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1日，在山东省寿光市三元朱村，本刊记者见到了“蔬菜大棚之父”王乐义。作为寿光蔬菜协会理事长，此时的王乐义正忙于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
　　王乐义并没有立即带记者参观他毕生的心血——蔬菜大棚，而是坐下来和记者聊起了自己担任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34年来的些许感悟。
　　
　　临危受命
　　回忆起过去，王乐义说自己永远忘不了1978年4月的那一天，他躺在济南的一家医院内，和妻子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这一关过不去，你就担起全家的担子，对母亲尽孝……如果再让我活十年，我一定能带领三元朱村富起来……”
　　王乐义说，他本是生产大队大队长，有铁打的身躯和意志，却不想在那一刻轰然倒下了，是五弟拉着排车一路狂奔把他拉到了城里。
　　直肠癌！一个“癌”字彻底击垮了王乐义全家人的意志，而巨额的医药费又让一贫如洗的家雪上加霜。王乐义说，“是当时全村的党员协商决定，把村里仅有的6200元党费给我交了手术费。”
　　但是1978年的医疗技术不像今天，手术风险极大，生死参半。
　　在陈进轩所著的《王乐义——农民的儿子》一书中，我们找到了这样的情节描述：
　　
　　术后王乐义昏迷了三天，又渐渐恢复了意识，可是王乐义发现自己的身上多了个物件。医生说，以目前的医疗水平，直肠癌术后的肛门再造，只能做这种外挂粪便袋的人工处理。王乐义说，那我后半辈子离不开这粪袋子了？医生回答，是的，但至少可以让你保住命。
　　
　　讲完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王乐义接着说，也就是那一年，他当上了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知道自己的命是党费救的，虽然三元朱村种粮粮不收，种菜菜不长，但他毅然接下了这个担子，“我是个半拉子人，可大伙就是信着乐义了。我能活一年干一年，能活十年干十年。”王乐义回忆当时上任时，村里穷的叮当响，四个小队两辆破车，固定资产9000元，公共积累2800元，这就是全村的家当。
　　王乐义喝了一口茶，把时间推进到1989年的腊月二十八，那天堂弟王新民来看望王乐义，手里拎了几根水灵灵的黄瓜，“当时我特别好奇，这寒冬腊月的，这么水灵的黄瓜哪来的呢？”经打听，这黄瓜产自大连市瓦房店陶村，是在大棚里种的。虽然当时寿光也有大棚，但都是烧煤取暖的土大棚，绝不能在这个时候结出这么水灵的黄瓜。
　　大年初六，节日的鞭炮还没消停，王乐义便带了几个人打理行装，准备北上求艺。
　　缘起大棚
　　当时的交通没有现在发达，王乐义只记得自己汽车转火车，火车转轮船，轮船再转汽车，还在车站的联椅上睡了一夜，经过好几日颠簸，才找到了瓦房店的陶村，听当地人说，“陶村有个韩永山，是远近闻名的黄瓜大王，想买黄瓜行，想学艺？这老韩是绝计不传。”
　　在后来的采访中，和王乐义同行的几位党员向记者表达了当时的担忧，那时他们曾问王乐义，“支书，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你说人家这能教吗？”
　　王乐义回忆，当时黄光大王韩永山知道来意后，客气两句就下了逐客令，几个人不想空手而归，就在外面的猪圈里睡了一夜，那天下了一夜大雪。
　　第二天，韩永山被王乐义打动了，更得知来求艺的这几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是为了带领全村人致富来的，他终于破例将大棚的秘密告诉了王乐义——那是一个韩永山耗尽五年心血得来的秘密，一个能让三元朱村致富的秘密，一个后来竟然被全中国农民掌握的秘密。
　　技术是学到了，但真要建大棚可没想的那么容易，王乐义向本刊记者倒出了当时的满腹苦水：那时三元朱村年人均收入不过百元，而建一个大棚要投入六七千元，要想建大棚就得贷款，一旦失败，就血本无归；此外，建大棚就得把现种的玉米拔了，任他一家一家磨破了嘴皮子，也没几个人响应。还有借口串门来吹风的，有堵着家门口骂的，一时间村里风波乍起，走在路上都能听见有人唱这样的歌谣：
　　
　　乐义傻，乐义疯，要用好地盖大棚；
　　啃黄瓜？黄瓜少。啃瓜秧？瓜秧老；
　　元宝变成硬泥块，扔给乐义用牙咬。
　　
　　村里人向记者回忆，当时王乐义召集全村党员开会，但是只有17名党员表示愿意跟着王乐义干。愿意是愿意，可这破坏农田、砍掉青苗的罪，判刑坐牢都可能，谁也扛不住。三元朱村所在的孙家集镇（注：现为街道）党委专门开了会，镇委书记李培吉说：“王乐义是冒着99%的风险，去争取1%的成绩，人家不知道避开风险捞利益吗？现在我拍板，出了事，责任由孙家集镇党委政府负责，与乐义同志无关！这是我的观点。”
　　镇长马金涛拍着王乐义的肩膀说，“走吧乐义，我动手砍第一棵。”36亩玉米应声倒地，蔬菜大棚随之建成，王乐义告诉村里人，进了腊月就可以见上黄瓜。
