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85岁的秦裕琨，至今仍没有完全进入退休状态——不时奔走于学术会议，为学生把关研究方向，为年轻学子做学术报告……
　　“秦裕琨院士就像一团温暖的火，永不熄灭。”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办的一场校园讲座中，学生们在海报上为研究了一辈子“燃烧学”的秦裕琨写下这样的引言。纵览秦裕琨的人生足迹，便会深感此言恰如其分。

“只要国家需要，没说的”

　　秦裕琨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童年，目睹过外国人在旧上海的耀武扬威，感受过旧中国受人欺辱的万般无奈，“从小心中就有个强国梦”。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高考，年仅17岁的秦裕琨凭着优异成绩收到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4所国内著名学府的录取通知。掂量再三，他最终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
　　“说实话，当时也不知道机械到底是做什么的。我想，新中国成立了，国家要发展建设，就需要强大的工业，而工业的基础是机械，飞机大炮坦克、汽车轮船火车也都是机械……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秦裕琨选择专业的原因朴素而真诚。
　　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由于专业技术人才紧缺，秦裕琨提前一年毕业了。当时，他的父母年事已高，哥哥姐姐都已响应国家号召到外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完全有理由留在上海。但秦裕琨觉得，“一五计划”的重点在东北，自己的所学要在东北施展，他毅然告别父母，负笈北上。
　　来到哈尔滨后，秦裕琨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做師资研究生，第一年先读预科，只学一门课程——俄语，因为当时援建的苏联专家没有翻译，学生要尽快突破语言关。
　　预科结业后，秦裕琨原本要继续学机械设计，可学校决定抽调他跟随苏联专家去学新成立的锅炉专业。
　　当时秦裕琨并不知道锅炉专业是干什么的，他的理解是，既然学校设置了这个专业，就说明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尽管对新专业一无所知，但秦裕琨还是毫不犹豫地改了行，“只要国家需要，没说的”。
　　1955年春，因学校急需教师人才，研究生在读的秦裕琨成为一名“小教师”，开始为本科生以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讲授“锅炉与锅炉房”课程。
　　“那时候，我一边听导师的课，一边给学生讲课。我总是保持一个星期的时间差，不能讲得太快，因为后面的课程我还没学呢。”回忆起这段特殊经历，秦裕琨风趣地说。

　　边学习、边讲课、边筹建新专业，这期间，他每天都在夜里12点以后才睡。没有正规教材，他就自己撰写，并由学校油印出版。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强化教材正规化建设，这本名为《蒸汽锅炉的燃料、燃烧理论及设备》的内部教材被选中，于1963年由中国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由此成为我国高校锅炉专业的第一本国家统编教材。
　　除了教学，秦裕琨还经常为一些“问题锅炉”把脉。因为他胆子大、“总捅咕”，同事们给他起了一个形象的外号——“秦总统”。
　　1974年春天，“秦总统”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对省革委会锅炉房进行改造。
　　当时，中国普遍用蒸汽采暖，这种方式热得快，凉得也快，而且有一个致命隐患——因电力供应不稳定，停电情况时有发生，一旦停电，水泵不能正常工作，热水急剧汽化，会严重影响锅炉的安全运行。
　　显然，这样的任务有来自政治和技术方面的双重压力，一旦改造失败，可就真“捅出娄子”了。但秦裕琨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毅然接受了这项任务。
　　经过认真调研、论证方案，秦裕琨提出了采用自然循环方式的学术观点，并用两个月时间设计出图纸。尔后，他又带着学生和工人，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自然循环锅炉。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很多地区还在采用秦裕琨设计的这种锅炉。

“总跟在别人后面跑是不行的”

