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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10月2日国庆黄金周期间，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发布了《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公约和指南颁布的背景：我们一些同胞在境外旅游的不文明行为已经大大损害了国家形象，甚至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高度重视，所以才有大家看到的这两份公约和指南。看着这些应该小孩子就懂得的基本道理，比照我们一些同胞的所作所为，环顾四周，真是为国人汗颜！柏杨先生曾经著文批评“丑陋的中国人”，几十年过去了，“丑陋的中国人”依然丑陋，而且这种丑陋还表现在最起码的为人礼仪上，这与我们“文明古国”的形象太不相称了。旅游中的表现仅仅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人的素质，而文明素质的低下决不止于游途。今天召集三位作家学者聊聊“中国游人，你为何不争气？”的话题，谈锋想必穿透“游人”范畴，扩而广之，作出一些更深入的思考。哪位先谈？
林华：我先说，我认为出这么一个文件是很必要，也很及时的，但再想想看的话，也是很被动，很无奈的，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个人警觉或反省的地方。我就想到我自己：有点条件，偶尔也跟别人出国去旅游。我们真的发现，就在细微之处，在言谈举止方面，以及在公共场合的某种应该有的社交礼仪的细节方面，我们是有所欠缺的。给我刺激最深的是1999年，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市政府的“中日友好交流团”，是上海跟大阪友好城市20周年，一个交流团有几个分团，我被分在妇女团里，除了我之外，都是女领导。我记得在走之前，外办特地给我们召开了一次会，开会的时候，关照了蛮多的事情，其中关照的一个要点就是说话声音轻一点，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我们都不是第一次出国了，都自认为自己在国内多多少少有点身份，这个会在我们这个团很多人看来是很让人生气的，以为有多重要的事情，结果是召来谈这么小儿科的事。后来到了日本呆了10天，我真的发现这样的提醒是很有必要的，在日本公共场合说话声音很响的人，一看，肯定是中国人。于是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会互相提醒。其实这些事情我们平时不觉得，等到一出去，一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这中间是蛮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提醒有无奈的成分，但也是及时的。因为我们一向已经叫惯了礼仪之邦，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方面做得是有点问题的。
朱大可：中国人在国外的最突出表现就是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这也是西方人最反感的部分。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比如碰撞别人后毫无感觉，也不致歉；在车上哄抢座位，拒绝向老人和产妇让座；随地吐痰和小便，用厕后不冲洗，吃饭时大声咀嚼，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胡展奋：我的切肤之痛源于自己亲历的一句所谓“辱华提示”引发的故事。那年我去维也纳，下榻希尔顿饭店。饭店位置好极了，越过一座桥，桥对面就是维也纳著名的“市民公园”，抬头就可以瞻仰舒伯特、约翰·斯特劳斯、舒曼的青铜雕像。那天早晨从市民公园散步回来，心情非常“小资”，乃轻轻哼唱着舒伯特的旋律走进饭店大堂的洗手间。洗手间照例是异常干净，几乎没有一点异味，但是宽衣解带之后，我记得我的神情一定呆滞了足足十多秒——在与我颚部相齐的墙上赫然贴着一条中文提示：小便请走上一步！
每个男人在此小便都必须直面这条提示——不，确切地说是每个中国男人在此小便都必须直面这条提示。字体为黑体字，白底红字的塑料牌，似乎是电脑打印的。我愣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这是在奥地利，在奥地利呀！一条孤零零的提示，上下左右既没有同质内容的英文提示，也没有能让我们民族心理稍稍平衡点的日文提示、韩文提示。就这么一条中文提示，不是冲着我们中国人来，还能冲着谁来？！心里一火，几个人一商量，就对那条“标语”下了政治结论：“一条辱华提示！”必须提出强烈抗议！
但是“外交无小事”，我们应该有理有节地申请主张，在和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联系前，是不是先和饭店交涉呢？我们自以为很有政治智慧地部署了几个步骤，首先要求我们的翻译和饭店交涉，说明这是一条侮辱中国人民感情的“标语”，应该马上拿掉。翻译似乎有点为难，但是在我们的强烈催促下，她还是找到了饭店的主管经理克劳茨先生。
