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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新加坡总理、新加坡最高领导人，被誉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于2015年3月23日凌晨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1岁。
李光耀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不仅仅在于他政治地位与作为，还因为他身上的中国血统——其曾祖父是客家人，于1862年从广东大埔南下。在那个年代，很多客家人迫于生计，远下南洋务工淘金，及至扎根南洋。
在中国近代史上，“下南洋”是一场持续多年蔚然壮观的移民潮，与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并称。
迁徙过去后，勤劳的华人往往成为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他们在改变所在国的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在他们及其后代中间，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富豪，后来甚至出现了很多政治明星。李光耀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1862年，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一个名叫李沐文的16岁少年，决定和几名族人一起远行打工，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星洲（新加坡旧称）——一个他从未涉足、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南亚岛国。大浦县并不临海。他们先是乘坐小船，沿韩江顺流航行120公里，抵达最近的广东省港口汕头，再从那儿乘坐帆船到南洋。
帆船扬帆出海之际，少年身后的故土显得动荡而令人不安。前一年，清代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手中握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刚刚去世，继位的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接到的是一个烂摊子。这个才6岁的孩子，成为清军入关以来第八位皇帝，其治下的国土正烽烟四起。
太平军已经与朝廷分庭抗礼多年。1862年初，风起云涌的太平军第二次进军上海。景宁、温州等地，也被太平军屡屡攻克，他们甚至在宁波设立起海关。另一支太平军正远征西北，“广招兵马”。三月攻入陕西，四月进逼西安。
李沐文的选择看上去是无奈之举。尽管洋务运动已经开始，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殖民势力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进一步加深，国内也是连年战乱。处于底层社会的农民，谋生更加艰难。
促使他远行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流淌在他身上的血液。李沐文所在的梅州，是客家人集散中心和聚居地之一。客家人历来有迁徙的传统，最早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历魏晋南北朝、唐宋，由于战乱等原因，中原汉人出现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南迁。他们逐步移往江南、再往闽、粤、赣边，最迟在南宋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族群。
1984年3月27日，在梅州兴宁新圩镇出土6枚完整的编钟。经广东省博物馆专家鉴定，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文物。编钟的发现说明秦汉之际兴宁已有南迁汉人的足迹，他们可能先是驻军，后代成了岭南居民。南迁客家先民，“其远者已达惠、嘉、韶等地，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长汀、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近者，则在赣南各地”。
但闽、粤、赣并不是当地客家人的终点站。在李沐文之前，已经有大量客家人继续往东南亚及世界各地迁徙，他的一个钟姓老乡就在1853年和族人们乘坐高桅帆船去了南美洲淘金，中途因为遭遇海潮，最后在圭亚那乔治敦城郊20多公里外的德梅拉拉河畔登陆。
圭亚那位于南美洲东北部，西北与委内瑞拉交界，南与巴西毗邻，东与苏里南接壤，东北濒大西洋。那时，这里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值得一提的是，钟及其族人也成为第一批抵达这里的华人。
就在李沐文决定远行的1862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出版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父与子》。这本书描绘了一个正值交替时代的俄国。此时的俄国跟中国一样，如同上了年纪的老人，步履蹒跚。年轻人们看不惯这种保守、封建的积习，也受不了暮气沉沉的环境。
《父与子》中的场景像极了那时的中国。李沐文也如书中的年轻人一样，希望在生活和工作上“谋求改变”。但自从他扬帆出海后，他的行踪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早期在新加坡如何打拼鲜有记载，但从结果上看来应该还算是成功的。
李沐文到新加坡后，英文名为Lee Bok Boon。在1870年前后，他和当地的一名华裔姑娘萧唤娘结婚。萧唤娘是一个店主的女儿，她算得上是第二代华人，在新加坡出生。
中国人历来有衣锦还乡的传统。李沐文赚够了钱以后，也动了回国的念头。1882年，他以乡绅的姿态出现在大浦，一度引来了村民们长时间地围观。20年前还是懵懂少年的他如今出手阔绰，不仅盖了一座大宅院，还娶了第二个妻子，捐了个小官，令乡邻们羡慕不已。
萧唤娘并未回国，中国对她而言始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她带着最大才10岁左右的孩子们留在新加坡。不久，他们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里面是一幅李沐文的肖像画和一幅大宅院的画。李沐文身着清朝的官服，画里的房子则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屋顶铺着灰色瓦片，并且修建了庭院，精致华丽。
李沐文所在的大埔属梅州管辖。梅州，既是客家先民南迁的始居地之一，亦为明末以后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上述的故事，实际上时常在梅州各地上演，不断有人去东南亚淘金，也不断有赚钱的人回来光宗耀祖，因此形成了示范效应，催生更多人出海。
距大埔县151公里外的丰顺县，亦是南洋劳工主要输出地之一。比李沐文稍晚时候，丰顺县一位名叫邱顺盛的男子，踏上了去泰国的船只。
