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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赶农民进城现象，核心就是要加强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根本上杜绝强拆强征强迁。
引导大城市的产业和生产要素加快向小城市流动，强化大城市对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小城市的产城一体化发展，对强化小城市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意味着口粮和农产品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展，意味着用于农业的劳动人口和土地资源不断减少，意味着对农业生态功能、景观功能需求的不断增强，意味着传统农业方式转型和现代化迫在眉睫。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也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那么，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体现农民的主动性？怎么避免对农民的变相剥夺？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如何看待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带着相关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建康研究员。
新西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怎么才能避免赶农民进城的现象？如何体现农民的主动性？
王建康：城市化既是大趋势，更是亿万农民的迫切要求，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因势利导推动和帮助农民进城安居，但这并不是说农民必须进城。进不进城，对农民是一个选择题，答案不是惟一的，不是非进城不可。有些人愿意进，有些人不一定愿意进；有些人适合进，有些人不一定适合进。即使是那些愿意进城的人，也还有一个时机选择，不一定现在就进。进哪个城，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市，又是一个选择。人们选择在城市还是乡村生活，或者是选择在什么样的城市生活，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应该看到，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条件、生活模式，也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成本。
所以，我们的党政机关和各级干部不要代替农民做决策，不要强制农民进城，而是要创造条件，扫除障碍，帮助农民解决好户籍、就业、社保、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引导农民进城。要避免赶农民进城现象，核心就是要加强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根本上杜绝强拆强征强迁。
新西部：小城镇对农民是开放的，但大城市的大门依然城门紧闭。从就业机会来说，小城镇显然不如大城市，这样就会出现农民有意愿不能进、能进却无意愿的矛盾。怎么解决这种矛盾？
王建康：一方面要着力增强小城市集聚承载功能。主要是优化产业布局，引导大城市的产业和生产要素加快向小城市流动，强化大城市对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小城市的产城一体化发展，这对强化小城市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次要着力提升小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和基础设施，让小城市的居民能够享有优质的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享有完善的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特别是要重视强化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快捷的交通联结，小城市宜居了，自然吸引力就强了。另一方面要逐步有序放开大中城市人口准入。人口流动性很强，大城市可以通过组团式布局，降低人口密度，增强承载力。总之，要以系统化思维，系统化地统筹考虑不同类型城市的发展，形成功能完备的城市体系，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
新西部：以前的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财政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一种剥夺。新型城镇化似乎产生了另一种趋势—赶农民上楼。那么，在撤村并镇过程中，怎么避免对农民的变相剥夺？
王建康：近些年来，虽然农村人口一直在减少，但各地村庄面积普遍仍在无序扩展，很多地方空心村、闭门户问题严重，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也增加了新农村建设难度。所以说，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适度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包括部分地区的撤村并镇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引导农民楼房化居住也具有节约土地资源的优点。问题并不在于农民该不该上楼，而是不能强制农民上楼。陕西省也探索了很多引导农户上楼的办法，比如紫阳等地在移民搬迁过程中，为农民提供了高层、多层、低层等多种选择，选择高层居住的农户往往需要支付最少的代价。礼泉白村新型社区建设过程中为多层住宅楼安装了电梯。这都是很好的尝试。
新西部：相对于东部，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受经济基础和地理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在您看来，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王建康：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推动城镇化是需要支付成本的，无论是农民还是政府，都需要花钱“买单”，而西部地区无论地方财政还是农户积累，都相对薄弱，解决钱的问题显得很迫切，所以我们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动员社会力量特别是企业参与城镇化进程，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其次，由于县域经济发展滞后，非农就业岗位少，在推动城镇化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产业规划，也就是说要把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统筹规划。
新西部：有人认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其实就是让农民“就地城市化”，建设“乡村都市”。另一方面，实现农业现代化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课题。您如何看待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王建康：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新型城镇化也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由于区位和工业化程度不同，有些村落可能注定是要转化为城市形态的，也就是要完全城市化，以城市形态代替乡村形态，以非农产业来代替农业产业；更多的可能是改造乡村，实现乡村的现代化，也就是在保留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保留农业主导产业，保留乡村熟人社会的社会网络的基础上，实现乡村基础设施便利化、公共服务完善化、居住形态集约化、农业产业现代化；另外可能还会有些地区走出田园城市的道路，把城市和乡村的优势集聚起来，把“城市病”和乡村的落后封闭则完全舍弃。
当然，新型城镇化不仅不是要消灭农业，更是要求加快农业现代化。因为新型城镇化的推动力可能是工业化，也可能是来自旅游业、商贸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可能是高效现代农业快速崛起，形成了收入、消费和人口的积聚，带动了城镇形态的加速形成。另外必须要看到，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意味着口粮和农产品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展，意味着用于农业的劳动人口和土地资源不断减少，意味着对农业生态功能、景观功能需求的不断增强，意味着传统农业方式转型和现代化迫在眉睫。