克劳茨耐心倾听着我们的“抗议”，面部表情时而微笑，时而惊诧，思考了一会儿，很果断地回答我们说：这里没有政治，只有管理。我们对中国非常尊重，但是，很抱歉，在这里小便并且随随便便把大理石地面弄湿的，确实是中国游客，这是我们管理人员长期观察和调查核实的结果，考虑到一部分中国游客不懂英文，我们就写了中文提示，并没有其他意思。说我们“侮辱了中国”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尊重的，只是那些自称是中国，但其实不能代表中国的不良行为……
那一刹那，我们的脸都涨得通红，大概为了挣回点面子，同行的一位期期艾艾地说：呃，亚洲人长得都很相像……您能确定饭店方面没有误会吗？我的意思是，有的民族和我们长得实在太相像了……
克劳茨想了一下，面色凝重地告诉我们：你们有权力提出这样的疑问，饭店也必须把事情彻底解释清楚——是这样的，因为洗手间地面常常被弄脏，我们要求洗手间的服务生务必弄清楚“肇事者”住在哪个房间，这样的调查持续半年，总台的反馈总是“中国游客”，所以我们就下了结论……其实，这是一件小事，请你们不要太介意，只要走上一步，对任何人都是极其容易做到的事，差不多像呼吸一样简单，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就有人做不到？这，很难吗？当然如果我们的客人身体有残疾，而我们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那……
我们逃似地离开克劳茨办公室，因为事实上，他那看似无意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刺痛我的心。
朱大可：自尊和尊严建立在文明之上。上述例子运用“民族尊严”恐怕无济于事。当然，除了我们自己的不文明行为，也有一些事件是因为对方的傲慢和偏见。遇到这种情况，不能把正当的抗议行为和权益捍卫，跟所谓文明礼貌混为一谈。就是在最绅士的国家，例如有绅士传统的英国和法国，政治抗议也充满了"非礼性"。
胡展奋：我们不排除老外的傲慢与偏见，但当务之急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陋习问题。我知道，我们那些大嗓门的、关键时刻总是“滴、漏、跑、冒”的同胞太“表里一致”了，曾经看到法航的班机上，一群自称籍贯温州的人，赤着脚，把脚伸直到走廊上乘凉，其脚皮斑斓蓬松，远看活脱脱一只苏式月饼，但当空姐要他穿鞋时，居然答曰：人应该实事求是，“想唱就唱”嘛，何必那么虚伪；又曾看到巴黎的一次自助餐上，几个同胞穿梭似地往来于美味之间，在老外的白眼中，拔直嗓子地叫唤，强荐“紧缺佳肴”，不一会儿桌上的碟子就垒得小山一样，吃不了就扔，就弃，有同胞提醒他们“这样不文明”还招来他们的嘲笑：老土，自助餐就是无限量，懂吗？！
“五四”以来，儒道释三家学说都被当作人性的桎梏或“封建迷信”而长期边缘化，中国人犹如六月里的婴儿“不上蜡烛包”，野豁豁惯了，再经“文革”淬炼，早已是无畏、无惧、无羞、无敌，套用一句苏北方言，就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啦个怕啦个？”问题是，这样的“圣斗士”，有了几个钱，家里闹闹也罢了，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是了，朗朗乾坤，淑女绅士，几时见过这样放了“天足”又放“天脑”的“啦个怕啦个”呢？
朱大可：文革瓦解了两种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中产阶级文明，令所有的礼貌和仪式都成为垃圾。学生甚至被鼓励造自己老师的反，当众谩骂老师，起绰号，甚至打老师都是家常便饭。这些病态的革命风尚，成为塑造文革一代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营造未来几代人的重要力量。但文革只是一种极端模式。1949年以来，人们倡导的无产阶级的粗鄙美学和粗鄙伦理学，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社会公共礼仪缺失，跟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密切相关。把所有人都视为假想敌，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事件都视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对于敌人，我们是无须讲礼貌的。这种革命伦理学在21世纪并未消失，而是转型成了资源匮缺下社会竞争的残酷逻辑。我们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教育过度，也就是“斗争教育”过度。
