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止一次说过和写过，我不是一个作家，更不是一个文艺评论者，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只是文艺园地里的一个杂工，干了一些碎活。我喜欢文艺，读了一些书，但这不是有系统的学习、研究，而只是无计划的“杂览”。从抗日战争前后起，我写了一些不合格的剧本，和相当数量的杂文随笔，现在看来，我写的东西极大部分是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了它不仅不很完善，而且很明显地带有左倾思潮的烙印，但是我重读这些文章，却并没有后悔的心情，也不想加以修改，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去年出版了两册作品选集和一本杂文随笔集，我都让它留下历史的斑痕，而没有加以装饰和掩盖。
　　今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作家谈创作”丛书，其中有我的一本，这对我说来确实是一个难题。“谈创作”的文章，我写过不少，可是如前所说，我是一个业余文艺工作者，更没有系统地学过文艺理论，我写过的这一类文章，都是我个人习作过程中的一些不成熟的、乃至带有主观性的感想和记录。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末，我写得最多、最杂，也可以说，写得比较恣肆。五十年代以后，我担任了行政职务，讲话和做文章就不免要受到所处地位的限制，在左风压人的时候，也难免有违心之论，歌德之词。但是，有一些论点，例如文艺服务的对象要广、应该包括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文艺的题材要宽，作家可以和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文艺(包括创作和评论)的作用是感人而不是训人，文艺工作者要多读书、多联系人民群众、扩大知识面，要重视技巧，反对“直、露、粗、多、假”等等，则是前后一致的。我的这些想法——，也可以说是我探索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在十年浩劫中都成了我的“滔天罪行”，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我不想理会这些，自反而索，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
　　按照茅盾同志的说法，这个集子的文章都已经是“陈年冷饭”，现在再把它集合起来，一方面可以让人们看到我在半个世纪中走过来的足迹，同时，对于开始从事文艺工作的年青人，也许还有一点参考作用。
　　这本书是李子云(晓立)同志给我搜集、编辑的，她还给我删节了一些重复的章节，和校订了一些以前版本中的误植，对此，我对她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一九八一年六月，夏衍在上海。
　　夏衍同志无论在文章中或口头上，常常自称为业余文艺工作者(他连“家”都不承认，而只认为是“者”)，他看了这本“论创作”的篇目后，再一次宣称，说他的正业是新闻和统战工作。过去，我总以为这是他过谦之辞。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在文艺战线上工作了六十多年，而且对中国新文艺的发展做出了不容抹煞的贡献的文艺界前辈，怎么能说文艺不是自己的正业呢？后来，我读了他更多的文艺以外的作品，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生也太迟，对他的革命经历和作品了解得太少，只局限于他所从事的一个工作方面来认识他。而从他五六百万字以上的文章看来，他的为数不少的多幕剧和独幕剧、电影剧本、长、短篇小说、报告文学，以及有关文艺的论述，最多也不过占他全部文章的五分之一。他所写的报章社论、政论、时事述评、以及针砭时弊的杂文，数量远远超出文艺作品。如此说来，他对党的新闻工作的贡献确实不亚于对新文艺工作的贡献。
　　夏衍同志在他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革命活动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所从事的活动方面很广，还不仅仅是新闻与文艺两个方面，并且长期参与统战、外事工作。而在文艺战线上，从左翼文艺运动开始，他又长期负担过组织、领导工作。这些政治活动必然给他的创作上带来一定影响。他的有关文艺论述的文章，有不少是从组织领导工作角度来进行评论的，或指导当时的文艺运动，或总结一个阶段的工作经验。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他写过不少指导当时戏剧运动的文章。随着中国话剧运动的发展，从“爱美”、业余走向专业，与抗日救亡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新的戏剧文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戏剧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夏衍同志谈剧运的文章有一部分不是全谈创作却又与剧本创作有关。再如，全国解放以后，他负责电影行政领导职务，对电影工作的讲话和文章数量也不少，其中很大一部分针对电影行政领导、体制及影片摄制等问题，特别是导演工作，而不是专门谈论电影剧本创作。对这两部分中有兼及创作问题的，我原想选用几篇，但是夏衍同志最后审定篇目时，都坚决删除了。他只留下专门谈论创作及改编的。当然，他的有关电影的论述已经编成《电影论文集》出版了，有关戏剧的部分，也可再另外选编一本《戏剧论文集》。
