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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朱涛，浙江舟山群岛人。19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后弃文经商，2008年重返写作后，已出版多部诗集。霍俊明称朱涛是“前诗人”，“和同时代的诗人一样，曾经被诗歌的热浪推涌，也被后此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大潮所裹挟”。再度与诗歌相遇，已是20年后的事了。因此，朱涛也是一位“归来的诗人”。在霍俊明看来，朱涛诗歌的特异性在于：在真实与怪诞的深层关系上，呈现了动态化的命名过程，形成了混合质素的诗歌风貌，并带有一定程度的“反诗歌”倾向。（沈苇）
詩歌不是魔幻。
——W.H.奥登（Wystan Hugh Auden）
之所以搁置了几年的时间才写下关于朱涛（朱弱水）的诗歌阅读印象，其中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一个诗人的精神背景和写作史，而重要的动因则是其文本的特殊样貌和惊异构造。整体而言，朱涛的写作印证了诗歌是撬动般的动词化过程，这是对经验、语言、想象力和技艺的重新撬动，它们也正在更新着读者的阅读定势。
朱涛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写作，其时正是中国第三代诗歌、校园先锋诗歌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如果不在那个时代写诗反倒是不正常的了。朱涛几乎和同时代的诗人一样，曾经被诗歌的热浪推涌，也被后此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大潮所裹挟。仅仅寥寥数年之后，朱涛就因生存、生计问题而远离了诗歌，而当时很多诗人的命运几乎如出一辙。当其再度转身与诗歌相遇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了。长久的诗歌搁置和写作空白期，实则对这些“前诗人”的写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我一次次看到的情形则是错位式的诗歌写作，很多同类型同时期的诗歌写作者不仅诗歌观念已经相当陈旧，而且就其诗歌写作实践来说更是与当下的诗歌写作现场相去甚远，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对这些“80年代诗人”“前诗人”敬而远之。而对朱涛的诗歌文本我也是一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即使是2015年9月在福建永定土楼举行的《诗刊》社第31届青春诗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朱涛并且有所交谈——他深夜打来电话要交流下诗歌，但是我更信任来自于诗歌文本中的那个区别于日常印象的“诗人”。
近几年来我也大体阅读了朱涛的诗歌，比如《站在舌头上》《半轮黄日》《越荒诞越奔跑》《落花纪念碑》等诗集，而朱涛的诗歌写作速度以及诗作产量在近几年是惊人的。尤其是朱涛近期的短诗集文稿，这些短诗都是从以前的诗作中选取出来的，因而更具有代表性。具体就其系列“短诗”以及话语方式而言，我觉得还是有话要说。尽管朱涛并不是一个被经常谈论的“诗人”，甚至他有些特异的诗歌话语方式还天然地拒绝了一部分批评家和更多的普通读者，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朱涛的诗歌样态和话语方式是属于他个人的，简言之是经由他的个体主体性所建立起来的可靠的诗歌世界。
必须强调的是朱涛的这些文本并不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二手贩卖”式的诗歌实践以及初步开放期诗歌观念的惯性遗留，并非那个年代的“遗老遗少”在新的写作情势下的对逝去诗歌年代的纪念碑式的强行挽留，不仅其文本前后变化差异非常显豁，而且他的带有惊异效果的语言、修辞以及想象力都值得我们做出一定的判断。即使将朱涛的诗歌放置在整体性的当下诗歌语境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个性特征的文本样貌以及诗人的精神形态，而在写作者们反复强调各自的诗歌形态、写作观念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同质化的写作，看到的是一个个日常空间私人经验的泛滥和平庸的抒写，看到的是一个个自我膨胀而精神难度丧失殆尽的苍白面孔。如果从写作的整体性、时代性和有效性来考量的话，这种同质化的写作并不是风格学和语言方向上的，而是很多诗人并不具备语言的和精神的双重维度上的难度系数，而朱涛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已经具备了可供参照的个性化质素。这也是我在此文中讨论朱涛的本质原因所在。