林华：现在上海开始百万家庭学礼仪，其实这个背景是蛮值得研究的。我们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门是关着的，后来国门打开，我们的身份在很长时间蛮像世界反对党，我们经常提出各种反对的意见或者经常批判已有的国际规则，慢慢地，当中国的经济像神话一样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而我们自己的心态也开始改变了，变成了有点像执政党，我们更加多的是建设性的意见。而且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能发明一些有趣口号的国家。我觉得我们有个口号蛮灵的，就是：世界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还世界一个惊喜。而且我们真的让世界给了我们两个大机会，一个是奥运，一个是上海的世博。现在机会给了我们，轮到我们还惊喜的时候，突然发现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什么都不成问题，场馆建设啦，或者经济啦，但是这个举国体制有时对于礼仪是无能为力的。比如，上海世博会举办的日期不短，所有来上海的各国友人走街串乡，我们所有的陋习将是没处躲，没处藏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提醒，当我们出去做客人的时候注意，回来做主人的时候也是一样，一点点从小事、从细节做起。
朱大可：礼仪是道德的外在形式，任何礼仪没有道德支撑，就会产生虚伪的气息。礼仪和礼貌是个人风度、气质、修养的表达，一味追求外部行为的量化，势必会转移我们对内心修养的注意力。比如黑心奶粉的问题，是道德问题，跟礼仪无关，但却揭示了礼仪丧失的原因，那就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伦理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我的发展、盈利、晋升等一切日常行为，都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这个底线一旦瓦解，国民道德就会全面崩溃。我们正处在这种崩溃的边缘。
林华：“礼仪”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是“礼在心中”“礼仪是行为”。心中有礼，行为上才会注意各种各样的细节。曾经有人问过我，礼仪在我们国家到底占一个怎样的位置，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比方说，道德是上线，法律是底线，而在这个过程中间，礼仪是行走在中间的一条美丽的曲线，就是道德、礼仪、法律三大支柱，各司其职，我们国家才会更好。
我们其实是从来没有忽视过道德的。道德的体现有审美意义，而带着审美意义的道德体现，就属于礼仪的规范，我们在这个上面太缺少细节。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是，其实礼仪它有一个魂的，为他人着想，让别人感到舒服，换位思考，而在这个方面，我们在很长时间缺少习惯，不知道某些不恰当的举动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还有我们现在活得太匆忙，其实礼仪这个事情是一个舒缓的动作，太匆忙赶路的时候，会匆匆又匆匆，忘记了将自己沉淀下来，而且像这样的一类东西，对女人有特别的意义。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女人在审美上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家庭教育里，其实我觉得父亲是给孩子胆量和勇气出去闯世界的，母亲是给孩子定规矩的，一个家教好的孩子，知道什么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哪些事情是坚决不可以的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底线定得太低，我们觉得偷窃不可以，但是我们却觉得随地吐痰这些事情却是可以原谅的，而全世界有个调查就是公共场合最不能容忍的陋习是什么，答案是惊人的一致：随地吐痰。我们看到这类现象感到非常不舒服，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像看到一个小偷一样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去制止，看来就是不一样。
朱大可：我们这一代有着良好的家教。我的父母都是教师，他们曾经给予我很好的公共行为教育。但这种教育在学校里和社会上遭到了解构。所以我们是夹生饭的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相比，在文明礼仪方面，应该说有所改善，但家教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同学之间的互相模仿，尤其是社会课堂给孩子的“教育”，才是更深刻的营造力。我对此感到非常无力。
有人说，美国人在1950年代、日本人在1970年代、台湾人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到别的国家旅游的时候，也都曾被别人嘲笑为“暴发户”、不懂斯文。我们现在是否也处在这种阶段？可能吧。我想暴发户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那些一夜暴富的人群，使用品质很好和价格昂贵的服饰，但气质却低俗粗鄙，不堪卒观。暴发户一代很难修正这种状况。但暴发户的下一代，却因为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而能成为真正懂得文明礼仪的新人。
