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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子（1998年）仲夏，时年89岁的钱仲联先生赠我诗三首：
乌目论交四十秋，吴趋仍岁又同游。
输君笃志兼文史，才大何如万斛舟。
叙录南词早了然，南洪北孔更精研。
霜厓逝后陈翁逝，赖有君持袋钵传。
新编评传鲒埼亭，玉尺衡量此典型。
我愧灯前头雪白，高歌眼尚为君青。
仲联先生的过奖之词，我愧不敢当。但这三首情深意真的七绝，却道出了我与仲联先生半个世纪的忘年之交，勾起了我对美好往事的回忆。
相识于常熟至沙洲的轮船上
乌目山，即常熟虞山。我与仲联先生相识于常熟，初次见面于1952年10月2日由常熟西门开往沙洲区合兴街的轮船上。是年夏，我毕业于太仓师范学校，在无锡参加了苏南地区中学教师暑期学习会后，由苏南行署文教处分配到常熟县私立大南中学任政治辅导员，而仲联先生当时任职于大南中学。由于中教暑期学习会9月底才结束，故新学年推迟到10月初才开学。10月1日我到常熟县文教科报到，次日一早，便赶到了西门外轮船码头。当开往沙洲的轮船刚开出尚湖不久，我发现一位四十多岁而早生华发的先生正襟危坐地在看书，胸前“常熟私立大南中学”的红校徽分外醒目。“大南中学”，这不是我要去工作的学校吗？于是我便主动前去打招呼，在我“自报家门”之后，这位先生便用一口纯正的常熟话作了自我介绍。就这样，我与仲联先生戏剧性地相识于乌目山下的轮船上。
在大南中学，仲联先生无疑是大材小用，但他讲授高三语文和高中的中国历史课程，却深受学生的欢迎。过了一段时间，我对仲联先生的家世、生平和学问有了大致的了解。1952年底，私立大南中学收归国有，易名为常熟县沙洲中学。1953年夏，中学政治辅导组撤销，我改教初中地理。从此，我与仲联先生同属史地教研组，接触的机会也就多了。那时，我已萌生了工作满3年，即报考高校中文系深造的念头。从此，聆听仲联先生的高论，虚心向其求教便成了我最感兴趣的事。
1955年夏，我报考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8月中旬接到录取通知，月底我回沙洲中学办理了离职手续，便告别了生活、工作了3年的沙洲中学，匆匆赶回上海到师大报到。由于仲联先生携师母在常熟度暑假，我也就没有能与仲联先生和师母告别。后来才知道，在我离别沙洲中学的第二年，仲联先生也离开了沙洲中学，先是在扬州行政干部学校工作，后又执教于南京师范学院和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
真诚的关怀令我深受感动
1962年12月，我研究生毕业了，陈中凡师要我留校工作，我因女友在苏州，希望分配到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高校工作正处于調整阶段，进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我作为教育部储备师资，暂留南京大学等待分配。为了让江苏师院的领导了解我的情况，我便写信给仲联先生，介绍了我的近况和想到江师工作的愿望，请求仲联先生在可能的情况下相助一臂之力。很快我就收到了仲联先生的回函，仲联先生欢迎我到江师中文系工作，并说已向院、系领导作了推荐。不久，刚调到南大中文系的徐铭延教授告诉我，仲联先生有信给他，请他在省教育厅人事处主持工作的夫人关照一下我要求分配到江师工作的事情。徐先生也表示一定鼎力相助。
在仲联先生和铭延先生夫妇的关怀和帮助下，1963年9月底，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江苏师院中文系工作。国庆节后不久，仲联先生特设家宴为我和妻子接风，不仅向我详细介绍了中文系的各方面情况，还陪我拜访了系主任刘开荣和历史系主任柴德庚先生。
1964年新学期开学，我为毕业班开设《元明清文学史》和《戏曲作品选》，开始有一位助教，不久他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便由我一人独立担当主讲和辅导。时年春节，毛泽东发表了有关教学改革的谈话，强调学生要自己学，不要迷信分数，反对教师“满堂灌”……系领导要求各部门课程都要努力贯彻毛泽东有关讲话的精神。在此背景下，我又是首次上大学讲台，颇感惶恐，再三思考，决定在三个方面做些改革的尝试：
