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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三制”政权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而采用的一项具体政策。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领导地位以及采用这种政权模式有什么历史意义，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三三制”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33-03
“三三制”政权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而采用的一项具体政策，它是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复杂多变的国内阶级关系以及革命任务要求等诸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这种政权模式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三三制”政权产生的历史条件、实质、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的研究论文较多，而关于在这种政权模式中，中共如何保持其领导地位的研究论述却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试图对中共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模式，尤其是对在这种模式下，中共如何掌握领导权作一简单分析。
一、中国共产党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必要性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关于这种特殊的政权模式，毛泽东的认识也是逐渐明确的。1940年1月，毛泽东指出：“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可见，毛泽东认为中国现时政权构成不再是一党专政，而应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随后，毛泽东对政权构成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并明确指出民主政权中的阶级构成。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他认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民意机关或政权机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2］九个多月后，他在起草中央给党的一份指示时第一次正式把这种民主政权模式命名为“三三制”政权。当然，毛泽东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主张建立这种不同以往的政权模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一）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实现团结抗日的需要
近代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复杂，而解决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日本对中国的大举入侵，使得中共认识到团结一致解决民族矛盾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三三制”作为党的一项具体工作政策，就是在中共对时局的这种认识下制定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共产党则举起抗日大旗并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在敌后根据地积极贯彻执行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然而由于共产党拥有较高的威望而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普遍拥护，以致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占明显优势，这不利于调动各党派人士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的积极性。因此，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强调要通过调整参政人员的比例，来扩大根据地政权的阶级基础，实现进一步团结抗日的目的。
（二）是稳定、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仍把消灭共产党当作自己的任务。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虽在各方压力之下与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仍然没有改变对中共的根本态度。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恢复和确保治安区，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同时改变对国民党的态度，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蒋介石在此政策的影响下，对抗战持消极态度，政策重点由对外转为对内，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制造反共舆论。这样，抗日根据地面临着被日伪军和顽固派夹击的严峻形势。因此，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成为中共必须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三三制”政权通过吸收其他阶级加入政权建设，使他们与根据地政权融为一体，从而能团结更多的群众，以稳定、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这是中共制定和实施“三三制”政权原则的战略需要。
（三）是保证党的领导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左”、右倾错误不断出现。大革命时期，主要是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主要是“左”倾错误，且时间更长影响更深。全面抗战初期，党内又发生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给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严重危害，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后这种错误才被基本纠正。然而，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党内又引发了普遍的过“左”倾向，拒绝与中间阶级建立合作关系。针对党内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中共及时指出，争取中间力量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极严重的任务”，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的较量中，中间势力往往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三三制”政权规定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就是为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更有力地孤立和打击顽固派，进而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同时，通过吸收其他阶级加入政权中可以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避免一党包办，以党代政现象的产生，进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二、中国共产党保持领导地位的重要因素
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各党各派在法律上、政治上完全平等，任何阶级都没有特权，共产党员也不例外。那么，中共就必须面对如何在数量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自身优势和领导权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延安时期，中共之所以能够始终掌握“三三制”政权的领导权，其中有四个因素至关重要。
（一）形成了一个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明显增强的领袖群体
