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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今人考证，亢嗣鼎是一个“恃富骄横，悭吝贪婪，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此话也许不完全可靠，但作为盐商，垄断市场；作为粮商，囤积居奇；作为典当商，重利盘剥；恐怕这都是难免的，否则没有官家背景，何以能成为晋商首富。现在有一种美化晋商的倾向，如诚信，等等。其实，无商不奸，晋商何能免俗。
清初，有一年山西大旱，万民祈祷老天降雨，山西富商“亢百万”却洋洋得意地说：“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担。”这口出狂言的“亢百万”何许人也，他财富从何所得？
“亢百万”乃清代山西临汾亢家堡的巨富，根据徐珂《清裨类钞》记载：“亢氏为山西巨富”，“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富”，这表明平阳富商亢百万的钱还不止百万。据记载，其家产在数千万两银子以上，远远超过今天名气甚大的曹、乔、侯、渠、常诸家。近人邓之诚《骨董琐纪全编》称“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亢氏在扬州有著名的亢园和大片房产，是清代两淮盐商中与盐务总商安氏齐名的人物，被称为“北安西亢”。可惜亢氏没有什么大院留到今天，故而知道亢氏的人并不多。
天上掉不下金馅饼
家有金湖银海，必有源头活水。“亢百万”的万贯家产是怎样积累来的？
日本1907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全书》说，在明朝末年, 山西临汾亢家得李自成遗金而富。书中说道，李闯王经山西将金银“运藏亢处”，后来“乃归亢氏”，并说亢家“拾得……财货约计千万”。在山西民间也有这一说法流传：传说李自成自北京败退后，由河北进入山西，经晋中、临汾退到陕西，在京所掠金银财宝，仓皇撤退中携带不便，埋入地下，被农民捡得，经商致富, 不仅临汾县亢家堡亢家，还有祁县孙家河的员家、万荣县荣河老城的潘家，等等。所以，有歌曰：“莫打鼓来莫敲锣，听我说段因果歌，自从那李闯败北京，农夫掘地财主多”。不过, 即使亢家捡得遗金，也不可能成为数百年的巨富。况且，现代学者们早已否定了这种说法。亢氏的财富自然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亢氏从清初发迹，到清末衰败，其首创者是生于明末的亢嗣鼎。与其他晋商富户不同的是，那些今天我们熟知的晋商都由票号而至全盛，但亢氏并没有涉足票号，起码没有在他们的经营中占主要地位。亢氏家族的产业还是以传统商业为主的。
据推测，亢氏的起家应该是盐业，从地理位置看，亢氏所在的临汾（平阳）离河东盐池（运城）很近，亢氏从事盐业有地利之便。再从历史记载看，能在扬州称富，非盐商不行。山西富室起于盐者，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鲁国穷士猗顿，衣食不给，求救于陶朱公，“用卤盐起”，在山西运城经营潞盐，成为巨富，“资比王公，名驰天下”。临汾亢家离运城只百公里之遥，安能不介入潞盐买卖？清代盐实行专卖制，即由政府特许的盐商凭引到指定地区运销。这种贩运特权，使盐商获利颇丰。根据史料记载，“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这亢、季两家都是盐商。时人钮秀说：“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泰兴季氏是指季沧苇，清初官僚地主，康熙初年“以御史回籍后，尤称豪侈”，建有豪华住宅。而山西临汾亢氏，且不说在山西老家如何，仅扬州寓所，就屋宇宏伟得令人咋舌，还在扬州城西北角虹桥小秦淮河附近建筑一处“亢园”。“亢氏构园城阴，长许里，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这“亢园”就是今日扬州瘦西湖公园的一部分。另外，亢氏又在小东门外，建有“亢家花园”一处，成为扬州的显贵。
