格，皆倍蓰往昔。”[6]617可见 滇越铁路的通车为个旧锡矿外运进一步打开了市场，对云南锡业的国际化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作为“国防资源”，锡价格的涨落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及国际政治的影响。据钟纬1915年写成的《云南个旧锡山报告》（原载《云南实业杂志》第3卷第3号）称：“近年来锡价陡涨，一般矿商，云集于此。昔为荒废之地，今为繁盛之区矣。”[6]623这实际上是描述锡价因战事即起而涨至每吨1200～1300元，价格上涨，又刺激了矿商云集，使得个旧原先荒芜之地一变而成为繁盛之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个旧锡山汇聚了15万矿丁采掘锡矿，每年可得锡6000～7000吨，1917年锡矿产量更是超过11万吨，创下来近代个旧锡年产量的最高纪录，政府亦从中获得锡矿税六七十万[6]622。
[JP2]抗日战争前期云南锡业的外向型特征，跟抗日战争时期近代西南地区其他工业所呈现出的“内敛化”趋势大相径庭。所谓战时西南近代工业的“内敛化”，“首先表现在……其所生产的产品已主要以国内需求为转移”[3]110，而锡却始终是国际市场上最紧俏的商品，即便是在抗战后期，日寇切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交通线，导致云南锡产品外销受阻，国民政府仍以锡等矿产品为抵押与美国进行“易货偿债”，购买了战时急需的军需品，足见当时锡的国际市场需求之旺盛。[JP]
2锡是抗战时期云南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在对外贸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云南通志》载：“滇省国际贸易……出口货中，以大锡为第一位，约占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大锡为云南主要之国际贸易品，在全国对外贸易中，为出超省份，实因大锡之大量输出所致”[9]83。由此可看出锡在云南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从产值论，锡占全省出口货值百分比，历年有所不同。据蒙自关1889—1911年统计数据，最低年份为1906年，锡占全省出口货值的66%，最高年份是1910年，占比高达93%；平均占比在80%以上[10]。“本省出口贸易，胥唯锡业是赖，出口贸易之盛衰，全视其出口之兴衰为转移……无怪本省对外贸易，视锡为生命线也。”[2]60
1933年，云南炼锡公司凭借冶炼技术优势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在即的国际形势影响，云南锡业抓住机遇，获得了大发展。抗战时期的主要出口商品有：大锡、钨砂、生丝、皮革、猪鬃、桐油等，“大锡仍居这一时期出口商品货值之首位”[11]38。据蒙自关报告，1937年大锡出口额为94662吨，数字之巨，为1920年以来历年所未有，1938年大锡出口92604吨，1939年高达117981吨，出口总值分别2270万港元、1630余万港元、20529余万港元[11]39。据统计，抗战八年间，全国共出口大锡244万吨，价值计306亿元，其中云南锡产品约占93%[2]60。云南锡业自1941年起，其产品急剧减少，在云南对外贸易中占很大比重的大锡出口贸易亦随之大幅度下降，这直接导致云南出口贸易额度和产值的下降。1940年锡产量减为52073吨，以后又下断减少，1945年全省出口货值仅1585万美元，只及1941年出口货值的27%[2]61。
[BT1]四、结论
近代以来，云南锡业的发展主要是受国际市场需求影响，自蒙自开埠以来，基本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其间，滇越铁路通车解决了滇锡外运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云南锡业的发展，这种增长态势一直保持到1940年；1933年云南炼锡公司采用新式冶炼方法，制炼出符合国际市场需要的精锡，再次给云南锡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其产量、产值在抗日战争前期均获得显著增长，锡业取代铜业而成为云南矿业支柱，其发展驱动呈现出明显的外向型特征。与同期西南地区近代工业的“内敛化”趋势相比，云南以出口为导向的锡、锑、钨等矿产品可以说是一个例外。
然而，云南锡业突破瓶颈获得大发展的同时，也恰是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之际。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条例第五条规定：“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经行政院核准，得将下列各企业分别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一）关于战时必需之各矿业……”[12]云南锡业是首当其冲。1939年秋，云南省政府设立云南出口矿产品运销处，执行国家统制政策。自此以后，个旧大锡出口按每吨18两黄金的官价卖给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则以每吨32两黄金的价格卖给美国，获取了其利润的44%[11]39。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大锡统制”政策和接踵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云南锡业的发展盛极而衰[2]60-61，国民政府实行的“以货偿债”政策和“矿产管制”[9]83-102死死地遏制住了具备世界竞争优势的云南锡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其不可避免地滑向了衰败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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