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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更大的命题是不论他们联系得多诚恳、多持久，不管他们的群体有多大，阶段性的孤独感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境况。
新闻媒体让我们目睹了城市扩张的阴暗面——混乱、绝望、暴力和人情冷漠——散步在任何城市，我们都会看到残破遗弃的房子、坑坑洼洼的街道以及被乱涂乱画的墙壁。然而，多数城市也有美好的一面，处处都有造福人民的地方，诸如儿童博物馆、图书馆、举办周日下午音乐会的露天音乐台、主题公园、购物商场、冬天也可以变身溜冰场的公共泳池、青少年游戏城以及老年娱乐中心。
当城市首次出现改善时，我们注意并心怀感恩。表皮脱落的墙壁和坑坑洼洼的街道，仿佛是永远碍眼的东西，永远都让你感到不适;但是，创新和改善——即使是重大的事情——很快也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在公共场合的轮椅坡道就是一个例子。这些人行道上的铲形凹痕，在许多城市被涂上黄边以引起公众注意，耗资不菲。它们是文明的象征，但如今谁还会带着公民的自豪感来看待它们？
对城市甚至郊区的普遍指责是，睦邻的概念似乎已经丧失。即使住在隔壁的邻居你也可能不认识。自家的糖用完了或窗户出现问题需要帮助时，我们都不能去敲敲隔壁公寓或隔壁房间的门。另一方面，在城市或郊区，每个急需帮助的人都会被当成人类伙伴——邻居来对待。以下3个故事可以证明我的观点。
我先讲一件几年前亲身经历的事。我在伦敦的地铁上，要换车去朋友家，并在他那里过夜，然后赶飞机回美国的家。我提着两个行李箱上了一个坡度很大的自动扶梯。一个男人从我身旁经过，不小心推了我一下。我向后摔了下去，头正好撞在上升的扶梯上。扶梯当即停下。大量的鲜血从我后脑勺渗出。一名地铁工作人员拿着急救箱跑上来。他用胳膊抱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已经打电话叫救护车了，车马上就到。好像没一会儿，医务助理就赶到了，他们把我抬进救护车，然后救护车启动警笛穿梭在伦敦的街道上，奔向城市医院的急救室。在那里，医生护士因为我的到来而忙碌起来。整件事情中，尽管处于晕眩状态，我还是惊讶这个城市竟动用了如此多的资源来处理这件事。我是谁？我只是一个来自大西洋彼岸不纳税的陌生人而已，而伦敦人却暂时把我当作了他们的邻居。
现在讲讲另外两个故事，两件事都发生在美国。
第一个要借用何塞的传记。何塞是一个8岁的孩子，身患重病，高烧使他定期癫痫发作，不久他便出现脑部受损和自闭症的症状。这种间歇性发病的威胁使得他在家待了15年。在被送进公立医院之前，他的病情持续恶化。這一可能使他无法康复的改变，却成了他走向康复的第一步。
在最坏的情况下，州立精神病院是应对病情恶化患者的“总机构”。对此，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在何塞的报告中也大体上承认。另一方面，医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为那些饱受折磨、风雨飘摇的灵魂们提供避难所。州立医院恰巧为何塞提供了他真正需要的东西——秩序和自由，远离由癫痫和家庭生活的不安带来的迷惑和混乱。家庭会引发他们的种种要求，即使是庇护之地：家庭成员的不断呵护和担心是他们的强横要求。离开家庭精神上的呵护及狂热的亲昵后，何塞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满是陌生人的职业世界里，这些人“不评判，不说教，不责难，很冷漠”。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他和他的病情有客观的认识。医院就像一个大都市，不会评判和责备，超然于道德。
第二个例子是小说《城市》——由约翰·厄普代克所写的短篇故事。我没有选择社会学资料，而采用了这个事例，是因为其观察细节——物质、社会及心理方面的非凡能力，只有拥有厄普代克这般才华的作家才能将这类信息收集并表达出来。它叙述的并非只是表面现象，也是整个城市的精神面貌和氛围。
故事的主人公卡森之前是一名老师，在经历了离婚和家庭的破裂之后，成为设备公司的推销员。在一次出差途中，他患上重病，入住市中心的一家酒店，想给家人打电话，却又突然想起前妻已经再婚，女儿也跟他断绝了关系。
