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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富个性特色的作家。90年代迄今，学界对赵树理进行重估，对他的理解逐渐趋向多元化，包括对赵树理其人其作品再认识的多元化和学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赵树理文学精神，写出新的农民形象、新时代农村变化和新农村文化，是赵树理研究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赵树理研究；价值重估；多元化；当代意义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1—072—02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陈思和、王晓明等人“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对以前的政治话语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重新梳理。而90年代迄今，对以前的话语进行深刻的反思，加之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对现象的重新认识又成为学界的热潮。自有赵树理研究以来，人们对赵树理的肯定和否定基本是停留在单纯的政治层面上，认为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因此对赵树理的重估也是必然的。以下是通过学界对赵树理其人其作品再认识的多元化和学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谈谈赵树理研究的当代启示意义。
一、对作家的再认识
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是20世纪乡土小说创作的三面旗帜，但相对于文学界对于鲁迅的那种孜孜不倦的热情和“新时期”以来此起彼伏的“沈从文热”，赵树理研究领域不能不说显得有些冷清。应该承认，在作品的复杂多义方面，在对作品艺术形式的不断突破与超越方面，以及在其人其作对于知识界和文学界热点话题的激发和刺激方面，比起鲁迅和沈从文，赵树理确实不免有所逊色。但是，他与中国底层社会、乡村社会那种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他在文学实践中对于乡村大众文艺界接受习惯的独特尊重以及由此出发对于传统艺术手段的那种自觉认同、吸收与改造精神也是鲁迅、沈从文不可比拟的。
黄修己曾说：“别的作家与农民关系是从外面插进去的，赵树理则是从里面长出来的。他从生活到情感全是全民化的。他深深地热爱农民，可能连缺点也爱了：他眷恋农村，包括眷恋某些人看来太不‘现代’的生活，他可能觉得那才有无限的情趣哩。”赵树理的特色，最重要的也许还不是通俗化、大众化、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等等，而是他跟农民的密切关系。这对当代广大的作家、艺术家如何写出新的农民形象、写出新时代农村变化和新农村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历史是过去了的事，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变化，往往也是现实中人的关系变动的反映，而这似乎不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所能把握的。既然如此，我认为我们对作家、作品的认识与评价应该是开放的。在这样一个多元时代，应该允许对文学、对作家有不同看法，不必也不可能强求一致。只有在这样一个各抒己见的宽松环境下，通过相互驳难、切磋才更有利于赵树理研究的发展与提高。
二、对作品的再评价
对赵树理作品的再认识主要是对其作品内在价值的重估。刘邦奎的《赵树理小说通俗化中的高雅》认为赵树理作品在通俗化中呈现出高雅的氛围，认为通俗是高雅的表现方法，高雅是通过通俗宋实现的。刘认为赵树理小说代表的一种地方文化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线基本消失。
在大众传媒时代、在文化成为产业的时代，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受到人们的热力追捧。后现代文化宣布自己已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展出来，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文化彻底置于人们的曰常生活，并成为众多消费品中的一类。因此，挖掘赵树理作品通俗化、大众化中所隐含的高雅因素，有着极大的社会意义。
陈兴《三仙姑与曹七巧人物形象辨析》认为，作者对“三仙姑缺乏同情和理解，降低了人物的文学意义，影响了作品的主旨”：吴奔星《赵树理小说的划时代的意义》认为三仙姑也是一个受害者、牺牲品：董大中《赵树理评传》“在本质上，三仙姑是一个敢于追求真正爱情的女性”；戴光中《赵树理评传》也为三仙姑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这些文章大多有替三仙姑翻案之嫌，表现出了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观念。他们从各个角度对三仙姑的传统看法进行了解构、解合理化，这是对既定模式和秩序的否定、颠覆。处处表现出一种“不确定性”，更有甚者是一种“非原则性”，是对一切准则和权威的“合法化”加以消解。