林华：最近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资料，关于体现女性魅力的100个形容词，都是高雅啦，优雅啦，这样的一类词，但是这中间其实绝大部分的词都能跟礼仪多多少少扯上些关系。其他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比方说，我就这点能力了，我在努力，别人也在努力，我在别人后面的话，我还是会排在别人的后面。但道德礼仪这个事情很容易赶上，当你明白了，就会豁然开朗，孔子有句话叫：“朝闻道，夕死可也。”我觉得道德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它实际上是一个礼仪上的自我完善，懂了就马上去身体力行地做，绝对可以让人刮目相看。它是一个最容易做到，最容易改变自身形象，花的代价最少，而获得的口碑最好的一件事情。
礼仪是分几个方面的，有些是知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礼仪是以西方的礼仪为底本的，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学过就不知道，比方说吃西餐的礼仪，各种搭配，凡是属于社交场合跟宴会的，这一些学一下就知道了。但更多的礼仪是发自内心的修养，而带来的一种外在的，考虑他人的存在的，兼顾着审美意义的东西，这个事情是需要时时刻刻自我提醒的。
朱大可：文明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比如新加坡和台湾），在礼仪教育方面，都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矫治。虽然在各个华人社会中他们已经成为文明翘楚，但跟西方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在最近的一次国际礼仪评比中，新加坡名列倒数第一。亚洲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但都经历了严重的断裂，也就是由儒家文明转向资本主义文明。这种转型是具有破坏性的，它会颠覆掉许多有价值的事物。新加坡收购了基督教文明，却毁弃了儒家文明。新加坡没有资格指责我们。相反，台湾在传承方面做得更好。台湾是我们学习的样板。
林华：人是在比较中生活的，有时需要互相提醒，近朱者赤，只要接近一个有礼仪风范的人，就会慢慢向他靠近。注意小事，细节，这个也很重要。我对此还是有信心的。我们自己曾经也是很粗放地活过来的，我是属于知青一代，慢慢地慢慢地，也知道蛮多的事情应该是有规矩的。我们的城市硬件改变很大，我觉得软件应该跟上去，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胡展奋：发乎情，止乎礼。类似的古训不仅仅源自中国古代文明，而是世界上所有文明民族的共识。那一年，我在维也纳遭遇的“辱华提示”引发的故事，至今想来，还是为我们的同胞汗颜。那位饭店经理克劳茨说得对：我们不能尊重的，只是那些自称是中国，但其实不能代表中国的不良行为。没有人羞辱你，没有——除非你先羞辱了自己。
主持人：展奋先生的最后一句：“没有人羞辱你，没有—— 除非你先羞辱了自己。”我觉得像意义深远的警句，很好地回答了“中国游人，你为何不争气？”的问题。要争气，要杜绝别人的羞辱，首先我们要经常检讨自己。假如在别人羞辱你之前，你已经觉得自我羞辱了，那么确确实实——“没有人能够羞辱你”。当丑陋的中国人变成美丽可爱的中国人，当世界普遍向你张开欢迎的双臂，不但冲着你的钱，主要冲着你的人，那么，我们今天的“怒其不争”总算没有白费。谢谢各位。
林华：我先说，我认为出这么一个文件是很必要，也很及时的，但再想想看的话，也是很被动，很无奈的，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个人警觉或反省的地方。我就想到我自己：有点条件，偶尔也跟别人出国去旅游。我们真的发现，就在细微之处，在言谈举止方面，以及在公共场合的某种应该有的社交礼仪的细节方面，我们是有所欠缺的。给我刺激最深的是1999年，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市政府的“中日友好交流团”，是上海跟大阪友好城市20周年，一个交流团有几个分团，我被分在妇女团里，除了我之外，都是女领导。我记得在走之前，外办特地给我们召开了一次会，开会的时候，关照了蛮多的事情，其中关照的一个要点就是说话声音轻一点，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我们都不是第一次出国了，都自认为自己在国内多多少少有点身份，这个会在我们这个团很多人看来是很让人生气的，以为有多重要的事情，结果是召来谈这么小儿科的事。后来到了日本呆了10天，我真的发现这样的提醒是很有必要的，在日本公共场合说话声音很响的人，一看，肯定是中国人。于是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会互相提醒。其实这些事情我们平时不觉得，等到一出去，一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这中间是蛮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提醒有无奈的成分，但也是及时的。因为我们一向已经叫惯了礼仪之邦，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方面做得是有点问题的。
