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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77年，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 “恢复高考”的那一刻，我们民族的命运就改变了方向。但那一刻，身在历史之中的人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大意义：个人重拾了理想和目标，民族走上了复兴的轨道。
1977年，厦门大学的高等教育学教授谢作栩，还在福建宁化县安远乡插队。在乡里，听说恢复高考了，一个老乡的孩子便去报名。不久，贴着照片、盖着革委会大红印章的准考证发到家里，全家人以为这就是考中了，放榜了，家里杀了唯一的一头猪，大放鞭炮。
那年头，人们已经习惯了工农兵盖个章就能上大学，谢作栩感慨道，“忘了高考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回望建国后的高考制度，设立于1952年。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将之中断——中断意味着，不用考试就能上大学，家庭成分好就能推荐上大学。上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当时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最低文化标准只是初小文化水平，由于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样，大学课堂上甚至闹出“1/2+1/2=2/4”的笑话。
这太不靠谱。1973年邓小平复出，又恢复了高考，却不料遇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张铁生是辽宁兴城县推荐考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理化考试时，他只做了3道小题，剩下的时间就在试卷背后写了篇“作文”。
这是一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说的是他不会做题，不是因为他“懒得复习”，而是他在反思：为了让自己考上大学去复习，却耽误集体的工作，这是不是太自私？“四人帮”借机发难，将张铁生誉为“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的英雄”。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的信，赞不绝口。各高校便只敢录取低分的考生，高考再次中断。
到了1977年邓小平又来恢复高考，北京考生阎阳生又反了次“潮流”。高考作文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是用来宣扬集体主义的好题目，但阎阳生却开始“反思”，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写道：“在这一年里，我干了些什么呢？别说当个好丈夫，更不要说当个好爸爸了。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应该干点什么呢？’‘什么也不用你了，’她（妻子）吃力地张开苍白的嘴角：‘你去温书吧。’”
阎阳生从部队复员回北京后，被分到环保所做收取废水样本的工人。1977年8月，得知恢复高考消息时，阎阳生已年过三十，正在北京郊区租住的民房里用碎砖剩瓦盖厨房，迎接第一个孩子的出生。高考推迟在冬天，阎阳生便利用这段时间复习备考，无暇照顾怀孕的妻子，孩子出世都不知道，成了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阎阳生敢标新立异，想法很简单：1977年的考题太简单了，跟其他人拉不开差距，只能在作文上冒险一搏。事实上还真的挺冒险。阅卷时年轻的老师只给70分，年老的却要给85分。争论不下，只好都来评，竟评了95分，列为北京市范文。作文传了出去，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认为这是篇“独具个性的好文章”。
见报的文章，较阎阳生的原文有两处改动。那时“四人帮”已被打倒，“不正是向那些政治空谈家讨还青春的战斗吗？”便改为了“不正是向‘四人帮’那伙害人虫讨还青春的战斗吗？”
另一处“那是有门路的人去的地方”则改为了“推荐上大学谈何容易”。
恢复高考，也不是你想考就能考。
南京作家黄蓓佳当年在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插队劳动，想参加高考，首先还得让生产队的社员们同意。黄蓓佳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生产队专门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评议她是否能参加高考这件事。
当时，黄蓓佳紧张极了，一个人在门外徘徊，像热锅上的蚂蚁。她的命运，就掌握在了这些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手中。
1977年，故事大多有个好结局。黄蓓佳顺利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家庭成分更差的刘源，从长安街的高音喇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也想考大学。那时他还是北京起重机厂铆焊工，他的报名需要厂里批准，但一直不批。
刘源急了，就写了封信，贴上4分钱的邮票，寄给了“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信中，刘源称收信人为“小平叔叔”，他说自己是刘少奇的儿子，当过兵下过乡又进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
