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儿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句俗语流传甚广，它至少说出了一个现象：男人容易对别人的女人怀一种隐秘的好奇甚至渴望。善用日记自我反省的一个民国政治家就曾留下一段记录，曾见某同僚的太太风姿绰约，一时怦然心动，继而深刻自省，引以为戒。遗憾的是，日记不曾写过，是否曾对某位女共党一见钟情，又如何自持，不然，政要人物心态史上又会多出一笔可供分析的素材了。
从道德角度，对别人的老婆纵有觊觎之意，也不该明目张胆说出来。但如果这里的“别人”是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问题就大不一样了。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联军可以把和特洛伊人的妻子睡觉作为口号，古代战争中，战败方的女人会沦为胜利者的妻妾奴隶，占有对方女人的欲望可以公开说出来，不但不下流，反而是勇敢和雄心壮志的表现。事实上自父系社会开始至今，女人的地位从来没有与男人平等过，无论社会文明到什么程度，每逢战争或暴动，将女人作为战利品的心态一定会爆发出来。到小姐少奶奶的床上去滚一滚，对劳苦大众来说总是一种有力动员，即使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但如果有机会到林妹妹的绣床上滚一滚，他未必不去。想象敌人的女人陪自己睡觉，在血淋淋的冷兵器交战时代或许可以有效舒缓紧张的神经。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这种宣告直接想象对方的男性成员全不中用，使谩骂者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廉价胜利感。在“愤青”们那些咬牙切齿的仇日的言论里，动辄夹带针对对方女性的各种不堪言辞，享受的就是这种快感。
艺术家们自然更看重爱情，爱上敌人的故事总是非常好看。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死后，他的妻子安德洛玛克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从欧里庇得斯到拉辛，多少戏剧大师都热衷于描写胜利者对这位女俘的倾慕。寡妇比公主还炙手可热，对于有严重萝莉崇拜心态的今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渐渐地，少女取代了人妻，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成为经典。
征服敌人的女人，表达了人类最原始最强烈的欲望形态，在这些故事中，敌人的女人不仅风情万种，还拥有各种美德，即使征服不成也虽败犹荣。然而，早就觉悟到“老婆是别人的好”的国人，对敌人的女人原是没有感觉的。民间戏曲故事中流传最广的爱情模式，一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二是既见君子，速定终身，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过程可以不同，明媒正娶却是必须的。爱上仇人的故事，作为一种西方舶来品，只有在新派武侠小说中才真正发扬光大。《卧虎藏龙》中总兵千金玉娇龙与强盗首领罗小虎的爱情初具模型，作者王度庐是很心仪莎士比亚的。多年后李安导演的同名电影能拿奥斯卡奖，和这种故事类型对西方观众的亲和力不无关系，反而很多中国观众觉得龙虎之恋有点儿匪夷所思。不知从何时开始，武侠小说渐渐发展出“非仇人不爱”的潜规则，男女主人公一旦坠入爱河，总能发现自己父辈有什么深仇大恨，淑女爱强盗，名门爱魔教之类的情节已成燎原之势。
