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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金融发展理论产生的背景和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上，寻找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产生分歧的原因。首先，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用根据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经验得出来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是其主要原因；其次，有关金融发展计量分析工具没有考虑金融风险因素。根据中国国情，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引入典型相关模型，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建立了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指标体系。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典型相关分析
一、金融发展理论缺陷及原因
（一）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分歧
20世纪初Schumpeter指出，金融中介在经济增长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73年， McKinnon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2］。金融发展理论论述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金融发展理论的实证研究大量涌现，较早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没有说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90年代，King 和Levine放弃了既有金融发展理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以金融功能观为指导，建立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计量模型，并得出结论，功能健全的金融中介促进资源配置，加速全要素增长率，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3］。但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确不支持相关理论。
沈坤荣（2004）等人用私人部门贷款（PC）年增长率对GDP年增长率进行回归，他们得出的结论是，1978年以后，私人部门贷款增长率开始表现出和经济增长的关联，但没有表现出金融深化理论的正的推动力量，而是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4］。康继军（2005）对中国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在长期可以促进GDP的增长，但是短期内金融的发展并不是GDP的增长之因［5］。Dornbusch和Reynoso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性［6］。Boyreau-Debray(2003) 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而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剂［7］。
（二）金融发展理论缺陷的原因
为什么金融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分歧？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金融发展理论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金融发展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它以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货币金融为研究对象，强调金融对经济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发展经济学家迈耶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兴起的原因时认为,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看来,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一点社会进步,就可能陷入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从而投资机会和进入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机会将消失。还有，战后的宣传强化了平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趋势。由于这些，50年代初期出现了从富国得到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改变分析‘不发展’问题的工具。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8］。由于发展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向，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并且是用根据发达国家的国情和经验得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是失败的。与发展经济学失败的原因一样，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建立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一假设基础之上，忽视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尤为不健全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特点［9,10］，必然导致理论与事实的背道而驰。
2．计量检验方法
金融发展实证研究中，一般是通过比较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情况，主要以回归分析为工具，基本检验方程为：
Y=α+βF(i)+γX+ε
Y代表人均GDP、经济增长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F(i)是某一项金融发展指标，X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条件变量，包括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政治稳定情况，进出口，财政状况、货币政策，ε是随机扰动项。
在上述模型中，F(i)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指标或市场发展指标。前者常用两个指标，第一个是PC（Private Credit）指标，等于金融中介对私人部门的贷款（扣除中央银行或政府机构贷款）除以GDP，第二个是金融深度指标，即M2/GDP。后者常用市场资本化率（股票市场总市值/GDP）。事实上，这些指标反映的是金融系统的规模。国内外学者普遍把它们用做金融发展指标，是基于假设：金融系统规模与金融业务范围、服务质量正相关［11］。
2000年，我国的M\-2/GDP指标为152%，这一比例，既高于美国（50%）、日本（126%）、英国（105%）等发达国家，也高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韩国（68%）、巴西（39%）和新加坡（121%）。显然，这不能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处于领先水平。
根据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 M\-2/GDP的增长，并不是宏观经济趋好的风向标。Demirgüc-Kunt和Detragiache（2001）甚至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如果没有宏观基本面支撑，金融深度指标M2/GDP快速上升之后就是金融危机［12］。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资产本身所固有的逐利性。M\-2迅速提高，必然有大量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分配到房地产、股票市场，甚至其它存在极大风险的投资项目，对中国这样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来说，有可能导致信用风险等在银行机构大量积聚，给银行系统的正常运行埋下隐患。不良贷款率高、资产质量差导致银行发生支付危机现象时有发生，从九十年代末威海市商业银行支付危机、汕头市商业银行支付危机、海南发展银行倒闭可初见端倪。
二、金融发展理论新视觉——金融生态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也不能）抛开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有用的知识成果。问题的关键是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特有国情出发，找出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不同的假设，建立不同的制度关系和变量关系；最后对症下药，提出适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9］。作为发展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延伸，金融发展理论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学家来创立，这些金融学家必须既精通西方经济学、金融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经验，又熟悉本国的国情和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金融学家研究发展问题的动机要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证券业隐含的金融风险、大规模的不正常国际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房地产泡沫等一系列问题，深刻地说明，按照现有的金融发展理论所开出的药方，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促使国内外学者将研究视觉转移到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其它重要方面。在国内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同推动下，生态学概念与方法被系统地引入金融领域，“金融生态”研究迅速成为2005年中国金融界的新范式。