后现代文学形式的尺度是“关于其机遇的尺度”，是无中心的、分散的尺度，每个评论者都没有一个标准的尺码，都是按照自己认为的标准去挖掘其意义或价值，体现出比现代更开放的后现代眼光与视野，这对我们重新理解农村、农民和农村文化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后，西方许多新的批评方法涌入中国，山现了文艺批评的“方法热”。出于对过去长期狭隘的政治批评、庸俗社会学批评的不满，人们都希望突破，于是便对西方那一套东西趋之若鹜，不怕生吞活剥，先拿来再说。以实证为基础的一些方法被称为“外在批评”，它们因此被看作是过时的。现在需要向“内在批评”转换，强调对文本的分析，以为就是回归文学了。
“向内转”注重文本的分析，而要能经过阅读从文本中有所发现、有所挖掘，除了理论、方法的指导外，主要靠发挥主体的作用。以赵树理为例，客体(赵和他的作品)是什么样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主体(研究者)对他和他的作品怎么看、有没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是否新鲜独特，够不够先锋，如果有轰动效应的说不定就可以一夜成名。而现在人们往往有些急功近利，社会风气变得很浮躁，一些年轻的学者便以“向内转”作为一条研究的捷径。
1990年代，现代文学又开始向外转了。一些人就大大地强调研究文学与城市、学校、教育、出版、传媒、宗教、地域文化等的关系，于是出现了从内向外的转来转去的循环现象。其实，无论是外在批评还是内在批评都有其合理性，都是需要的，不应加以对立。作家是社会人，必然与社会发生各种有机联系：作品是作家的产品，自然带有作家及社会的印迹，同时作品本身又具有审美的艺术特性，有自己的一套审美批评标准。因此，两种批评都应该是我们所要掌握的，不可偏废其一。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极富个性特色的作家。加快农村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与思想文化水平，是赵树理一生的追求。如今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新农村和赵树理时代的农村也完全不一样了。因此，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赵树理文学精神，像赵树理那样写出新的农民形象、新时代的农村变化和新的农村文化来，也是我们赵树理研究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董大中，赵树理评传[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
(责任编校：韩毅)
关键词：赵树理研究；价值重估；多元化；当代意义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1—072—02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陈思和、王晓明等人“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对以前的政治话语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重新梳理。而90年代迄今，对以前的话语进行深刻的反思，加之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对现象的重新认识又成为学界的热潮。自有赵树理研究以来，人们对赵树理的肯定和否定基本是停留在单纯的政治层面上，认为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实践者，因此对赵树理的重估也是必然的。以下是通过学界对赵树理其人其作品再认识的多元化和学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谈谈赵树理研究的当代启示意义。
一、对作家的再认识
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是20世纪乡土小说创作的三面旗帜，但相对于文学界对于鲁迅的那种孜孜不倦的热情和“新时期”以来此起彼伏的“沈从文热”，赵树理研究领域不能不说显得有些冷清。应该承认，在作品的复杂多义方面，在对作品艺术形式的不断突破与超越方面，以及在其人其作对于知识界和文学界热点话题的激发和刺激方面，比起鲁迅和沈从文，赵树理确实不免有所逊色。但是，他与中国底层社会、乡村社会那种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他在文学实践中对于乡村大众文艺界接受习惯的独特尊重以及由此出发对于传统艺术手段的那种自觉认同、吸收与改造精神也是鲁迅、沈从文不可比拟的。