在酒店门卫的帮助下，卡森搭乘出租车，最终进入医院急诊室。不出所料，他在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噩梦，因为医院充满官僚作风。尽管医院办事效率散漫，他还是得到了及时的照料。接下来必须要进行一系列检查。X光技师指导卡森深呼吸并坚持一会，随即竖起大拇指鼓励了他。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几个年轻护士和实习医生来看了卡森。最后，刚过午夜，一个穿粗花呢夹克系着领带的医生来了。卡森猜测他可能刚参加完某个宴会。医院是病人的常驻之地，但他能看出这个医生是健康的，并且肯定已有家室，每天都会按时回家。那么他会在医院待多久呢？医生温和地对他说：“我喜欢做手术。”然后他站起来脱下外套，“仿佛突然同卡森一起加入了一场兴高采烈的体育赛事中”。
康复的日子也有简单快乐的瞬间。卡森就像孩子一样，对科技有了全新的认识：一张装有把手、床面非常整洁的白床，可通过多种方式抬高或弯曲床垫;电视机高高地挂在墙上，轻触遥控器就可远程操控。一天晚上，卡森开着电视睡着了。右上臂被轻轻一碰便醒了过来。“他睁开眼朝着电视的方向看去，在电视的矩形空间里，恰好有一张高贵黝黑的脸冲他微笑，原来是护士在给他量血压。”
卡森康复得能四处走动了，便开始观察周围的病人。他们是一个混杂的群体，反映了这座城市及其周边的人员构成。有农民，他们的“脖子被晒得黑白分明，手因常年使用农具结出了厚厚的老茧”;有“干巴巴的老妇人”;“有个体型丰满、咖啡肤色的女人，额头上有个深红色的印度教痣”;“还有个清瘦的男人，光头上有一道深长的伤口，现在已缝合好了”。当卡森向他点头并略带迟疑地和他打招呼时，他大声回复“你好，老兄”，就好像他们分享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秘密。
几天后，卡森乘出租车前往机场。一路上，他几乎没有再看这座城市一眼。“突然间，一张报纸从空中散落到卡森脚下，随即又被吹走。”后来，卡森回想起“农场里的各种声音，遥远的摩天大楼，护士们夜间的巡视，待在他人未曾见过且整洁的家里面的大夫”，似乎“卡森对这座城市已经很熟悉了”。尽管卡森与这座城市的人们并未相识，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但他们已然给予了他很多。
城市与我之前提到的家庭相比，规模上相差甚远。与对这两个社会实体的流行描述恰恰相反，并以更好推进两者间知觉价值的平衡为目的，我选择强调家庭内的无联系和城市内的联系。对于人类，更大的命题是不论他们联系得多诚恳、多持久，不管他们的群体有多大，阶段性的孤独感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境况。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 作者：[美]段义孚 译者：宋秀葵 陈金凤 张盼盼）
新闻媒体让我们目睹了城市扩张的阴暗面——混乱、绝望、暴力和人情冷漠——散步在任何城市，我们都会看到残破遗弃的房子、坑坑洼洼的街道以及被乱涂乱画的墙壁。然而，多数城市也有美好的一面，处处都有造福人民的地方，诸如儿童博物馆、图书馆、举办周日下午音乐会的露天音乐台、主题公园、购物商场、冬天也可以变身溜冰场的公共泳池、青少年游戏城以及老年娱乐中心。
当城市首次出现改善时，我们注意并心怀感恩。表皮脱落的墙壁和坑坑洼洼的街道，仿佛是永远碍眼的东西，永远都让你感到不适;但是，创新和改善——即使是重大的事情——很快也会被视为理所当然。在公共场合的轮椅坡道就是一个例子。这些人行道上的铲形凹痕，在许多城市被涂上黄边以引起公众注意，耗资不菲。它们是文明的象征，但如今谁还会带着公民的自豪感来看待它们？
对城市甚至郊区的普遍指责是，睦邻的概念似乎已经丧失。即使住在隔壁的邻居你也可能不认识。自家的糖用完了或窗户出现问题需要帮助时，我们都不能去敲敲隔壁公寓或隔壁房间的门。另一方面，在城市或郊区，每个急需帮助的人都会被当成人类伙伴——邻居来对待。以下3个故事可以证明我的观点。
我先讲一件几年前亲身经历的事。我在伦敦的地铁上，要换车去朋友家，并在他那里过夜，然后赶飞机回美国的家。我提着两个行李箱上了一个坡度很大的自动扶梯。一个男人从我身旁经过，不小心推了我一下。我向后摔了下去，头正好撞在上升的扶梯上。扶梯当即停下。大量的鲜血从我后脑勺渗出。一名地铁工作人员拿着急救箱跑上来。他用胳膊抱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已经打电话叫救护车了，车马上就到。好像没一会儿，医务助理就赶到了，他们把我抬进救护车，然后救护车启动警笛穿梭在伦敦的街道上，奔向城市医院的急救室。在那里，医生护士因为我的到来而忙碌起来。整件事情中，尽管处于晕眩状态，我还是惊讶这个城市竟动用了如此多的资源来处理这件事。我是谁？我只是一个来自大西洋彼岸不纳税的陌生人而已，而伦敦人却暂时把我当作了他们的邻居。
现在讲讲另外两个故事，两件事都发生在美国。
第一个要借用何塞的传记。何塞是一个8岁的孩子，身患重病，高烧使他定期癫痫发作，不久他便出现脑部受损和自闭症的症状。这种间歇性发病的威胁使得他在家待了15年。在被送进公立医院之前，他的病情持续恶化。這一可能使他无法康复的改变，却成了他走向康复的第一步。