很快，一封带着处理意见的回函解决了他的报名问题，后来的政审也不在话下——在刘源的政审表上，父亲一栏填的是“刘少奇”，母亲是“王光美”，其余各栏如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他直接都写“众所周知”。
众所周知，按原来的要求，刘源是没法通过政审的。原来是唯成分论，邓小平改过以后，表述就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
这样，被称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终于在高考中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当时，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
但即便这样，受阻于政审的人也为数不少。时事评论家鄢烈山就差点卡在这里。他当时教书的学校校长以没同意他报名为由拒不写政审。没办法，他只好又去找关系，他找到在县妇联工作的堂姐带他去县委组织部部长家求情。经过许多曲折，他才闯过了政审关。
同样在1977年，已故作家王小波，则根本没折腾。那时他是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的青年工人，他的父亲尚未平反，虽说有邓小平改了“规则”，但王小波还是心存疑虑，担心无法通过政审，就干脆放弃了。倒是他的弟弟王晨光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竟考上了大学。
第二年，王小波知道，非考不可了。
但是，在此之前，王小波只上过一年中学，还是12年前上的。中学的功课，要么没学，要么全忘光。这可怎么考？王小波家里人便劝他：你毫无基础，最好还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王小波“一背东西就困”，还是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可能会好过些，便去考理科。但理科也有一门要背的政治啊，这门课完全就是王小波的噩梦了。
王小波准备的有道题叫做“十次路线斗争”，每次斗争都分别是“反左”或“反右”，需要一一记清，弄得王小波头大如斗，只能整天举着双手，对着十个手指默诵左和右。结果到了考试才发现，他光顾了记题上的左右，把真正的左右都忘了。
但王小波最没把握的，还是数学。哪门功课他都没学过，都靠他自己瞎琢磨。物理化学还好琢磨，数学可是不能乱猜的。谁知最后居然及了格，王小波就这样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学者雷颐更理智一些。他也是一边当工人，一边复习准备考大学。他平时爱读书，公开可以读的毛选、马列全集，他都读了不止一遍。朋友在私下还悄悄交换一些书，像屠格涅夫的书，他也读完了，还做了好几大本笔记。他便选了文科去考，他确信自己肯定能考上，剩下的就是考哪个大学的问题。
作家叶兆言，则是意外去读了文科。当时他是一门心思不想当工人了，想上大学，觉得读什么都无所谓。他觉得自己化学好，就想到考理科机会大些，就连忙拿起化学课本，还专门去一个老师那里补习。结果到了报名的时候，突然发现理科是要通过体检的，他的眼睛体检不合格。因此，要想上大学只能改考文科。1978年，他最终考入的是南京大学中文系。
当年，备考十分不易。学校的高考复习班里，求学者蜂拥而至。大的年龄三十多，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家不报名，也不缴费。晴天，在大树干上挂块黑板，校园就是教室，前面的坐小凳，中间的坐椅子，后面的就站着。雨天则占用学校的会议室上课。但还是嫌人多地方小，窗台上都坐满人。
能在学校里备考还是件很奢侈的事。大部分人还是像王小波一样自己找来课本，在家瞎琢磨。中学课本并不好找，熟人见面第一句就是：“有老课本吗？”在书店里，所有跟中学知识有关的书籍，被抢购一空，多少年前用废的作业本成了复习宝典。
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的困难局面——课本没有，纸张也匮乏，国家又穷。几百万人要考试，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当时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相关部门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决定先把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的纸张拿来，给考生印卷子。
1977年12月，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570多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谁都没想到，这次积聚了十多届考生的高考，竟成为此后30多年中国巨变的起点。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作家陈建功与二十几条汉子在晨光中爬上一辆卡车。他后来回忆道，“卡车在暴土扬烟的公路上疾驰，碎石渣劈劈啪啪乱响，山路弯来绕去，我们时而撞向左边，时而拥到右边……考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中学，那是一所简陋的山区学校，我们就在那里续上了10年前的大学之梦。”
说是梦，但考大学这件事，陈建功说其实都是他妈妈给逼的。陈建功18岁就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每天他都要扛起与他体重差不多的风锤晃晃悠悠去上班，他的绝活就是叼着哨子在飞驰的矿车中间上窜下跳。这一干就是十年。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陈建功本不想考，但是他妈却认定了非得送他去读大学，她觉得不能绝了“书种”，不然要愧对先人，死不瞑目。陈建功怕他妈一直啰嗦，便同意考北大。
