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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铜锣湾Sogo附近，有一条长不到四百米的街，叫怡和街，街上有一条非常出名、非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感的人行天桥，桥下就是电车站。电车叮叮当当，行人来往不觉，阳光从高楼大厦间隙洒下来，佘诗曼就是在这条电车道上走了十个来回，有时步子大，有时步子小。
壹
从桥上往下探头，发现了正在电车道上的余诗曼。她比想象中更纤细，几乎瘦成了窄窄的一条线。当天她穿着明黄色的裤子、紫红色的无袖背心，十足八十年代的感觉。
她手上抓着长长的法棍面包，大踏步走过电车道。为了这个镜头，她来来回回走了上十遍，有时步子大，有时步子小，有时回头一笑，有时勇往直前，有时又要避让电车，有时又会遇到行人——拍外景就是这样，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整个团队只能在这些不确定性中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然后求取一张最合适的，作为女主角的余诗曼对这样的情形了然于胸。最终总有那么一瞬，电车叮叮当当地离去，行人散去，阳光从高楼的间隙洒下来，在地上构成几何图案。她在这些几何线条上英姿飒爽地走着，嘴角闲闲地挂着一个似有若无的微笑，让摄影师可以正好拍下一个闹市中潇洒独行的摩登女郎——那无畏无惧的风姿立刻让人想起亦舒小说里那些都市女郎，任凭脚下千难万险.她们一路向前，就算打落牙齿，也要和血吞下，最要紧的是嘴角还要含着一丝略带嘲讽的微笑——这样的亦舒女郎，作为“港女”的余诗曼，刚好信手拈来。
事实上，有数年，余诗曼曾和亦舒同住一个小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亦舒在“美孚新村”筑下爱巢，当年《号外》的记者毛孟静这样描写亦舒在美孚新村的家：“窗明几净，地方宽敞，有一个望海的大露台，海上有几艘大远洋轮船。露台上有些普通的室内植物，并没有一缸泡泡吸气的金鱼，外面也没有影影绰绰的凤凰木或她小说里所叫的影树。木家具也是普通的浅颜色，连姜花都没有。”八十年代，三十多岁的亦舒待在楼上写作，在小区里都会迷路。
彼时，余诗曼还是一个少女，她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小朋友们在小区里疯玩，“基本上美孚每一个角落我都去过，那时小区里种着很多米兰仔，很香的，我经常去摘来闻。可以溜冰，可以看电影、玩保龄球、游泳、泡图书馆，什么都有。我们经常去海边玩，在栏杆那边看下去，看到很多水蟑螂在爬，看到很多小鱼，台风的时候又偷偷地去海边看浪花打过来……哈哈哈，现在那里填海变成了公园，2009年，拍《宫心计》就在那公园里拍，对面就是我小时候跳芭蕾的学校，感觉很神奇”。
贰
余诗曼在美孚新村长到18岁，然后也去欧洲读了和亦舒相同的专业——酒店管理。瑞士生活让她游历欧洲，更开了眼界，明白“自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可怜，有人比你更可怜;说漂亮，更多人比你漂亮，所以学会了不要去比较”。
等她1997年回来的时候，同住一村的女作家移民去了加拿大，而她报名参选港姐。这当中的原因很多，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妈妈希望她参选。
小时候，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要她选港姐，送他们上学的校车司机、教跳舞的老师，或者便利店的老板，在香港，这是对美丽少女最切实的一种恭维。但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觉得他们很烦，但既然妈妈希望她去，她就去了——她和妈妈的关系是母女，更是最好的朋友。