　　参与大棚计划的一个党员向记者回忆：头一个月黄瓜长势喜人，可进入11月，阴霾不期而至，天气骤变连风带雨，棚内温度骤然下降到6度——低于6度，黄瓜就可能连根腐烂。王乐义像丢了魂一样，成天蹲在棚里，水米不进，常常是半夜醒了就往大棚里跑。王乐义的妻子总是心疼得说，“这哪是种菜，简直是玩命啊。”
　　村民说，王乐义带领这17名党员，想办法，搞实验，就在这大棚里度过1989年的冬天。城里想买黄瓜的人在等，村里想看笑话的人也在等。
　　
　　收获在冬季
　　说起收获，王乐义显得兴致勃勃。王乐义回忆，1990年1月1日，在三元朱村村头的马路上，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车辆，商人叫卖声，运货脚步声，发动机的轰鸣声……三元朱村从来没这么热闹过，各地来抢购黄瓜的人接踵而至。起价10元一斤，竟然没有人嫌价高，只有人嫌货少。“这一年，年人均收入不过百元的三元朱村，一下子冒出17个万元户。”
　　这年春节，王乐义家门口堵满了人，第一句话是“乐义过年好！”第二句话是“我也要上大棚。”
　　记者根据资料了解到，那年三元朱村震惊了寿光、潍坊甚至整个山东，来买蔬菜的人多了，想来取经的人也多了。有村民和王乐义说，“你当初答应的是带着三元朱村致富，你要是把技术传出去了，影响的可是全村人的利益。”
　　王乐义回想起当时的为难，对本刊记者说，“可我是共产党员，党需要的是共同富裕。我先把想法说给党员干部听，党员是有觉悟的，他们同意了，可是到了群众那里人多口杂，还有人说了我很多不好听的话。”
　　后来王乐义把村民们召集在一起，承诺现有的技术推广出去以后，一定带领大伙搞新技术，寻找新优势。之后王乐义把心思都花在了推广大棚技术上，资料显示，那一年，王乐义在全县发展了5130个大棚，全部获得成功。
　　
　　向着共同富裕前进
　　问及传授大棚技术过程中记忆深刻的事，王乐义长舒了一口气，和记者讲述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在一次车祸中，王乐义受到了轻微的脑震荡，但这并不是昏迷的主要原因，反而是过度疲劳导致衰竭性休克，要想身体恢复，必须长期休养。
　　然而王乐义没时间休养，他得和时间赛跑，完成自己的使命。逐渐，来三元朱村参观学习已经不能满足各地农民的需要了，他们希望三元朱村能派出技术员去他们那里实地指导。
　　王乐义说，“我们村里的技术员遍布祖国各地、大江南北。‘鸡’头是黑龙江省的黑河，‘鸡’尾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尔泰。我们的足迹遍布近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个县市区。”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为了让新疆人民共同致富，王乐义前后14次前往新疆各地授艺，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新疆就结束了一年中有8个月靠外地供应蔬菜的历史。后来新疆和田将一块牌匾不远千里送至三元朱村，上写“乐在授艺，义满和田，恩比东海，情结昆仑。”这是藏头诗，各取头字便是“乐义恩情”。记者在王乐义的办公室看到，这块牌匾至今还挂在那里，王乐义说这是新疆人民的真情，不能忘。
　　技术是传出去了，大棚技术遍地开花，可是王乐义答应村民的新技术优势呢？寿光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提供了一张王乐义的技术创新年份表：
　　1992年王乐义成功进行了无公害蔬菜生产试验，建成了30万亩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
　　1993年大棚桃、葡萄、甲鱼、螺旋藻开发获得成功，亩产收入10万元以上；
　　1996年试验成功了集高科技控制于一体的高标准大棚；
　　2000年又引进了乌克兰大樱桃等果树品种，建起150亩大棚果树基地；
　　……
　　王乐义的脚步没有停过，他一次次用行动践行了诺言，用丰硕的果实将流言非议击得烟消云散。
　　2005年4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三元朱村，握着王乐义的手说：“乐义同志，你要把技术一如既往地向全国传授，让更多的农民增收。我们国家有八亿多农民，农民达不到小康，我们国家就永远进不了小康。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王乐义对这段话至今记忆犹新。
　　采访结束时，本刊记者提出想看一看王樂义自家的大棚，王乐义笑了，村里就他自家没大棚，不是不想弄，而是没时间。是啊，对于王乐义来说，钱，不算什么；王乐义缺的是时间，天命之年，他想做的事情太多，而时间又太少。自从1978年在手术台上挺过来至今，王乐义一直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过。他说自己腰里挂个粪袋子，是个半拉子人，像是自嘲，更是鞭策。他是一个和死神赛跑的人——谁跑在前头，谁就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