美术家罗中立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却没怎么激动。当时他在达州钢铁厂当一名钳工，工作清闲得很：白天去山里买木材，晚上手工做家具，顺便画一些连环画。他在县城也小有名气，正准备成家呢。但是，女朋友却极力劝说他参加高考。这是笔很现实的账：他中专毕业一个月29.5元，如果大学毕业一个月就能拿到52元工资，甚至当学生时还有补贴。
高考报名截止的那天傍晚，罗中立沿着大巴山脚下的周河，走了20里路，来到县城。可白天报名已经结束。他来到招考老师的招待所，找到招生办的老师，好说歹说才让他们“看在川美附中的面子上”，临时在报名表上添了个罗中立的名字，他便成为了考区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
张艺谋考北京电影学院，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点儿说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只要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样。”在此之前，他曾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人生似乎就这样了，但他却考进电影学院，拿起了摄影机。
1977年的高考考场，有夫妇、有父子、有师生，不少是一家几兄弟数姐妹同场考试。“老童生”太多了，监考老师额外准许考生可以吸烟。
他们像平时上课学习一样，俩人一桌，根本不像现今单人单桌这样戒备森严。那时一般人也没有作弊的意识，就是想作弊都不成，看书——没有，看别人——都不会，甚至连监考老师都不会。
第一场考试，很多人拿到试卷，发现什么都不会，便在半小时之内交卷退场——当年的试卷，今天看来非常简单，随便拿满分。但在当时，绝大部分人还是觉得难。
考完出来，大家都没底，毕竟考生太多，能录取的有限。很多考生只好喊出这样的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谁都以为自己考得上，谁都以为自己考不上。
而在福建的大山里，谢作栩教授目睹了最极端的悲剧：一个在武夷山脉中当小学老师的知青，考完后自己觉得损失了一道20分的大题，在等待命运判决的辗转和绝望中自杀，而录取通知书不久后寄来了。
作家肖复兴是1978年参加的高考。那时他教高三，他便和学生一起进的考场。后来，他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一年，大学入学时间很晚，一直挨到了11月。直到入学之前的最后一天，肖复兴还在给学生上课。他还记得上最后一节课时，学生们很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他所教的班上，只有班长一人被录取。
自1979年开始，高考考生的主体为应届高中毕业生。那些大龄考生被分流到业余教育的航道。高考的非正常状态，持续了两年，终于步入正轨。
作文
1977年，厦门大学的高等教育学教授谢作栩，还在福建宁化县安远乡插队。在乡里，听说恢复高考了，一个老乡的孩子便去报名。不久，贴着照片、盖着革委会大红印章的准考证发到家里，全家人以为这就是考中了，放榜了，家里杀了唯一的一头猪，大放鞭炮。
那年头，人们已经习惯了工农兵盖个章就能上大学，谢作栩感慨道，“忘了高考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回望建国后的高考制度，设立于1952年。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将之中断——中断意味着，不用考试就能上大学，家庭成分好就能推荐上大学。上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当时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最低文化标准只是初小文化水平，由于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样，大学课堂上甚至闹出“1/2+1/2=2/4”的笑话。
这太不靠谱。1973年邓小平复出，又恢复了高考，却不料遇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张铁生是辽宁兴城县推荐考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理化考试时，他只做了3道小题，剩下的时间就在试卷背后写了篇“作文”。
这是一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说的是他不会做题，不是因为他“懒得复习”，而是他在反思：为了让自己考上大学去复习，却耽误集体的工作，这是不是太自私？“四人帮”借机发难，将张铁生誉为“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的英雄”。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的信，赞不绝口。各高校便只敢录取低分的考生，高考再次中断。
到了1977年邓小平又来恢复高考，北京考生阎阳生又反了次“潮流”。高考作文题为《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是用来宣扬集体主义的好题目，但阎阳生却开始“反思”，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写道：“在这一年里，我干了些什么呢？别说当个好丈夫，更不要说当个好爸爸了。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应该干点什么呢？’‘什么也不用你了，’她（妻子）吃力地张开苍白的嘴角：‘你去温书吧。’”