在最坏的情况下，州立精神病院是应对病情恶化患者的“总机构”。对此，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在何塞的报告中也大体上承认。另一方面，医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为那些饱受折磨、风雨飘摇的灵魂们提供避难所。州立医院恰巧为何塞提供了他真正需要的东西——秩序和自由，远离由癫痫和家庭生活的不安带来的迷惑和混乱。家庭会引发他们的种种要求，即使是庇护之地：家庭成员的不断呵护和担心是他们的强横要求。离开家庭精神上的呵护及狂热的亲昵后，何塞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满是陌生人的职业世界里，这些人“不评判，不说教，不责难，很冷漠”。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他和他的病情有客观的认识。医院就像一个大都市，不会评判和责备，超然于道德。
第二个例子是小说《城市》——由约翰·厄普代克所写的短篇故事。我没有选择社会学资料，而采用了这个事例，是因为其观察细节——物质、社会及心理方面的非凡能力，只有拥有厄普代克这般才华的作家才能将这类信息收集并表达出来。它叙述的并非只是表面现象，也是整个城市的精神面貌和氛围。
故事的主人公卡森之前是一名老师，在经历了离婚和家庭的破裂之后，成为设备公司的推销员。在一次出差途中，他患上重病，入住市中心的一家酒店，想给家人打电话，却又突然想起前妻已经再婚，女儿也跟他断绝了关系。
在酒店门卫的帮助下，卡森搭乘出租车，最终进入医院急诊室。不出所料，他在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噩梦，因为医院充满官僚作风。尽管医院办事效率散漫，他还是得到了及时的照料。接下来必须要进行一系列检查。X光技师指导卡森深呼吸并坚持一会，随即竖起大拇指鼓励了他。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几个年轻护士和实习医生来看了卡森。最后，刚过午夜，一个穿粗花呢夹克系着领带的医生来了。卡森猜测他可能刚参加完某个宴会。医院是病人的常驻之地，但他能看出这个医生是健康的，并且肯定已有家室，每天都会按时回家。那么他会在医院待多久呢？医生温和地对他说：“我喜欢做手术。”然后他站起来脱下外套，“仿佛突然同卡森一起加入了一场兴高采烈的体育赛事中”。
康复的日子也有简单快乐的瞬间。卡森就像孩子一样，对科技有了全新的认识：一张装有把手、床面非常整洁的白床，可通过多种方式抬高或弯曲床垫;电视机高高地挂在墙上，轻触遥控器就可远程操控。一天晚上，卡森开着电视睡着了。右上臂被轻轻一碰便醒了过来。“他睁开眼朝着电视的方向看去，在电视的矩形空间里，恰好有一张高贵黝黑的脸冲他微笑，原来是护士在给他量血压。”
卡森康复得能四处走动了，便开始观察周围的病人。他们是一个混杂的群体，反映了这座城市及其周边的人员构成。有农民，他们的“脖子被晒得黑白分明，手因常年使用农具结出了厚厚的老茧”;有“干巴巴的老妇人”;“有个体型丰满、咖啡肤色的女人，额头上有个深红色的印度教痣”;“还有个清瘦的男人，光头上有一道深长的伤口，现在已缝合好了”。当卡森向他点头并略带迟疑地和他打招呼时，他大声回复“你好，老兄”，就好像他们分享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秘密。
几天后，卡森乘出租车前往机场。一路上，他几乎没有再看这座城市一眼。“突然间，一张报纸从空中散落到卡森脚下，随即又被吹走。”后来，卡森回想起“农场里的各种声音，遥远的摩天大楼，护士们夜间的巡视，待在他人未曾见过且整洁的家里面的大夫”，似乎“卡森对这座城市已经很熟悉了”。尽管卡森与这座城市的人们并未相识，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但他们已然给予了他很多。
城市与我之前提到的家庭相比，规模上相差甚远。与对这两个社会实体的流行描述恰恰相反，并以更好推进两者间知觉价值的平衡为目的，我选择强调家庭内的无联系和城市内的联系。对于人类，更大的命题是不论他们联系得多诚恳、多持久，不管他们的群体有多大，阶段性的孤独感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境况。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 作者：[美]段义孚 译者：宋秀葵 陈金凤 张盼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