一是充分利用教科书（教学大纲规定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教科书），教师讲授在“少而精”上下些功夫；二是尽力结合当时文艺领域的形势和任务；三是《戏曲作品选》采用开卷考试，《元明清文学史》仍闭卷考试，但试题必须精心设计，力避死记硬背而有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仲联先生当时是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上述这些设想我都曾征求仲联先生的意见，仲联先生均深表赞许。在领导的支持和学生的配合下，实践的结果尚算顺利。《戏曲作品选》的考试，采取选一折北曲杂剧名作，由学生作注释和评析；分析《窦娥冤》，联系批判“有鬼无害论”；讲明清传奇突出“时事新剧”；评论《水浒传》，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等等，都得到了当时教务处有关领导的赞赏。我所撰写的有关两门课程的总结，还刊登于教务处主编的《教学通讯》上。
1964年10月，部分教师和1965届和1966届全体同学到农村参加“四清”，我也参加了，次年7月才返校。原来《古代文学史》分三段教学，要学三个学期。1966届参加了近一年的“四清”，系领导决定在一个学期内完成这门课的教学，由仲联先生、我与一位青年教师组成教学小组。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把全班五十多位学生分成三个小组，我们三人各负责一个小组，采用教师启发—学生自学—师生研讨—教师答疑—学生自选题目撰写论文的教学方式。整个教学分为两大段：先秦—唐、五代和元明清、近代，分别由仲联先生和我负责启发和答疑的工作。如此教学改革的成败得失姑且不论，却给了我一个难得的向仲联先生学习的机会。可是好景不长，这门课一结束，寒假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
尽管早在1952年苏南中学教师暑期学习会上，仲联先生已向党组织交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可是“文革”开场不久，仲联先生还是在劫难逃，进了“牛鬼蛇神队”。我是个胸无大志，与世无争的人，对“文革”又很不理解，于是成了逍遥派。我与仲联先生的关系，不仅被迫疏远，且经受了考验。由于造反派和古代文学组个别居心叵测者的阴谋和挑拨，仲联先生及其家人对我产生了误会。我虽问心无愧，心地坦然，但彼此的处境比较尴尬。可慰的是，“文革”后期招收了工农兵学员，中文系革委会的领导要求仲联先生编写一本简略的《古代文学史》。仲联先生坚持由我来撰写有关明清戏曲部分。我虽一再婉谢，最后还是勉为其难，滥竽充数。这是否说明仲联先生此时已消除了对我的误会？我不得而知。 “四人帮”被粉碎后，经过清查和拨乱反正，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仲联先生又开始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了充分发挥仲联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一次总支召开的会议上，我建议为仲联先生建立一个专门的研究室。院系领导经研究很快采纳了我的建议。上世纪70年代末便成立了“明清诗文研究室”，由仲联先生任主任，调了几位教师参加，还从1977级中经考试挑选了4个学生，边学习边工作。在一次由系领导主持的会议上（我也应邀参加），由仲联先生提出，经与会者的充分研讨，决定编纂《清诗纪事》，作为明清诗文研究室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明清诗文研究室成立不久，总支书记曾对我说：“钱先生希望你做他的助手，我们也同意。”我因兴趣在明清戏曲和小说，对明清诗文又缺乏深入研究，婉谢了仲联先生和系领导的好意。但是，我对研究室的工作还是十分关心和支持的。在仲联先生主编的《明清诗文研究丛刊》第一、二辑上，曾刊发过我的两篇论文；明清诗文研究室与《文学遗产》联合主办的清诗研讨会上，我也提交了论文《清诗评价之我见》。
1978年，由郭绍虞主编的《古代文论选》进行修订，参加此项工作的仲联先生希望我对此书的修订提些意见。在认真思考后，我写信给仲联先生，建议增加有关明清戏曲小说方面的论选，并开出了具体的篇目。仲联先生对此极为重視，回信说：“所提对《文论选》的正确意见和提供的补选篇目，十分宝贵。已寄往郭绍虞先生处，在此代他表示感谢。”1979年，在天目山举行的《马列文论百题》审稿会上，我碰到《古代文论选》修订本副主编王文生先生，他对我说：“钱先生十分器重你，他曾建议郭先生请你参加修订工作，负责有关戏曲、小说的增补工作。”