大众娱乐最需要的是一种浪漫化或庸俗浪漫化的激情，作者和读者都有强烈的自我代入欲望，所以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容貌出众，本领超群，所向无敌，极其多情，不停地拯救弱者，敌人的女人是最有戏剧性和冲击力的欲望对象。当这类娱乐英雄承担宣教任务的时候，总能让乏味的意识形态宣传变得引人入胜。享誉世界的“007”就是一个成功范例，这位特工手段高明、风度翩翩，完成任务之余，一定让敌方女人神魂颠倒，改变立场成为自己的拍档。正是这些邦德女郎使冷战英雄具有持久的商业价值，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寿终正寝。有趣的是，“007”系列小说的第一部《皇家赌场》诞生，邦德一出场就是个多情种子，爱上了苏联内务部派出的女间谍，想同她结婚。这部小说拍成电影却是在最近，第六任邦德在此片中显得极为多情，尽脱先前浪子形骸，甚至欲携佳人退出江湖。相比之下六十年代的邦德就是个武力超强的花花公子，从不为爱情烦恼。在第一部“007”电影《诺博士》中，肖恩·康纳利演的邦德貌似风流，在政治立场上却谨小慎微，不敢对敌人的女人有丝毫动情。第一任邦德女郎并不是敌方女特工，而是海边邂逅的纯情少女，只起着花瓶作用。对敌方美女，“007”采取的战略是只做爱，不谈情，云雨过后，直接塞进汽车送往总部受审。真正典型的“007”式爱情从系列电影第二部《来自俄罗斯的爱》开始，苏联女特工彻底爱上了邦德，在最后紧急关头一枪结果了自己的上司，邦德当然不能再对人家先奸后杀，而是以游船上的浪漫接吻结束了这次任务。第三部《金手指》，邦德身陷敌营与总部完全失去联络，全靠征服敌方本领高强的女机长才扭转败局。到第四部《霹雳弹》，邦德女郎是反派大佬的情妇，主题曲已经把邦德的形象概括得十分传神，“他的需求很多，他的付出很少，传说中他总是满盘皆赢……他想要的女人，他都能得到，别人为他伤心，他全无所谓”。
早期“007”电影情节简单，节奏松散，只是美艳女郎的出场令人目不暇接，处处表现邦德势不可挡的男人魅力。如果“007”是个女人，每次执行任务都和敌人上床，这个形象肯定显得邪恶而令人厌恶，可见抢占并善用性别优势在意识形态宣传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女间谍很难成为正面人物。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女间谍川岛芳子，是个用性交易换取情报的负面形象，一想到她的成功付出了女性身体的代价，国人受伤的心仿佛立刻得到了补偿。正面的谍战英雄永远是男性，饶是如此，国产谍战电影对英雄的个人作风也约束得很严。一九五八年的《英雄虎胆》，侦察科长曾泰打入匪巢，受到美貌女特务阿兰的青睐，曾泰却不为所动，到最后阿兰也没机会奉献自己的爱情，在枪战中被击毙了。
大概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东方男子一旦成为英雄，就有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束缚，比女人的贞操更加吹弹可破，这时的英雄像穿了紧身衣不能轻举妄动，敌人的女人只能如饥似渴。我看过的唯一例外是台湾一九五五年拍竣的《罂粟花》，故事的背景在五十年代的澳门，中共和台湾都往当地派送情报人员，“罂粟花”是中共情报组织负责人吴瑶华的绰号，她外表迷人，行事狠辣，性格放荡，是个极厉害的人物。男主角叫于璞，是台湾派到澳门打入中共内部的特工，以他的男性魅力轻松征服了像罂粟花一样美丽而有毒的共方女谍，成功破坏了对方的组织，“罂粟花”也在逃亡时毙命。 据当时报载，这部电影在“政策片”里算票房不错的。谍战故事少了反共电影絮絮叨叨的说教，而把重点放在了假戏真做的爱情上。“罂粟花”的扮演者卢碧云，是从前的上海话剧名伶，扮相成熟美艳，王珏扮演的国特于璞虽谈不上英俊，却也是西装革履，一副情场老手的样子。国共间谍床上调情、泳装亲昵的镜头，现在看来仍很香艳。照这个路子，反共电影大可以拍成台湾版的“007”系列，让一个风流特工不断征服女共谍，成功招徕观众。但事实上，这个风格的电影并没有继续下去，为什么呢？