五岁时，她就失去了爸爸，看到妈妈一直哭，嘴里念叨说爸爸不会回来了。“我当时觉得也挺好的，他那么凶，不回来也挺好的。因为他常常逼我吃饭，我那时候最不喜欢吃饭，吃一顿饭要两个小时，他就很生气骂我，我就觉得他不回来也好。”但是看到妈妈哭得那么厉害，余诗曼只好安慰说：“没关系，你是不是害怕晚上没有人陪你睡觉？我陪你睡。”白此，她就跟妈妈就一起睡觉，睡到她出国念书。余诗曼说那些夜晚，她跟妈妈什么都聊，感情特别好。
佘诗曼俨然活成了一个现世的亦舒女郎，她在一个追捧多金干练单身女郎的时代里成了现成的代表，尽管她也是无意的。
选港姐时，她最怕的是输了怎么面对她的朋友。她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的人，那一届她也没赢，只得了第三名，但人算不如天算，冠军和亚军因为争抢一个男人而闹出暄然大波，而她这个不显眼的季军顺理成章就成了当届最受捧的新星。
刚出道的时候，几乎没人看好她。她样子弱弱的，说话又细细的、嗲嗲的，但因缘际会，她居然就这么演了下来。开始的时候，完全是因为不想让人看不起，到后来，就变成了喜欢。“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但是演戏时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自己内在的某些东西一点点拿出来，我喜欢创造一个角色出来的感觉。《十月初五的月光》里的君好是我第一个不被骂的角色，这个时候我发现原来演得好、做得好，有人是会喜欢你的，他们会忘记以前的事，所以我会不断地努力，想更好。”
但这么多年TVB的戏演下来，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她是TVB最著名的一张面孔，席卷了2000年后的十多年，陆续得过TVB八届“最受观众喜爱角色奖”。这个讲话娇娇弱弱的女孩完全用实力让大家都知道阿佘是影视圈里最能拼，也最硬颈（广东话里的倔脾气）的香港女生。
2011年，她北上内地拍戏，一年有2/3的时间泡在横店，几年下来钱是赚到了，买了很多房子，母亲生日的时候给她送大坨的金子，香港八卦杂志索性在封面上为她写下最鸡汤不过的标题《从屋屯女孩子到亿万富婆》。年纪过了40岁，女明星都面临转型，但是2017年无意中接下的清官大戏《延禧攻略》又在2018年暑期大爆，成为红遍全国的现象级电视剧——余诗曼俨然活成了一个现世的亦舒女郎——更为诡异的是，她在一个中国追捧多金干练单身女郎的时代里成了现成的代表，盡管她也是无意的。
不得不说，余诗曼确实是一个幸运的女孩，时代一而再，再而三地选中了她。
叁
时代选择一个人，当然也要一个人能接得住——余诗曼的勤奋肯捱和冰雪聪明有目共睹。
当天的拍摄分成若干场景，每一个场景她都要演出不用的角色，每一个她都完成得功架十足。你看着她在人来人往的湾仔的士中间穿梭，身姿曼妙，这才想起她毕竟练过多年的芭蕾舞，而站在鹅颈桥电车道拍摄大片的时候，人来人往，又佩服她横刀立马站在狭窄的电车道中间的淡定。 在大坑陈奕迅最喜欢的大排档前，她要表演吃粉，也要做出种种导演要求的古怪动作，她聪明到只要看一遍示范，就能立刻模仿得十足像，并且加上许多她自己的细节，每～个动作都标准到位，几乎都可以-TAKE（次）过。她是一个任何导演和摄影师都会喜欢的人——她永远交足货，一气哈成。
工作中的她有求必应，甚至连大牌档那位戴着大金链子的档主要求合影与聊天，她也笑嘻嘻地满足其愿望。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工智能，而用更精准的话来说，就是敬业。但生活里的她不怎么爱笑，与所有人都保持着合适的距离，对于记者保持着多年做明星的适当警觉。
她显然是不喜欢讲假话的，但是又不能讲太多真话，因为很麻烦。和她的对话大多是这样的：
问：20世纪80年代你最喜欢的是张曼玉？
答：对。
问：那最喜欢哪一部电影？
答：我喜欢王家卫的电影，全部都喜欢。
