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到英国后，我有一个任务就是帮朋友买奶粉，一开始供应正常，半年后陆续有断货，现在英国也限购，我也已经一个月没买到奶粉了。高层的有特供，基层的买国产，海外代购奶粉的以中产阶层为主，这让我又一次注意到中产这个群体。
　　前年“7·23动车追尾事故”之后，我曾写过一篇《当中产成了愤怒的小鸟》，对中国的中产阶层表示欣赏，并预言当他们被激怒，将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变化，因为他们有文化知识，善于自我组织，传播工具先进，能清晰表达自己的诉求。但两年之后，回头再看，发现自己有些过于乐观了。
　　我对中产阶层抱有期待，是通过一些公共事件的观察，如厦门PX事件，厦门市民出色的自我组织，以及在抗议中展现的高素质，令人眼前一亮，也成为具有开创意义的事件。后来的上海胶州路大火，上海十万市民为死者表达默哀，无数的鲜花，交响乐队的演奏，市民温和理性的表现，无论对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些公共事件中，中产阶层展现了作为一个阶层的整体实力，但在奶粉这起严重性不下动车的公共事件中，我又看到了这个阶层的另一面。
　　自从三鹿奶粉爆出三聚氰胺丑闻，奶粉就成了国人挥之不去的噩梦。当年丑闻爆发之后，举国震惊之下，政府处理了三鹿集团，这本可成为彻底清理奶粉行业的最好机会，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让中国孩子的家长对国产奶粉失去最后的信心。
　　奇怪的是，在奶粉事件中，中产阶层的整体表现是“戒急用忍”。由于经济和门路的关系，底层百姓只能喝国产奶粉或在中国销售的进口奶粉，能够海外代购奶粉或跑到香港购买的，以中产阶层为主力军，于是，他们几乎买空了全世界的奶粉。香港奶粉供应告急，香港妈妈们组织起来抗议，迫使香港政府出台超量携带奶粉出境将可能坐牢的苛法。香港不行了，德国奶粉开始告急，于是也对奶粉开始限购，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在英国受朋友之托买奶粉，已很长时间买不到了。在强大的需求之下，“奶粉荒”正向多个国家蔓延，这惟一能展示的，只是中国中产阶层的购买力，以及他们蚂蚁一般搬运奶粉的身影。
　　可怜兮兮地求别人恩典，这是我们的中产吗？只要能为自己买到奶粉就能忍受企业无良？对“中国老百姓盲目崇拜外国奶粉”、“香港奶粉限购是国内奶粉的机遇”等无耻言论已无动于衷？那个意气风发组织起来维权的群体哪里去了？对此，也许可以有各种合理性解释，但仍然使人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一个阶层，中国的中产有他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既有理念上的，也有结构上的。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中产阶层经过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那个阶段的中产以外企、民企白领为主体，但近几年来，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构成正发生变化，呈现出一个“国有中产阶层”的趋势。
　　首先表现在，伴随着“国进民退”这一时代大背景，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民营企业的中产阶层规模停滞不前，而央企型中产迅速扩大。国有企业之外，由于国家权力垄断社会资源，政府公职人员人数膨胀严重，实际上公务员也成了规模很大的“隐性中产阶层”。
　　不仅成分上被侵蚀，缺少社会保障的经济政策，也在掠夺着中产阶层的财富（当然也掠夺着广大低收入阶层的财富），直接造成白领中产阶层的贫困化。
　　由此看来，中国的中产阶层，也正从民间走向“国有”，从市场型走向权力型，这部分中产是天然附着在国家权力上的，很难发展出这个阶层应有的独立意识与价值观。
　　这就是近年来中国中产之变迁。从常识看，数量庞大的中间阶层，是一个社会健康稳定的标志，而今“橄榄型社会”的梦想，正被“手雷型社会”所代替，一小部分占有着财富，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再加上对民间社会活动的压制，所以，看似经济在发展，国力在强盛，人们期待的一个强大独立的中产阶层却正走向羸弱。国家包办一切，也包办了中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