对于朱涛的诗歌我们很难给其下定论，更大程度上它们是奇特的异质混合体和加速燃烧的炫目的诗歌奇观。如果拿绘画艺术来作为比照的话，其风格更具有马蒂斯的野兽派以及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绘画的特质。这在诗歌写作人口炸裂以及诗作数量时时激增的今天，一个诗人还能够给读者以及评论家们提供超乎常规的“陌生”“新奇”效果显然并不容易。在朱涛这里，语言风暴、“白日梦的犄角”、“纽扣里的风暴眼”以及或庄重或戏谑的精神的球形闪电得集结、爆发，或者如植物内部的火焰不停孳生、迸发、燃烧。这也正如在空中几乎静止不动的蜂鸟，是它惊人的高频率的翅膀的扇动为我们带来了惊异的场面，被遮蔽的诗意重新得以揭示。尤其是在朱涛的“核心意象”和“深度意象”那里，人与事、词与物、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已知的和未知的进行精神的对位，同时这也是语言生成的前提，“废纸般的时间绳索一样袭来 / 解开他们层层包裹的语言 / 须携带词语的病毒 / 克服刽子手苍白的手指”（《迟到者》）。
诗歌中的朱涛是一个略显不安的凝视者，又是躁动的精神漫游者和思想的擦亮者。他有着语言爆破手般的冲动，有着灵性和智性彼此激活的诗性生成空间，有着波德莱尔式的神经质式的黑色分裂和沉郁，有着半醉半醒、真假参半的白日梦般癫狂和旁逸斜出的敏感触丝，有着声光色影的错位和交相碰撞，有着病态社会的深入骨髓的虚冷。
朱涛的诗作既观照了最小化的自我又无限向外界辐射。“大脑中的风暴”在一定程度上适合用来描述朱涛的写作态度，那是内心潮汐、感时伤怀以及世态法则、人心渊薮的时时交互。值得强调的是朱涛诗歌的陌生、新奇、怪诞以及晦涩并不是外挂式的附加产物，而是“词与物”重新校正之后的产物——掀开了词与物之间“沉重的铁皮屋顶”，语言本身就是精神和思想本身。这也正是诗人对日常经验和写作经验的重新撬动，是拒斥了语言惯性的努力。据此，我并不认为朱涛是深度意识层面的“自动化写作”和“无主题写作”，甚至也不尽然是个“炫技派”，而是其自觉写作——包括阅世经验——的长期修炼的结果，比如“每当亲人辞世 / 我都会重修灵魂学 / 研究她的体温舌态气息声音及味道 / 像怜爱一个新情人”（《歧路》），再比如“父亲走后，我精神萎靡 / 如一具干瘪的气球 / 靠吮吸不同的嘴活着 // 因而当早晨伏在我身上 / 赞美我是翱翔的雄鹰 / 我勃然大怒 / 难道生活的谎言还不够咀嚼 / 再要缠上大自然的爱 // 我把世界挡在了门外 / 仅等呯的一声巨响 / 炸醒”（《把世界挡在门外》）。关于“自动化写作”人们很容易与所谓的超验主义者和天才诗人联系在一起，比如里尔克、叶芝以及佩索阿都曾是星相学的超级迷恋者，自我认知、神秘主义、自动写作、超验意识以及未来时间的想象都体现在他们一段时间的现实生活和写作实践当中，“佩索阿终其一生对占星学有强烈的兴趣，他和著名的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罗利（Aleister Crowley）通信，后者曾到里斯本访问过他，并在他的帮助下设局假装自杀（有趣的是，克罗利和叶芝曾同属一个叫作‘金色黎明’的神秘主义组织，两人之间有过激烈的冲突，但除此之外，佩索阿和叶芝应该没有什么个人关系）。佩索阿给莎士比亚、拜伦、王尔德、肖邦等名人绘制过星盘，也给他的异名制作过星盘，据传说，他还大致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死期。”（杨铁军《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译者序》） 很多批评家和诗人会更多关注于朱涛诗歌语言以及修辞的内部构造以及相应的组合方式，这当然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而我想着意强调的则是朱涛的诗歌给我们的普通读者更新了感受诗歌语言的方式。这一点同样重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培育了他的读者，几乎从来都不存在“超前”的读者——包括那些所谓的专业的诗歌批评家。
