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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象在一片新大陆上，建立一个新国度，均等地收纳进世界各地居民，他们携着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而来，那么动用我们正常的理智，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个新国度结合力不强，其中的国民没有共同的历史，因而没有共同的情感、特征和精神，也没有对历史共同的荣誉感和悲怆感，可以说历史是一个国家全体国民最基本的情感。
对于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往往启蒙于课本，定型于印象，很少有人能跳出课本设置的历史框架去旁观它，进而解析它。而课本不尽真实，由此造成大量国民脑中无历史，即便有，也多是缺乏证实的霸王论调，而这势必会引起民众对于历史的乏味感。
或许是连着基因的缘故，真实的历史其实是很有吸引力的：人们从老祖宗那里获取旧时代的信息养料，然后依照时间把它们串联成一条时代的血脉，落成的就是一部民族史。
不幸的是，五四开启白话文、新文化之时，人们几乎是无意识地就把那两千年的文化给全盘否决了，只留下一些历史学家们还拿着显微镜探寻历史深处的真实，成为独立于主流历史之外的边缘产物。通过它们，或许我们能穿透时间的迷障，发现历史留给我们的启思。
马克思主义认为欧洲历史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发展的，当它被引入中国，我们原封不动地沿袭了这么一种历史划分，而在这之前中国是没有历史观的，有的只是史料的记载。
分析史料，我们发现在春秋、东西周时期都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制度叫“井田制”，它规定田地按照不同的功能区分配给耕作者，可见社会主流并不是奴隶制，就根本称不上是“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的地主跟欧洲的赐封领主不一样，他们多是民间发家致富者或是土地兼并者，推行的是无官方干预的市场经济，因而没有欧洲那种固定的阶级存在。而这种直接从西方社会套过来的历史观显然与中国的实情有很大出入。
当中国的公知们大声疾呼民主之时，他们不知道其实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程度不低的民主形态，表现形态有三：一是科举制，二是半内阁制，三是乡村自治。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到明朝晚期，社会上任何人，只要你读书，不管是通过科举考试还是被举荐，你都能够当官，官阶水平依据你的能力而定，最高可至宰相，这就是在中国沿袭了一两千年的科举制。这一制度使得中国整个社会阶层不停地更换新鲜血液，德才兼备者可担当重任。相比于在欧洲沿袭了一千多年的贵族制，科举制可以被定性为一种社会纵向的轮替，而这一纵向轮替的过程就称为“纵向民主”。
这样看来，人们对于“只有古希腊才有民主”的观念显然应该再推敲。而早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科举制就已成为欧洲启蒙人士们的重点关注，以伏尔泰、莱布尼兹等人为代表。尤其是伏尔泰对这个问题阐释最多，他们用了一两个世纪的时间确立新制度——建立大学，人们通过文凭拥有相应的社会地位，担任行政官员、或是公司的管理者。
如今，这一制度盛行于全世界，包括中国，但我们还以为是洋玩意儿，实际上是出口转内销。这样看来，整个社会的纵向民主前身实际上就是文官选拔制，它来自于中国，而这一地位远高于四大发明。
我们再看看中国古代的横向民主——半内阁制。还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到明朝成熟，皇帝之下有宰相，宰相底下又成立小班子，自己组阁。就拿这一制度最为成熟的明朝来看，首府大学士张居正再加上另外两位大学士，三人之下有一个小班子，小班子之下才是文武百官。那时的规定是，皇帝可以发圣旨，但圣旨要经过三位大学士才能够施行，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皇帝家事，只要他们不批准，都可以把圣旨有效打回。
据史料记载，明朝就有很多圣旨被打回的情形，皇帝经常与下面的班子发生激烈争执甚至到互相问候爹娘的程度。这样的制度之下，皇帝、大臣基本上都在一个级别之内，都是国家的控制者，但由于皇帝还发圣旨，所以被称为“半内阁制”，这是一种高层横向民主。
虽然说中国古代没达到今天西方的民主程度，但那时的民主程度是不低的，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一直领先于世界，这里面一定有其过人之处。
相对于高层横向民主，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低层横向民主相对应的国策。古代的情形是，朝廷权力最低只到县级，县以下的各个乡村、宗族都是自治的。比如一个村里分几个大户几个宗族，族长或者民间选拔的村官管理一切，而这种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达成健康有序的治理的。
在食品安全早已成为社会顽疾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深思，到底是时代夺走了人的道德良知，还是消解了制约无良行为的免疫机制，若是把那些不法商贩放在古代市场上，早已被当地的自治系统给处理干净了。
越是探进历史深处，我们越是发现值得我们骄傲的中华文明，但可悲的是，人们对于历史的无知直接导致了他们没有真正的历史优越感。以四大发明和这道那道的传统支撑起来的荣誉感是非常浅薄的，它的“分量不足”很容易使国民瞬间转向自卑。
在“闭关锁国”成为形容中国的定语之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蒙蔽了，对于一概而论的指责我们要谨慎。实际上在明朝中期到晚期的时候，有大量的欧洲人在中国，从传教士到学者，他们跟中国人进行各个领域的交流：几何、代数、微积分、物理、化学、火枪火炮的弹道计算等等；而中国的科举制、技术文化也在不断向欧洲输出。
欧洲一些传教士在他们的信件或日记中写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连最小的村落也是干干净净，精神面貌良好；他们的军队进行一些常规的训练，有精良的装备；他们在跟我们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居高临下的姿态” ，可见当时的中国人是极其自信的。