领袖群体是一个政党的核心，因此，一个政党作用发挥得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取决于领袖群体的素质和能力。尤其是对于执政党来说，领袖群体的整体水平关系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甚至还关系到这个政党的前途命运。所以，中共要确保其在“三三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形成一个拥有高素质和较高执政能力的领袖群体，这是一个根本条件。而这些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最终可以归结到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是否增强这一点上。理论意识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对全面系统深入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实践意识即对进行各种实践活动重要性的认识。抗战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明显增强。当然，这与领袖群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提高自身的理论意识和水平，毛泽东等人带头学习马列理论，并强调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使全党对马列理论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阶段。同时，毛泽东强调广大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并认为这是决定政策正确与否的关键。在领袖群体的努力之下，中央制定出许多符合实际并具有前瞻性兼顾各方利益的政策，团结了广大群众并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拥护，使其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可见，中共之所以能牢牢掌握领导权，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明显增强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
（二）建立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
邓小平在评价“三三制”政权模式时曾指出，党对政权的领导取决于党在政权中的优势。然而，优势从何而来？他认为最“根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3］可见，民主模式的选择关系到党在政权中优势的发挥状况。中共在延安时期，建立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这种民主模式具有内生性，是根据当时的历史状况而形成的。它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模式，更不同于排斥其他一切党派、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独裁政权模式，而是通过权力的制衡、均衡、合作来实现的。它最大的特色在于中共对党外人士实行政治上的领导，通过自身的模范作用影响党外人士，赢得他们的信服，从而自觉地接受中共的领导。同时，允许党外人士加入到政权中来，与中共在政权内部进行民主决策与协商，并对其进行民主监督。这种民主模式有利于促进共有理念和整体利益的形成，进而保障中共的领导地位。除此之外，吸收党外人士加入政权中来，还可在政权内部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对于中共来说，只有更努力地工作，才能赢得其他人士的尊重。而对于党外人士来说，也希望借此机会让人们认识其存在的“价值”。这样，通过这种激励机制，调动了各界人士建设边区的积极性，从而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增强了边区政权的号召力。
（三）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民军队
人民军队是人民政权的保障，也就是说，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政权稳固，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认识到只有领导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才有可能保存自己的力量，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抗战时期，中共认识到军队不仅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而且更是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争取中间势力支持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中共领导的军队，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观。为此，从建军之日起，中共就注重加强军队建设，改变过去只顾打仗的旧传统，而担负起做群众工作的任务。这些规定使得军队与民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建立了一支党领导下的强大的人民武装。抗战时期，这支军队不但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的军事进攻，而且保护了民众的生命安全，使得中共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保证其在“三三制”政权中的领导威望。
三、中国共产党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历史意义
在“三三制”政权中，中共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因为政权中党员人数的减少而受到削弱，相反却更加巩固。这种新型政权的建立，无论是对于夺取抗战胜利，还是对于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设，都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首先使得共产党赢得了党外人士的信赖，使得各阶级人民都有充分行使参与政权、管理政权的权利，中共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许多民主人士，即使一些开明士绅也感到：“中国从来没有过像中共和新四军这样受人民拥戴的党派和军队”[4]，从而把抗战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其次，使中共赢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针对民众负担过重的情况，党外人士对中共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建议，消解了政府同群众因负担过重而产生的矛盾，保护和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在抗战最艰苦时期，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捐钱捐物、出人力等多种途径支持中共抗日。总之，有了民主的“三三制”政权，才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对中共的拥护和支持，才使党在政权的领导地位上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有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执政能力
抗战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它不但要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完全独立，而且也要实现民主，使得中国人民彻底得到解放。因此，这就决定了党在抗战时期必须承担双重使命，即在推进抗日的同时必须推进民主的进程。“三三制”政权的建立，顺应了建立民主政治，反对独裁统治的呼声，体现了相当的民主精神，成为中共进行民主执政的一种成功尝试。它不但要求中共提高自身素质与工作能力，依靠正确的政策和发挥自身的模范作用去感染其他阶级或阶层，而且要求中共增强民主的制度保障，制定出各种法律制度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施，这些都有利于增强中共的民主执政能力。
（三）使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抗战堡垒和民主圣地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使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对中国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国共两党自1927年以来一直是对峙局面，抗战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使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战主战场。除此之外，在各抗日根据地中，各党派之间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共同致力于根据地建设，从而使之与国统区的专制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崭新的社会局面，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和民心，使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民主圣地，吸引了许多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前来参加建设，从而在客观上确定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总之，“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的成功典范，它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有积极借鉴意义。