朱涛诗歌的个人风格学意味已经越来越明显，甚至因为晦涩和惊奇而带有一定程度的“反诗歌”倾向——当然是对惯性和常态诗歌写作方式的反拨与调校。在此意义上诗歌是一次次动态生成的过程，具有“动词”化的特征。诗歌不是文化，不是常識，不是知识，不是“隐喻”也不是“口语”，更不是一些早已死掉的“词”的无意义的重复，而是在重新的动能中使词语和事物在命名中复活过来。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是“动词”化的动态过程。具体到朱涛，他所创造和营设出来的是语言、意象以及精神世界的景观状态。它们是相似性、距离感和差异性的奇妙而颤栗的糅合。这也是通过诗歌的方式对语言、现实和时间的重组和再塑。当这种“反日常”的细节化与精神性、象征性和修辞化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更为“内在的及物性”话语方式的重要性。这就是在“已知”中寻找“未知”，这是在“惯性”中寻求“暴动”，如果这些诗作涉及日常生活以及公共空间的话就是“日常的语言文化再生产”。这最终形成的是诗歌“风箱”内部的黑暗与精神天空的闪电所达成的互补性空间。
对于朱涛来说，反日常的怪诞和语言未知性的着迷与经验、感受以及想象力的着迷本来就是一体的。它们是达达的未来主义和词语躁动式的、语调凌厉和迅疾化的、身体官能症的、白日梦的、微敏神经质的、现实评判等等的交织与共振。朱涛的冷涩干裂、奇诡偏锋但又抚慰萦怀和倾心向往既是个人的感观编年史，又是神经气质的强烈的一口长长的迸发或者叹息。甚至朱涛的诗歌有着狄兰·托马斯般嗞嗞燃烧的“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他的想象力以及言说方式都是爆燃和迸裂式的，是“银瓶炸裂水浆迸”，是火星四溅的原野燃烧，是黑夜里不可捉摸的数道闪电。
显然，“真实”与“荒诞”的关系使我们进入朱涛诗歌的一个绕不开的通道，这也是评估朱涛诗歌的一个基本维度。在诗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一个按钮，对二者进行隐秘的沟通。与此同时，在象征的层面，日常生活又犹如黑夜里的一匹黑马，它在寻找着属于它的独一无二的骑手——诗人。
由此通道进入朱涛的诗作，需要人们注意的正是朱涛的诗作中所累积而成的特质，比如惊异、陌生、晦涩、怪诞的超时空的“超现实主义”意味是如何产生的？
有时朱涛在诗歌中的情绪是急躁的、厌烦的、琐碎的、怀疑的、自讽的、批判的，有时强作镇静而又有些错乱，有时又在不安中持有冷冷的自省和自剖。朱涛的诗歌有一种灰色和黑色调子的冷彻和疑问，很多时候道破了人以及这个世界的真相，而真相大抵是人们不愿意接受和相信的。显然朱涛并不只是一个狂想分子，并不是沉溺于膨胀的精神镜像的个体语言的乌托邦主义者，而是来自于一种平衡、博弈甚至重新撬动和校正的语言对跖点。这就是“个体真实”“日常真实”“经验真实”与“语言真实”“修辞真实”“想象力真实”之间所形成的重新对位、过滤、校正和变形的关系。这本质上是语言的提升和精神的难度一起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任何执于一端的“真实写作”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的可能并沾染上雅罗米尔式的精神疾病的气息。正如当年奥登所说的：“诗歌不是魔幻，如果说诗歌，或其它的艺术，被人们认为有秘而不宣的动机，那就是通过讲出真实，使人不在迷惑和陶醉。”朱涛不无特异的话语方式是具有诗学层面的合理性的，而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却是现实之诗、物化之诗、时感之诗、新闻之诗以及公共题材写作，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大量的同质化的廉价文本——既无语言创见也无思想难度。当代中国诗人就写作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还大致形成了“现实 / 生活中心主义者”和“审美 / 修辞主义者”，而二者往往不是平行、对等的，而是紧张甚至对立的，没有做到像米沃什在《艺术与生活》中那样的全面、深刻和公允。在此写作境遇下诗人有必要通过写作来甄别、判断、调节和校正来完成包括了生命经验、时间经验以及社会经验的“诗性正义”。