首先，《罂粟花》最不对味的地方，在于台湾特工虽然胜利了，但以人们的审美习惯和道德标准，靠欺骗女人感情获得的胜利不够光明正大。更麻烦的是，共方的“罂粟花”被塑造成说一不二的强势女性，大有御姐风范，相形之下国特于璞像个被包养的小白脸，他获取情报的主要途径，是半夜从“罂粟花”身边偷偷起来开保险柜。这个问题显然已被当时的观众觉察到了，台湾《联合报》有一篇评论说：“我方工作人员将一个女间谍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深入虎穴，有如入无人之境，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干间谍未免太容易了，这是本片最大的一个缺点；其次是利用爱情来作掩护，描写得太轻率，两个男女是敌对的间谍，而作为女共谍的那朵罂粟花完全信任对方，在几次被窃情报以后而不自觉，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联合报》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
当娱乐和宣教结合时，性别优势带来的副作用也暴露出来了。英雄玩弄了敌方女人并顺利完成任务，固然很爽，但观众会把同情分出一半给对方，觉得那女人太痴情，而不会觉得她很邪恶，英雄反而显得胜之不武，甚至有点猥琐，宣传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即使是“007”，如果每次只是将邦德女郎玩弄一番再干掉，这个形象也早就声名狼藉了。“007”之所以是大情圣，在于他总能在最后一秒钟摧毁敌人，携敌人的女人逃出生天，对女人来说，扮演着情人和拯救者的双重角色；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另一条原则，那就是他爱对方，一定小于对方对他的迷恋程度，在《皇家赌场》中，邦德已经深情到要和对方结婚，对方则只能用自杀来保全邦德的方式证明她是更爱他的。感情的天平如此微妙不好拿捏，所以大陆出品的谍战英雄干脆对敌人的女人一律不沾不碰，省心省事。
如果让国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策反“罂粟花”，完成任务并抱得美人归，这部电影的娱乐性会增加很多，国特英雄也能改变裙下之臣的形象。然而，这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国共斗争多年，竟从没有“恋爱”过；无论是红色电影中的英雄，还是反共电影中的特工，都貌似对“敌人的女人”全无兴趣。
只有西方人总喜欢把文化扩张的过程想象成一场恋爱。一位白人男子，带着对过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厌倦和反思来到一片未开化的土地，在粗朴醇厚的氛围中邂逅了像大自然一般或优美恬静或神秘莫测的女性，获得爱情的同时，也治愈了自身的文化病症。代表强者的男性有可能彻底被对方感染，放弃自身的强势地位而变成对方，成为对方的领袖和保护者。《与狼共舞》中的中尉脱离了自己军队变成印第安部落的一员，《最后的武士》中落魄的美国英雄最后成为日本武士精神的殉道者和传承者，同他本有杀夫/杀父之仇的香子一家还真心接受他为家庭成员。《阿凡达》用强大技术演绎的还是爱上敌人的简单故事，这次的叛逃更加彻底，伤残的美国大兵不仅抛弃了身份，而且抛弃了与生俱来的身体，进入“阿凡达”，成为另一个星球部族的首领。“成为他者”是强者才爱玩的游戏，在这些文化叛逃者身上，自我厌倦和过度自信两种气质互为表里，他们无法批判，而只能补充强势文化俯瞰一切的优越感。
在东方主义理论中，热衷于“恋爱”的是异文化中的强势者。然而弱者也早有了自己的策略，认为自己不过是在近代化过程中失了先手，文化上仍是老大帝国。文化遭逢权势，软硬立辨。于是弱势的一方很自觉地将自己化身为纯洁柔弱需要保护的女子，让对方的男子求而不得，永远在相思遗恨中讲述这段爱情。这种叙事让男性变得比女性更多情，不停地回忆和倾诉。在台湾电影《海角七号》中，台湾之于日本，被定格为码头上拎着旅行箱寻寻觅觅的白衣少女，电影带着强烈的女性幽怨模拟男性对自己的依恋和思念，以及不能同自己终生相守的追悔。这种想象，如果说在多年被殖民的历史经验下仍有一定情感基础的话，像《红色恋人》、《黄河绝恋》这样讲述美国男子对中国女革命者的深情眷恋则纯属一相情愿，前年出品的《金陵十三钗》更是把弱者的自我感动升级到情色的层面，向英语民族传达着露骨的谄媚。