注释：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742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4］引自陈毅：《华中工作报告》（1938年—1943年）。
（责任编校：韩慧玲）
关键词：“三三制”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33-03
“三三制”政权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而采用的一项具体政策，它是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复杂多变的国内阶级关系以及革命任务要求等诸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这种政权模式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三三制”政权产生的历史条件、实质、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的研究论文较多，而关于在这种政权模式中，中共如何保持其领导地位的研究论述却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试图对中共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模式，尤其是对在这种模式下，中共如何掌握领导权作一简单分析。
一、中国共产党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必要性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关于这种特殊的政权模式，毛泽东的认识也是逐渐明确的。1940年1月，毛泽东指出：“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可见，毛泽东认为中国现时政权构成不再是一党专政，而应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随后，毛泽东对政权构成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并明确指出民主政权中的阶级构成。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他认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民意机关或政权机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2］九个多月后，他在起草中央给党的一份指示时第一次正式把这种民主政权模式命名为“三三制”政权。当然，毛泽东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主张建立这种不同以往的政权模式，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一）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实现团结抗日的需要
近代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复杂，而解决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日本对中国的大举入侵，使得中共认识到团结一致解决民族矛盾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三三制”作为党的一项具体工作政策，就是在中共对时局的这种认识下制定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共产党则举起抗日大旗并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在敌后根据地积极贯彻执行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然而由于共产党拥有较高的威望而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普遍拥护，以致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员的比例占明显优势，这不利于调动各党派人士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的积极性。因此，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强调要通过调整参政人员的比例，来扩大根据地政权的阶级基础，实现进一步团结抗日的目的。
（二）是稳定、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仍把消灭共产党当作自己的任务。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虽在各方压力之下与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仍然没有改变对中共的根本态度。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恢复和确保治安区，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同时改变对国民党的态度，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蒋介石在此政策的影响下，对抗战持消极态度，政策重点由对外转为对内，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制造反共舆论。这样，抗日根据地面临着被日伪军和顽固派夹击的严峻形势。因此，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成为中共必须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三三制”政权通过吸收其他阶级加入政权建设，使他们与根据地政权融为一体，从而能团结更多的群众，以稳定、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这是中共制定和实施“三三制”政权原则的战略需要。
（三）是保证党的领导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左”、右倾错误不断出现。大革命时期，主要是右倾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主要是“左”倾错误，且时间更长影响更深。全面抗战初期，党内又发生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给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严重危害，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后这种错误才被基本纠正。然而，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党内又引发了普遍的过“左”倾向，拒绝与中间阶级建立合作关系。针对党内出现的这种错误倾向，中共及时指出，争取中间力量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极严重的任务”，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的较量中，中间势力往往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三三制”政权规定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就是为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更有力地孤立和打击顽固派，进而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同时，通过吸收其他阶级加入政权中可以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避免一党包办，以党代政现象的产生，进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二、中国共产党保持领导地位的重要因素
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各党各派在法律上、政治上完全平等，任何阶级都没有特权，共产党员也不例外。那么，中共就必须面对如何在数量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自身优势和领导权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延安时期，中共之所以能够始终掌握“三三制”政权的领导权，其中有四个因素至关重要。
（一）形成了一个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明显增强的领袖群体