1988年底，我申报教授职称，此事我从未对仲联先生提起过。可是，仲联先生却致函南京师范大学的吴调公先生，请他在评审时关照我的晋升之事。1988年12月27日的来函中，仲联先生还向我表示祝贺：“发此信时，得吴调公第二次来信，说阁下教授职称事，已在省通过，特再次祝贺。”
2000年，拙著《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出版。仲联先生对黄氏深有研究，发表过不少有关黄氏的论文。拙著的撰写过程比较顺利，皆得益于仲联先生的大著和指教。时年八十有七的仲联先生不仅为拙著题签，还宠赐序文。序中结尾曰：“王子永健，与余共事有年，顷出其新著《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授予读之，则恰如吾意所欲云而不能为者，摩西得此论定，其必凌云一笑无遗恨矣。永健中年英俊，于戏曲为专长外，博综文史，圆该统照，成此宏著，非偶然也。永健属为一言引喤，遂放笔书之如此。”
从年龄来说，仲联先生是我的父辈，就学问而言，仲联先生则是我的师辈。可是，两次同事，仲联先生引我为忘年之契，奖掖不遗余力，关怀无微不至，实在令人感动而难以忘怀。
悉心的指教使我得益匪浅
近四十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上，仲联先生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每当我接受一项新的科研任务，或遇到困难和疑惑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向仲联先生请教。而仲联先生则有求必应，总能及时拨冗详加指教，这里且以仲联先生赠诗中提及的“新编评传鲒埼亭”为例，略作介绍，以见一斑。
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传主共有200位，1988年12月中旬，我去南京开会，同门学长吴新雷教授（时任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推荐我撰写《全祖望评传》。考虑再三，我接受了。对全祖望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也曾读过他的一些传记佳作，但并无研究。从思想家的视角为全祖望撰写评传，对我来说不啻是一个新的课题，心中难免惶惑不安。于是，1988年12月26日，我致函仲联先生，提出了有关全祖望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请他指教。第二天，我便收到了仲联先生的回函。现转录如下：
永健同志：
26日函敬悉。内子病承关注，至感！撞破的是头颅，全身亦重伤，经抢救，保了性命。今头部已无问题，但全身尚有多处作痛，需一段时间疗养。
大函所述，略陈鄙见如下：
1.古典戏曲的学术研究，快成绝学，为传统文化计，阁下宜力任其难，继续从此，不要舍此另做打算。但兼搞其他学术研究，扩展课题，是另一问题。专而更求其博，自属至要，与专业不相悖也。
2.谢山浙东人，受梨洲传统影响深，而且清初浙东一地，抗清至极，对之亦有影响。窃疑其先世，或曾参加抗清事业（手边无书考证，故做此揣测），故其遗文中极力表彰抗清志士与遗民。
3.谢山思想核心，弟亦乏研究，就现象观之，似仍不出梨洲范围，重在纪实之文章。其它皆是作为乾隆时代学者应有之博学，涉及经学等方面。与同生浙东之邵晋涵（邵稍后，谢山乾隆元年进士，晋涵三十六年进士）有相似之处，可谓同方同术。
4.关于全氏补修《宋元学案》，哪些方面有发明创造问题。黄宗羲原书是未定稿本，作了初步编排，距离要求尚远。有补定，有修定，有全补。种种做法都是《学案》的老体例。全氏以史学家撰写此哲学史性质之学案，汇编资料，但对各大儒思想，缺乏具体阐说评论。如果说有什么发明创造，则卷96之《荆公新学略》，卷99之《苏氏蜀学略》可说是一种创新。全氏之见解，以为王、苏都是杂学，论见《荆公新学略序录》，欲以此求其本末。这对续《宋元学案》者有启发。
5.全氏诗一般而已，不足成家。
6.梁任公谓谢山结浙中王学之局，此说未允。谢山之后，浙东史学大师章学诚，才可说结浙中王学之局。章氏之学，源本浙东，上溯陆王，不存门户之见。《文史通义》卷三《内篇》有《朱陆》篇，称清人攻陆王者为“伪陆王”，则于真陆王，盖持肯定态度，肯定其得，不等于掩盖其失。章氏于《内篇五》《浙东学术》一篇中对浙东王学更作了全面的总结，比较允当。所以总体上说，结浙中王学之局者，既是实斋而不是谢山，则谢山之对王学之看法，并非总结之论，其重要性在章之下。亦因谢山之识解似尚不如实斋也。 7.堇浦剽窃《鲒埼亭集》，弟无研究，不敢下断语，以时间言之，全死于乾隆二十年，杭死于三十五年，杭固来得及看到《鲒埼亭集》。到底如何？除非取两集对勘，才能定案。以理言之，杭氏之学之文才，不在全下，何以窃之。清代言谰言诬贤者，如称戴东原窃人《水经注》疏之类，即是。