权势的存在让这些跨文化的爱情显得极为可疑，但这些故事之所以频繁出现，说明无论强势还是弱势的一方都有成为对方的需要，虽然他们的叙事策略大为不同。只有在意识形态隔阂中，敌对的双方既不可能成为对方，也不想了解对方，“爱情”于是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爱上敌人”的俗套从未在国共之间上演。连张爱玲这样能把类型故事写出反讽新意的天才都没有这样尝试过。《赤地之恋》以置身事外的全能视角描绘了发生在“赤地”的悲剧和暴行，将所有信息用来封闭式地建构敌人的负面形象，在序言中强调故事的价值在于其“真实”，这是意识形态写作最明显的特点。《赤地之恋》着墨最多的是女干部戈珊，因为“跟着共产党走”，她“什么都完了”，一个中年女人，不仅身患不治之症——肺病，而且心理严重病态——把男女关系看得很随便。然而肺病使她面色红艳，更有种“北地胭脂”的情味；放荡作风在很多时候对男人也有致命诱惑。小说对戈珊房间的描述——“阴暗而不整洁”，却“有一种浪漫气息”，可以作为戈珊人格的象征，也和张爱玲的风格气质接近。可以感到作者在描写戈珊的时候，多有同情理解，对无辜少女黄绢反而隔膜。即便如此，戈珊仍是个邪恶女人，从肉体到灵魂都必须被彻底唾弃。
敌人的女人，必须身心俱病，不可救药，这是五十年代反共文学的主要灵感和思路。制度的优越，最先体现在女性的美德上，同样，要污名对方，先污名对方之女性。台湾最早的一部反共小说《女匪干》就是如此，小说发表于一九五零年，这时候系统的反共文艺政策还没有出台，小说天然地契合了当局的宣传口径，成为民众教育的通俗读本，很快被改编为漫画、舞台剧、电影，以及台湾第一部现代装的歌仔戏。
《女匪干》讲的是一个女共产党员被自己的组织蹂躏摧残直至毁灭的故事。“女匪干”下场惨则惨矣，却难让人感动，何也？用常识想想，讲述敌人的故事，有何真实可言？只有“敌人的女人”永远诱惑无穷，她们的命运越悲惨，观众和读者越期待拯救者如天神骤降，爱恨交织、快意恩仇。此时政治却让人禁欲，摆出一副隔岸观火的冷漠面孔，故事至此，再不会有什么精彩。
从道德角度，对别人的老婆纵有觊觎之意，也不该明目张胆说出来。但如果这里的“别人”是自己不共戴天的敌人，问题就大不一样了。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联军可以把和特洛伊人的妻子睡觉作为口号，古代战争中，战败方的女人会沦为胜利者的妻妾奴隶，占有对方女人的欲望可以公开说出来，不但不下流，反而是勇敢和雄心壮志的表现。事实上自父系社会开始至今，女人的地位从来没有与男人平等过，无论社会文明到什么程度，每逢战争或暴动，将女人作为战利品的心态一定会爆发出来。到小姐少奶奶的床上去滚一滚，对劳苦大众来说总是一种有力动员，即使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但如果有机会到林妹妹的绣床上滚一滚，他未必不去。想象敌人的女人陪自己睡觉，在血淋淋的冷兵器交战时代或许可以有效舒缓紧张的神经。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这种宣告直接想象对方的男性成员全不中用，使谩骂者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廉价胜利感。在“愤青”们那些咬牙切齿的仇日的言论里，动辄夹带针对对方女性的各种不堪言辞，享受的就是这种快感。
艺术家们自然更看重爱情，爱上敌人的故事总是非常好看。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死后，他的妻子安德洛玛克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从欧里庇得斯到拉辛，多少戏剧大师都热衷于描写胜利者对这位女俘的倾慕。寡妇比公主还炙手可热，对于有严重萝莉崇拜心态的今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渐渐地，少女取代了人妻，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成为经典。