领袖群体是一个政党的核心，因此，一个政党作用发挥得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取决于领袖群体的素质和能力。尤其是对于执政党来说，领袖群体的整体水平关系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甚至还关系到这个政党的前途命运。所以，中共要确保其在“三三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形成一个拥有高素质和较高执政能力的领袖群体，这是一个根本条件。而这些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最终可以归结到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是否增强这一点上。理论意识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对全面系统深入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实践意识即对进行各种实践活动重要性的认识。抗战时期，中共领袖群体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明显增强。当然，这与领袖群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提高自身的理论意识和水平，毛泽东等人带头学习马列理论，并强调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使全党对马列理论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阶段。同时，毛泽东强调广大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并认为这是决定政策正确与否的关键。在领袖群体的努力之下，中央制定出许多符合实际并具有前瞻性兼顾各方利益的政策，团结了广大群众并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拥护，使其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可见，中共之所以能牢牢掌握领导权，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明显增强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
（二）建立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
邓小平在评价“三三制”政权模式时曾指出，党对政权的领导取决于党在政权中的优势。然而，优势从何而来？他认为最“根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3］可见，民主模式的选择关系到党在政权中优势的发挥状况。中共在延安时期，建立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这种民主模式具有内生性，是根据当时的历史状况而形成的。它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模式，更不同于排斥其他一切党派、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独裁政权模式，而是通过权力的制衡、均衡、合作来实现的。它最大的特色在于中共对党外人士实行政治上的领导，通过自身的模范作用影响党外人士，赢得他们的信服，从而自觉地接受中共的领导。同时，允许党外人士加入到政权中来，与中共在政权内部进行民主决策与协商，并对其进行民主监督。这种民主模式有利于促进共有理念和整体利益的形成，进而保障中共的领导地位。除此之外，吸收党外人士加入政权中来，还可在政权内部形成一种激励机制。对于中共来说，只有更努力地工作，才能赢得其他人士的尊重。而对于党外人士来说，也希望借此机会让人们认识其存在的“价值”。这样，通过这种激励机制，调动了各界人士建设边区的积极性，从而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增强了边区政权的号召力。
（三）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民军队
人民军队是人民政权的保障，也就是说，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政权稳固，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认识到只有领导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才有可能保存自己的力量，进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抗战时期，中共认识到军队不仅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而且更是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争取中间势力支持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中共领导的军队，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观。为此，从建军之日起，中共就注重加强军队建设，改变过去只顾打仗的旧传统，而担负起做群众工作的任务。这些规定使得军队与民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建立了一支党领导下的强大的人民武装。抗战时期，这支军队不但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的军事进攻，而且保护了民众的生命安全，使得中共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保证其在“三三制”政权中的领导威望。
三、中国共产党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历史意义
在“三三制”政权中，中共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因为政权中党员人数的减少而受到削弱，相反却更加巩固。这种新型政权的建立，无论是对于夺取抗战胜利，还是对于中共的民主政治建设，都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首先使得共产党赢得了党外人士的信赖，使得各阶级人民都有充分行使参与政权、管理政权的权利，中共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许多民主人士，即使一些开明士绅也感到：“中国从来没有过像中共和新四军这样受人民拥戴的党派和军队”[4]，从而把抗战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其次，使中共赢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针对民众负担过重的情况，党外人士对中共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建议，消解了政府同群众因负担过重而产生的矛盾，保护和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在抗战最艰苦时期，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捐钱捐物、出人力等多种途径支持中共抗日。总之，有了民主的“三三制”政权，才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对中共的拥护和支持，才使党在政权的领导地位上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有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执政能力
抗战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它不但要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完全独立，而且也要实现民主，使得中国人民彻底得到解放。因此，这就决定了党在抗战时期必须承担双重使命，即在推进抗日的同时必须推进民主的进程。“三三制”政权的建立，顺应了建立民主政治，反对独裁统治的呼声，体现了相当的民主精神，成为中共进行民主执政的一种成功尝试。它不但要求中共提高自身素质与工作能力，依靠正确的政策和发挥自身的模范作用去感染其他阶级或阶层，而且要求中共增强民主的制度保障，制定出各种法律制度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施，这些都有利于增强中共的民主执政能力。
（三）使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抗战堡垒和民主圣地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使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对中国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国共两党自1927年以来一直是对峙局面，抗战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使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战主战场。除此之外，在各抗日根据地中，各党派之间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共同致力于根据地建设，从而使之与国统区的专制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崭新的社会局面，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和民心，使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民主圣地，吸引了许多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前来参加建设，从而在客观上确定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总之，“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的成功典范，它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有积极借鉴意义。
注释：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742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4］引自陈毅：《华中工作报告》（1938年—1943年）。
（责任编校：韩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