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学时理科成绩一塌糊涂，文科成绩还不错，特别是语文，基本上总是名列前茅，三甲之列，而且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如此。上初三时我参加了南京市的作文比赛。全南京的中学都派作文成绩最好的学生去参赛，普通学校是一个代表，重点中学可以派四个代表。我是重点中学南京一中选派的四个代表之一。比赛是抽签制，抽到什么题目当场就要写。比赛结束之后，喜讯很快传来，我校派出的四个同学，分获一、二、三等奖。学校大门口贴着喜报，第一行就是——孟非同学代表本校参加全市作文比赛，获得记叙文类唯一的一等奖。没过几天，喜报还贴在校门口，我又因为不知道干了什么坏事儿被全校通报批评，处分通告就贴在了喜报旁边。我经过校门口的时候还跟班上的女同学说：“看看，都有我！”当时我觉得特别牛。
　　 顺便说一句，我的太太当时就在我隔壁班，我们在1984年时就认识了。
　　 高三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是个扬州人，挺喜欢我的——所有教过我的语文老师都喜欢我。这位扬州先生经常回答不出学生的问题，每当这种尴尬的时刻，他就有个很神经质的反应——咳咳咳地清半天嗓子，后来他只要这么一清嗓子，同学们就知道他答不上来了。等清完了嗓子，他会带着扬州口音拉长了声调说：“这个——问题，让孟非同学来回答。”而我呢，理科学得跟狗屎一样，不断被羞辱，但人总要找点儿自信活下去吧，这种时候就该我露脸了——我总是很得意地站起来，在全班同学，尤其是女同学敬佩的目光中一二三四很拽地说上一大通。
　　 后来这个烟瘾特别大的语文老师没收了我一包香烟——那会儿我们学校高三的男生不抽烟的已然不多，我因此怀恨在心。一次又有同学在语文课上提问，他又答不上来，又拖长了声音说：“这个——问题让孟非同学来回答。”我噌地站起来，像电影里被捕的共产党员那样大声宣布：“不知道！”我的话让他一下愣住了，毕竟，语文课上从来没有我答不上来的时候。教室里的气氛顿时一片尴尬，很多男生坏笑起来。提问的同学还在等答案，我叛逆的表情仿佛在说：我不可以不知道吗？
　　 整个中学时代，唯一让我觉得安慰并找回一点点尊严的，就是我的文科成绩还不错。这离不开我的记忆力。中学里学过的很多古文我到现在还能全文背诵，中学时期的六本历史书，我曾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能背出来，连教材里的插图在什么位置、插图的注解是什么，我也全都记得。这恐怕就是人们所说的“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但后来我渐渐明白，这其实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缺乏判断力的人，记忆力往往特别好。我就属于缺乏判断力的人。
　　 1990年我高考落榜，当时父亲是江苏电视台的一个中层干部，按理说，给儿子找一份稍微体面的工作应该没太大的问题。偏偏父亲不愿意开口求人，为此我对他有怨恨。当然，如今我对此早已释怀，但我从此有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原则：永远不要对别人的帮助存太高期许，哪怕是你的父母，凡事靠自己。
　　 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后，江苏省广播电视厅下面的一个电视节目报印刷厂要招工。通过考试，我顺利地成了一名印刷工。
　　 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电视节目报还是很吃香的。报纸印量大，我们的机器和人员少，导致我们必须从周二晚上开始一直印到周四早上，连续干30 多个小时。
　　 那时印报纸，印刷工们要不停地抽报纸出来查看，看墨重不重、水大不大，而我除此之外，还看新闻。后来厂里的同事看到我主持的新闻节目里每天都有读报环节，就说：这是他在厂里印报纸时落下的病根儿。
　　 当时厂里有个小福利，每周印完报纸之后，厂里会给每个工人分几沓报纸，好像能卖个十来块钱，毕竟我们每个月工资才300多块钱。大多数职工都是在家门口的小店换点儿烟酒之类的，而我是把报纸兑给报摊，换其他报纸看。
　　 1992年6月5日早上，连续两晚的夜班后，疲劳的我，左手被拖进了两个滚筒之间。这是印刷厂最容易发生的工伤，本来就不怎么喜欢我的厂领导似乎更加讨厌我了。
　　 大約两个月后，我伤愈回厂上班了。到了春节发加班工资的时候，却发现我被莫名其妙地扣了50块钱。我就跟电工小钱（现在在江苏电视台总编室工作）去找车间主任，却被闻讯而来的厂长开除了。
　　 最后一点花絮是，报社领导得知了一个印刷工、一个电工大闹节日加班的消息，相当震怒。社长决定亲自找我谈话。对于一个印刷工而言，这本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可是我又和社长大吵了一架，列举了车间主任如何迫害我这样的进步青年工人的罪行，最后不欢而散。
　　 听说多年之后，新来的厂长还经常对厂里的工人说：“好好干，孟非就是我们厂出去的！”
　　 从印刷厂出来之后，我妈觉得我无所事事。就劝我去电视台打点儿零工。只想混一天算一天的我从此走上了“电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