征服敌人的女人，表达了人类最原始最强烈的欲望形态，在这些故事中，敌人的女人不仅风情万种，还拥有各种美德，即使征服不成也虽败犹荣。然而，早就觉悟到“老婆是别人的好”的国人，对敌人的女人原是没有感觉的。民间戏曲故事中流传最广的爱情模式，一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二是既见君子，速定终身，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过程可以不同，明媒正娶却是必须的。爱上仇人的故事，作为一种西方舶来品，只有在新派武侠小说中才真正发扬光大。《卧虎藏龙》中总兵千金玉娇龙与强盗首领罗小虎的爱情初具模型，作者王度庐是很心仪莎士比亚的。多年后李安导演的同名电影能拿奥斯卡奖，和这种故事类型对西方观众的亲和力不无关系，反而很多中国观众觉得龙虎之恋有点儿匪夷所思。不知从何时开始，武侠小说渐渐发展出“非仇人不爱”的潜规则，男女主人公一旦坠入爱河，总能发现自己父辈有什么深仇大恨，淑女爱强盗，名门爱魔教之类的情节已成燎原之势。
大众娱乐最需要的是一种浪漫化或庸俗浪漫化的激情，作者和读者都有强烈的自我代入欲望，所以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容貌出众，本领超群，所向无敌，极其多情，不停地拯救弱者，敌人的女人是最有戏剧性和冲击力的欲望对象。当这类娱乐英雄承担宣教任务的时候，总能让乏味的意识形态宣传变得引人入胜。享誉世界的“007”就是一个成功范例，这位特工手段高明、风度翩翩，完成任务之余，一定让敌方女人神魂颠倒，改变立场成为自己的拍档。正是这些邦德女郎使冷战英雄具有持久的商业价值，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寿终正寝。有趣的是，“007”系列小说的第一部《皇家赌场》诞生，邦德一出场就是个多情种子，爱上了苏联内务部派出的女间谍，想同她结婚。这部小说拍成电影却是在最近，第六任邦德在此片中显得极为多情，尽脱先前浪子形骸，甚至欲携佳人退出江湖。相比之下六十年代的邦德就是个武力超强的花花公子，从不为爱情烦恼。在第一部“007”电影《诺博士》中，肖恩·康纳利演的邦德貌似风流，在政治立场上却谨小慎微，不敢对敌人的女人有丝毫动情。第一任邦德女郎并不是敌方女特工，而是海边邂逅的纯情少女，只起着花瓶作用。对敌方美女，“007”采取的战略是只做爱，不谈情，云雨过后，直接塞进汽车送往总部受审。真正典型的“007”式爱情从系列电影第二部《来自俄罗斯的爱》开始，苏联女特工彻底爱上了邦德，在最后紧急关头一枪结果了自己的上司，邦德当然不能再对人家先奸后杀，而是以游船上的浪漫接吻结束了这次任务。第三部《金手指》，邦德身陷敌营与总部完全失去联络，全靠征服敌方本领高强的女机长才扭转败局。到第四部《霹雳弹》，邦德女郎是反派大佬的情妇，主题曲已经把邦德的形象概括得十分传神，“他的需求很多，他的付出很少，传说中他总是满盘皆赢……他想要的女人，他都能得到，别人为他伤心，他全无所谓”。
早期“007”电影情节简单，节奏松散，只是美艳女郎的出场令人目不暇接，处处表现邦德势不可挡的男人魅力。如果“007”是个女人，每次执行任务都和敌人上床，这个形象肯定显得邪恶而令人厌恶，可见抢占并善用性别优势在意识形态宣传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女间谍很难成为正面人物。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女间谍川岛芳子，是个用性交易换取情报的负面形象，一想到她的成功付出了女性身体的代价，国人受伤的心仿佛立刻得到了补偿。正面的谍战英雄永远是男性，饶是如此，国产谍战电影对英雄的个人作风也约束得很严。一九五八年的《英雄虎胆》，侦察科长曾泰打入匪巢，受到美貌女特务阿兰的青睐，曾泰却不为所动，到最后阿兰也没机会奉献自己的爱情，在枪战中被击毙了。
