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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开展推普工作迄今已有十多年，在教育、服务、传媒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教育领域，普通话在许多省市的中小学成为了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但是，方言区的校园推普工作并不够彻底，而本地方言的痕迹是否应该从课堂教学中完全抹去不留痕迹仍是值得商榷的问题。通过对方言在语文教学中所起作用的具体叙述，普通话与方言在朗诵、培养语感、应用层面等的优势比较，以及方言引入教学过程的利与弊的辩证分析，旨在对语文教学中的方言应用提供科学、可行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语文教学 方言 粤语
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粤方言则是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之一。在方言地区，尽管国家的推普工作不断取得成效，但也引发了推普与保护方言两股力量之间的角力。在学校的语文课堂上，用本地方言还是普通话讲课，令许多老师感到苦恼而无法决断。
对于方言能不能引入语文教学课堂的问题，笔者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方言保留了较多的古音，应用在诗歌朗诵中可以更加突出其本身的韵律美。以杜牧的《山行》为例，“远上寒山石径斜”中的“斜”不读“xié”而是读“xiá”。原因在于，读“xiá”才能与后面的“家”（jiā）和“花”（huā）押韵。因此，教师在讲授古代诗歌的时候，可以用方言朗诵的形式让学生感受古诗抑扬顿挫的音韵美。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能使学生彻底理解某一知识点，可谓绞尽脑汁。对于诗的押韵，运用当地方言，尤其是保留较多古音的方言，进行示范朗读，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以粤语为例，粤语发源于北方的中原雅言（汉族母语），于秦汉时期传播至两广地区与当地古越语相融合，是发展历史较为悠久的语言。粤语有九声六调，历史上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战乱灾害较少、经济相对独立等原因，语言的保守性较为突出，相对于北方官话，真实地保留了不少中原旧音。清代音韵学家陈澧在《广州音说》中指出：“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1。陈毅亦有诗云：“千载唐音听粤腔”2。可见，粤语较为接近唐音是不争的事实。
用粤语去读古诗，不仅使学生更容易理解诗歌的押韵，还能显出别样的韵味。这里将杜甫的《春望》作为例子：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粤语：sam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粤语：sam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粤语：gam1）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粤语：zam1）2
从每行诗句末尾的粤语拼音不难看出，此诗用粤语读是句句押韵的，读起来朗朗上口，能够较易理解作者面临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窘境时的沉重心情。但如果用普通话读，“深”“心”“金”“簪”分别押“en”“in”“in”“an”韵，押韵明显不整齐，读起来略为拗口，也失掉了些许韵味。
朱自清先生对此持大致相同的看法。作为杰出的语文教育家，他对于“读”的教育方法理论到现在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他的主要思想之一就是，对古代的诗文应当要“吟”，帮助学生顺自己的“语络”。吟诵是中国汉语古诗文的活态。吟诵使用的是文读系统的语音，在北方地区更接近官话，在南方地区则更接近当地方言。用方言吟诵古诗文，第一是具备可行性，基于学生都会讲方言的前提便能够顺利施行；第二是有助于再现古诗文的本来面貌，为学生带去原汁原味、具体可感的知识体验。
笔者认同在语文教学中引入方言的理由不仅仅如此。据笔者所做的小范围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接受调查的广州学生中，有不少人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是接受粤语教学的。有两位番禺的同学表示自己大学之前遇到的教师（如果本身会讲粤语的话），几乎都是将粤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而有一位越秀区的同学则表示自己所在的学校有规定教师必须使用普通话教学，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绝大部分教师还是以粤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只有在公开课、校长巡视等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课堂上讲普通话。另有一位荔湾区的同学则说自己所在的学校有对普通话教学作明文规定，且规定的执行过程中也确实是清一色的普通话教学。从以上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广州“推普”的十多个年头里，本地学校大多达到了普通话教学在学校层面的要求，尤其是市区的学校，倡议、标语随处可见，但相关规定的执行情况在不同区市、不同层次的学校却是参差不齐的，像番禺、从化这些边缘区域的学校，开展推普的工作更有难度。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否真正实现普通话教学，这些广州地区学校的学生，在课堂以外无不使用粤语进行日常沟通交流，并且他们自小所接触的也是纯正的粤文化。换句话说，普通话教学，带来的只是普通话在使用层面的成效，但粤语却是在使用层面与文化层面上都对学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夏丐尊先生针对语文教育在《我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个信念——传染语感于学生》一文中提出了“语感论”，意谓教师需培养学生对于语言的敏感性。母语为粤语的学生，在阅读语文教材时对于字词的灵敏度，短时间内很难在教师的指导下得到显著的提高。基于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如果生硬地推广普通话教学，从长远看对于学生的成长或许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将方言引入教学中，尤其是语文教学中，便具备了它的必要性。方言在语文教学课堂中的应用，对于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古诗文、尽量避免课堂与生活的脱节等方面或能取得不错的成效。
但是，方言的引入，并不是无节制无范畴的。盲目的引入，也很容易显露出它的弊端。广州地区的学生在使用普通话投入语文课程的学习时，难免会用粤语和粤文化的思维定式去代入课程内容。在小学阶段学习造句时，试卷上常常会有一种将一句话分成好几块打乱让学生重新组合的题目，粤语中常见一些倒装句式，如普通话中的“怪不得”，粤语是写成“勿怪得”“唔怪之得”或“怪唔之得”，按照通常的思维定式，对于学生做好此类题目增添了一些困难，不利于学生在学习成绩上取得良好的表现。
综合以上，笔者认为，方言在语文教学（其他学科此处不作讨论）中的应用，最好是放在文言文、对联和古诗词等内容的教学上，其目的应当放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点、辅助了解具体文化内涵上面。对于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教师，如何平衡好普通话教学与方言应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他们在教学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不断追问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澧所著《东塾集》卷一，“广州音说”。