弟一生玩弄词章，其他属于学问上事，属于扣槃扪籥之流，承下问，约略言之，恐多谬妄，祈指正参考。匆复，即贺
新年并祝教授职通过（吴调公有回信给弟，表示全力以赴）
钱仲联1988.12.27
发此信时，得吴调公第二次来信，说阁下教授职称之事，已在省通过，特再祝贺。
仲联先生的教诲和指导，坚定了我撰著《全祖望评传》的决心，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深受启迪。利用教学之余和寒暑假期，我花了五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书稿。此书1996年1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最早完成的50部评传之一，由主编匡亚明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闻发布会。1997年底，《全祖望评传》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尚可告慰仲联先生的是，在专心撰著《全祖望评传》的五年中，我仍然挤出时间从事明清戏曲的研究。1995年，台湾志一出版社出版了拙著《汤显祖与明清传奇研究》。1998年退休以后的近二十年中，我仍积极参加有关昆曲研究的各项活动，撰写了十多篇论文。2006年，拙著《昆腔传奇和南杂剧》在台湾出版。2016年9月，我出席了在江西抚州举办的纪念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学术高峰论坛，抚州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聘我为荣誉研究员；2017年，《汤显祖学刊》创刊，我被聘为编委会编委。
仲联先生永远在我心中
老年人写回忆文章，既有慰藉，更有伤感。回想起68年前在乌目山下的轮船上与仲联先生相識时，我年方十八；而执笔撰此文时，我已是个八十有七的老朽了。仲联先生仙逝于2003年，转眼已有17年了。往事历历在目，能不伤感！
但是，仲联先生永远在我心中，给我以鼓励和鞭策。这17年中，每次经过仲联先生故居，我总想敲门进去，与他老人家聊聊沙洲中学的往事，说说苏州大学的近况，提出些疑难问题，向他请教。可是人去楼空，幻梦而已，能不伤感？
章培恒先生在《钱仲联先生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以笺注为例》一文中，劈头就说：“现在被奉为大师的似乎也多起来了，而真正的大师却珍稀如凤毛麟角。钱仲联先生是其中的一位。”（冯亚中编《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于仲联先生，不从事文史哲工作的读者可能还不大了解，因此在此文的结尾，我想用最简略的文字介绍一下这位大师级的学者和诗人。
钱萼孙（1908-2003），字仲联，以字行，号梦苕，江苏常熟人，原籍浙江湖州。当代著名诗人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1926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49年前，历任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1949年后，先后执教于常熟沙洲中学、扬州行政干部学院、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文革”结束后，为苏州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明清诗文研究室主任；曾任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社会职务。与学长王蘧常合称为“江南二仲”，所作诗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蜚声海内。对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造诣精深，著作等身。主要有《人境庐诗笺注》《剑南诗稿校注》《鲍参军集补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李贺年谱会笺》《梦苕庵诗话》《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主编《清诗纪事》和《近代诗选》等等。