亢氏在扬州的资产到底有多少，谁也不清楚。《扬州画坊录》说：“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安是安鹿村（亦说安禄村），为康熙年间的扬州“盐务商总”，他在接待客人时，灯笼挂到十里以外。亢氏与安氏齐名，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据说，清代大戏，洪升的《长生殿》初出，在扬州的山西临汾亢家，就令自己的家庭戏班子演出，光置办乐器服装道具等就花费四十万两白银，其富可以想见。
典当业的“托拉斯”
山西临汾亢家不仅是个大盐商，也是一个大钱商。他经营当铺、钱庄，据说亢家还开设了票号。亢家涉足金融业是从开当铺开始的。当铺是一种赚钱最快的生意，经营消费品抵押贷款，利息很高，所有人们都称其为高利贷。因为剥削太重，清朝政府曾经多次下令：“典当财物，每月取息，不得超过三分”，但是当铺常常是超过三分，违禁取息。清代前期，山西典当商颇多，而亢氏作为商人，又怎能放弃任何这个转瞬就能获取暴利的行业呢。亢家的当铺开了多少，现在没有具体数字，但是其实力之强、势力之大、欺行霸市、垄断市场的情况却令人吃惊。典当是封建社会以衣物等动产作质押，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
根据徐珂《清裨类钞》第24册《豪奢 》说，清康熙年间，亢家在山西临汾城内开设了当铺，别的商人就不敢再在临汾城内开设当铺了。可是有一家人不以为然，在临汾城内也开了一家当铺。有一天，一个人拿着一个金罗汉来其当铺当钱，当价1000两白银。第二天此人又拿来一个金罗汉，又当了1000两白银。第三天还是此人，又拿来一个金罗汉，又当了1000两白银。第四天、第五天…… 一连三个月不间断，用了 99个金罗汉当了 99000两白银，当铺的掌柜害怕了，“这是什么人，他有多少金罗汉？”便恭恭敬敬地问客人：“先生，您是哪里来的，怎么有这样多金罗汉？”客人说：“我家有500尊金罗汉，刚刚当了 99尊，还有401尊没有拿来呢。”然后扬长而去。这家当铺掌柜立即差人四处打听，方知是亢家堡“亢百万”差人干的，意在挤走竞争者，垄断临汾城的银钱业。那人便急急忙忙把东家请来商量，然后请了当地有名望的人出面，请亢家赎当，归还金罗汉，匆匆忙忙关门而去。
据说，康熙三十八年葛礼担任山西省巡抚刚上任下令钱粮加征火耗银时，“亢百万”因联名上书，被葛礼下令拘捕，后来送了银钱才免于追究。至于亢家的北京钱庄，则一直开设到1948年北京解放。
至于亢家是不是开过票号，不好肯定。不过，不管票号、账局、印局，还是钱庄、当铺 、银行，都是清代的金融机构，山西临汾亢家是中国清代的金融世家是肯定无疑的。有道是：钱庄账庄汇兑庄，印局当铺与银行，生财生意钱换钱，翻来覆去利无边。
粮食行里翻金银
晋商“亢百万”，不仅是一位大盐商和大钱商，还是大粮商和大地主。
亢氏的另一个产业是粮食。临汾是山西主要的产粮区，亢氏在临汾有“仓库多至数千”，在北京开有大粮食商行，藏有米粮万石。传说，亢氏人从山西临汾到北京，或骑马或坐轿，三十多天的路程，沿途不住别人店，每晚都住在自己商铺。
亢氏在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是正阳门外粮店。亢氏从临汾把粮运至北京卖，他们既做粮食批发，又做粮食零售。当时京城繁荣，所需粮食数量最大。亢氏买卖之大不难想象。
在北京，亢家的粮行设在前门外大栅栏西口粮食店街，这里是北京城最重要的粮食市场。根据《清裨类钞》第二十一册记载，“京师大贾多晋人，正阳门外粮食店亢掌柜者，雄于财”。有一天，亢家粮行数十辆牛车拉着粮食由外地而来，浩浩荡荡，络绎不绝，途中遇上一位无赖平某，带着一帮恶棍，拦住去路，不仅强行借粮，还要粮行掌柜酒席招待。亢家粮行掌柜无奈，只好送给平某十石大米。但是，平某并不善罢甘休，后来由一位王爷帮助，才赶走无赖。运粮且有王爷关照，可见规模之大，实力之强。
做粮食生意的亢氏也是大地主，拥有大量田宅，当地称亢氏“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人呼“百万”。
康熙年间，临汾发生一场特大旱灾，从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到康熙六十年六月，连续十五个月天上没有下一滴雨，两年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饥殍载道，草根树皮都吃光了。临汾知县魏星煜动员富户捐粮，设立南北两个粥厂，赈济饥民。由亢家堡“亢百万”—亢嗣鼎领头，还有其他富户共九家负责煮粥，招饥民进食，每天达到一万人以上。亢家堡的亢嗣鼎、亢在时等十四位乡绅，踊跃捐钱捐粮，帮助老百姓度过荒年。这场旱灾一直延续到康熙六十年六月十五日，方才落雨，能够下种时已经到了中伏天。“亢百万”在关键时刻还是能够做到大富大德，亦属难能可贵。不过，也有人说，民间传说“亢百万”自恃富有，好为狂言，如前所说，他竟然当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商人重利善寻时机