[2]陈毅：《陈毅诗稿》，南京.南京图书馆，1977年版。
【关键词】语文教学 方言 粤语
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粤方言则是现代汉语的七大方言之一。在方言地区，尽管国家的推普工作不断取得成效，但也引发了推普与保护方言两股力量之间的角力。在学校的语文课堂上，用本地方言还是普通话讲课，令许多老师感到苦恼而无法决断。
对于方言能不能引入语文教学课堂的问题，笔者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方言保留了较多的古音，应用在诗歌朗诵中可以更加突出其本身的韵律美。以杜牧的《山行》为例，“远上寒山石径斜”中的“斜”不读“xié”而是读“xiá”。原因在于，读“xiá”才能与后面的“家”（jiā）和“花”（huā）押韵。因此，教师在讲授古代诗歌的时候，可以用方言朗诵的形式让学生感受古诗抑扬顿挫的音韵美。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能使学生彻底理解某一知识点，可谓绞尽脑汁。对于诗的押韵，运用当地方言，尤其是保留较多古音的方言，进行示范朗读，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以粤语为例，粤语发源于北方的中原雅言（汉族母语），于秦汉时期传播至两广地区与当地古越语相融合，是发展历史较为悠久的语言。粤语有九声六调，历史上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战乱灾害较少、经济相对独立等原因，语言的保守性较为突出，相对于北方官话，真实地保留了不少中原旧音。清代音韵学家陈澧在《广州音说》中指出：“广州方音合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1。陈毅亦有诗云：“千载唐音听粤腔”2。可见，粤语较为接近唐音是不争的事实。
用粤语去读古诗，不仅使学生更容易理解诗歌的押韵，还能显出别样的韵味。这里将杜甫的《春望》作为例子：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粤语：sam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粤语：sam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粤语：gam1）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粤语：zam1）2
从每行诗句末尾的粤语拼音不难看出，此诗用粤语读是句句押韵的，读起来朗朗上口，能够较易理解作者面临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窘境时的沉重心情。但如果用普通话读，“深”“心”“金”“簪”分别押“en”“in”“in”“an”韵，押韵明显不整齐，读起来略为拗口，也失掉了些许韵味。
朱自清先生对此持大致相同的看法。作为杰出的语文教育家，他对于“读”的教育方法理论到现在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他的主要思想之一就是，对古代的诗文应当要“吟”，帮助学生顺自己的“语络”。吟诵是中国汉语古诗文的活态。吟诵使用的是文读系统的语音，在北方地区更接近官话，在南方地区则更接近当地方言。用方言吟诵古诗文，第一是具备可行性，基于学生都会讲方言的前提便能够顺利施行；第二是有助于再现古诗文的本来面貌，为学生带去原汁原味、具体可感的知识体验。
笔者认同在语文教学中引入方言的理由不仅仅如此。据笔者所做的小范围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接受调查的广州学生中，有不少人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是接受粤语教学的。有两位番禺的同学表示自己大学之前遇到的教师（如果本身会讲粤语的话），几乎都是将粤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而有一位越秀区的同学则表示自己所在的学校有规定教师必须使用普通话教学，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绝大部分教师还是以粤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只有在公开课、校长巡视等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课堂上讲普通话。另有一位荔湾区的同学则说自己所在的学校有对普通话教学作明文规定，且规定的执行过程中也确实是清一色的普通话教学。从以上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广州“推普”的十多个年头里，本地学校大多达到了普通话教学在学校层面的要求，尤其是市区的学校，倡议、标语随处可见，但相关规定的执行情况在不同区市、不同层次的学校却是参差不齐的，像番禺、从化这些边缘区域的学校，开展推普的工作更有难度。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否真正实现普通话教学，这些广州地区学校的学生，在课堂以外无不使用粤语进行日常沟通交流，并且他们自小所接触的也是纯正的粤文化。换句话说，普通话教学，带来的只是普通话在使用层面的成效，但粤语却是在使用层面与文化层面上都对学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夏丐尊先生针对语文教育在《我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个信念——传染语感于学生》一文中提出了“语感论”，意谓教师需培养学生对于语言的敏感性。母语为粤语的学生，在阅读语文教材时对于字词的灵敏度，短时间内很难在教师的指导下得到显著的提高。基于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如果生硬地推广普通话教学，从长远看对于学生的成长或许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将方言引入教学中，尤其是语文教学中，便具备了它的必要性。方言在语文教学课堂中的应用，对于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古诗文、尽量避免课堂与生活的脱节等方面或能取得不错的成效。
但是，方言的引入，并不是无节制无范畴的。盲目的引入，也很容易显露出它的弊端。广州地区的学生在使用普通话投入语文课程的学习时，难免会用粤语和粤文化的思维定式去代入课程内容。在小学阶段学习造句时，试卷上常常会有一种将一句话分成好几块打乱让学生重新组合的题目，粤语中常见一些倒装句式，如普通话中的“怪不得”，粤语是写成“勿怪得”“唔怪之得”或“怪唔之得”，按照通常的思维定式，对于学生做好此类题目增添了一些困难，不利于学生在学习成绩上取得良好的表现。
综合以上，笔者认为，方言在语文教学（其他学科此处不作讨论）中的应用，最好是放在文言文、对联和古诗词等内容的教学上，其目的应当放在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点、辅助了解具体文化内涵上面。对于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教师，如何平衡好普通话教学与方言应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他们在教学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不断追问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澧所著《东塾集》卷一，“广州音说”。
[2]陈毅：《陈毅诗稿》，南京.南京图书馆，197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