阎阳生从部队复员回北京后，被分到环保所做收取废水样本的工人。1977年8月，得知恢复高考消息时，阎阳生已年过三十，正在北京郊区租住的民房里用碎砖剩瓦盖厨房，迎接第一个孩子的出生。高考推迟在冬天，阎阳生便利用这段时间复习备考，无暇照顾怀孕的妻子，孩子出世都不知道，成了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阎阳生敢标新立异，想法很简单：1977年的考题太简单了，跟其他人拉不开差距，只能在作文上冒险一搏。事实上还真的挺冒险。阅卷时年轻的老师只给70分，年老的却要给85分。争论不下，只好都来评，竟评了95分，列为北京市范文。作文传了出去，各地报刊纷纷转载，认为这是篇“独具个性的好文章”。
见报的文章，较阎阳生的原文有两处改动。那时“四人帮”已被打倒，“不正是向那些政治空谈家讨还青春的战斗吗？”便改为了“不正是向‘四人帮’那伙害人虫讨还青春的战斗吗？”
另一处“那是有门路的人去的地方”则改为了“推荐上大学谈何容易”。
政审
恢复高考，也不是你想考就能考。
南京作家黄蓓佳当年在长江江心的一个小岛上插队劳动，想参加高考，首先还得让生产队的社员们同意。黄蓓佳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生产队专门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评议她是否能参加高考这件事。
当时，黄蓓佳紧张极了，一个人在门外徘徊，像热锅上的蚂蚁。她的命运，就掌握在了这些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手中。
1977年，故事大多有个好结局。黄蓓佳顺利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家庭成分更差的刘源，从长安街的高音喇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也想考大学。那时他还是北京起重机厂铆焊工，他的报名需要厂里批准，但一直不批。
刘源急了，就写了封信，贴上4分钱的邮票，寄给了“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信中，刘源称收信人为“小平叔叔”，他说自己是刘少奇的儿子，当过兵下过乡又进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
很快，一封带着处理意见的回函解决了他的报名问题，后来的政审也不在话下——在刘源的政审表上，父亲一栏填的是“刘少奇”，母亲是“王光美”，其余各栏如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他直接都写“众所周知”。
众所周知，按原来的要求，刘源是没法通过政审的。原来是唯成分论，邓小平改过以后，表述就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
这样，被称为“狗崽子”的知识青年，终于在高考中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当时，记者范长江尚未平反，他的儿子范东生担心自己不能参加高考：“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胡风当时还在狱中，他的儿子张晓山也获得了高考的资格。
但即便这样，受阻于政审的人也为数不少。时事评论家鄢烈山就差点卡在这里。他当时教书的学校校长以没同意他报名为由拒不写政审。没办法，他只好又去找关系，他找到在县妇联工作的堂姐带他去县委组织部部长家求情。经过许多曲折，他才闯过了政审关。
同样在1977年，已故作家王小波，则根本没折腾。那时他是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的青年工人，他的父亲尚未平反，虽说有邓小平改了“规则”，但王小波还是心存疑虑，担心无法通过政审，就干脆放弃了。倒是他的弟弟王晨光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竟考上了大学。
文科？理科？
第二年，王小波知道，非考不可了。
但是，在此之前，王小波只上过一年中学，还是12年前上的。中学的功课，要么没学，要么全忘光。这可怎么考？王小波家里人便劝他：你毫无基础，最好还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王小波“一背东西就困”，还是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可能会好过些，便去考理科。但理科也有一门要背的政治啊，这门课完全就是王小波的噩梦了。
王小波准备的有道题叫做“十次路线斗争”，每次斗争都分别是“反左”或“反右”，需要一一记清，弄得王小波头大如斗，只能整天举着双手，对着十个手指默诵左和右。结果到了考试才发现，他光顾了记题上的左右，把真正的左右都忘了。
但王小波最没把握的，还是数学。哪门功课他都没学过，都靠他自己瞎琢磨。物理化学还好琢磨，数学可是不能乱猜的。谁知最后居然及了格，王小波就这样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学者雷颐更理智一些。他也是一边当工人，一边复习准备考大学。他平时爱读书，公开可以读的毛选、马列全集，他都读了不止一遍。朋友在私下还悄悄交换一些书，像屠格涅夫的书，他也读完了，还做了好几大本笔记。他便选了文科去考，他确信自己肯定能考上，剩下的就是考哪个大学的问题。
作家叶兆言，则是意外去读了文科。当时他是一门心思不想当工人了，想上大学，觉得读什么都无所谓。他觉得自己化学好，就想到考理科机会大些，就连忙拿起化学课本，还专门去一个老师那里补习。结果到了报名的时候，突然发现理科是要通过体检的，他的眼睛体检不合格。因此，要想上大学只能改考文科。1978年，他最终考入的是南京大学中文系。