黄修己曾说：“别的作家与农民关系是从外面插进去的，赵树理则是从里面长出来的。他从生活到情感全是全民化的。他深深地热爱农民，可能连缺点也爱了：他眷恋农村，包括眷恋某些人看来太不‘现代’的生活，他可能觉得那才有无限的情趣哩。”赵树理的特色，最重要的也许还不是通俗化、大众化、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等等，而是他跟农民的密切关系。这对当代广大的作家、艺术家如何写出新的农民形象、写出新时代农村变化和新农村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历史是过去了的事，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变化，往往也是现实中人的关系变动的反映，而这似乎不是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所能把握的。既然如此，我认为我们对作家、作品的认识与评价应该是开放的。在这样一个多元时代，应该允许对文学、对作家有不同看法，不必也不可能强求一致。只有在这样一个各抒己见的宽松环境下，通过相互驳难、切磋才更有利于赵树理研究的发展与提高。
二、对作品的再评价
对赵树理作品的再认识主要是对其作品内在价值的重估。刘邦奎的《赵树理小说通俗化中的高雅》认为赵树理作品在通俗化中呈现出高雅的氛围，认为通俗是高雅的表现方法，高雅是通过通俗宋实现的。刘认为赵树理小说代表的一种地方文化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线基本消失。
在大众传媒时代、在文化成为产业的时代，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受到人们的热力追捧。后现代文化宣布自己已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展出来，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文化彻底置于人们的曰常生活，并成为众多消费品中的一类。因此，挖掘赵树理作品通俗化、大众化中所隐含的高雅因素，有着极大的社会意义。
陈兴《三仙姑与曹七巧人物形象辨析》认为，作者对“三仙姑缺乏同情和理解，降低了人物的文学意义，影响了作品的主旨”：吴奔星《赵树理小说的划时代的意义》认为三仙姑也是一个受害者、牺牲品：董大中《赵树理评传》“在本质上，三仙姑是一个敢于追求真正爱情的女性”；戴光中《赵树理评传》也为三仙姑的行为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这些文章大多有替三仙姑翻案之嫌，表现出了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观念。他们从各个角度对三仙姑的传统看法进行了解构、解合理化，这是对既定模式和秩序的否定、颠覆。处处表现出一种“不确定性”，更有甚者是一种“非原则性”，是对一切准则和权威的“合法化”加以消解。
后现代文学形式的尺度是“关于其机遇的尺度”，是无中心的、分散的尺度，每个评论者都没有一个标准的尺码，都是按照自己认为的标准去挖掘其意义或价值，体现出比现代更开放的后现代眼光与视野，这对我们重新理解农村、农民和农村文化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三、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后，西方许多新的批评方法涌入中国，山现了文艺批评的“方法热”。出于对过去长期狭隘的政治批评、庸俗社会学批评的不满，人们都希望突破，于是便对西方那一套东西趋之若鹜，不怕生吞活剥，先拿来再说。以实证为基础的一些方法被称为“外在批评”，它们因此被看作是过时的。现在需要向“内在批评”转换，强调对文本的分析，以为就是回归文学了。
“向内转”注重文本的分析，而要能经过阅读从文本中有所发现、有所挖掘，除了理论、方法的指导外，主要靠发挥主体的作用。以赵树理为例，客体(赵和他的作品)是什么样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主体(研究者)对他和他的作品怎么看、有没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是否新鲜独特，够不够先锋，如果有轰动效应的说不定就可以一夜成名。而现在人们往往有些急功近利，社会风气变得很浮躁，一些年轻的学者便以“向内转”作为一条研究的捷径。
1990年代，现代文学又开始向外转了。一些人就大大地强调研究文学与城市、学校、教育、出版、传媒、宗教、地域文化等的关系，于是出现了从内向外的转来转去的循环现象。其实，无论是外在批评还是内在批评都有其合理性，都是需要的，不应加以对立。作家是社会人，必然与社会发生各种有机联系：作品是作家的产品，自然带有作家及社会的印迹，同时作品本身又具有审美的艺术特性，有自己的一套审美批评标准。因此，两种批评都应该是我们所要掌握的，不可偏废其一。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极富个性特色的作家。加快农村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与思想文化水平，是赵树理一生的追求。如今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新农村和赵树理时代的农村也完全不一样了。因此，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赵树理文学精神，像赵树理那样写出新的农民形象、新时代的农村变化和新的农村文化来，也是我们赵树理研究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董大中，赵树理评传[H)。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
(责任编校：韩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