而具体到不同时期的诗歌写作境遇以及内在要求，“诗性正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充满了调整与更新，而这才是真正的“诗性正义”“语言良知”层面的诗人的本分和操守。这也是我阅读朱涛诗歌的一个内在动因。平心而论，朱涛并没有断然割裂“主体抒情”“自我意识”“超验倾向”与“经验论者”“生活和事物纹理”之间的合法性和内在关联，而是试图以深度弥合和容留的姿态予以整合。这种容留性的诗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会消除诗人的偏执特征。这是一种更具包容力的写作，是容留的诗，张力的诗，是维持写作成为问题的诗。朱涛的诗歌情境具有一种对接性和过渡性，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既是客观的又是臆想的，既是正常的又是反常的。他会把诗歌放置在具象化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以及抽象化的想象空间，但是切入的角度和转换的过程呈现出来的却是陌生、恍惚以及不可理喻的奇异效果。这使得他的诗歌世界既是清晰的又是混沌的，既是逻辑的又是反理性的，而游离、无着和分裂于经验和日常的那部分呓语、反语、谵语实则透露了感觉化的精神化的内在真实褶皱。再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诗歌写作对朱涛来说既是一次次的精神事件，同时也是语言事件。想象和实践一种语言方式必然也是认知方式和精神姿势的结果。
朱涛的诗歌让我们再次关注中国当代诗歌语境中“词与物”的关系。词曾高于物，如今是物取代了词，所以写作的无力感、虚弱、尴尬和分裂成为普遍现象。这种词语无力感或语言的危机如何能够被拯救就成了显豁的写作难题。正是在意识到此种经验窘境和写作困境，而朱涛近年来的写作就一直在有意估量“词与物”的真正关系以及如何打破写作的惯见和经验。“词与物”的关系不只是单纯语言学意义上与个人的修辞能力有关，更与考古学层面整体性的写作秩序、惯性思维、意识形态甚至时代文化不无关联。但具体到写作实践（所见、所读、所写），这并非意味着诗人由此失去了“现实测量”层面的写实性或者呈现能力而成为扶乩者式的看似神秘怪异实则无解的“纯粹知识”“纯粹超验”。无论诗人是天才还是朴拙的普通人，都必须说“人话”。值得注意的是朱涛并不是一位观念写作者和刻意的风格制造者，而这样的诗歌写作很难被复制，因为它要求诗人必须具备较高的语言能力和修辞能力，关乎“词与物”的有效关系和各自的活性状态以及再次勾连和激活的过程——“书写不再是世界的散文;相似性与符号解除了它们古老的协定;相似性已让人失望，变成了幻想或妄想;物仍然顽固地处于其令人啼笑皆非的同一性之中：物除了成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为其他任何东西;词漫无目的地漫游，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标记物;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页码中间”（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朱涛超乎常规的词语组合方式以及由此所触及和激发的词语边界都具有新奇性的特质。想象一种语言和想象一种精神方式在朱涛这里是同构的。
朱涛的诗既是智性的又是超验的，是客观之物经由个体主体性的过滤和变形而成为了内在的真实，是实有和幻想的结合体，是冥想者和精神漫游者在物象和心象那里的重新凝视和审视，尤其是那些不无怪诞的深度意象和精神场景使人颇有目眩神迷之感，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判断朱涛是一个白日梦型的超验式的写作者，更不是智力游戏或语言炫技，而是来自于一个人的精神能力和语言能力以及二者之间相互激发的动态化的写作状态。朱涛做到的正是撬动的动词化的过程。
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研究员、文学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 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 陈超评传》等十余部。曾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三届河北文 艺振兴奖（文艺评论）、第十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第二届草堂诗歌奖·年度批评家奖等。