金融生态系统指的是：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金融主体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以及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如会计及律师事务所、监管机构。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治、文化习俗等体制、制度和传统环境。
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主要考察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关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反向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金融发展通过资源配置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基础、法治环境、地方政府行为、文化及宗教信仰导致了金融结构的形成与演化，以及金融机构经营战略的调整，从而影响金融发展的整个进程。研究金融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双向能动关系，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丰富和深化。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典型相关分析
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出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关系。金融发展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金融总量的增长和金融结构的演进。就规模而言，金融发展指的是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和金融产业地位的上升；就结构而言，金融发展指的是金融合约、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和金融制度的多样化与现代化。因此，总体来看的金融发展，意味着金融中介的扩大、金融市场的扩展、金融机构服务体系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制度的法制化与规范化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完善和现代化［13］。而金融体系不是独立的创造金融产品和提供金融服务，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因素，决定了它极其复杂的金融生态环境，这种运行环境促进或阻碍金融系统发挥自己的作用。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各经济主体赖以活动的制度环境没有重大差异，但各个地区之间，却存在相当明显的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如果按照信贷资产质量来衡量，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相差10倍以上。而目前国内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信贷资产质量的好坏，反映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即反映了金融发展的重要方面。这表明，金融生态环境因素，对金融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典型相关评估技术考察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
（一）指标选择
金融发展体现在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优化、金融风险控制方面，也就是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即各类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
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基础，体现在人均GDP增长，适龄学生初中入学率，政府消费GDP占比，通货膨胀，进出口总额GDP占比。另外，宏观货币指标也体现地区的金融政策取向。正常的M2/GDP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根据国际上计算M\-2投放量的一般计算公式，M\-2增长率适度值＝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调节系数。其中调节系数主要包括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央行政策取向等因素。以2006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0.9万亿元，增长10.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5%，。考虑到我国货币流通的特殊情况，加上央行适度从紧的政策取向，调节系数可取4％，合理的M\-2增长率应为16.2%左右。事实上，该年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速度最高点的为19.2%，在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降至16.9%。
二是法律环境。金融法权论是金融服务观的一个分支体系。其主要观点是：金融就是一系列合约。合约的签订及有效程度由法权和执法系统决定。从这个角度讲，不论银行主导型或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金融服务的总体水平和质量都决定于法律体系，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在债权人对公司权益保有追索权的情况下，能够给予其获得全部现金值的优先权，有效执行合约，敦促公司提供全面而准确的财务报告，那么该国金融中介将得到良好发展［11］。
基于上述分析，将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如表1所示。
（二）评估方法
典型相关分析（CCA，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是研究两组指标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它实际上是多元回归分析的拓展。普通的多元回归分析只有一个被解释变量，存在多维被解释变量时，典型相关分析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它借用主成分分析降维的思想，分别对两组变量提取主成分，且使这两个主成分间的相关程度达到最大，而同一组内部提取的主成分之间互不相关，用从两组之间分别提取的主成分的相关性来描述两组变量整体的线性相关关系。通过计算，可得到第对典型相关变量为：
U\-1=a\-i1x\-1+a\-i2x\-2+Λ+a\-i10x\-10
V\-1=b\-i1y\-1+b\-i2y\-2+Λ+a\-i16y\-6
通过分析、的系数，就可以找出金融发展的主要方面，以及影响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
四、结束语
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在金融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金融风险不断加剧，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问题。就中国而言，人们在探究金融风险形成原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首先将目光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产生了大量有关金融部门违纪、腐败、以及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金融业在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种经济过程的同时，又受到各个经济领域、各种经济过程的反作用。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表明，在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这深刻地说明，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金融主体，还来自金融主体所依存的运行环境。因此金融生态概念的提出，强调金融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具有积极意义。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的研究，放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去考察，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新思路。
参考文献：
［1］Joseph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Translated by Redvers Opi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34.
［2］张东祥. 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及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启示［J］. 经济评论, 2001, (4) : 88-91.
［3］Thorsten Beck, Ross Levine, Norman Loayza. Finance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 261-300.
［4］沈坤荣, 张成. 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04, (7): 15-21.
［5］康继军, 张宗益, 傅蕴英.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因果关系［J］. 金融研究, 2005, (10): 20-31.
［6］R. Dornbusch , A. Reynoso. Financial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 (2): 204-209.
［7］陈志刚. 如何度量金融发展［J］. 上海经济研究, 2006, (7) : 24-31.
［8］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C］.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9］方福前. 论发展经济学失败的原因［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2, (4) : 53-57.
［10］龚明华. 当代金融发展理论：演进及前沿［J］. 国际金融研究, 2004, (4): 4-11.
［11］Ross Levine.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Intermediation, 1999, (8): 8-35.