当年，备考十分不易。学校的高考复习班里，求学者蜂拥而至。大的年龄三十多，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家不报名，也不缴费。晴天，在大树干上挂块黑板，校园就是教室，前面的坐小凳，中间的坐椅子，后面的就站着。雨天则占用学校的会议室上课。但还是嫌人多地方小，窗台上都坐满人。
能在学校里备考还是件很奢侈的事。大部分人还是像王小波一样自己找来课本，在家瞎琢磨。中学课本并不好找，熟人见面第一句就是：“有老课本吗？”在书店里，所有跟中学知识有关的书籍，被抢购一空，多少年前用废的作业本成了复习宝典。
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的困难局面——课本没有，纸张也匮乏，国家又穷。几百万人要考试，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当时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相关部门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决定先把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的纸张拿来，给考生印卷子。
1977年12月，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570多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谁都没想到，这次积聚了十多届考生的高考，竟成为此后30多年中国巨变的起点。
出路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作家陈建功与二十几条汉子在晨光中爬上一辆卡车。他后来回忆道，“卡车在暴土扬烟的公路上疾驰，碎石渣劈劈啪啪乱响，山路弯来绕去，我们时而撞向左边，时而拥到右边……考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中学，那是一所简陋的山区学校，我们就在那里续上了10年前的大学之梦。”
说是梦，但考大学这件事，陈建功说其实都是他妈妈给逼的。陈建功18岁就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每天他都要扛起与他体重差不多的风锤晃晃悠悠去上班，他的绝活就是叼着哨子在飞驰的矿车中间上窜下跳。这一干就是十年。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陈建功本不想考，但是他妈却认定了非得送他去读大学，她觉得不能绝了“书种”，不然要愧对先人，死不瞑目。陈建功怕他妈一直啰嗦，便同意考北大。
美术家罗中立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却没怎么激动。当时他在达州钢铁厂当一名钳工，工作清闲得很：白天去山里买木材，晚上手工做家具，顺便画一些连环画。他在县城也小有名气，正准备成家呢。但是，女朋友却极力劝说他参加高考。这是笔很现实的账：他中专毕业一个月29.5元，如果大学毕业一个月就能拿到52元工资，甚至当学生时还有补贴。
高考报名截止的那天傍晚，罗中立沿着大巴山脚下的周河，走了20里路，来到县城。可白天报名已经结束。他来到招考老师的招待所，找到招生办的老师，好说歹说才让他们“看在川美附中的面子上”，临时在报名表上添了个罗中立的名字，他便成为了考区最后一个报名的考生。
张艺谋考北京电影学院，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点儿说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只要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样。”在此之前，他曾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咸阳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人生似乎就这样了，但他却考进电影学院，拿起了摄影机。
1977年的高考考场，有夫妇、有父子、有师生，不少是一家几兄弟数姐妹同场考试。“老童生”太多了，监考老师额外准许考生可以吸烟。
他们像平时上课学习一样，俩人一桌，根本不像现今单人单桌这样戒备森严。那时一般人也没有作弊的意识，就是想作弊都不成，看书——没有，看别人——都不会，甚至连监考老师都不会。
第一场考试，很多人拿到试卷，发现什么都不会，便在半小时之内交卷退场——当年的试卷，今天看来非常简单，随便拿满分。但在当时，绝大部分人还是觉得难。
考完出来，大家都没底，毕竟考生太多，能录取的有限。很多考生只好喊出这样的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感谢邓小平，考不上批判‘四人帮’。”谁都以为自己考得上，谁都以为自己考不上。
而在福建的大山里，谢作栩教授目睹了最极端的悲剧：一个在武夷山脉中当小学老师的知青，考完后自己觉得损失了一道20分的大题，在等待命运判决的辗转和绝望中自杀，而录取通知书不久后寄来了。
作家肖复兴是1978年参加的高考。那时他教高三，他便和学生一起进的考场。后来，他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一年，大学入学时间很晚，一直挨到了11月。直到入学之前的最后一天，肖复兴还在给学生上课。他还记得上最后一节课时，学生们很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他所教的班上，只有班长一人被录取。
自1979年开始，高考考生的主体为应届高中毕业生。那些大龄考生被分流到业余教育的航道。高考的非正常状态，持续了两年，终于步入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