朱涛，浙江舟山群岛人。19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后弃文经商，2008年重返写作后，已出版多部诗集。霍俊明称朱涛是“前诗人”，“和同时代的诗人一样，曾经被诗歌的热浪推涌，也被后此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大潮所裹挟”。再度与诗歌相遇，已是20年后的事了。因此，朱涛也是一位“归来的诗人”。在霍俊明看来，朱涛诗歌的特异性在于：在真实与怪诞的深层关系上，呈现了动态化的命名过程，形成了混合质素的诗歌风貌，并带有一定程度的“反诗歌”倾向。（沈苇）
詩歌不是魔幻。
——W.H.奥登（Wystan Hugh Auden）
之所以搁置了几年的时间才写下关于朱涛（朱弱水）的诗歌阅读印象，其中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一个诗人的精神背景和写作史，而重要的动因则是其文本的特殊样貌和惊异构造。整体而言，朱涛的写作印证了诗歌是撬动般的动词化过程，这是对经验、语言、想象力和技艺的重新撬动，它们也正在更新着读者的阅读定势。
朱涛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写作，其时正是中国第三代诗歌、校园先锋诗歌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如果不在那个时代写诗反倒是不正常的了。朱涛几乎和同时代的诗人一样，曾经被诗歌的热浪推涌，也被后此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大潮所裹挟。仅仅寥寥数年之后，朱涛就因生存、生计问题而远离了诗歌，而当时很多诗人的命运几乎如出一辙。当其再度转身与诗歌相遇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了。长久的诗歌搁置和写作空白期，实则对这些“前诗人”的写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我一次次看到的情形则是错位式的诗歌写作，很多同类型同时期的诗歌写作者不仅诗歌观念已经相当陈旧，而且就其诗歌写作实践来说更是与当下的诗歌写作现场相去甚远，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对这些“80年代诗人”“前诗人”敬而远之。而对朱涛的诗歌文本我也是一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即使是2015年9月在福建永定土楼举行的《诗刊》社第31届青春诗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朱涛并且有所交谈——他深夜打来电话要交流下诗歌，但是我更信任来自于诗歌文本中的那个区别于日常印象的“诗人”。
近几年来我也大体阅读了朱涛的诗歌，比如《站在舌头上》《半轮黄日》《越荒诞越奔跑》《落花纪念碑》等诗集，而朱涛的诗歌写作速度以及诗作产量在近几年是惊人的。尤其是朱涛近期的短诗集文稿，这些短诗都是从以前的诗作中选取出来的，因而更具有代表性。具体就其系列“短诗”以及话语方式而言，我觉得还是有话要说。尽管朱涛并不是一个被经常谈论的“诗人”，甚至他有些特异的诗歌话语方式还天然地拒绝了一部分批评家和更多的普通读者，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朱涛的诗歌样态和话语方式是属于他个人的，简言之是经由他的个体主体性所建立起来的可靠的诗歌世界。
必须强调的是朱涛的这些文本并不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二手贩卖”式的诗歌实践以及初步开放期诗歌观念的惯性遗留，并非那个年代的“遗老遗少”在新的写作情势下的对逝去诗歌年代的纪念碑式的强行挽留，不仅其文本前后变化差异非常显豁，而且他的带有惊异效果的语言、修辞以及想象力都值得我们做出一定的判断。即使将朱涛的诗歌放置在整体性的当下诗歌语境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个性特征的文本样貌以及诗人的精神形态，而在写作者们反复强调各自的诗歌形态、写作观念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同质化的写作，看到的是一个个日常空间私人经验的泛滥和平庸的抒写，看到的是一个个自我膨胀而精神难度丧失殆尽的苍白面孔。如果从写作的整体性、时代性和有效性来考量的话，这种同质化的写作并不是风格学和语言方向上的，而是很多诗人并不具备语言的和精神的双重维度上的难度系数，而朱涛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已经具备了可供参照的个性化质素。这也是我在此文中讨论朱涛的本质原因所在。