2020年2月撰写于苏州葑溪轩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乌目论交四十秋，吴趋仍岁又同游。
输君笃志兼文史，才大何如万斛舟。
叙录南词早了然，南洪北孔更精研。
霜厓逝后陈翁逝，赖有君持袋钵传。
新编评传鲒埼亭，玉尺衡量此典型。
我愧灯前头雪白，高歌眼尚为君青。
仲联先生的过奖之词，我愧不敢当。但这三首情深意真的七绝，却道出了我与仲联先生半个世纪的忘年之交，勾起了我对美好往事的回忆。
相识于常熟至沙洲的轮船上
乌目山，即常熟虞山。我与仲联先生相识于常熟，初次见面于1952年10月2日由常熟西门开往沙洲区合兴街的轮船上。是年夏，我毕业于太仓师范学校，在无锡参加了苏南地区中学教师暑期学习会后，由苏南行署文教处分配到常熟县私立大南中学任政治辅导员，而仲联先生当时任职于大南中学。由于中教暑期学习会9月底才结束，故新学年推迟到10月初才开学。10月1日我到常熟县文教科报到，次日一早，便赶到了西门外轮船码头。当开往沙洲的轮船刚开出尚湖不久，我发现一位四十多岁而早生华发的先生正襟危坐地在看书，胸前“常熟私立大南中学”的红校徽分外醒目。“大南中学”，这不是我要去工作的学校吗？于是我便主动前去打招呼，在我“自报家门”之后，这位先生便用一口纯正的常熟话作了自我介绍。就这样，我与仲联先生戏剧性地相识于乌目山下的轮船上。
在大南中学，仲联先生无疑是大材小用，但他讲授高三语文和高中的中国历史课程，却深受学生的欢迎。过了一段时间，我对仲联先生的家世、生平和学问有了大致的了解。1952年底，私立大南中学收归国有，易名为常熟县沙洲中学。1953年夏，中学政治辅导组撤销，我改教初中地理。从此，我与仲联先生同属史地教研组，接触的机会也就多了。那时，我已萌生了工作满3年，即报考高校中文系深造的念头。从此，聆听仲联先生的高论，虚心向其求教便成了我最感兴趣的事。
1955年夏，我报考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8月中旬接到录取通知，月底我回沙洲中学办理了离职手续，便告别了生活、工作了3年的沙洲中学，匆匆赶回上海到师大报到。由于仲联先生携师母在常熟度暑假，我也就没有能与仲联先生和师母告别。后来才知道，在我离别沙洲中学的第二年，仲联先生也离开了沙洲中学，先是在扬州行政干部学校工作，后又执教于南京师范学院和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
真诚的关怀令我深受感动
1962年12月，我研究生毕业了，陈中凡师要我留校工作，我因女友在苏州，希望分配到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高校工作正处于調整阶段，进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我作为教育部储备师资，暂留南京大学等待分配。为了让江苏师院的领导了解我的情况，我便写信给仲联先生，介绍了我的近况和想到江师工作的愿望，请求仲联先生在可能的情况下相助一臂之力。很快我就收到了仲联先生的回函，仲联先生欢迎我到江师中文系工作，并说已向院、系领导作了推荐。不久，刚调到南大中文系的徐铭延教授告诉我，仲联先生有信给他，请他在省教育厅人事处主持工作的夫人关照一下我要求分配到江师工作的事情。徐先生也表示一定鼎力相助。
在仲联先生和铭延先生夫妇的关怀和帮助下，1963年9月底，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江苏师院中文系工作。国庆节后不久，仲联先生特设家宴为我和妻子接风，不仅向我详细介绍了中文系的各方面情况，还陪我拜访了系主任刘开荣和历史系主任柴德庚先生。
1964年新学期开学，我为毕业班开设《元明清文学史》和《戏曲作品选》，开始有一位助教，不久他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便由我一人独立担当主讲和辅导。时年春节，毛泽东发表了有关教学改革的谈话，强调学生要自己学，不要迷信分数，反对教师“满堂灌”……系领导要求各部门课程都要努力贯彻毛泽东有关讲话的精神。在此背景下，我又是首次上大学讲台，颇感惶恐，再三思考，决定在三个方面做些改革的尝试：