朱大可：中国人在国外的最突出表现就是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这也是西方人最反感的部分。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比如碰撞别人后毫无感觉，也不致歉；在车上哄抢座位，拒绝向老人和产妇让座；随地吐痰和小便，用厕后不冲洗，吃饭时大声咀嚼，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胡展奋：我的切肤之痛源于自己亲历的一句所谓“辱华提示”引发的故事。那年我去维也纳，下榻希尔顿饭店。饭店位置好极了，越过一座桥，桥对面就是维也纳著名的“市民公园”，抬头就可以瞻仰舒伯特、约翰·斯特劳斯、舒曼的青铜雕像。那天早晨从市民公园散步回来，心情非常“小资”，乃轻轻哼唱着舒伯特的旋律走进饭店大堂的洗手间。洗手间照例是异常干净，几乎没有一点异味，但是宽衣解带之后，我记得我的神情一定呆滞了足足十多秒——在与我颚部相齐的墙上赫然贴着一条中文提示：小便请走上一步！
每个男人在此小便都必须直面这条提示——不，确切地说是每个中国男人在此小便都必须直面这条提示。字体为黑体字，白底红字的塑料牌，似乎是电脑打印的。我愣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这是在奥地利，在奥地利呀！一条孤零零的提示，上下左右既没有同质内容的英文提示，也没有能让我们民族心理稍稍平衡点的日文提示、韩文提示。就这么一条中文提示，不是冲着我们中国人来，还能冲着谁来？！心里一火，几个人一商量，就对那条“标语”下了政治结论：“一条辱华提示！”必须提出强烈抗议！
但是“外交无小事”，我们应该有理有节地申请主张，在和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联系前，是不是先和饭店交涉呢？我们自以为很有政治智慧地部署了几个步骤，首先要求我们的翻译和饭店交涉，说明这是一条侮辱中国人民感情的“标语”，应该马上拿掉。翻译似乎有点为难，但是在我们的强烈催促下，她还是找到了饭店的主管经理克劳茨先生。
克劳茨耐心倾听着我们的“抗议”，面部表情时而微笑，时而惊诧，思考了一会儿，很果断地回答我们说：这里没有政治，只有管理。我们对中国非常尊重，但是，很抱歉，在这里小便并且随随便便把大理石地面弄湿的，确实是中国游客，这是我们管理人员长期观察和调查核实的结果，考虑到一部分中国游客不懂英文，我们就写了中文提示，并没有其他意思。说我们“侮辱了中国”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尊重的，只是那些自称是中国，但其实不能代表中国的不良行为……
那一刹那，我们的脸都涨得通红，大概为了挣回点面子，同行的一位期期艾艾地说：呃，亚洲人长得都很相像……您能确定饭店方面没有误会吗？我的意思是，有的民族和我们长得实在太相像了……
克劳茨想了一下，面色凝重地告诉我们：你们有权力提出这样的疑问，饭店也必须把事情彻底解释清楚——是这样的，因为洗手间地面常常被弄脏，我们要求洗手间的服务生务必弄清楚“肇事者”住在哪个房间，这样的调查持续半年，总台的反馈总是“中国游客”，所以我们就下了结论……其实，这是一件小事，请你们不要太介意，只要走上一步，对任何人都是极其容易做到的事，差不多像呼吸一样简单，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就有人做不到？这，很难吗？当然如果我们的客人身体有残疾，而我们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那……
我们逃似地离开克劳茨办公室，因为事实上，他那看似无意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刺痛我的心。
朱大可：自尊和尊严建立在文明之上。上述例子运用“民族尊严”恐怕无济于事。当然，除了我们自己的不文明行为，也有一些事件是因为对方的傲慢和偏见。遇到这种情况，不能把正当的抗议行为和权益捍卫，跟所谓文明礼貌混为一谈。就是在最绅士的国家，例如有绅士传统的英国和法国，政治抗议也充满了"非礼性"。
胡展奋：我们不排除老外的傲慢与偏见，但当务之急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陋习问题。我知道，我们那些大嗓门的、关键时刻总是“滴、漏、跑、冒”的同胞太“表里一致”了，曾经看到法航的班机上，一群自称籍贯温州的人，赤着脚，把脚伸直到走廊上乘凉，其脚皮斑斓蓬松，远看活脱脱一只苏式月饼，但当空姐要他穿鞋时，居然答曰：人应该实事求是，“想唱就唱”嘛，何必那么虚伪；又曾看到巴黎的一次自助餐上，几个同胞穿梭似地往来于美味之间，在老外的白眼中，拔直嗓子地叫唤，强荐“紧缺佳肴”，不一会儿桌上的碟子就垒得小山一样，吃不了就扔，就弃，有同胞提醒他们“这样不文明”还招来他们的嘲笑：老土，自助餐就是无限量，懂吗？！
“五四”以来，儒道释三家学说都被当作人性的桎梏或“封建迷信”而长期边缘化，中国人犹如六月里的婴儿“不上蜡烛包”，野豁豁惯了，再经“文革”淬炼，早已是无畏、无惧、无羞、无敌，套用一句苏北方言，就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啦个怕啦个？”问题是，这样的“圣斗士”，有了几个钱，家里闹闹也罢了，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是了，朗朗乾坤，淑女绅士，几时见过这样放了“天足”又放“天脑”的“啦个怕啦个”呢？