［12］Asli Demirgü-Kunt, Enrica Detragiache.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
［13］李扬, 王国刚, 刘煜辉. 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基金项目］1、基金项目：绵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MB2009024。
2、四川石油天然气发展研究中心2008年度资助项目（SKB08-07）。
（作者通讯地址：1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西部管道分公司企管法规处新疆 乌鲁木齐830012；2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规划计划院 甘肃酒泉 735100；3绵阳师范学院商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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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典型相关分析
一、金融发展理论缺陷及原因
（一）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分歧
20世纪初Schumpeter指出，金融中介在经济增长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73年， McKinnon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2］。金融发展理论论述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金融发展理论的实证研究大量涌现，较早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没有说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90年代，King 和Levine放弃了既有金融发展理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以金融功能观为指导，建立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计量模型，并得出结论，功能健全的金融中介促进资源配置，加速全要素增长率，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3］。但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确不支持相关理论。
沈坤荣（2004）等人用私人部门贷款（PC）年增长率对GDP年增长率进行回归，他们得出的结论是，1978年以后，私人部门贷款增长率开始表现出和经济增长的关联，但没有表现出金融深化理论的正的推动力量，而是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4］。康继军（2005）对中国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在长期可以促进GDP的增长，但是短期内金融的发展并不是GDP的增长之因［5］。Dornbusch和Reynoso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性［6］。Boyreau-Debray(2003) 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而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剂［7］。
（二）金融发展理论缺陷的原因
为什么金融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分歧？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金融发展理论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金融发展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它以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货币金融为研究对象，强调金融对经济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发展经济学家迈耶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兴起的原因时认为,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看来,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一点社会进步,就可能陷入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从而投资机会和进入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机会将消失。还有，战后的宣传强化了平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趋势。由于这些，50年代初期出现了从富国得到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改变分析‘不发展’问题的工具。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8］。由于发展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向，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并且是用根据发达国家的国情和经验得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是失败的。与发展经济学失败的原因一样，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建立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一假设基础之上，忽视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尤为不健全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特点［9,10］，必然导致理论与事实的背道而驰。
2．计量检验方法
金融发展实证研究中，一般是通过比较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情况，主要以回归分析为工具，基本检验方程为：
Y=α+βF(i)+γX+ε
Y代表人均GDP、经济增长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F(i)是某一项金融发展指标，X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条件变量，包括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政治稳定情况，进出口，财政状况、货币政策，ε是随机扰动项。
在上述模型中，F(i)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指标或市场发展指标。前者常用两个指标，第一个是PC（Private Credit）指标，等于金融中介对私人部门的贷款（扣除中央银行或政府机构贷款）除以GDP，第二个是金融深度指标，即M2/GDP。后者常用市场资本化率（股票市场总市值/GDP）。事实上，这些指标反映的是金融系统的规模。国内外学者普遍把它们用做金融发展指标，是基于假设：金融系统规模与金融业务范围、服务质量正相关［11］。
2000年，我国的M\-2/GDP指标为152%，这一比例，既高于美国（50%）、日本（126%）、英国（105%）等发达国家，也高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韩国（68%）、巴西（39%）和新加坡（121%）。显然，这不能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处于领先水平。
根据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 M\-2/GDP的增长，并不是宏观经济趋好的风向标。Demirgüc-Kunt和Detragiache（2001）甚至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如果没有宏观基本面支撑，金融深度指标M2/GDP快速上升之后就是金融危机［12］。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资产本身所固有的逐利性。M\-2迅速提高，必然有大量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分配到房地产、股票市场，甚至其它存在极大风险的投资项目，对中国这样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来说，有可能导致信用风险等在银行机构大量积聚，给银行系统的正常运行埋下隐患。不良贷款率高、资产质量差导致银行发生支付危机现象时有发生，从九十年代末威海市商业银行支付危机、汕头市商业银行支付危机、海南发展银行倒闭可初见端倪。
二、金融发展理论新视觉——金融生态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也不能）抛开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有用的知识成果。问题的关键是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特有国情出发，找出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不同的假设，建立不同的制度关系和变量关系；最后对症下药，提出适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9］。作为发展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延伸，金融发展理论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学家来创立，这些金融学家必须既精通西方经济学、金融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经验，又熟悉本国的国情和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金融学家研究发展问题的动机要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证券业隐含的金融风险、大规模的不正常国际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房地产泡沫等一系列问题，深刻地说明，按照现有的金融发展理论所开出的药方，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促使国内外学者将研究视觉转移到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其它重要方面。在国内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同推动下，生态学概念与方法被系统地引入金融领域，“金融生态”研究迅速成为2005年中国金融界的新范式。
金融生态系统指的是：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金融主体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以及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如会计及律师事务所、监管机构。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治、文化习俗等体制、制度和传统环境。