引导大城市的产业和生产要素加快向小城市流动，强化大城市对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小城市的产城一体化发展，对强化小城市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意味着口粮和农产品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展，意味着用于农业的劳动人口和土地资源不断减少，意味着对农业生态功能、景观功能需求的不断增强，意味着传统农业方式转型和现代化迫在眉睫。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命题，也是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那么，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体现农民的主动性？怎么避免对农民的变相剥夺？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如何看待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带着相关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建康研究员。
新西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怎么才能避免赶农民进城的现象？如何体现农民的主动性？
王建康：城市化既是大趋势，更是亿万农民的迫切要求，新型城镇化就是要因势利导推动和帮助农民进城安居，但这并不是说农民必须进城。进不进城，对农民是一个选择题，答案不是惟一的，不是非进城不可。有些人愿意进，有些人不一定愿意进；有些人适合进，有些人不一定适合进。即使是那些愿意进城的人，也还有一个时机选择，不一定现在就进。进哪个城，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市，又是一个选择。人们选择在城市还是乡村生活，或者是选择在什么样的城市生活，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应该看到，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条件、生活模式，也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成本。
所以，我们的党政机关和各级干部不要代替农民做决策，不要强制农民进城，而是要创造条件，扫除障碍，帮助农民解决好户籍、就业、社保、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引导农民进城。要避免赶农民进城现象，核心就是要加强对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根本上杜绝强拆强征强迁。
新西部：小城镇对农民是开放的，但大城市的大门依然城门紧闭。从就业机会来说，小城镇显然不如大城市，这样就会出现农民有意愿不能进、能进却无意愿的矛盾。怎么解决这种矛盾？
王建康：一方面要着力增强小城市集聚承载功能。主要是优化产业布局，引导大城市的产业和生产要素加快向小城市流动，强化大城市对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小城市的产城一体化发展，这对强化小城市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次要着力提升小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和基础设施，让小城市的居民能够享有优质的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享有完善的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特别是要重视强化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快捷的交通联结，小城市宜居了，自然吸引力就强了。另一方面要逐步有序放开大中城市人口准入。人口流动性很强，大城市可以通过组团式布局，降低人口密度，增强承载力。总之，要以系统化思维，系统化地统筹考虑不同类型城市的发展，形成功能完备的城市体系，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
新西部：以前的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财政实际上是对农民利益的一种剥夺。新型城镇化似乎产生了另一种趋势—赶农民上楼。那么，在撤村并镇过程中，怎么避免对农民的变相剥夺？
王建康：近些年来，虽然农村人口一直在减少，但各地村庄面积普遍仍在无序扩展，很多地方空心村、闭门户问题严重，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也增加了新农村建设难度。所以说，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适度引导农民集中居住，包括部分地区的撤村并镇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引导农民楼房化居住也具有节约土地资源的优点。问题并不在于农民该不该上楼，而是不能强制农民上楼。陕西省也探索了很多引导农户上楼的办法，比如紫阳等地在移民搬迁过程中，为农民提供了高层、多层、低层等多种选择，选择高层居住的农户往往需要支付最少的代价。礼泉白村新型社区建设过程中为多层住宅楼安装了电梯。这都是很好的尝试。
新西部：相对于东部，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受经济基础和地理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在您看来，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王建康：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推动城镇化是需要支付成本的，无论是农民还是政府，都需要花钱“买单”，而西部地区无论地方财政还是农户积累，都相对薄弱，解决钱的问题显得很迫切，所以我们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动员社会力量特别是企业参与城镇化进程，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其次，由于县域经济发展滞后，非农就业岗位少，在推动城镇化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产业规划，也就是说要把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统筹规划。
新西部：有人认为，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其实就是让农民“就地城市化”，建设“乡村都市”。另一方面，实现农业现代化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课题。您如何看待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王建康：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新型城镇化也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由于区位和工业化程度不同，有些村落可能注定是要转化为城市形态的，也就是要完全城市化，以城市形态代替乡村形态，以非农产业来代替农业产业；更多的可能是改造乡村，实现乡村的现代化，也就是在保留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保留农业主导产业，保留乡村熟人社会的社会网络的基础上，实现乡村基础设施便利化、公共服务完善化、居住形态集约化、农业产业现代化；另外可能还会有些地区走出田园城市的道路，把城市和乡村的优势集聚起来，把“城市病”和乡村的落后封闭则完全舍弃。
当然，新型城镇化不仅不是要消灭农业，更是要求加快农业现代化。因为新型城镇化的推动力可能是工业化，也可能是来自旅游业、商贸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可能是高效现代农业快速崛起，形成了收入、消费和人口的积聚，带动了城镇形态的加速形成。另外必须要看到，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意味着口粮和农产品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展，意味着用于农业的劳动人口和土地资源不断减少，意味着对农业生态功能、景观功能需求的不断增强，意味着传统农业方式转型和现代化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