朱大可：文革瓦解了两种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和西方中产阶级文明，令所有的礼貌和仪式都成为垃圾。学生甚至被鼓励造自己老师的反，当众谩骂老师，起绰号，甚至打老师都是家常便饭。这些病态的革命风尚，成为塑造文革一代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营造未来几代人的重要力量。但文革只是一种极端模式。1949年以来，人们倡导的无产阶级的粗鄙美学和粗鄙伦理学，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社会公共礼仪缺失，跟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密切相关。把所有人都视为假想敌，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事件都视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对于敌人，我们是无须讲礼貌的。这种革命伦理学在21世纪并未消失，而是转型成了资源匮缺下社会竞争的残酷逻辑。我们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教育过度，也就是“斗争教育”过度。
林华：现在上海开始百万家庭学礼仪，其实这个背景是蛮值得研究的。我们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门是关着的，后来国门打开，我们的身份在很长时间蛮像世界反对党，我们经常提出各种反对的意见或者经常批判已有的国际规则，慢慢地，当中国的经济像神话一样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而我们自己的心态也开始改变了，变成了有点像执政党，我们更加多的是建设性的意见。而且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能发明一些有趣口号的国家。我觉得我们有个口号蛮灵的，就是：世界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还世界一个惊喜。而且我们真的让世界给了我们两个大机会，一个是奥运，一个是上海的世博。现在机会给了我们，轮到我们还惊喜的时候，突然发现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什么都不成问题，场馆建设啦，或者经济啦，但是这个举国体制有时对于礼仪是无能为力的。比如，上海世博会举办的日期不短，所有来上海的各国友人走街串乡，我们所有的陋习将是没处躲，没处藏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提醒，当我们出去做客人的时候注意，回来做主人的时候也是一样，一点点从小事、从细节做起。
朱大可：礼仪是道德的外在形式，任何礼仪没有道德支撑，就会产生虚伪的气息。礼仪和礼貌是个人风度、气质、修养的表达，一味追求外部行为的量化，势必会转移我们对内心修养的注意力。比如黑心奶粉的问题，是道德问题，跟礼仪无关，但却揭示了礼仪丧失的原因，那就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伦理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我的发展、盈利、晋升等一切日常行为，都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这个底线一旦瓦解，国民道德就会全面崩溃。我们正处在这种崩溃的边缘。
林华：“礼仪”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是“礼在心中”“礼仪是行为”。心中有礼，行为上才会注意各种各样的细节。曾经有人问过我，礼仪在我们国家到底占一个怎样的位置，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比方说，道德是上线，法律是底线，而在这个过程中间，礼仪是行走在中间的一条美丽的曲线，就是道德、礼仪、法律三大支柱，各司其职，我们国家才会更好。
我们其实是从来没有忽视过道德的。道德的体现有审美意义，而带着审美意义的道德体现，就属于礼仪的规范，我们在这个上面太缺少细节。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是，其实礼仪它有一个魂的，为他人着想，让别人感到舒服，换位思考，而在这个方面，我们在很长时间缺少习惯，不知道某些不恰当的举动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还有我们现在活得太匆忙，其实礼仪这个事情是一个舒缓的动作，太匆忙赶路的时候，会匆匆又匆匆，忘记了将自己沉淀下来，而且像这样的一类东西，对女人有特别的意义。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女人在审美上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家庭教育里，其实我觉得父亲是给孩子胆量和勇气出去闯世界的，母亲是给孩子定规矩的，一个家教好的孩子，知道什么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哪些事情是坚决不可以的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底线定得太低，我们觉得偷窃不可以，但是我们却觉得随地吐痰这些事情却是可以原谅的，而全世界有个调查就是公共场合最不能容忍的陋习是什么，答案是惊人的一致：随地吐痰。我们看到这类现象感到非常不舒服，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像看到一个小偷一样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去制止，看来就是不一样。