对于朱涛的诗歌我们很难给其下定论，更大程度上它们是奇特的异质混合体和加速燃烧的炫目的诗歌奇观。如果拿绘画艺术来作为比照的话，其风格更具有马蒂斯的野兽派以及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绘画的特质。这在诗歌写作人口炸裂以及诗作数量时时激增的今天，一个诗人还能够给读者以及评论家们提供超乎常规的“陌生”“新奇”效果显然并不容易。在朱涛这里，语言风暴、“白日梦的犄角”、“纽扣里的风暴眼”以及或庄重或戏谑的精神的球形闪电得集结、爆发，或者如植物内部的火焰不停孳生、迸发、燃烧。这也正如在空中几乎静止不动的蜂鸟，是它惊人的高频率的翅膀的扇动为我们带来了惊异的场面，被遮蔽的诗意重新得以揭示。尤其是在朱涛的“核心意象”和“深度意象”那里，人与事、词与物、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已知的和未知的进行精神的对位，同时这也是语言生成的前提，“废纸般的时间绳索一样袭来 / 解开他们层层包裹的语言 / 须携带词语的病毒 / 克服刽子手苍白的手指”（《迟到者》）。
诗歌中的朱涛是一个略显不安的凝视者，又是躁动的精神漫游者和思想的擦亮者。他有着语言爆破手般的冲动，有着灵性和智性彼此激活的诗性生成空间，有着波德莱尔式的神经质式的黑色分裂和沉郁，有着半醉半醒、真假参半的白日梦般癫狂和旁逸斜出的敏感触丝，有着声光色影的错位和交相碰撞，有着病态社会的深入骨髓的虚冷。
朱涛的诗作既观照了最小化的自我又无限向外界辐射。“大脑中的风暴”在一定程度上适合用来描述朱涛的写作态度，那是内心潮汐、感时伤怀以及世态法则、人心渊薮的时时交互。值得强调的是朱涛诗歌的陌生、新奇、怪诞以及晦涩并不是外挂式的附加产物，而是“词与物”重新校正之后的产物——掀开了词与物之间“沉重的铁皮屋顶”，语言本身就是精神和思想本身。这也正是诗人对日常经验和写作经验的重新撬动，是拒斥了语言惯性的努力。据此，我并不认为朱涛是深度意识层面的“自动化写作”和“无主题写作”，甚至也不尽然是个“炫技派”，而是其自觉写作——包括阅世经验——的长期修炼的结果，比如“每当亲人辞世 / 我都会重修灵魂学 / 研究她的体温舌态气息声音及味道 / 像怜爱一个新情人”（《歧路》），再比如“父亲走后，我精神萎靡 / 如一具干瘪的气球 / 靠吮吸不同的嘴活着 // 因而当早晨伏在我身上 / 赞美我是翱翔的雄鹰 / 我勃然大怒 / 难道生活的谎言还不够咀嚼 / 再要缠上大自然的爱 // 我把世界挡在了门外 / 仅等呯的一声巨响 / 炸醒”（《把世界挡在门外》）。关于“自动化写作”人们很容易与所谓的超验主义者和天才诗人联系在一起，比如里尔克、叶芝以及佩索阿都曾是星相学的超级迷恋者，自我认知、神秘主义、自动写作、超验意识以及未来时间的想象都体现在他们一段时间的现实生活和写作实践当中，“佩索阿终其一生对占星学有强烈的兴趣，他和著名的神秘学家阿莱斯特·克罗利（Aleister Crowley）通信，后者曾到里斯本访问过他，并在他的帮助下设局假装自杀（有趣的是，克罗利和叶芝曾同属一个叫作‘金色黎明’的神秘主义组织，两人之间有过激烈的冲突，但除此之外，佩索阿和叶芝应该没有什么个人关系）。佩索阿给莎士比亚、拜伦、王尔德、肖邦等名人绘制过星盘，也给他的异名制作过星盘，据传说，他还大致准确地预言了自己的死期。”（杨铁军《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索阿诗选·译者序》） 很多批评家和诗人会更多关注于朱涛诗歌语言以及修辞的内部构造以及相应的组合方式，这当然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而我想着意强调的则是朱涛的诗歌给我们的普通读者更新了感受诗歌语言的方式。这一点同样重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培育了他的读者，几乎从来都不存在“超前”的读者——包括那些所谓的专业的诗歌批评家。