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主要考察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关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反向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金融发展通过资源配置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基础、法治环境、地方政府行为、文化及宗教信仰导致了金融结构的形成与演化，以及金融机构经营战略的调整，从而影响金融发展的整个进程。研究金融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双向能动关系，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丰富和深化。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典型相关分析
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出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关系。金融发展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金融总量的增长和金融结构的演进。就规模而言，金融发展指的是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和金融产业地位的上升；就结构而言，金融发展指的是金融合约、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和金融制度的多样化与现代化。因此，总体来看的金融发展，意味着金融中介的扩大、金融市场的扩展、金融机构服务体系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制度的法制化与规范化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完善和现代化［13］。而金融体系不是独立的创造金融产品和提供金融服务，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因素，决定了它极其复杂的金融生态环境，这种运行环境促进或阻碍金融系统发挥自己的作用。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各经济主体赖以活动的制度环境没有重大差异，但各个地区之间，却存在相当明显的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如果按照信贷资产质量来衡量，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相差10倍以上。而目前国内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信贷资产质量的好坏，反映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即反映了金融发展的重要方面。这表明，金融生态环境因素，对金融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典型相关评估技术考察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
（一）指标选择
金融发展体现在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优化、金融风险控制方面，也就是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即各类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
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基础，体现在人均GDP增长，适龄学生初中入学率，政府消费GDP占比，通货膨胀，进出口总额GDP占比。另外，宏观货币指标也体现地区的金融政策取向。正常的M2/GDP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根据国际上计算M\-2投放量的一般计算公式，M\-2增长率适度值＝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调节系数。其中调节系数主要包括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央行政策取向等因素。以2006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0.9万亿元，增长10.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5%，。考虑到我国货币流通的特殊情况，加上央行适度从紧的政策取向，调节系数可取4％，合理的M\-2增长率应为16.2%左右。事实上，该年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速度最高点的为19.2%，在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降至16.9%。
二是法律环境。金融法权论是金融服务观的一个分支体系。其主要观点是：金融就是一系列合约。合约的签订及有效程度由法权和执法系统决定。从这个角度讲，不论银行主导型或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金融服务的总体水平和质量都决定于法律体系，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在债权人对公司权益保有追索权的情况下，能够给予其获得全部现金值的优先权，有效执行合约，敦促公司提供全面而准确的财务报告，那么该国金融中介将得到良好发展［11］。
基于上述分析，将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如表1所示。
（二）评估方法
典型相关分析（CCA，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是研究两组指标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它实际上是多元回归分析的拓展。普通的多元回归分析只有一个被解释变量，存在多维被解释变量时，典型相关分析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它借用主成分分析降维的思想，分别对两组变量提取主成分，且使这两个主成分间的相关程度达到最大，而同一组内部提取的主成分之间互不相关，用从两组之间分别提取的主成分的相关性来描述两组变量整体的线性相关关系。通过计算，可得到第对典型相关变量为：
U\-1=a\-i1x\-1+a\-i2x\-2+Λ+a\-i10x\-10
V\-1=b\-i1y\-1+b\-i2y\-2+Λ+a\-i16y\-6
通过分析、的系数，就可以找出金融发展的主要方面，以及影响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
四、结束语
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在金融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金融风险不断加剧，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问题。就中国而言，人们在探究金融风险形成原因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首先将目光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产生了大量有关金融部门违纪、腐败、以及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金融业在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种经济过程的同时，又受到各个经济领域、各种经济过程的反作用。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表明，在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这深刻地说明，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金融主体，还来自金融主体所依存的运行环境。因此金融生态概念的提出，强调金融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具有积极意义。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的研究，放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去考察，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新思路。
参考文献：
［1］Joseph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Translated by Redvers Opi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34.
［2］张东祥. 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及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启示［J］. 经济评论, 2001, (4) : 88-91.
［3］Thorsten Beck, Ross Levine, Norman Loayza. Finance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 261-300.
［4］沈坤荣, 张成. 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2004, (7): 15-21.
［5］康继军, 张宗益, 傅蕴英.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因果关系［J］. 金融研究, 2005, (10): 20-31.
［6］R. Dornbusch , A. Reynoso. Financial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 (2): 204-209.
［7］陈志刚. 如何度量金融发展［J］. 上海经济研究, 2006, (7) : 24-31.
［8］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 发展经济学的先驱［C］.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9］方福前. 论发展经济学失败的原因［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2, (4) : 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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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1、基金项目：绵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MB2009024。
2、四川石油天然气发展研究中心2008年度资助项目（SKB08-07）。
（作者通讯地址：1中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西部管道分公司企管法规处新疆 乌鲁木齐830012；2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规划计划院 甘肃酒泉 735100；3绵阳师范学院商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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