朱大可：我们这一代有着良好的家教。我的父母都是教师，他们曾经给予我很好的公共行为教育。但这种教育在学校里和社会上遭到了解构。所以我们是夹生饭的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相比，在文明礼仪方面，应该说有所改善，但家教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同学之间的互相模仿，尤其是社会课堂给孩子的“教育”，才是更深刻的营造力。我对此感到非常无力。
有人说，美国人在1950年代、日本人在1970年代、台湾人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到别的国家旅游的时候，也都曾被别人嘲笑为“暴发户”、不懂斯文。我们现在是否也处在这种阶段？可能吧。我想暴发户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那些一夜暴富的人群，使用品质很好和价格昂贵的服饰，但气质却低俗粗鄙，不堪卒观。暴发户一代很难修正这种状况。但暴发户的下一代，却因为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而能成为真正懂得文明礼仪的新人。
林华：最近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资料，关于体现女性魅力的100个形容词，都是高雅啦，优雅啦，这样的一类词，但是这中间其实绝大部分的词都能跟礼仪多多少少扯上些关系。其他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比方说，我就这点能力了，我在努力，别人也在努力，我在别人后面的话，我还是会排在别人的后面。但道德礼仪这个事情很容易赶上，当你明白了，就会豁然开朗，孔子有句话叫：“朝闻道，夕死可也。”我觉得道德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它实际上是一个礼仪上的自我完善，懂了就马上去身体力行地做，绝对可以让人刮目相看。它是一个最容易做到，最容易改变自身形象，花的代价最少，而获得的口碑最好的一件事情。
礼仪是分几个方面的，有些是知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礼仪是以西方的礼仪为底本的，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学过就不知道，比方说吃西餐的礼仪，各种搭配，凡是属于社交场合跟宴会的，这一些学一下就知道了。但更多的礼仪是发自内心的修养，而带来的一种外在的，考虑他人的存在的，兼顾着审美意义的东西，这个事情是需要时时刻刻自我提醒的。
朱大可：文明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比如新加坡和台湾），在礼仪教育方面，都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矫治。虽然在各个华人社会中他们已经成为文明翘楚，但跟西方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在最近的一次国际礼仪评比中，新加坡名列倒数第一。亚洲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但都经历了严重的断裂，也就是由儒家文明转向资本主义文明。这种转型是具有破坏性的，它会颠覆掉许多有价值的事物。新加坡收购了基督教文明，却毁弃了儒家文明。新加坡没有资格指责我们。相反，台湾在传承方面做得更好。台湾是我们学习的样板。
林华：人是在比较中生活的，有时需要互相提醒，近朱者赤，只要接近一个有礼仪风范的人，就会慢慢向他靠近。注意小事，细节，这个也很重要。我对此还是有信心的。我们自己曾经也是很粗放地活过来的，我是属于知青一代，慢慢地慢慢地，也知道蛮多的事情应该是有规矩的。我们的城市硬件改变很大，我觉得软件应该跟上去，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胡展奋：发乎情，止乎礼。类似的古训不仅仅源自中国古代文明，而是世界上所有文明民族的共识。那一年，我在维也纳遭遇的“辱华提示”引发的故事，至今想来，还是为我们的同胞汗颜。那位饭店经理克劳茨说得对：我们不能尊重的，只是那些自称是中国，但其实不能代表中国的不良行为。没有人羞辱你，没有——除非你先羞辱了自己。
主持人：展奋先生的最后一句：“没有人羞辱你，没有—— 除非你先羞辱了自己。”我觉得像意义深远的警句，很好地回答了“中国游人，你为何不争气？”的问题。要争气，要杜绝别人的羞辱，首先我们要经常检讨自己。假如在别人羞辱你之前，你已经觉得自我羞辱了，那么确确实实——“没有人能够羞辱你”。当丑陋的中国人变成美丽可爱的中国人，当世界普遍向你张开欢迎的双臂，不但冲着你的钱，主要冲着你的人，那么，我们今天的“怒其不争”总算没有白费。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