亢氏的发迹离不开对时势和市场的判断。
在清朝，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各种贸易规模都逐渐扩大，不管是盐业还是粮食，都是市场交易的主角。亢氏看准了粮食生意，致力于长途贩运和粮店经营。当时的北京，由于是京畿之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氏在正阳门外所开设的粮店。亢氏原籍山西平阳府（临汾），位于汾河流域，是个产粮区，亢氏在临汾有“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山西地近畿辅，上述亢氏的“牛车数乘”有可能是从原籍往京城运送，亢氏又在京城开设粮店，所以，亢氏既是粮食批发商，又是粮食零售商。此外，亢氏还是个封建大地主。亢氏拥有大量田宅，在其原籍平阳府“宅第连云，宛如世家”。这都说明亢氏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而且储藏有大量的粮食，这是亢氏善于经商的结果。
山西商人魁首临汾亢家堡的亢氏家族，发迹于明朝中期，到清初“亢百万”亢嗣鼎手里，已经是家产百万，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大钱商、大粮商和大地主了。亢家以商闻名于海内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家业日渐衰微。及至民国，亢氏在山西省内已经败落，省外、北京等地勉强维持到20世纪40年代。其破落的原因，与整个山西商人的衰落是沿着同一轨迹发展的。这正是：金马银舟已眇眇，夕阳明灭乱流中；河东百万凄凄去，江南新富应潮来。
据今人考证，亢嗣鼎是一个“恃富骄横，悭吝贪婪，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此话也许不完全可靠，但作为盐商，垄断市场；作为粮商，囤积居奇；作为典当商，重利盘剥；恐怕这都是难免的，否则没有官家背景，何以能成为晋商首富。现在有一种美化晋商的倾向，如诚信，等等。其实，无商不奸，晋商何能免俗。
曾经有大商人说过一句话：“前半夜考虑给别人挣钱，后半夜考虑给自己挣钱”，此可谓是商业圣训。以此可观晋商亢氏之心。
清初，有一年山西大旱，万民祈祷老天降雨，山西富商“亢百万”却洋洋得意地说：“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担。”这口出狂言的“亢百万”何许人也，他财富从何所得？
“亢百万”乃清代山西临汾亢家堡的巨富，根据徐珂《清裨类钞》记载：“亢氏为山西巨富”，“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富”，这表明平阳富商亢百万的钱还不止百万。据记载，其家产在数千万两银子以上，远远超过今天名气甚大的曹、乔、侯、渠、常诸家。近人邓之诚《骨董琐纪全编》称“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亢氏在扬州有著名的亢园和大片房产，是清代两淮盐商中与盐务总商安氏齐名的人物，被称为“北安西亢”。可惜亢氏没有什么大院留到今天，故而知道亢氏的人并不多。
天上掉不下金馅饼
家有金湖银海，必有源头活水。“亢百万”的万贯家产是怎样积累来的？
日本1907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全书》说，在明朝末年, 山西临汾亢家得李自成遗金而富。书中说道，李闯王经山西将金银“运藏亢处”，后来“乃归亢氏”，并说亢家“拾得……财货约计千万”。在山西民间也有这一说法流传：传说李自成自北京败退后，由河北进入山西，经晋中、临汾退到陕西，在京所掠金银财宝，仓皇撤退中携带不便，埋入地下，被农民捡得，经商致富, 不仅临汾县亢家堡亢家，还有祁县孙家河的员家、万荣县荣河老城的潘家，等等。所以，有歌曰：“莫打鼓来莫敲锣，听我说段因果歌，自从那李闯败北京，农夫掘地财主多”。不过, 即使亢家捡得遗金，也不可能成为数百年的巨富。况且，现代学者们早已否定了这种说法。亢氏的财富自然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亢氏从清初发迹，到清末衰败，其首创者是生于明末的亢嗣鼎。与其他晋商富户不同的是，那些今天我们熟知的晋商都由票号而至全盛，但亢氏并没有涉足票号，起码没有在他们的经营中占主要地位。亢氏家族的产业还是以传统商业为主的。