一是充分利用教科书（教学大纲规定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教科书），教师讲授在“少而精”上下些功夫；二是尽力结合当时文艺领域的形势和任务；三是《戏曲作品选》采用开卷考试，《元明清文学史》仍闭卷考试，但试题必须精心设计，力避死记硬背而有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仲联先生当时是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上述这些设想我都曾征求仲联先生的意见，仲联先生均深表赞许。在领导的支持和学生的配合下，实践的结果尚算顺利。《戏曲作品选》的考试，采取选一折北曲杂剧名作，由学生作注释和评析；分析《窦娥冤》，联系批判“有鬼无害论”；讲明清传奇突出“时事新剧”；评论《水浒传》，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等等，都得到了当时教务处有关领导的赞赏。我所撰写的有关两门课程的总结，还刊登于教务处主编的《教学通讯》上。
1964年10月，部分教师和1965届和1966届全体同学到农村参加“四清”，我也参加了，次年7月才返校。原来《古代文学史》分三段教学，要学三个学期。1966届参加了近一年的“四清”，系领导决定在一个学期内完成这门课的教学，由仲联先生、我与一位青年教师组成教学小组。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把全班五十多位学生分成三个小组，我们三人各负责一个小组，采用教师启发—学生自学—师生研讨—教师答疑—学生自选题目撰写论文的教学方式。整个教学分为两大段：先秦—唐、五代和元明清、近代，分别由仲联先生和我负责启发和答疑的工作。如此教学改革的成败得失姑且不论，却给了我一个难得的向仲联先生学习的机会。可是好景不长，这门课一结束，寒假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
尽管早在1952年苏南中学教师暑期学习会上，仲联先生已向党组织交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可是“文革”开场不久，仲联先生还是在劫难逃，进了“牛鬼蛇神队”。我是个胸无大志，与世无争的人，对“文革”又很不理解，于是成了逍遥派。我与仲联先生的关系，不仅被迫疏远，且经受了考验。由于造反派和古代文学组个别居心叵测者的阴谋和挑拨，仲联先生及其家人对我产生了误会。我虽问心无愧，心地坦然，但彼此的处境比较尴尬。可慰的是，“文革”后期招收了工农兵学员，中文系革委会的领导要求仲联先生编写一本简略的《古代文学史》。仲联先生坚持由我来撰写有关明清戏曲部分。我虽一再婉谢，最后还是勉为其难，滥竽充数。这是否说明仲联先生此时已消除了对我的误会？我不得而知。 “四人帮”被粉碎后，经过清查和拨乱反正，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仲联先生又开始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为了充分发挥仲联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一次总支召开的会议上，我建议为仲联先生建立一个专门的研究室。院系领导经研究很快采纳了我的建议。上世纪70年代末便成立了“明清诗文研究室”，由仲联先生任主任，调了几位教师参加，还从1977级中经考试挑选了4个学生，边学习边工作。在一次由系领导主持的会议上（我也应邀参加），由仲联先生提出，经与会者的充分研讨，决定编纂《清诗纪事》，作为明清诗文研究室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明清诗文研究室成立不久，总支书记曾对我说：“钱先生希望你做他的助手，我们也同意。”我因兴趣在明清戏曲和小说，对明清诗文又缺乏深入研究，婉谢了仲联先生和系领导的好意。但是，我对研究室的工作还是十分关心和支持的。在仲联先生主编的《明清诗文研究丛刊》第一、二辑上，曾刊发过我的两篇论文；明清诗文研究室与《文学遗产》联合主办的清诗研讨会上，我也提交了论文《清诗评价之我见》。
1978年，由郭绍虞主编的《古代文论选》进行修订，参加此项工作的仲联先生希望我对此书的修订提些意见。在认真思考后，我写信给仲联先生，建议增加有关明清戏曲小说方面的论选，并开出了具体的篇目。仲联先生对此极为重視，回信说：“所提对《文论选》的正确意见和提供的补选篇目，十分宝贵。已寄往郭绍虞先生处，在此代他表示感谢。”1979年，在天目山举行的《马列文论百题》审稿会上，我碰到《古代文论选》修订本副主编王文生先生，他对我说：“钱先生十分器重你，他曾建议郭先生请你参加修订工作，负责有关戏曲、小说的增补工作。”
1988年底，我申报教授职称，此事我从未对仲联先生提起过。可是，仲联先生却致函南京师范大学的吴调公先生，请他在评审时关照我的晋升之事。1988年12月27日的来函中，仲联先生还向我表示祝贺：“发此信时，得吴调公第二次来信，说阁下教授职称事，已在省通过，特再次祝贺。”