大概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东方男子一旦成为英雄，就有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束缚，比女人的贞操更加吹弹可破，这时的英雄像穿了紧身衣不能轻举妄动，敌人的女人只能如饥似渴。我看过的唯一例外是台湾一九五五年拍竣的《罂粟花》，故事的背景在五十年代的澳门，中共和台湾都往当地派送情报人员，“罂粟花”是中共情报组织负责人吴瑶华的绰号，她外表迷人，行事狠辣，性格放荡，是个极厉害的人物。男主角叫于璞，是台湾派到澳门打入中共内部的特工，以他的男性魅力轻松征服了像罂粟花一样美丽而有毒的共方女谍，成功破坏了对方的组织，“罂粟花”也在逃亡时毙命。 据当时报载，这部电影在“政策片”里算票房不错的。谍战故事少了反共电影絮絮叨叨的说教，而把重点放在了假戏真做的爱情上。“罂粟花”的扮演者卢碧云，是从前的上海话剧名伶，扮相成熟美艳，王珏扮演的国特于璞虽谈不上英俊，却也是西装革履，一副情场老手的样子。国共间谍床上调情、泳装亲昵的镜头，现在看来仍很香艳。照这个路子，反共电影大可以拍成台湾版的“007”系列，让一个风流特工不断征服女共谍，成功招徕观众。但事实上，这个风格的电影并没有继续下去，为什么呢？
首先，《罂粟花》最不对味的地方，在于台湾特工虽然胜利了，但以人们的审美习惯和道德标准，靠欺骗女人感情获得的胜利不够光明正大。更麻烦的是，共方的“罂粟花”被塑造成说一不二的强势女性，大有御姐风范，相形之下国特于璞像个被包养的小白脸，他获取情报的主要途径，是半夜从“罂粟花”身边偷偷起来开保险柜。这个问题显然已被当时的观众觉察到了，台湾《联合报》有一篇评论说：“我方工作人员将一个女间谍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深入虎穴，有如入无人之境，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干间谍未免太容易了，这是本片最大的一个缺点；其次是利用爱情来作掩护，描写得太轻率，两个男女是敌对的间谍，而作为女共谍的那朵罂粟花完全信任对方，在几次被窃情报以后而不自觉，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联合报》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
当娱乐和宣教结合时，性别优势带来的副作用也暴露出来了。英雄玩弄了敌方女人并顺利完成任务，固然很爽，但观众会把同情分出一半给对方，觉得那女人太痴情，而不会觉得她很邪恶，英雄反而显得胜之不武，甚至有点猥琐，宣传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即使是“007”，如果每次只是将邦德女郎玩弄一番再干掉，这个形象也早就声名狼藉了。“007”之所以是大情圣，在于他总能在最后一秒钟摧毁敌人，携敌人的女人逃出生天，对女人来说，扮演着情人和拯救者的双重角色；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另一条原则，那就是他爱对方，一定小于对方对他的迷恋程度，在《皇家赌场》中，邦德已经深情到要和对方结婚，对方则只能用自杀来保全邦德的方式证明她是更爱他的。感情的天平如此微妙不好拿捏，所以大陆出品的谍战英雄干脆对敌人的女人一律不沾不碰，省心省事。
如果让国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策反“罂粟花”，完成任务并抱得美人归，这部电影的娱乐性会增加很多，国特英雄也能改变裙下之臣的形象。然而，这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国共斗争多年，竟从没有“恋爱”过；无论是红色电影中的英雄，还是反共电影中的特工，都貌似对“敌人的女人”全无兴趣。