問：你认为香港哪一个明星对你的影响最大？
答：刘德华，他太努力了。
问：你后来跟他有一起拍过戏吗？
答：没有。
问：你小时候是他的粉丝吗？
答：我非常欣赏他，他很努力。
问：但不是小粉丝的那种喜欢？
答：嗯。
问：你小时候迷恋过哪个男明星？
答：真的没有。
问：真的没有？
答：就没有迷恋，最让我心动的一个明星应该是周润发。那时候我在TVB，看见他从餐厅外面经过，我本来是坐下来的，然后我就跳起来“哇，周润发。”他是唯一一个让我跳起来的人……
我接着问：“如果外地朋友来香港，你通常会推荐他们去哪里？”
“IFC和铜锣湾，因为那里什么都有。”
至于喜欢去的餐厅呢？则是麦奀记云吞面，因为里面有一个角落的位置，在那里是看不见脸的。档主会等空出来的时候，打电话给她……再问到她理解的香港精神，她立刻脱口而出：“哇，这个问题很敏感。”犹豫了很久之后，她缓缓地说出了一个平和理性的四字成语：发愤图强。
肆
她当然是发愤图强的，要不然，也不会有今时今日在电视图的地位。
这也是香港人最大的特点，就算是最红的明星也一样，因为大家都明白“花无百日红”，那么就要趁着红多赚一点儿钱，而既然是赚人家的钱，就要“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就要“老老实实交足货”。这样才有回头客——“不可以说不”，她对鲁豫说，把从小生活在内地、认为名人是上等职业的陈小姐吓得一愣。这种发愤图强带着某种硬朗的倔强，就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厉害的职业妇女对哭着来求助，说搞不掂事的下属说：“搞不掂就搞到它掂为止。”
余诗曼有她执着的一面，亦有她随意的一面，“不上班的时候就躺在沙发上发呆。看电影，在家里跟家人一起吃饭，做普通人做的事，听听音乐，陪我的小狗玩一下，叫朋友来家里聊天”。
她坦言自己是个没什么虚荣心的人，大概是读大学的时候把虚荣心都消融了。“将来就算真的没人找我拍戏，我就不拍，做点儿别的。我很乐观的，没有担忧那么多。人呢，找到自己的快乐是最重要的，珍惜拥有的就是快乐。”
对于将来，你还有什么特别想完成的心愿吗？
佘诗曼淡淡地说：“我很想拍摄一百部很好的电影。”
这吓了我一跳，太像一个有为青年说的话，所以一个在商业图里打滚了二十年的电视剧青衣还是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余诗曼正色答道：“是，让大家记得的……当然，这是一件很讲运气的事，所以也不用太着急。”
说出“太着急”这三个字的时候，她的脸上略微显出嘲讽的笑意。是啊，一个过了43岁的女演员还在说自己不急，但她又真的是不着急，未来对于她，就是一个可进可退的游戏，对于做伟大女演员这件事，她似乎完全交给命运了，所谓胜亦可喜，败亦欣然，大概就是指她现在这种心情。
生活里唯一的遗憾是感情。二十多年里，她谈过许多次恋爱，也有过不少所谓嫁入豪门的机会，但最后关头她都放弃了。这大概跟她五岁失父有关，男人是靠不住的，不是他们本身靠不住，而是无常靠不住。所以纵然她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向往爱情的女孩，但有意无意间她仍然选择了单身。
在湾仔转场去大坑的路上，我们并排坐在车里聊天。她的手机背面是用小珠珠粘成的樱桃，明黄配艳红，十足像她对自我的评价——“简单又复杂”。
结束采访的时候，我跳下车，已经是傍晚六点，热闹的旺角女人街开始收档，远处的天边有玫瑰色的晚霞。我回头看了一眼还要继续工作的女明星，脸上无疑有浓浓的倦意，但你知道她肯定会战斗到底，“不能说不”“也不会说不”，这是香港女孩对安身立命的工作的承诺。
伍
我脑海中最后一帧关于佘诗曼的图像是在中国冰室，这是诸多电影的拍摄之地。在煞白的日光灯下，她就在二楼简陋的彩色塑料凳上补妆，楼上楼下全是放灯测光的工作人员，她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镇定如常地聊着天，让化妆师帮她化眼影。