据推测，亢氏的起家应该是盐业，从地理位置看，亢氏所在的临汾（平阳）离河东盐池（运城）很近，亢氏从事盐业有地利之便。再从历史记载看，能在扬州称富，非盐商不行。山西富室起于盐者，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鲁国穷士猗顿，衣食不给，求救于陶朱公，“用卤盐起”，在山西运城经营潞盐，成为巨富，“资比王公，名驰天下”。临汾亢家离运城只百公里之遥，安能不介入潞盐买卖？清代盐实行专卖制，即由政府特许的盐商凭引到指定地区运销。这种贩运特权，使盐商获利颇丰。根据史料记载，“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这亢、季两家都是盐商。时人钮秀说：“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泰兴季氏是指季沧苇，清初官僚地主，康熙初年“以御史回籍后，尤称豪侈”，建有豪华住宅。而山西临汾亢氏，且不说在山西老家如何，仅扬州寓所，就屋宇宏伟得令人咋舌，还在扬州城西北角虹桥小秦淮河附近建筑一处“亢园”。“亢氏构园城阴，长许里，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这“亢园”就是今日扬州瘦西湖公园的一部分。另外，亢氏又在小东门外，建有“亢家花园”一处，成为扬州的显贵。
亢氏在扬州的资产到底有多少，谁也不清楚。《扬州画坊录》说：“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安是安鹿村（亦说安禄村），为康熙年间的扬州“盐务商总”，他在接待客人时，灯笼挂到十里以外。亢氏与安氏齐名，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据说，清代大戏，洪升的《长生殿》初出，在扬州的山西临汾亢家，就令自己的家庭戏班子演出，光置办乐器服装道具等就花费四十万两白银，其富可以想见。
典当业的“托拉斯”
山西临汾亢家不仅是个大盐商，也是一个大钱商。他经营当铺、钱庄，据说亢家还开设了票号。亢家涉足金融业是从开当铺开始的。当铺是一种赚钱最快的生意，经营消费品抵押贷款，利息很高，所有人们都称其为高利贷。因为剥削太重，清朝政府曾经多次下令：“典当财物，每月取息，不得超过三分”，但是当铺常常是超过三分，违禁取息。清代前期，山西典当商颇多，而亢氏作为商人，又怎能放弃任何这个转瞬就能获取暴利的行业呢。亢家的当铺开了多少，现在没有具体数字，但是其实力之强、势力之大、欺行霸市、垄断市场的情况却令人吃惊。典当是封建社会以衣物等动产作质押，进行放款的高利贷机构。
根据徐珂《清裨类钞》第24册《豪奢 》说，清康熙年间，亢家在山西临汾城内开设了当铺，别的商人就不敢再在临汾城内开设当铺了。可是有一家人不以为然，在临汾城内也开了一家当铺。有一天，一个人拿着一个金罗汉来其当铺当钱，当价1000两白银。第二天此人又拿来一个金罗汉，又当了1000两白银。第三天还是此人，又拿来一个金罗汉，又当了1000两白银。第四天、第五天…… 一连三个月不间断，用了 99个金罗汉当了 99000两白银，当铺的掌柜害怕了，“这是什么人，他有多少金罗汉？”便恭恭敬敬地问客人：“先生，您是哪里来的，怎么有这样多金罗汉？”客人说：“我家有500尊金罗汉，刚刚当了 99尊，还有401尊没有拿来呢。”然后扬长而去。这家当铺掌柜立即差人四处打听，方知是亢家堡“亢百万”差人干的，意在挤走竞争者，垄断临汾城的银钱业。那人便急急忙忙把东家请来商量，然后请了当地有名望的人出面，请亢家赎当，归还金罗汉，匆匆忙忙关门而去。
据说，康熙三十八年葛礼担任山西省巡抚刚上任下令钱粮加征火耗银时，“亢百万”因联名上书，被葛礼下令拘捕，后来送了银钱才免于追究。至于亢家的北京钱庄，则一直开设到1948年北京解放。
至于亢家是不是开过票号，不好肯定。不过，不管票号、账局、印局，还是钱庄、当铺 、银行，都是清代的金融机构，山西临汾亢家是中国清代的金融世家是肯定无疑的。有道是：钱庄账庄汇兑庄，印局当铺与银行，生财生意钱换钱，翻来覆去利无边。
粮食行里翻金银
晋商“亢百万”，不仅是一位大盐商和大钱商，还是大粮商和大地主。
