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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 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其著作《乡土中国》是学界共认的 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关键词：费孝通；乡土中国；和谐社会
费孝通，汉族，江苏吴江人，世界级的社会科学家，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最高荣誉奖获得者，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28年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王同惠出外寻求支援，因失足而不幸溺水身亡。费孝通在伤愈后，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
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综观费老一生学术成就，有两部代表作不可忽略：一是奠定他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崇高地位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一是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国人欲改变贫穷命运，从乡土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只能独辟蹊径，而不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模式。费孝通细密地解剖了一个面临着饥荒的小村子他的家乡江村，办的是“个案”，却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大千世界，把握的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全貌”。他把落后中国的传统草根工业的改造和发展，当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向更高一层转化和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被今天的改革实践所证实。费老的学问舶自西方，但是他没有像有些“海龟”那样，把学问深藏于象牙之塔孤芳自赏，而是将它“中国化”、“乡土化”，使之变成改变穷困中国的一件有力武器，并且富有成果这正是他对中国社会学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贡献。
《乡土中国》的写作，也颇有意思。那原是费孝通1947年在西南联大开《乡土社会学》一课的讲义，虽是高头讲章，然而故事化，口语化，趣例多多，别有风味。当时《世纪评论》杂志跟费孝通约稿，他就“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凡14篇，遂成一书。多么洒脱！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虽然，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变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中顽强的抵抗力使中国社会的生活的方式，特别是乡村人民的生活方式依旧没有西方化，所以费老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给中国乡村的定位依然适用。古老的智慧其实总是闪光的，正如如今每当经济危机人们还会去翻看《资本论》一样。废话少叙，我来谈谈在读《乡土中国》对中国熟人社会的认识。
作者开篇就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中国社会虽然有很多阶层，但是他们都是从乡村社 会分离出去的，在行为方式社会习惯方面还带有很多乡土社会同样的痕迹（虽然他们自己是很不愿意承认的，因为“土气”毫无疑问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 所以要研究“中国性”，就不得不从根基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乡土社会。另一层意思是说现在这个乡土性只局限于基层， 就是说虽然地主、知识分子、工人、资本家等社会阶层都是从乡土社会分化出去的，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与乡土社会有了很大不同，所以那些城里人对乡下人冠以“乡巴佬”的称呼，因为他们对于乡土社会已经完全没有了认同感。
中国乡村是“自来熟”的人的聚集地，他们彼此间很少用契约（只有在重大事情上才会用，如地产、房子等转让）。他们彼此的熟悉是城里的人无法想象的。人们从出生开始，别人是在自己眼中过活的，自己是在别人眼中长大的。他们对周围每个人的性格，每家的具体情况甚至某家有什么可以借用的工具都了如指掌，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熟悉降低了人们交往的心理成本，大家才彼此放心。而城里是由陌生人组成，不但因为厚厚的墙壁阻碍了人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因为相互间了解的缺失而有一层使人不“放心”的心理壁垒。而城里人的流动性带来物质流通的同时也夹杂了衣角的风尘，这种风是凉的，使人们的心被吹冷，形成天然的防护膜。
作者又从“土气”切入，分析中国人的农业本性。“远在西伯里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种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因为农业的固定性，才有了“土气”，所以说这个词很贴切的描述了中国的农业本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的生活范围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由于生活的固定，结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许多中国社会的特征都是由此而来。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早在战国就有墨家提出法制社会的观念，但是两千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是人制社会？就是因为这种人际关系的局限性和邻里的熟悉性。“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的着多说么？”这种生活背景下显然没有法律和合同之类东西存在的必要，因为那都是对付陌生人的，只有整天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现代人才需要。对中国人来说，分得太清楚未免伤了感情。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大概也从这里来。
从血缘上来说，乡村的社会团结和城市相比优势并不太大，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血缘浓度都没有被稀释过，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摆在第一位、首先想起和相信的依然是血缘。正如马克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所说“中国很难按照西方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自由，因为从来就摆脱不了宗族的羁绊。迁居城里的居民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同祖籍的关系，保持着同他出生的村子的一切礼仪性的和个人的关系，因为那里有他所属宗族的祖田和祖祠。”中国人“家”的概念是不能用两三句话说清的。因为它包含和承载的太多。也正因如此，中国城市建筑的水泥再坚硬也没有阻隔血缘的凝聚，只是相对于农村大家比邻而居，城里人相互的日常联系和见面的频数少了。但这相对于农村宗族团结与城市经济团结的差距就小得多了。
如今中国社会的传统乡村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下已有大批人进入城市务工，与此同时大量城市文化进入乡村，特别是信息传播的加速带来的影响，使得上述“社会继替”在农村已更趋同于城市的进化论式了。但这种分工带来的影响依然没有完全改变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不同于城市的自治系统，依然由家族、长老等传统势力所把持，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民主思想的缺失，农村的民主选举依然大部分由村庄内大的家族控制。这回归到我们从《乡土中国》中看到的，依旧是“人情”长老制与理性契约的差别。即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不同。