据说，当天拍摄结束的时候，她留了五百港币给帮忙出镜的小朋友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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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桥上往下探头，发现了正在电车道上的余诗曼。她比想象中更纤细，几乎瘦成了窄窄的一条线。当天她穿着明黄色的裤子、紫红色的无袖背心，十足八十年代的感觉。
她手上抓着长长的法棍面包，大踏步走过电车道。为了这个镜头，她来来回回走了上十遍，有时步子大，有时步子小，有时回头一笑，有时勇往直前，有时又要避让电车，有时又会遇到行人——拍外景就是这样，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整个团队只能在这些不确定性中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然后求取一张最合适的，作为女主角的余诗曼对这样的情形了然于胸。最终总有那么一瞬，电车叮叮当当地离去，行人散去，阳光从高楼的间隙洒下来，在地上构成几何图案。她在这些几何线条上英姿飒爽地走着，嘴角闲闲地挂着一个似有若无的微笑，让摄影师可以正好拍下一个闹市中潇洒独行的摩登女郎——那无畏无惧的风姿立刻让人想起亦舒小说里那些都市女郎，任凭脚下千难万险.她们一路向前，就算打落牙齿，也要和血吞下，最要紧的是嘴角还要含着一丝略带嘲讽的微笑——这样的亦舒女郎，作为“港女”的余诗曼，刚好信手拈来。
事实上，有数年，余诗曼曾和亦舒同住一个小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亦舒在“美孚新村”筑下爱巢，当年《号外》的记者毛孟静这样描写亦舒在美孚新村的家：“窗明几净，地方宽敞，有一个望海的大露台，海上有几艘大远洋轮船。露台上有些普通的室内植物，并没有一缸泡泡吸气的金鱼，外面也没有影影绰绰的凤凰木或她小说里所叫的影树。木家具也是普通的浅颜色，连姜花都没有。”八十年代，三十多岁的亦舒待在楼上写作，在小区里都会迷路。
彼时，余诗曼还是一个少女，她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小朋友们在小区里疯玩，“基本上美孚每一个角落我都去过，那时小区里种着很多米兰仔，很香的，我经常去摘来闻。可以溜冰，可以看电影、玩保龄球、游泳、泡图书馆，什么都有。我们经常去海边玩，在栏杆那边看下去，看到很多水蟑螂在爬，看到很多小鱼，台风的时候又偷偷地去海边看浪花打过来……哈哈哈，现在那里填海变成了公园，2009年，拍《宫心计》就在那公园里拍，对面就是我小时候跳芭蕾的学校，感觉很神奇”。
贰
余诗曼在美孚新村长到18岁，然后也去欧洲读了和亦舒相同的专业——酒店管理。瑞士生活让她游历欧洲，更开了眼界，明白“自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可怜，有人比你更可怜;说漂亮，更多人比你漂亮，所以学会了不要去比较”。
等她1997年回来的时候，同住一村的女作家移民去了加拿大，而她报名参选港姐。这当中的原因很多，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妈妈希望她参选。
小时候，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要她选港姐，送他们上学的校车司机、教跳舞的老师，或者便利店的老板，在香港，这是对美丽少女最切实的一种恭维。但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觉得他们很烦，但既然妈妈希望她去，她就去了——她和妈妈的关系是母女，更是最好的朋友。