亢氏的另一个产业是粮食。临汾是山西主要的产粮区，亢氏在临汾有“仓库多至数千”，在北京开有大粮食商行，藏有米粮万石。传说，亢氏人从山西临汾到北京，或骑马或坐轿，三十多天的路程，沿途不住别人店，每晚都住在自己商铺。
亢氏在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是正阳门外粮店。亢氏从临汾把粮运至北京卖，他们既做粮食批发，又做粮食零售。当时京城繁荣，所需粮食数量最大。亢氏买卖之大不难想象。
在北京，亢家的粮行设在前门外大栅栏西口粮食店街，这里是北京城最重要的粮食市场。根据《清裨类钞》第二十一册记载，“京师大贾多晋人，正阳门外粮食店亢掌柜者，雄于财”。有一天，亢家粮行数十辆牛车拉着粮食由外地而来，浩浩荡荡，络绎不绝，途中遇上一位无赖平某，带着一帮恶棍，拦住去路，不仅强行借粮，还要粮行掌柜酒席招待。亢家粮行掌柜无奈，只好送给平某十石大米。但是，平某并不善罢甘休，后来由一位王爷帮助，才赶走无赖。运粮且有王爷关照，可见规模之大，实力之强。
做粮食生意的亢氏也是大地主，拥有大量田宅，当地称亢氏“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人呼“百万”。
康熙年间，临汾发生一场特大旱灾，从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到康熙六十年六月，连续十五个月天上没有下一滴雨，两年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饥殍载道，草根树皮都吃光了。临汾知县魏星煜动员富户捐粮，设立南北两个粥厂，赈济饥民。由亢家堡“亢百万”—亢嗣鼎领头，还有其他富户共九家负责煮粥，招饥民进食，每天达到一万人以上。亢家堡的亢嗣鼎、亢在时等十四位乡绅，踊跃捐钱捐粮，帮助老百姓度过荒年。这场旱灾一直延续到康熙六十年六月十五日，方才落雨，能够下种时已经到了中伏天。“亢百万”在关键时刻还是能够做到大富大德，亦属难能可贵。不过，也有人说，民间传说“亢百万”自恃富有，好为狂言，如前所说，他竟然当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商人重利善寻时机
亢氏的发迹离不开对时势和市场的判断。
在清朝，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各种贸易规模都逐渐扩大，不管是盐业还是粮食，都是市场交易的主角。亢氏看准了粮食生意，致力于长途贩运和粮店经营。当时的北京，由于是京畿之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氏在正阳门外所开设的粮店。亢氏原籍山西平阳府（临汾），位于汾河流域，是个产粮区，亢氏在临汾有“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山西地近畿辅，上述亢氏的“牛车数乘”有可能是从原籍往京城运送，亢氏又在京城开设粮店，所以，亢氏既是粮食批发商，又是粮食零售商。此外，亢氏还是个封建大地主。亢氏拥有大量田宅，在其原籍平阳府“宅第连云，宛如世家”。这都说明亢氏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而且储藏有大量的粮食，这是亢氏善于经商的结果。
山西商人魁首临汾亢家堡的亢氏家族，发迹于明朝中期，到清初“亢百万”亢嗣鼎手里，已经是家产百万，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大钱商、大粮商和大地主了。亢家以商闻名于海内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家业日渐衰微。及至民国，亢氏在山西省内已经败落，省外、北京等地勉强维持到20世纪40年代。其破落的原因，与整个山西商人的衰落是沿着同一轨迹发展的。这正是：金马银舟已眇眇，夕阳明灭乱流中；河东百万凄凄去，江南新富应潮来。
据今人考证，亢嗣鼎是一个“恃富骄横，悭吝贪婪，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此话也许不完全可靠，但作为盐商，垄断市场；作为粮商，囤积居奇；作为典当商，重利盘剥；恐怕这都是难免的，否则没有官家背景，何以能成为晋商首富。现在有一种美化晋商的倾向，如诚信，等等。其实，无商不奸，晋商何能免俗。
曾经有大商人说过一句话：“前半夜考虑给别人挣钱，后半夜考虑给自己挣钱”，此可谓是商业圣训。以此可观晋商亢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