彼时已是光绪年间。后来，他在泰国与当地女子娘通里成婚后，生下儿子邱阿昌，从此定居泰国，再未回去。
这样的迁徙很常见，并且持续多年。时间进入1911年，跟邱顺盛同样是丰顺老乡的丘细见，8岁时即随母亲南渡泰国，母子俩在那边相依为命，丘从小便一边打工一边刻苦自学。
1932年出生于丰顺的蔡礼任，少时的经历也十分坎坷，父母以种田为生，他是四兄妹中的大哥，从小就要帮父母养牛，干农活。刚读了两年书，就碰上日本侵华，战事连连；又遇到三年干旱，田地荒芜，惨不堪言。
战后，蔡父到泰国谋生，蔡礼任15岁那年随母亲从汕头乘船到泰国寻找父亲。在海上颠簸了6天，到越南西贡上岸，徒步长途跋涉进入泰国境内，之后辗转到曼谷，竟历时一个多月，可见当时的移民并不容易。
不管是李沐文、钟姓老乡，还是邱顺盛、蔡礼任，他们只是下南洋大军中的一员。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大的移民潮：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其中下南洋，最远可以追溯到汉代，后来主要指的是明朝到清末，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
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而迁徙者的主力军是广东和福建人，其中很多都是客家人。他们漂洋过海谋生的主要目的地，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但仔细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明末到清末这段历史时期，国内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中间更是伴随着数不清的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福建、广东一带在当时动荡穷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极度难以维持。闽粤地区的老百姓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批地去往南洋，既是为了躲避战乱，也是为了谋生计，维持家庭生活，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
中国太平洋学会对1935年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待不下去的人。
葛剑雄等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840年到1930年的90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
跟中国不同，当时南洋的情况则稍好。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曾经广泛推出系列优惠政策。
以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为例，在白色拉者（即当时沙捞越州统治者）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予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移民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
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1871年，李沐文的儿子李云龙在新加坡出生，最后在当地的莱佛士书院念到初中，后来担任一艘轮船的事务长。船务公司的东主，正是华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黄仲涵。得到黄信任的他被委任专门处理新加坡方面的业务。
李氏家族到他这一代也越来越有钱。李云龙甚至曾经在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新加坡最大的金融区）两家第一流的百货公司——罗敏申和然利直——为儿子李进坤开了个没有限额的户头。李进坤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西装和其它东西，挂账就行了。
大量像李沐文这样的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经意间，“下南洋”的中国人，竟成了当地经济开发与建设的主力军。
在泰国深耕多年的邱阿昌，成年后移居清迈，被政府聘请为税务官，后开始经营泰丝生意，业务也加速发展，产销一条龙，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很大。他们家族跟清迈其他商业家族广泛联姻，联姻的家族涉及磨粉业、航运业、零售业等等，颇有成效。
彼时，众多客家人在侨居国的工作，多是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此外，还有很多华人投身商业活动，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此外，工矿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
“下南洋”的中国人的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就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
与此同时，很多华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第一代移民大都很窘迫，很多家族要在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上才能真正出人头地。在他们中间，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富豪，后来甚至出现了很多政治明星。
192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甘榜爪哇路92号，毗邻武吉知马河的两层高的大浮脚楼里，李进坤的妻子为其生下一个儿子。家里请来一位对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对方建议取KuanYew二字。这是方言发音，华文写作“光耀”。42年后，他成为新加坡开国元首。
1938年，邱阿昌选择了泰姓“西那瓦”，意为“循规蹈矩地做好事”。邱阿昌的儿子奔历·秦那越长大后，曾两任国会议员。孙子出生后，成为他们家族在泰国的第四代华人，邱家为他取名为他信·西那瓦。后来，他信成为泰国首富，是《财富》杂志当时评出的世界500位“大亨”中唯一的泰国人。2001年2月9日，他当选为泰国第23任总理。
丘细见也颇有建树，后来在泰国开办多家龙头公司，并当选泰国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主席、泰中友好协会副主席等。蔡礼任则成长为泰国知名皮革业巨擘，身兼多个公司董事长职务和荣誉职务。
至于李沐文那名漂泊到圭亚那的钟姓老乡，他的儿子钟亚瑟在1918年1月10日出生。钟亚瑟先后做过注册测量师、律师、司法常务官。1970年2月23日，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成立，国会选举并任命钟亚瑟为国家元首，即总统，这在客家人中传为美谈。