　　秦裕琨始终认为，光在校园里搞理论不行，科研成果必须经得起实践检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秦裕琨“救治”的锅炉不计其数。
　　在坚持科研与实践相结合的同时，秦裕琨的研究领域也随着科研的需要而不断转变。
　　1990年，学校进行教学体制改革，原有教研室被划分成若干课题组。因为有同事选择了与秦裕琨相近的研究方向，为了促进教研室业务领域的全面发展，他主动放弃自己熟悉的领域，开始转向煤粉燃烧研究。
　　当时，随着水电、核能等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业内很多专家认为，在煤炭燃烧这样的传统领域很难再有大的技术创新。但秦裕琨坚持认为：“我们国家的能源供应以燃煤为主，不研究煤研究什么？我们既要关注国际趋势和学术热点，更要着重解决自己的问题。总跟在别人后面跑是不行的！”
　　于是，秦裕琨将科研方向集中到更为尖端而迫切的领域——火电厂的煤粉燃烧技术，并敲定了名为“风控浓淡煤粉燃烧技术”的新课题。
　　那时，许多专业技术人才纷纷被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吸引，秦裕琨领衔的课题组刚组建时只有四个人，资金少得可怜。从1991年开始，在没有经验、经费紧张、前途未知的情况下，秦裕琨带领课题组走进了空荡荡的实验室。
　　经过艰苦攻关，1993年，煤粉燃烧技术在实验室获得成功。在短暂的兴奋之后，秦裕琨又将目光锁定到这项技术的实际应用上。
　　由于新技术的功效尚未经过实践检验，发电企业都不愿冒险使用。虽然经过八方奔走均未成功，但秦裕琨并不气馁：“大厂子不愿意干，咱就找小厂子；新锅炉不让改，咱就改造旧锅炉。”
　　功夫不负有心人。课题组最终在农垦红兴隆管理局找到一家电厂，在一台几乎报废的锅炉上做起了实验。结果喜人——新技术不但把“死马”医活了，而且热效率远远超过旧锅炉。 　　此后，秦裕琨综合“风包粉”和“浓淡燃烧”理论，针对不同燃烧方式和煤种，发明了系列浓淡煤粉燃烧技术。
　　很快，新技术应用的新增容量以几何级数增长，仅在新技术推广初期的2001年前后，秦裕琨团队每年为社会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达1.3亿元以上。
　　2000年年末，“风包粉系列煤粉燃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项目获得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1年2月，秦裕琨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手里接过2000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证书。也正是这一年，秦裕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此后，秦裕琨探索的目光始终与时俱进。为了应对“雾霾”难题，在他的把关下，他所在的研究团队正致力于研究低氮氧化物排放煤粉燃烧技术；由他力促上马的燃煤污染物减排国家工程实验室，于2011年7月挂牌成立；2015年，由秦裕琨参与、其弟子李争起负责的“高性能中心给粉旋流煤粉燃烧技术”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我都住20年‘筒子楼’了，多住几年又何妨”

　　也许因为秦裕琨的科研成果的光環过于耀眼，以致很多人忽略了他作为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所做的突出贡献。
　　秦裕琨曾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教务长等职，并于1990年任哈工大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秦裕琨开玩笑说：“要么不当‘官’，一当了‘官’，还升得特别快。”
　　任副校长后，秦裕琨把各系的基础课都听了一遍，发现一个共性问题：搞科研、评职称对发表论文有指标要求，但对讲课却没有硬性约束。所以老师讲课没动力，学生听课自然也就没兴趣。
　　调研之后，秦裕琨着手推进教学管理、业务考核和激励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改善教师待遇，发放教学津贴，提高教师讲课的积极性；建立教学检查组，为课堂教学质量评分，并将结果纳入职称评定体系……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全校教学水平迅速得到提升。
　　而作为教育工作者，秦裕琨对师生们的影响，不仅在于日常的言传身教，更在于其高尚的人格魅力。
　　1979年，学校新建的教工住宅楼竣工时，已经住了20年“筒子楼”的秦裕琨好不容易分到一处朝阳的新房子。系里一位老师因身体不太好，想住秦裕琨新分的房，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有人对此不理解，他却笑笑说：“我都住20年‘筒子楼’了，多住几年又何妨？”
　　担任副校长期间，秦裕琨再次有了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但一位祖孙三代挤在一套房的老师找到秦裕琨求助。这次，秦裕琨又把房子让了出去。他解释说：“对我而言是改善，对别人而言却是急需。”
　　在科研学术上，秦裕琨更是甘为人梯。
　　秦裕琨有一个名叫何佩鏊的学生，1957年毕业后一直在研究所、制造厂工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收集整理了很多数据资料。1980年，国家要出版机械工业手册，其中，“锅炉篇·燃烧设备”一章由何佩鏊执笔，秦裕琨担任主审。他在审稿时发现，何佩鏊写的内容太多了，而手册的篇幅有限，就建议他另外编写一本专著。
　　不幸的是，何佩鏊还未来得及编写便身患重病。秦裕琨到上海看望他时，他握着老师的手说，将资料整理成书是个未了的心愿。
　　为了完成学生的临终嘱托，秦裕琨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敲定了书籍的大纲，然后将何佩鏊多年搜集的资料整理并入。最终，这本名为《煤粉燃烧器设计及运行》的专著成功出版，第一作者署名为已故的何佩鏊，而秦裕琨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最后。
　　进入21世纪，考虑到人才的梯队建设，秦裕琨主动退居二线，把主要精力转为更多地支持中青年教师的工作。
　　作为德高望重的院士，秦裕琨有很多“资源优势”，但他从未因私事找过学校，唯一一次破例还是为了学生。秦裕琨有一个从事石墨烯材料研究的博士生，秦裕琨深知该领域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对这个学生的为人和能力也高度认可。在该生留校答辩时，秦裕琨为了替学校、替龙江挽留这个难得的人才，头一次给校领导打了电话，希望“关注一下”……
　　近年来，秦裕琨虽不在科研一线，但仍为实验室的建设四处奔走，为学生的研究出谋划策。
　　“学就学好，干就干好；有所为，无所求。”这是秦裕琨始终坚守的人生格言。而透过他60余载的科研、教学之路不难看出，秦裕琨正如他所专注的“燃烧学”一样，一生都在不断燃烧自己，释放出蓬勃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