朱涛诗歌的个人风格学意味已经越来越明显，甚至因为晦涩和惊奇而带有一定程度的“反诗歌”倾向——当然是对惯性和常态诗歌写作方式的反拨与调校。在此意义上诗歌是一次次动态生成的过程，具有“动词”化的特征。诗歌不是文化，不是常識，不是知识，不是“隐喻”也不是“口语”，更不是一些早已死掉的“词”的无意义的重复，而是在重新的动能中使词语和事物在命名中复活过来。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是“动词”化的动态过程。具体到朱涛，他所创造和营设出来的是语言、意象以及精神世界的景观状态。它们是相似性、距离感和差异性的奇妙而颤栗的糅合。这也是通过诗歌的方式对语言、现实和时间的重组和再塑。当这种“反日常”的细节化与精神性、象征性和修辞化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更为“内在的及物性”话语方式的重要性。这就是在“已知”中寻找“未知”，这是在“惯性”中寻求“暴动”，如果这些诗作涉及日常生活以及公共空间的话就是“日常的语言文化再生产”。这最终形成的是诗歌“风箱”内部的黑暗与精神天空的闪电所达成的互补性空间。
对于朱涛来说，反日常的怪诞和语言未知性的着迷与经验、感受以及想象力的着迷本来就是一体的。它们是达达的未来主义和词语躁动式的、语调凌厉和迅疾化的、身体官能症的、白日梦的、微敏神经质的、现实评判等等的交织与共振。朱涛的冷涩干裂、奇诡偏锋但又抚慰萦怀和倾心向往既是个人的感观编年史，又是神经气质的强烈的一口长长的迸发或者叹息。甚至朱涛的诗歌有着狄兰·托马斯般嗞嗞燃烧的“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他的想象力以及言说方式都是爆燃和迸裂式的，是“银瓶炸裂水浆迸”，是火星四溅的原野燃烧，是黑夜里不可捉摸的数道闪电。
显然，“真实”与“荒诞”的关系使我们进入朱涛诗歌的一个绕不开的通道，这也是评估朱涛诗歌的一个基本维度。在诗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一个按钮，对二者进行隐秘的沟通。与此同时，在象征的层面，日常生活又犹如黑夜里的一匹黑马，它在寻找着属于它的独一无二的骑手——诗人。
由此通道进入朱涛的诗作，需要人们注意的正是朱涛的诗作中所累积而成的特质，比如惊异、陌生、晦涩、怪诞的超时空的“超现实主义”意味是如何产生的？
有时朱涛在诗歌中的情绪是急躁的、厌烦的、琐碎的、怀疑的、自讽的、批判的，有时强作镇静而又有些错乱，有时又在不安中持有冷冷的自省和自剖。朱涛的诗歌有一种灰色和黑色调子的冷彻和疑问，很多时候道破了人以及这个世界的真相，而真相大抵是人们不愿意接受和相信的。显然朱涛并不只是一个狂想分子，并不是沉溺于膨胀的精神镜像的个体语言的乌托邦主义者，而是来自于一种平衡、博弈甚至重新撬动和校正的语言对跖点。这就是“个体真实”“日常真实”“经验真实”与“语言真实”“修辞真实”“想象力真实”之间所形成的重新对位、过滤、校正和变形的关系。这本质上是语言的提升和精神的难度一起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任何执于一端的“真实写作”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的可能并沾染上雅罗米尔式的精神疾病的气息。正如当年奥登所说的：“诗歌不是魔幻，如果说诗歌，或其它的艺术，被人们认为有秘而不宣的动机，那就是通过讲出真实，使人不在迷惑和陶醉。”朱涛不无特异的话语方式是具有诗学层面的合理性的，而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却是现实之诗、物化之诗、时感之诗、新闻之诗以及公共题材写作，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大量的同质化的廉价文本——既无语言创见也无思想难度。当代中国诗人就写作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还大致形成了“现实 / 生活中心主义者”和“审美 / 修辞主义者”，而二者往往不是平行、对等的，而是紧张甚至对立的，没有做到像米沃什在《艺术与生活》中那样的全面、深刻和公允。在此写作境遇下诗人有必要通过写作来甄别、判断、调节和校正来完成包括了生命经验、时间经验以及社会经验的“诗性正义”。而具体到不同时期的诗歌写作境遇以及内在要求，“诗性正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充满了调整与更新，而这才是真正的“诗性正义”“语言良知”层面的诗人的本分和操守。这也是我阅读朱涛诗歌的一个内在动因。