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许戈辉采访导演郭宝昌时问：“有很多人对现在的年轻人有这样的担忧，就是这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苦难，而苦难对于一个人来讲可能是最丰富、最宝贵的历练，如果没有苦难，年轻人就难以承受，不能担当，成不了大气候。”没想到郭宝昌说：“这种看法我不同意。”在回首过往时，总有些人热衷于教育人们吃苦，并极力发掘苦难的价值。我们一贯的教育理念是挫折教育，强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强调挫折打击的必要、逆境成才的重要性。为此郭宝昌说：“我要正本清源。”
　　郭宝昌原名李保常，194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父亲冻死于街头，两岁时他被母亲卖掉，几经转卖之后被同仁堂乐家乐四老爷收为养子，改姓郭，叫宝昌。从此他含着金勺长大，可是他24岁时迎来了社会动荡，他16岁时写的小说《大宅门》被查抄，说他这是在为反动资本家树碑立传，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批斗，然后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活得没有尊严，他不愿意被人蹂躏，被人践踏，曾经想一死了之，但没死成。他可以说九死一生，活过来算是幸运的。
　　苦难是黑洞，是吞噬一个人命运的泥沼，苦难摧毁了太多人的人生。郭宝昌解释说：“现在回忆过去我想到死，我并不觉得我那时太幼稚，当一个人完全失去尊严的时候，活着没什么意义，还不如死了好。”苦难曾使多少人放弃做人的起码尊严，出卖自己的良知，在挣扎中走向沉沦。村上春树说：“我丝毫没有奉劝诸位‘人生路上要尽量多吃苦头’的意思，吃苦受难绝不是乐事一桩，还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重整旗鼓。”周国平也说：“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靈，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
　　苦难未必是财富。苦难与财富之间并不具有正相关性。郭宝昌得出结论：“我很反感教唆年轻人去吃苦。我所经历的世界中，苦难很难磨炼出坚韧的品格，倒是挫败和失落中很容易毁掉一个人。”苦难是屈辱，当人一味地承担挫折，而缺少家庭同理心和社会同情心，逆境恐怕是要毁人的。正常的、和平的、平衡的、健康的、被充分关爱的成长环境，更容易培养出健康、健全、平和、温暖、友爱的人格，成长的早期既受到过充沛的物质、公平的环境、充分的家人爱护，养成的人格会相对健康，也更能够正确地不那么极端地去看待世界。
　　“感谢苦难”不亚于一碗“毒鸡汤”。有人举例说，苏轼名垂千古要感谢屡次被贬，司马迁能写出史记要感谢牢狱之灾，海伦成为耀眼的明星要感谢她的失眠，史铁生成为知名作家要感谢他常年坐轮椅……为此周国平提醒道：“不要对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一个人只要真正领略了平常苦难中的绝望，他就会明白：一切美化苦难的言辞是多么浮夸，一切炫耀苦难的姿态是多么做作。”
　　过度夸大逆境，有悖于人性。苦难，多半会挫败你的心志，摧垮你的自信，磨灭你的热情，摧毁你的意志，扭曲你的人格，断送你的后路，威胁你的健康，毁灭你的生命。身处苦难的人往往会不自觉地传染负能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道夫·奥伊肯就说：“苦难不具有提高人精神韧度的优点。”苦难与我们民族艰苦奋斗追求幸福和谐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对立性的。
　　我们承认苦难存在的必然性，但苦难不是成长所必须的，不该重视其必要性。郭宝昌最后总结道：“所以，我希望苦难永远不要再发生，我绝对不希望年轻人再去经历过去我们民族曾经历的苦难，那样的代价太大，太残酷！”对待苦难最好的态度是，苦难来了，我们无所畏惧，但没有苦难，也不要制造苦难，顺境一样能成才和创造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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