李光耀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不仅仅在于他政治地位与作为，还因为他身上的中国血统——其曾祖父是客家人，于1862年从广东大埔南下。在那个年代，很多客家人迫于生计，远下南洋务工淘金，及至扎根南洋。
在中国近代史上，“下南洋”是一场持续多年蔚然壮观的移民潮，与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并称。
迁徙过去后，勤劳的华人往往成为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他们在改变所在国的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在他们及其后代中间，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富豪，后来甚至出现了很多政治明星。李光耀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16岁客家少年的第一次远行
1862年，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一个名叫李沐文的16岁少年，决定和几名族人一起远行打工，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星洲（新加坡旧称）——一个他从未涉足、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南亚岛国。大浦县并不临海。他们先是乘坐小船，沿韩江顺流航行120公里，抵达最近的广东省港口汕头，再从那儿乘坐帆船到南洋。
帆船扬帆出海之际，少年身后的故土显得动荡而令人不安。前一年，清代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手中握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刚刚去世，继位的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接到的是一个烂摊子。这个才6岁的孩子，成为清军入关以来第八位皇帝，其治下的国土正烽烟四起。
太平军已经与朝廷分庭抗礼多年。1862年初，风起云涌的太平军第二次进军上海。景宁、温州等地，也被太平军屡屡攻克，他们甚至在宁波设立起海关。另一支太平军正远征西北，“广招兵马”。三月攻入陕西，四月进逼西安。
李沐文的选择看上去是无奈之举。尽管洋务运动已经开始，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殖民势力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进一步加深，国内也是连年战乱。处于底层社会的农民，谋生更加艰难。
促使他远行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流淌在他身上的血液。李沐文所在的梅州，是客家人集散中心和聚居地之一。客家人历来有迁徙的传统，最早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历魏晋南北朝、唐宋，由于战乱等原因，中原汉人出现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南迁。他们逐步移往江南、再往闽、粤、赣边，最迟在南宋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族群。
1984年3月27日，在梅州兴宁新圩镇出土6枚完整的编钟。经广东省博物馆专家鉴定，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文物。编钟的发现说明秦汉之际兴宁已有南迁汉人的足迹，他们可能先是驻军，后代成了岭南居民。南迁客家先民，“其远者已达惠、嘉、韶等地，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长汀、上杭、永定等地，其更近者，则在赣南各地”。
但闽、粤、赣并不是当地客家人的终点站。在李沐文之前，已经有大量客家人继续往东南亚及世界各地迁徙，他的一个钟姓老乡就在1853年和族人们乘坐高桅帆船去了南美洲淘金，中途因为遭遇海潮，最后在圭亚那乔治敦城郊20多公里外的德梅拉拉河畔登陆。
圭亚那位于南美洲东北部，西北与委内瑞拉交界，南与巴西毗邻，东与苏里南接壤，东北濒大西洋。那时，这里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值得一提的是，钟及其族人也成为第一批抵达这里的华人。
梅州，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
就在李沐文决定远行的1862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出版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父与子》。这本书描绘了一个正值交替时代的俄国。此时的俄国跟中国一样，如同上了年纪的老人，步履蹒跚。年轻人们看不惯这种保守、封建的积习，也受不了暮气沉沉的环境。
《父与子》中的场景像极了那时的中国。李沐文也如书中的年轻人一样，希望在生活和工作上“谋求改变”。但自从他扬帆出海后，他的行踪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早期在新加坡如何打拼鲜有记载，但从结果上看来应该还算是成功的。
李沐文到新加坡后，英文名为Lee Bok Boon。在1870年前后，他和当地的一名华裔姑娘萧唤娘结婚。萧唤娘是一个店主的女儿，她算得上是第二代华人，在新加坡出生。
中国人历来有衣锦还乡的传统。李沐文赚够了钱以后，也动了回国的念头。1882年，他以乡绅的姿态出现在大浦，一度引来了村民们长时间地围观。20年前还是懵懂少年的他如今出手阔绰，不仅盖了一座大宅院，还娶了第二个妻子，捐了个小官，令乡邻们羡慕不已。
萧唤娘并未回国，中国对她而言始终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她带着最大才10岁左右的孩子们留在新加坡。不久，他们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里面是一幅李沐文的肖像画和一幅大宅院的画。李沐文身着清朝的官服，画里的房子则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屋顶铺着灰色瓦片，并且修建了庭院，精致华丽。
李沐文所在的大埔属梅州管辖。梅州，既是客家先民南迁的始居地之一，亦为明末以后客家人出南洋的第一站。上述的故事，实际上时常在梅州各地上演，不断有人去东南亚淘金，也不断有赚钱的人回来光宗耀祖，因此形成了示范效应，催生更多人出海。
距大埔县151公里外的丰顺县，亦是南洋劳工主要输出地之一。比李沐文稍晚时候，丰顺县一位名叫邱顺盛的男子，踏上了去泰国的船只。
彼时已是光绪年间。后来，他在泰国与当地女子娘通里成婚后，生下儿子邱阿昌，从此定居泰国，再未回去。
这样的迁徙很常见，并且持续多年。时间进入1911年，跟邱顺盛同样是丰顺老乡的丘细见，8岁时即随母亲南渡泰国，母子俩在那边相依为命，丘从小便一边打工一边刻苦自学。
1932年出生于丰顺的蔡礼任，少时的经历也十分坎坷，父母以种田为生，他是四兄妹中的大哥，从小就要帮父母养牛，干农活。刚读了两年书，就碰上日本侵华，战事连连；又遇到三年干旱，田地荒芜，惨不堪言。