五岁时，她就失去了爸爸，看到妈妈一直哭，嘴里念叨说爸爸不会回来了。“我当时觉得也挺好的，他那么凶，不回来也挺好的。因为他常常逼我吃饭，我那时候最不喜欢吃饭，吃一顿饭要两个小时，他就很生气骂我，我就觉得他不回来也好。”但是看到妈妈哭得那么厉害，余诗曼只好安慰说：“没关系，你是不是害怕晚上没有人陪你睡觉？我陪你睡。”白此，她就跟妈妈就一起睡觉，睡到她出国念书。余诗曼说那些夜晚，她跟妈妈什么都聊，感情特别好。
佘诗曼俨然活成了一个现世的亦舒女郎，她在一个追捧多金干练单身女郎的时代里成了现成的代表，尽管她也是无意的。
选港姐时，她最怕的是输了怎么面对她的朋友。她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的人，那一届她也没赢，只得了第三名，但人算不如天算，冠军和亚军因为争抢一个男人而闹出暄然大波，而她这个不显眼的季军顺理成章就成了当届最受捧的新星。
刚出道的时候，几乎没人看好她。她样子弱弱的，说话又细细的、嗲嗲的，但因缘际会，她居然就这么演了下来。开始的时候，完全是因为不想让人看不起，到后来，就变成了喜欢。“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但是演戏时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自己内在的某些东西一点点拿出来，我喜欢创造一个角色出来的感觉。《十月初五的月光》里的君好是我第一个不被骂的角色，这个时候我发现原来演得好、做得好，有人是会喜欢你的，他们会忘记以前的事，所以我会不断地努力，想更好。”
但这么多年TVB的戏演下来，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她是TVB最著名的一张面孔，席卷了2000年后的十多年，陆续得过TVB八届“最受观众喜爱角色奖”。这个讲话娇娇弱弱的女孩完全用实力让大家都知道阿佘是影视圈里最能拼，也最硬颈（广东话里的倔脾气）的香港女生。
2011年，她北上内地拍戏，一年有2/3的时间泡在横店，几年下来钱是赚到了，买了很多房子，母亲生日的时候给她送大坨的金子，香港八卦杂志索性在封面上为她写下最鸡汤不过的标题《从屋屯女孩子到亿万富婆》。年纪过了40岁，女明星都面临转型，但是2017年无意中接下的清官大戏《延禧攻略》又在2018年暑期大爆，成为红遍全国的现象级电视剧——余诗曼俨然活成了一个现世的亦舒女郎——更为诡异的是，她在一个中国追捧多金干练单身女郎的时代里成了现成的代表，盡管她也是无意的。
不得不说，余诗曼确实是一个幸运的女孩，时代一而再，再而三地选中了她。
叁
时代选择一个人，当然也要一个人能接得住——余诗曼的勤奋肯捱和冰雪聪明有目共睹。
当天的拍摄分成若干场景，每一个场景她都要演出不用的角色，每一个她都完成得功架十足。你看着她在人来人往的湾仔的士中间穿梭，身姿曼妙，这才想起她毕竟练过多年的芭蕾舞，而站在鹅颈桥电车道拍摄大片的时候，人来人往，又佩服她横刀立马站在狭窄的电车道中间的淡定。 在大坑陈奕迅最喜欢的大排档前，她要表演吃粉，也要做出种种导演要求的古怪动作，她聪明到只要看一遍示范，就能立刻模仿得十足像，并且加上许多她自己的细节，每～个动作都标准到位，几乎都可以-TAKE（次）过。她是一个任何导演和摄影师都会喜欢的人——她永远交足货，一气哈成。
工作中的她有求必应，甚至连大牌档那位戴着大金链子的档主要求合影与聊天，她也笑嘻嘻地满足其愿望。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工智能，而用更精准的话来说，就是敬业。但生活里的她不怎么爱笑，与所有人都保持着合适的距离，对于记者保持着多年做明星的适当警觉。
她显然是不喜欢讲假话的，但是又不能讲太多真话，因为很麻烦。和她的对话大多是这样的：
问：20世纪80年代你最喜欢的是张曼玉？
答：对。
问：那最喜欢哪一部电影？
答：我喜欢王家卫的电影，全部都喜欢。
問：你认为香港哪一个明星对你的影响最大？
答：刘德华，他太努力了。
问：你后来跟他有一起拍过戏吗？
答：没有。
问：你小时候是他的粉丝吗？
答：我非常欣赏他，他很努力。