2000年，拙著《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出版。仲联先生对黄氏深有研究，发表过不少有关黄氏的论文。拙著的撰写过程比较顺利，皆得益于仲联先生的大著和指教。时年八十有七的仲联先生不仅为拙著题签，还宠赐序文。序中结尾曰：“王子永健，与余共事有年，顷出其新著《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授予读之，则恰如吾意所欲云而不能为者，摩西得此论定，其必凌云一笑无遗恨矣。永健中年英俊，于戏曲为专长外，博综文史，圆该统照，成此宏著，非偶然也。永健属为一言引喤，遂放笔书之如此。”
从年龄来说，仲联先生是我的父辈，就学问而言，仲联先生则是我的师辈。可是，两次同事，仲联先生引我为忘年之契，奖掖不遗余力，关怀无微不至，实在令人感动而难以忘怀。
悉心的指教使我得益匪浅
近四十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上，仲联先生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每当我接受一项新的科研任务，或遇到困难和疑惑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向仲联先生请教。而仲联先生则有求必应，总能及时拨冗详加指教，这里且以仲联先生赠诗中提及的“新编评传鲒埼亭”为例，略作介绍，以见一斑。
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传主共有200位，1988年12月中旬，我去南京开会，同门学长吴新雷教授（时任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主任）推荐我撰写《全祖望评传》。考虑再三，我接受了。对全祖望我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也曾读过他的一些传记佳作，但并无研究。从思想家的视角为全祖望撰写评传，对我来说不啻是一个新的课题，心中难免惶惑不安。于是，1988年12月26日，我致函仲联先生，提出了有关全祖望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请他指教。第二天，我便收到了仲联先生的回函。现转录如下：
永健同志：
26日函敬悉。内子病承关注，至感！撞破的是头颅，全身亦重伤，经抢救，保了性命。今头部已无问题，但全身尚有多处作痛，需一段时间疗养。
大函所述，略陈鄙见如下：
1.古典戏曲的学术研究，快成绝学，为传统文化计，阁下宜力任其难，继续从此，不要舍此另做打算。但兼搞其他学术研究，扩展课题，是另一问题。专而更求其博，自属至要，与专业不相悖也。
2.谢山浙东人，受梨洲传统影响深，而且清初浙东一地，抗清至极，对之亦有影响。窃疑其先世，或曾参加抗清事业（手边无书考证，故做此揣测），故其遗文中极力表彰抗清志士与遗民。
3.谢山思想核心，弟亦乏研究，就现象观之，似仍不出梨洲范围，重在纪实之文章。其它皆是作为乾隆时代学者应有之博学，涉及经学等方面。与同生浙东之邵晋涵（邵稍后，谢山乾隆元年进士，晋涵三十六年进士）有相似之处，可谓同方同术。
4.关于全氏补修《宋元学案》，哪些方面有发明创造问题。黄宗羲原书是未定稿本，作了初步编排，距离要求尚远。有补定，有修定，有全补。种种做法都是《学案》的老体例。全氏以史学家撰写此哲学史性质之学案，汇编资料，但对各大儒思想，缺乏具体阐说评论。如果说有什么发明创造，则卷96之《荆公新学略》，卷99之《苏氏蜀学略》可说是一种创新。全氏之见解，以为王、苏都是杂学，论见《荆公新学略序录》，欲以此求其本末。这对续《宋元学案》者有启发。
5.全氏诗一般而已，不足成家。
6.梁任公谓谢山结浙中王学之局，此说未允。谢山之后，浙东史学大师章学诚，才可说结浙中王学之局。章氏之学，源本浙东，上溯陆王，不存门户之见。《文史通义》卷三《内篇》有《朱陆》篇，称清人攻陆王者为“伪陆王”，则于真陆王，盖持肯定态度，肯定其得，不等于掩盖其失。章氏于《内篇五》《浙东学术》一篇中对浙东王学更作了全面的总结，比较允当。所以总体上说，结浙中王学之局者，既是实斋而不是谢山，则谢山之对王学之看法，并非总结之论，其重要性在章之下。亦因谢山之识解似尚不如实斋也。 7.堇浦剽窃《鲒埼亭集》，弟无研究，不敢下断语，以时间言之，全死于乾隆二十年，杭死于三十五年，杭固来得及看到《鲒埼亭集》。到底如何？除非取两集对勘，才能定案。以理言之，杭氏之学之文才，不在全下，何以窃之。清代言谰言诬贤者，如称戴东原窃人《水经注》疏之类，即是。
弟一生玩弄词章，其他属于学问上事，属于扣槃扪籥之流，承下问，约略言之，恐多谬妄，祈指正参考。匆复，即贺