闭关锁国的是辛亥所要推翻的满清，而非代表华夏正统精神的明朝，华夏中国从来不是自闭的。
我们也许都不会成为历史学家，但作为国民，了解真实的历史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功，因为少了它，即便我们通过不断学习、出国深造来努力包装自己，也掩饰不住深刻在骨子里的民族自卑感。
对于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对历史的认知往往启蒙于课本，定型于印象，很少有人能跳出课本设置的历史框架去旁观它，进而解析它。而课本不尽真实，由此造成大量国民脑中无历史，即便有，也多是缺乏证实的霸王论调，而这势必会引起民众对于历史的乏味感。
或许是连着基因的缘故，真实的历史其实是很有吸引力的：人们从老祖宗那里获取旧时代的信息养料，然后依照时间把它们串联成一条时代的血脉，落成的就是一部民族史。
不幸的是，五四开启白话文、新文化之时，人们几乎是无意识地就把那两千年的文化给全盘否决了，只留下一些历史学家们还拿着显微镜探寻历史深处的真实，成为独立于主流历史之外的边缘产物。通过它们，或许我们能穿透时间的迷障，发现历史留给我们的启思。
马克思主义认为欧洲历史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发展的，当它被引入中国，我们原封不动地沿袭了这么一种历史划分，而在这之前中国是没有历史观的，有的只是史料的记载。
分析史料，我们发现在春秋、东西周时期都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制度叫“井田制”，它规定田地按照不同的功能区分配给耕作者，可见社会主流并不是奴隶制，就根本称不上是“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中国的地主跟欧洲的赐封领主不一样，他们多是民间发家致富者或是土地兼并者，推行的是无官方干预的市场经济，因而没有欧洲那种固定的阶级存在。而这种直接从西方社会套过来的历史观显然与中国的实情有很大出入。
当中国的公知们大声疾呼民主之时，他们不知道其实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程度不低的民主形态，表现形态有三：一是科举制，二是半内阁制，三是乡村自治。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到明朝晚期，社会上任何人，只要你读书，不管是通过科举考试还是被举荐，你都能够当官，官阶水平依据你的能力而定，最高可至宰相，这就是在中国沿袭了一两千年的科举制。这一制度使得中国整个社会阶层不停地更换新鲜血液，德才兼备者可担当重任。相比于在欧洲沿袭了一千多年的贵族制，科举制可以被定性为一种社会纵向的轮替，而这一纵向轮替的过程就称为“纵向民主”。
这样看来，人们对于“只有古希腊才有民主”的观念显然应该再推敲。而早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科举制就已成为欧洲启蒙人士们的重点关注，以伏尔泰、莱布尼兹等人为代表。尤其是伏尔泰对这个问题阐释最多，他们用了一两个世纪的时间确立新制度——建立大学，人们通过文凭拥有相应的社会地位，担任行政官员、或是公司的管理者。
如今，这一制度盛行于全世界，包括中国，但我们还以为是洋玩意儿，实际上是出口转内销。这样看来，整个社会的纵向民主前身实际上就是文官选拔制，它来自于中国，而这一地位远高于四大发明。
我们再看看中国古代的横向民主——半内阁制。还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到明朝成熟，皇帝之下有宰相，宰相底下又成立小班子，自己组阁。就拿这一制度最为成熟的明朝来看，首府大学士张居正再加上另外两位大学士，三人之下有一个小班子，小班子之下才是文武百官。那时的规定是，皇帝可以发圣旨，但圣旨要经过三位大学士才能够施行，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皇帝家事，只要他们不批准，都可以把圣旨有效打回。
据史料记载，明朝就有很多圣旨被打回的情形，皇帝经常与下面的班子发生激烈争执甚至到互相问候爹娘的程度。这样的制度之下，皇帝、大臣基本上都在一个级别之内，都是国家的控制者，但由于皇帝还发圣旨，所以被称为“半内阁制”，这是一种高层横向民主。
虽然说中国古代没达到今天西方的民主程度，但那时的民主程度是不低的，中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一直领先于世界，这里面一定有其过人之处。
相对于高层横向民主，中国历史上也不乏低层横向民主相对应的国策。古代的情形是，朝廷权力最低只到县级，县以下的各个乡村、宗族都是自治的。比如一个村里分几个大户几个宗族，族长或者民间选拔的村官管理一切，而这种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达成健康有序的治理的。
在食品安全早已成为社会顽疾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深思，到底是时代夺走了人的道德良知，还是消解了制约无良行为的免疫机制，若是把那些不法商贩放在古代市场上，早已被当地的自治系统给处理干净了。
越是探进历史深处，我们越是发现值得我们骄傲的中华文明，但可悲的是，人们对于历史的无知直接导致了他们没有真正的历史优越感。以四大发明和这道那道的传统支撑起来的荣誉感是非常浅薄的，它的“分量不足”很容易使国民瞬间转向自卑。
在“闭关锁国”成为形容中国的定语之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蒙蔽了，对于一概而论的指责我们要谨慎。实际上在明朝中期到晚期的时候，有大量的欧洲人在中国，从传教士到学者，他们跟中国人进行各个领域的交流：几何、代数、微积分、物理、化学、火枪火炮的弹道计算等等；而中国的科举制、技术文化也在不断向欧洲输出。
欧洲一些传教士在他们的信件或日记中写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连最小的村落也是干干净净，精神面貌良好；他们的军队进行一些常规的训练，有精良的装备；他们在跟我们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居高临下的姿态” ，可见当时的中国人是极其自信的。
闭关锁国的是辛亥所要推翻的满清，而非代表华夏正统精神的明朝，华夏中国从来不是自闭的。
我们也许都不会成为历史学家，但作为国民，了解真实的历史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功，因为少了它，即便我们通过不断学习、出国深造来努力包装自己，也掩饰不住深刻在骨子里的民族自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