我对费老先生作品的认识也只是蜻蜓点水的一点，这里也是他对我启发挂一漏万的一些感想。相信老先生学贯中西的智慧结晶将启迪更多的中外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作者简介：
孙夏晴（1992.04- ），女，汉族，河南濮阳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0级本科生，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关键词：费孝通；乡土中国；和谐社会
费孝通，汉族，江苏吴江人，世界级的社会科学家，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最高荣誉奖获得者，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28年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王同惠出外寻求支援，因失足而不幸溺水身亡。费孝通在伤愈后，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
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综观费老一生学术成就，有两部代表作不可忽略：一是奠定他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崇高地位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一是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国人欲改变贫穷命运，从乡土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只能独辟蹊径，而不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模式。费孝通细密地解剖了一个面临着饥荒的小村子他的家乡江村，办的是“个案”，却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大千世界，把握的是中国广大农村的“全貌”。他把落后中国的传统草根工业的改造和发展，当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向更高一层转化和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被今天的改革实践所证实。费老的学问舶自西方，但是他没有像有些“海龟”那样，把学问深藏于象牙之塔孤芳自赏，而是将它“中国化”、“乡土化”，使之变成改变穷困中国的一件有力武器，并且富有成果这正是他对中国社会学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贡献。
《乡土中国》的写作，也颇有意思。那原是费孝通1947年在西南联大开《乡土社会学》一课的讲义，虽是高头讲章，然而故事化，口语化，趣例多多，别有风味。当时《世纪评论》杂志跟费孝通约稿，他就“随讲随写，随写随寄，随寄随发”，凡14篇，遂成一书。多么洒脱！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虽然，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变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中顽强的抵抗力使中国社会的生活的方式，特别是乡村人民的生活方式依旧没有西方化，所以费老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给中国乡村的定位依然适用。古老的智慧其实总是闪光的，正如如今每当经济危机人们还会去翻看《资本论》一样。废话少叙，我来谈谈在读《乡土中国》对中国熟人社会的认识。
作者开篇就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中国社会虽然有很多阶层，但是他们都是从乡村社 会分离出去的，在行为方式社会习惯方面还带有很多乡土社会同样的痕迹（虽然他们自己是很不愿意承认的，因为“土气”毫无疑问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 所以要研究“中国性”，就不得不从根基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乡土社会。另一层意思是说现在这个乡土性只局限于基层， 就是说虽然地主、知识分子、工人、资本家等社会阶层都是从乡土社会分化出去的，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与乡土社会有了很大不同，所以那些城里人对乡下人冠以“乡巴佬”的称呼，因为他们对于乡土社会已经完全没有了认同感。
中国乡村是“自来熟”的人的聚集地，他们彼此间很少用契约（只有在重大事情上才会用，如地产、房子等转让）。他们彼此的熟悉是城里的人无法想象的。人们从出生开始，别人是在自己眼中过活的，自己是在别人眼中长大的。他们对周围每个人的性格，每家的具体情况甚至某家有什么可以借用的工具都了如指掌，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熟悉降低了人们交往的心理成本，大家才彼此放心。而城里是由陌生人组成，不但因为厚厚的墙壁阻碍了人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因为相互间了解的缺失而有一层使人不“放心”的心理壁垒。而城里人的流动性带来物质流通的同时也夹杂了衣角的风尘，这种风是凉的，使人们的心被吹冷，形成天然的防护膜。
作者又从“土气”切入，分析中国人的农业本性。“远在西伯里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种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因为农业的固定性，才有了“土气”，所以说这个词很贴切的描述了中国的农业本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的生活范围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由于生活的固定，结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许多中国社会的特征都是由此而来。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早在战国就有墨家提出法制社会的观念，但是两千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是人制社会？就是因为这种人际关系的局限性和邻里的熟悉性。“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的着多说么？”这种生活背景下显然没有法律和合同之类东西存在的必要，因为那都是对付陌生人的，只有整天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现代人才需要。对中国人来说，分得太清楚未免伤了感情。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大概也从这里来。
从血缘上来说，乡村的社会团结和城市相比优势并不太大，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血缘浓度都没有被稀释过，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摆在第一位、首先想起和相信的依然是血缘。正如马克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所说“中国很难按照西方的形式来实现这种自由，因为从来就摆脱不了宗族的羁绊。迁居城里的居民一如既往的保持着同祖籍的关系，保持着同他出生的村子的一切礼仪性的和个人的关系，因为那里有他所属宗族的祖田和祖祠。”中国人“家”的概念是不能用两三句话说清的。因为它包含和承载的太多。也正因如此，中国城市建筑的水泥再坚硬也没有阻隔血缘的凝聚，只是相对于农村大家比邻而居，城里人相互的日常联系和见面的频数少了。但这相对于农村宗族团结与城市经济团结的差距就小得多了。
如今中国社会的传统乡村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下已有大批人进入城市务工，与此同时大量城市文化进入乡村，特别是信息传播的加速带来的影响，使得上述“社会继替”在农村已更趋同于城市的进化论式了。但这种分工带来的影响依然没有完全改变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不同于城市的自治系统，依然由家族、长老等传统势力所把持，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民主思想的缺失，农村的民主选举依然大部分由村庄内大的家族控制。这回归到我们从《乡土中国》中看到的，依旧是“人情”长老制与理性契约的差别。即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不同。
我对费老先生作品的认识也只是蜻蜓点水的一点，这里也是他对我启发挂一漏万的一些感想。相信老先生学贯中西的智慧结晶将启迪更多的中外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作者简介：
孙夏晴（1992.04- ），女，汉族，河南濮阳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0级本科生，人力资源管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