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烂朝报”一语，最早出自王安石之口。自宋代以来，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这个比喻是王安石对经书《春秋》的指斥。这一逸事，研究思想史、学术史乃至历史的人，大多熟知。
　　经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民族融和，到了大一统的唐代，胡汉语境本来已经淡漠，不过，承继五代的政治地理，宋代紧张的民族关系，又重新强化了华夷意识。这一现实背景，让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春秋》地位升高，备受重视，带有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大凡带上象征意义的事物，是不容轻易置评的。比如之所以不能轻易否定岳飞，不能轻易肯定秦桧，不光是基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还有象征意义带给人的感情因素掺杂其中。王安石斥《春秋》为“断烂朝报”，在宋代饱受非难。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李幼武接着朱熹编的《名臣言行录》，以及理学家胡寅、真德秀也都以此指责王安石。
　　《春秋》不仅讲尊王攘夷大一统，还有以微言大义的笔法，褒贬历史人物。这就让《春秋》更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意义。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从此可以仿效《春秋》，以微言大义让乱臣贼子惧。《春秋》的这一作用的阐发强化，使史书不再仅仅是作为资治的通鉴而存在，更成为高耸的穿越时光的历史耻辱柱。让昏君乱臣都不敢肆意妄为。大哉，《春秋》！
　　《春秋》一经，拥有如此多层的伟大意义，王安石居然斥为“断烂朝报”，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么，王安石真的指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了吗？宋人多数对此深信不疑，只有微声稀音表示了异议。程颐的弟子尹和靖就说：“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据此，南宋林希逸在其《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八《学记》中为王安石鸣冤：“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之语为荆公之罪，亦冤甚矣。”
　　这件公案，经过清人蔡上翔等人全力发覆，几乎可以断言，这是泼给王安石的一盆脏水。当代《春秋》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赵伯雄先生指出：“通览王安石全部著作，无一语诋《春秋》者，反而多次引用《春秋》传义。”
　　不过，王安石指斥《春秋》为“断烂朝报”见于宋朝国史，因此，在《宋史·王安石传》中也有记载。见于国史也未见得着实，争议甚多的王安石变法，让倾向于否定王安石的国史传记问题颇多。尽管如此，从《宋史·王安石传》对于王安石指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一事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丝破绽来。传载：“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中的一个“戏”字。戏者，玩笑也，当不得真。
　　从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的转引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其高弟弟子陆佃师农、龚原深父并治《春秋》。陆著《春秋后传》，龚著《春秋解》，遇疑难者，辄目为阙文。荆公笑谓：阙文若如此之多，则《春秋》乃断烂朝报矣。盖病治经者不得经说，不当以阙文置之。意实尊经，非诋经也。
　　这段记载尽管我还没有找到原始出处，相信《宋史》本传中的那个“戏”字，就是由这段逸事而来。而这段逸事所述便是王安石说《春秋》为“断烂朝报”的具体语境。本来王安石是一种反讽的假设说法，犹如说“夔一足”。以讹传讹，“断烂朝报”就落实成为对《春秋》的指斥。
　　为王安石翻案，并非此文的本意。我感兴趣的是王安石对待文献的态度和处理对文献的认识。
　　其弟子研治《春秋》，遇有解释不通处，便视为文字有脱阙。对此，王安石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史书的《春秋》就成残缺不全的文件汇编了。显然，王安石不赞同这样的认识，以及以这样的认识来处理文献中的疑难问题。
　　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王安石的这一“断烂朝报”的言论，对于今天校勘古籍，亦不乏启示意义。
　　像王安石弟子那样处理文献的往例，我在校勘实践中，也曾遇到过。聊举如下。
　　这是在校勘曾巩编纂的北宋前期史书《隆平集》时所遭遇的实例。在卷九《弭德超传》中，有“怒王显等居其上”之句，清人彭期七业堂刻本在“王”与“显”之间空出三行。检《四库全书》本，则于“王”下注一“阙”字，并空出三行，以示脱阙。根据我的检核，收录于《四库全书》的《隆平集》底本正是七业堂刻本。四库馆臣见底本有三行空余，以为此处有脱文，故注一“阙”字，且亦依样空出三行。然检《东都事略》卷三三《弭德超传》载：“德超怒显居其上，诟之，且曰：我有安社禝功，汝何人，反在我上？又大骂曰：汝辈当断头，我度上无执守，为汝辈眩惑。显以闻。”《宋史》卷四七《弭德超传》并《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子条所记略同。据此可知，此处原本不阙，底本由于刻板原因，余出三行，四库馆臣不审视内容如何，便误以为底本原有脱文，很负责任地注上一个“阙”字，还依样空出三行。殊不知大谬。
　　同样的情况还见于他处，同卷《曹彬传》于“虽克新城，破涿州”之句，彭期本在“破”与“涿”之间空出一行，四库本亦于“破”下注一“阙”字，并余出相当于一行字数之空缺，以示脱阙。而检之《东都事略》卷三三《曹彬传》载：“雍熙三年，诏彬将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之师，与潘美等北伐，败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与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战于岐沟关，我师败绩。”又《名臣碑传琬琰集》中集卷四三所收李宗谔撰《曹武惠王彬行状》亦载：“三月，破虏固安南，斩首千余级，克其城。又下新城、涿州。戎人来援，大破其众于城南，获马五百匹，杀奚酋贺思相公。四月，又与米信破虏于新城东北，斩首二百级。五月，与虏战攻歧沟关，王师不利。”据此可知，此处原本不阙，也是底本由于刊板原因，余出一行，以此为底本之四库馆臣又误以为此处脱文，故注一“阙”字，且亦依样空行。
　　另外，卷一三《戚纶传》“诈为灵木石之异”之句，“诈为”之下，彭期本原有一墨丁，且于传后记有校语云：“原本灵上疑脱神字。”据此，四库本记入一“阙”字。按，检与《隆平集》此传几乎一字不易之《名臣碑传琬琰集》下集卷七《戚学士纶传》，知此处并无脱阙。
　　对于四库本上述所注“阙”字处，除了运用以上的他校进行考证之外，我还核对了上海图书馆所藏之董氏万卷堂刻本，亦并无脱阙。
　　由以上几例可见，四库馆臣是从底本空行等表面形式上来判断《隆平集》上述几处存在脱阙的。这跟王安石弟子不解《春秋》上下文联系而认为存在阙文一样，都是属于主观臆测。诚然，古籍文献中不乏文字脱阙现象，但大多数文献并非都是不可卒读的“断烂朝报”。
　　以不阙为阙，诚为古籍整理时常常遭遇的一个问题。
　　像王安石弟子和四库馆臣那样具有警惕意识和怀疑精神自然很可贵。不过这种警惕意识和怀疑精神必须要落到实处，得以印证，不能以推测代替结论。那么，如何判断文献是否存在文字脱阙呢？从校勘学入手，需要检核其他版本的异同，来进行判断是否存在脱文。不过，这还是属于技术上的操作，不够有力。最有力的方式，当是技术层面的操作与内容考证相结合。上述几例就是先从其他相关文献证实内容上并无脱阙，然后又从版本上加以印证，并寻觅出显现出貌似脱阙的原因。校勘古籍，一定要深入到古籍文本的内容当中，不能只做机械的“点书匠”。过去刻制书版时书写的工匠，虽然写得一手好字，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不解书写的内容，所以往往致误。机械的“点书匠”，亦犹此也。
　　王安石“斷烂朝报”的笑谈，四库馆臣的教训，给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的启示良多。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日本学习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