只有西方人总喜欢把文化扩张的过程想象成一场恋爱。一位白人男子，带着对过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厌倦和反思来到一片未开化的土地，在粗朴醇厚的氛围中邂逅了像大自然一般或优美恬静或神秘莫测的女性，获得爱情的同时，也治愈了自身的文化病症。代表强者的男性有可能彻底被对方感染，放弃自身的强势地位而变成对方，成为对方的领袖和保护者。《与狼共舞》中的中尉脱离了自己军队变成印第安部落的一员，《最后的武士》中落魄的美国英雄最后成为日本武士精神的殉道者和传承者，同他本有杀夫/杀父之仇的香子一家还真心接受他为家庭成员。《阿凡达》用强大技术演绎的还是爱上敌人的简单故事，这次的叛逃更加彻底，伤残的美国大兵不仅抛弃了身份，而且抛弃了与生俱来的身体，进入“阿凡达”，成为另一个星球部族的首领。“成为他者”是强者才爱玩的游戏，在这些文化叛逃者身上，自我厌倦和过度自信两种气质互为表里，他们无法批判，而只能补充强势文化俯瞰一切的优越感。
在东方主义理论中，热衷于“恋爱”的是异文化中的强势者。然而弱者也早有了自己的策略，认为自己不过是在近代化过程中失了先手，文化上仍是老大帝国。文化遭逢权势，软硬立辨。于是弱势的一方很自觉地将自己化身为纯洁柔弱需要保护的女子，让对方的男子求而不得，永远在相思遗恨中讲述这段爱情。这种叙事让男性变得比女性更多情，不停地回忆和倾诉。在台湾电影《海角七号》中，台湾之于日本，被定格为码头上拎着旅行箱寻寻觅觅的白衣少女，电影带着强烈的女性幽怨模拟男性对自己的依恋和思念，以及不能同自己终生相守的追悔。这种想象，如果说在多年被殖民的历史经验下仍有一定情感基础的话，像《红色恋人》、《黄河绝恋》这样讲述美国男子对中国女革命者的深情眷恋则纯属一相情愿，前年出品的《金陵十三钗》更是把弱者的自我感动升级到情色的层面，向英语民族传达着露骨的谄媚。
权势的存在让这些跨文化的爱情显得极为可疑，但这些故事之所以频繁出现，说明无论强势还是弱势的一方都有成为对方的需要，虽然他们的叙事策略大为不同。只有在意识形态隔阂中，敌对的双方既不可能成为对方，也不想了解对方，“爱情”于是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爱上敌人”的俗套从未在国共之间上演。连张爱玲这样能把类型故事写出反讽新意的天才都没有这样尝试过。《赤地之恋》以置身事外的全能视角描绘了发生在“赤地”的悲剧和暴行，将所有信息用来封闭式地建构敌人的负面形象，在序言中强调故事的价值在于其“真实”，这是意识形态写作最明显的特点。《赤地之恋》着墨最多的是女干部戈珊，因为“跟着共产党走”，她“什么都完了”，一个中年女人，不仅身患不治之症——肺病，而且心理严重病态——把男女关系看得很随便。然而肺病使她面色红艳，更有种“北地胭脂”的情味；放荡作风在很多时候对男人也有致命诱惑。小说对戈珊房间的描述——“阴暗而不整洁”，却“有一种浪漫气息”，可以作为戈珊人格的象征，也和张爱玲的风格气质接近。可以感到作者在描写戈珊的时候，多有同情理解，对无辜少女黄绢反而隔膜。即便如此，戈珊仍是个邪恶女人，从肉体到灵魂都必须被彻底唾弃。
敌人的女人，必须身心俱病，不可救药，这是五十年代反共文学的主要灵感和思路。制度的优越，最先体现在女性的美德上，同样，要污名对方，先污名对方之女性。台湾最早的一部反共小说《女匪干》就是如此，小说发表于一九五零年，这时候系统的反共文艺政策还没有出台，小说天然地契合了当局的宣传口径，成为民众教育的通俗读本，很快被改编为漫画、舞台剧、电影，以及台湾第一部现代装的歌仔戏。
《女匪干》讲的是一个女共产党员被自己的组织蹂躏摧残直至毁灭的故事。“女匪干”下场惨则惨矣，却难让人感动，何也？用常识想想，讲述敌人的故事，有何真实可言？只有“敌人的女人”永远诱惑无穷，她们的命运越悲惨，观众和读者越期待拯救者如天神骤降，爱恨交织、快意恩仇。此时政治却让人禁欲，摆出一副隔岸观火的冷漠面孔，故事至此，再不会有什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