新年并祝教授职通过（吴调公有回信给弟，表示全力以赴）
钱仲联1988.12.27
发此信时，得吴调公第二次来信，说阁下教授职称之事，已在省通过，特再祝贺。
仲联先生的教诲和指导，坚定了我撰著《全祖望评传》的决心，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深受启迪。利用教学之余和寒暑假期，我花了五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书稿。此书1996年1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最早完成的50部评传之一，由主编匡亚明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新闻发布会。1997年底，《全祖望评传》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尚可告慰仲联先生的是，在专心撰著《全祖望评传》的五年中，我仍然挤出时间从事明清戏曲的研究。1995年，台湾志一出版社出版了拙著《汤显祖与明清传奇研究》。1998年退休以后的近二十年中，我仍积极参加有关昆曲研究的各项活动，撰写了十多篇论文。2006年，拙著《昆腔传奇和南杂剧》在台湾出版。2016年9月，我出席了在江西抚州举办的纪念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学术高峰论坛，抚州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聘我为荣誉研究员；2017年，《汤显祖学刊》创刊，我被聘为编委会编委。
仲联先生永远在我心中
老年人写回忆文章，既有慰藉，更有伤感。回想起68年前在乌目山下的轮船上与仲联先生相識时，我年方十八；而执笔撰此文时，我已是个八十有七的老朽了。仲联先生仙逝于2003年，转眼已有17年了。往事历历在目，能不伤感！
但是，仲联先生永远在我心中，给我以鼓励和鞭策。这17年中，每次经过仲联先生故居，我总想敲门进去，与他老人家聊聊沙洲中学的往事，说说苏州大学的近况，提出些疑难问题，向他请教。可是人去楼空，幻梦而已，能不伤感？
章培恒先生在《钱仲联先生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以笺注为例》一文中，劈头就说：“现在被奉为大师的似乎也多起来了，而真正的大师却珍稀如凤毛麟角。钱仲联先生是其中的一位。”（冯亚中编《学海图南录——文学史家钱仲联》，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于仲联先生，不从事文史哲工作的读者可能还不大了解，因此在此文的结尾，我想用最简略的文字介绍一下这位大师级的学者和诗人。
钱萼孙（1908-2003），字仲联，以字行，号梦苕，江苏常熟人，原籍浙江湖州。当代著名诗人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1926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49年前，历任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1949年后，先后执教于常熟沙洲中学、扬州行政干部学院、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文革”结束后，为苏州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明清诗文研究室主任；曾任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社会职务。与学长王蘧常合称为“江南二仲”，所作诗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蜚声海内。对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造诣精深，著作等身。主要有《人境庐诗笺注》《剑南诗稿校注》《鲍参军集补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李贺年谱会笺》《梦苕庵诗话》《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主编《清诗纪事》和《近代诗选》等等。
2020年2月撰写于苏州葑溪轩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