平心而论，朱涛并没有断然割裂“主体抒情”“自我意识”“超验倾向”与“经验论者”“生活和事物纹理”之间的合法性和内在关联，而是试图以深度弥合和容留的姿态予以整合。这种容留性的诗歌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会消除诗人的偏执特征。这是一种更具包容力的写作，是容留的诗，张力的诗，是维持写作成为问题的诗。朱涛的诗歌情境具有一种对接性和过渡性，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既是客观的又是臆想的，既是正常的又是反常的。他会把诗歌放置在具象化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以及抽象化的想象空间，但是切入的角度和转换的过程呈现出来的却是陌生、恍惚以及不可理喻的奇异效果。这使得他的诗歌世界既是清晰的又是混沌的，既是逻辑的又是反理性的，而游离、无着和分裂于经验和日常的那部分呓语、反语、谵语实则透露了感觉化的精神化的内在真实褶皱。再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诗歌写作对朱涛来说既是一次次的精神事件，同时也是语言事件。想象和实践一种语言方式必然也是认知方式和精神姿势的结果。
朱涛的诗歌让我们再次关注中国当代诗歌语境中“词与物”的关系。词曾高于物，如今是物取代了词，所以写作的无力感、虚弱、尴尬和分裂成为普遍现象。这种词语无力感或语言的危机如何能够被拯救就成了显豁的写作难题。正是在意识到此种经验窘境和写作困境，而朱涛近年来的写作就一直在有意估量“词与物”的真正关系以及如何打破写作的惯见和经验。“词与物”的关系不只是单纯语言学意义上与个人的修辞能力有关，更与考古学层面整体性的写作秩序、惯性思维、意识形态甚至时代文化不无关联。但具体到写作实践（所见、所读、所写），这并非意味着诗人由此失去了“现实测量”层面的写实性或者呈现能力而成为扶乩者式的看似神秘怪异实则无解的“纯粹知识”“纯粹超验”。无论诗人是天才还是朴拙的普通人，都必须说“人话”。值得注意的是朱涛并不是一位观念写作者和刻意的风格制造者，而这样的诗歌写作很难被复制，因为它要求诗人必须具备较高的语言能力和修辞能力，关乎“词与物”的有效关系和各自的活性状态以及再次勾连和激活的过程——“书写不再是世界的散文;相似性与符号解除了它们古老的协定;相似性已让人失望，变成了幻想或妄想;物仍然顽固地处于其令人啼笑皆非的同一性之中：物除了成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为其他任何东西;词漫无目的地漫游，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标记物;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页码中间”（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朱涛超乎常规的词语组合方式以及由此所触及和激发的词语边界都具有新奇性的特质。想象一种语言和想象一种精神方式在朱涛这里是同构的。
朱涛的诗既是智性的又是超验的，是客观之物经由个体主体性的过滤和变形而成为了内在的真实，是实有和幻想的结合体，是冥想者和精神漫游者在物象和心象那里的重新凝视和审视，尤其是那些不无怪诞的深度意象和精神场景使人颇有目眩神迷之感，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判断朱涛是一个白日梦型的超验式的写作者，更不是智力游戏或语言炫技，而是来自于一个人的精神能力和语言能力以及二者之间相互激发的动态化的写作状态。朱涛做到的正是撬动的动词化的过程。
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研究员、文学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 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 陈超评传》等十余部。曾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三届河北文 艺振兴奖（文艺评论）、第十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第二届草堂诗歌奖·年度批评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