　　尽管夏衍同志自己删减了不少文章，但是，他的这本“论创作”所涉及的范围仍然比较广泛。他曾开玩笑地说，除了诗歌之外，其他的文字样式他几乎无所不写。是的，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话剧剧本，他都写，都有经验之谈，评论之作。因此，就依照他个人作品的序、跋、前言、后记；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分为四辑。
　　夏衍同志还经常声明他不是理论家。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不过这倒也正是他谈论创作的一个特点。他的文章多从实际出发，从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从当时的文艺创作的实际状况出发，也就是说，他的谈论创作很少泛论，比较崇实。将他的近五十年中所写的文章集合起来(这本集子中最早的文章写于一九三六年)，可以看到左翼文学主张的发展演变。左翼文学崛起就揭起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旗帜，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左翼文学是在与封建余孽、与殖民地文化、与国民党御用文人、以及第三种人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因此，不论三十年代，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他也都是鲜明地主张为当前最大的政治服务的，全国解放以后，他担任了文化行政领导职务，他也提出过要求文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的号召。他在《自序》中说，他写过不少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作品，而“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了它不仅不很完善，而且很明显地带有左倾思潮的烙印”，但他“都让它留下历史的斑痕，而没有加以装饰或掩盖”。夏衍同志在这里总结了一条重要的教训：要求文艺直接配合当前政治任务，作为宣传政治主张的工具，确实给文艺创作带来不良后果，造成不少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治的宣传品。当然，从革命文艺来说，文艺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并且应该对政治发生一定的(包括间接的)影响和作用。而这种影响和作用是必须通过文艺本身的特性和规律才能达到的。从夏衍同志全部论创作的文章来看，其实，他多年以来，都是坚持不渝地主张尊重、重视文艺自身的规律与特性。他一贯强调文艺作品必须“通过形象、通过人的思想感情来感染人”，反对从主题出发，反对外加的倾向性；他一贯主张文艺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真实地反映各种各样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反对图解政策、公式主义和把生活简单化；他一贯主张作家必须写自己所熟悉的与关心的，要求作家随时随地联系群众、注意积累素材，反对在创作上装腔作势、弄虚作假；他也一贯主张作家要不断提高艺术质量，强调作家学习的重要性：学习马列主义、丰富各方面的知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砥砺艺术技巧。因而，他的“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也还是依照文艺的基本规律来配合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总结左倾思潮影响下文艺创作上的一些弊病，都是反对了简单地为政治服务的主张的。他一九六一年六月在全国电影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题名为《把我国电影艺术提高到一个更新的水平》)，指出了电影创作中的宿疾是“直、露、多、粗”，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批判“阴谋文艺”及其变种——由“阴谋文艺”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转换文艺”时，他又增加了一个“假”字，归结了我们文艺创作中多年以来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而这些主张，在十年浩劫中，却被当做资产阶级文艺的代表性论点，遭到反复的批判。
　　在编选这本集子的过程中，也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这不仅让我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了这样一位文艺前辈的创作经验谈，而且，这些文章所表现的知识的广博、文章的严谨、文字的洗练，都堪为我们学习写作的楷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青年作者的关怀，从文章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是在戏剧还是电影方面，他都面对青年：支持青年、爱护青年、指导青年，而不是对他们挑挑剔剔、冷淡、甚至排斥。这种态度是有成就的前辈们所共同的，它既使我们感动，又让我们尊敬。
　　编这本集子，在查抄资料和编选中得到王同志帮助，并此致谢。
　　 李子云
　　
　　一九八一年六月
　　
　　(《夏衍论创作》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