问：但不是小粉丝的那种喜欢？
答：嗯。
问：你小时候迷恋过哪个男明星？
答：真的没有。
问：真的没有？
答：就没有迷恋，最让我心动的一个明星应该是周润发。那时候我在TVB，看见他从餐厅外面经过，我本来是坐下来的，然后我就跳起来“哇，周润发。”他是唯一一个让我跳起来的人……
我接着问：“如果外地朋友来香港，你通常会推荐他们去哪里？”
“IFC和铜锣湾，因为那里什么都有。”
至于喜欢去的餐厅呢？则是麦奀记云吞面，因为里面有一个角落的位置，在那里是看不见脸的。档主会等空出来的时候，打电话给她……再问到她理解的香港精神，她立刻脱口而出：“哇，这个问题很敏感。”犹豫了很久之后，她缓缓地说出了一个平和理性的四字成语：发愤图强。
肆
她当然是发愤图强的，要不然，也不会有今时今日在电视图的地位。
这也是香港人最大的特点，就算是最红的明星也一样，因为大家都明白“花无百日红”，那么就要趁着红多赚一点儿钱，而既然是赚人家的钱，就要“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就要“老老实实交足货”。这样才有回头客——“不可以说不”，她对鲁豫说，把从小生活在内地、认为名人是上等职业的陈小姐吓得一愣。这种发愤图强带着某种硬朗的倔强，就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厉害的职业妇女对哭着来求助，说搞不掂事的下属说：“搞不掂就搞到它掂为止。”
余诗曼有她执着的一面，亦有她随意的一面，“不上班的时候就躺在沙发上发呆。看电影，在家里跟家人一起吃饭，做普通人做的事，听听音乐，陪我的小狗玩一下，叫朋友来家里聊天”。
她坦言自己是个没什么虚荣心的人，大概是读大学的时候把虚荣心都消融了。“将来就算真的没人找我拍戏，我就不拍，做点儿别的。我很乐观的，没有担忧那么多。人呢，找到自己的快乐是最重要的，珍惜拥有的就是快乐。”
对于将来，你还有什么特别想完成的心愿吗？
佘诗曼淡淡地说：“我很想拍摄一百部很好的电影。”
这吓了我一跳，太像一个有为青年说的话，所以一个在商业图里打滚了二十年的电视剧青衣还是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余诗曼正色答道：“是，让大家记得的……当然，这是一件很讲运气的事，所以也不用太着急。”
说出“太着急”这三个字的时候，她的脸上略微显出嘲讽的笑意。是啊，一个过了43岁的女演员还在说自己不急，但她又真的是不着急，未来对于她，就是一个可进可退的游戏，对于做伟大女演员这件事，她似乎完全交给命运了，所谓胜亦可喜，败亦欣然，大概就是指她现在这种心情。
生活里唯一的遗憾是感情。二十多年里，她谈过许多次恋爱，也有过不少所谓嫁入豪门的机会，但最后关头她都放弃了。这大概跟她五岁失父有关，男人是靠不住的，不是他们本身靠不住，而是无常靠不住。所以纵然她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向往爱情的女孩，但有意无意间她仍然选择了单身。
在湾仔转场去大坑的路上，我们并排坐在车里聊天。她的手机背面是用小珠珠粘成的樱桃，明黄配艳红，十足像她对自我的评价——“简单又复杂”。
结束采访的时候，我跳下车，已经是傍晚六点，热闹的旺角女人街开始收档，远处的天边有玫瑰色的晚霞。我回头看了一眼还要继续工作的女明星，脸上无疑有浓浓的倦意，但你知道她肯定会战斗到底，“不能说不”“也不会说不”，这是香港女孩对安身立命的工作的承诺。
伍
我脑海中最后一帧关于佘诗曼的图像是在中国冰室，这是诸多电影的拍摄之地。在煞白的日光灯下，她就在二楼简陋的彩色塑料凳上补妆，楼上楼下全是放灯测光的工作人员，她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镇定如常地聊着天，让化妆师帮她化眼影。
据说，当天拍摄结束的时候，她留了五百港币给帮忙出镜的小朋友加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