战后，蔡父到泰国谋生，蔡礼任15岁那年随母亲从汕头乘船到泰国寻找父亲。在海上颠簸了6天，到越南西贡上岸，徒步长途跋涉进入泰国境内，之后辗转到曼谷，竟历时一个多月，可见当时的移民并不容易。
漂洋过海去南洋
不管是李沐文、钟姓老乡，还是邱顺盛、蔡礼任，他们只是下南洋大军中的一员。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大的移民潮：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其中下南洋，最远可以追溯到汉代，后来主要指的是明朝到清末，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
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而迁徙者的主力军是广东和福建人，其中很多都是客家人。他们漂洋过海谋生的主要目的地，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
但仔细分析当时的时代背景，在明末到清末这段历史时期，国内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中间更是伴随着数不清的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福建、广东一带在当时动荡穷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极度难以维持。闽粤地区的老百姓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批地去往南洋，既是为了躲避战乱，也是为了谋生计，维持家庭生活，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
中国太平洋学会对1935年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待不下去的人。
葛剑雄等先生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有一个简单的统计：从1840年到1930年的90年中，由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十万以上，足以抵消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缓解当地的人口压力，至少可以减弱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振荡。
跟中国不同，当时南洋的情况则稍好。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曾经广泛推出系列优惠政策。
以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为例，在白色拉者（即当时沙捞越州统治者）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予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移民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
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从谋生到发展 客家人星耀海外
1871年，李沐文的儿子李云龙在新加坡出生，最后在当地的莱佛士书院念到初中，后来担任一艘轮船的事务长。船务公司的东主，正是华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黄仲涵。得到黄信任的他被委任专门处理新加坡方面的业务。
李氏家族到他这一代也越来越有钱。李云龙甚至曾经在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新加坡最大的金融区）两家第一流的百货公司——罗敏申和然利直——为儿子李进坤开了个没有限额的户头。李进坤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西装和其它东西，挂账就行了。
大量像李沐文这样的的华人涌入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不经意间，“下南洋”的中国人，竟成了当地经济开发与建设的主力军。
在泰国深耕多年的邱阿昌，成年后移居清迈，被政府聘请为税务官，后开始经营泰丝生意，业务也加速发展，产销一条龙，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很大。他们家族跟清迈其他商业家族广泛联姻，联姻的家族涉及磨粉业、航运业、零售业等等，颇有成效。
彼时，众多客家人在侨居国的工作，多是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此外，还有很多华人投身商业活动，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此外，工矿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也几乎全部是由华侨开发。
“下南洋”的中国人的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就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
与此同时，很多华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第一代移民大都很窘迫，很多家族要在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上才能真正出人头地。在他们中间，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富豪，后来甚至出现了很多政治明星。
192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甘榜爪哇路92号，毗邻武吉知马河的两层高的大浮脚楼里，李进坤的妻子为其生下一个儿子。家里请来一位对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对方建议取KuanYew二字。这是方言发音，华文写作“光耀”。42年后，他成为新加坡开国元首。
1938年，邱阿昌选择了泰姓“西那瓦”，意为“循规蹈矩地做好事”。邱阿昌的儿子奔历·秦那越长大后，曾两任国会议员。孙子出生后，成为他们家族在泰国的第四代华人，邱家为他取名为他信·西那瓦。后来，他信成为泰国首富，是《财富》杂志当时评出的世界500位“大亨”中唯一的泰国人。2001年2月9日，他当选为泰国第23任总理。
丘细见也颇有建树，后来在泰国开办多家龙头公司，并当选泰国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主席、泰中友好协会副主席等。蔡礼任则成长为泰国知名皮革业巨擘，身兼多个公司董事长职务和荣誉职务。
至于李沐文那名漂泊到圭亚那的钟姓老乡，他的儿子钟亚瑟在1918年1月10日出生。钟亚瑟先后做过注册测量师、律师、司法常务官。1970年2月23日，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成立，国会选举并任命钟亚瑟为国家元首，即总统，这在客家人中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