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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局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和策略，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关头，始终都能够审时度势，讲大局、顾大局、谋大事，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大局意识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1-0088-02
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1]96-97。这里的两个“不得”，体现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指示，也是大局意识的体现。1923年8月刘少奇在其文章《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中指出“俱乐部的决议案，总是顾全大局，顾全万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数工友有不得利益的地方，也应为大局的关系而服从。”这是“大局”一词明确出现在党的文件中，这足以说明讲大局、顾大局的重要性。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大局意识的开始
在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相关文件中，《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提出“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1]147。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革命的低潮，在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下，想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仔细思考与国民党合作，以谋求不断发展，进行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一考量是站在中国共产党长远发展的立场上，鲜明地体现了其大局意识。
为了促成国共合作，为了长久发展。对共产党员也提出了要求，“我们的同志，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根据此宣言书，努力向国民党党内党外宣传”[1]224。要求党员站在国民党的立脚点上，并不是就不为本党考虑，而是为了党的持久发展，是站在全局的观点上。并进一步规定“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1]225。为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共产党尽力促成国民党各方面的大力发展。当然，由于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经验尚且不足，规模较小，难以独自领导国民革命运动，需要寻求国民党的支持，来推动运动的发展。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从1924年到1925年，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第二，五卅运动的爆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25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声势越来越大。五卅运动就是最著名的一次罢工运动，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运动把1924年开始高涨的革命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它是1925年到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开端，标志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第三，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是由广州和香港工人为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举行的一次大罢工，是五卅反帝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时间最长的罢工斗争。省港大罢工是在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举行的，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运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第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广东成了全国的革命中心。随着军事上、民政上和财政上的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从而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五，北伐的胜利进军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北伐战争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第六，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促进了北伐的胜利进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又有力地推动了工农革命的继续高涨：相继爆发了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运动;发动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农民运动也迅猛发展。
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大局意识的典范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中央从大局出发，实事求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立足于长远眼光，不完全拘泥于当前的利益。为了红军的长远发展“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2]456长征不是屈服，而是为了保存红军现有的实力，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扩大势力范围，以求得最终的胜利。这是站在长远眼光上看待问题，从全局出发，而不是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
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思想，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二者的观点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注重眼前的利益，没有为红军的长远发展考虑，导致其思想比较狭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却是着眼于长久可持续发展。中央正是看到了二者的不同，才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并对“左”倾错误思想进行批判。着眼于大局、从全局出发是党中央坚持的正确思想。从此，中国革命逐渐走向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三、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提供了机会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变顿时成了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中共中央了解到，西安事变后各方的复杂情况和国民党阵营中出现“拥蒋”的势头，以及亲日派名为“救蒋”实为进兵挑起内战，使蒋介石的安全无望等情况后，立即更改“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意见，正式提出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的主张，从而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支持，这一主张的提出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关键一步。将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3]128国共联合抗日是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做出的正确抉择。 共产党主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同时对于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3]128为了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顺利形成，逼蒋抗日，共产党对于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给予支持，并派代表與其磋商逼蒋抗日的相关事宜。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而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从民族大义的大局出发，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才能统一抗日队伍。
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出发，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正确对待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体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危机处理方面的大局观和执行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内战，赢得了国内的初步和平。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促进了由内战到抗战的重大历史性转折的实现。
四、延安整风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对“左”倾错误进行了一定的纠正，但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刻不容缓。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都开展了关于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4]825明确提出以党的整体利益为大局，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始终以大局为重。
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经过延安整风，大局意识成为每一位党员、干部和每一级党组织必备的政治素质和工作方法，成为党实现全党团结统一的重要前提和有效保证。延安整风也使广大党员干部学会顾大局、识大局，从大局出发，将党的整体利益放在其他一切利益之前，始终拥有全局观。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始终从大局出发，坚持大局意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从而取得了革命斗争的一次又一次胜利，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4]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大局意识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1-0088-02
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1]96-97。这里的两个“不得”，体现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指示，也是大局意识的体现。1923年8月刘少奇在其文章《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中指出“俱乐部的决议案，总是顾全大局，顾全万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数工友有不得利益的地方，也应为大局的关系而服从。”这是“大局”一词明确出现在党的文件中，这足以说明讲大局、顾大局的重要性。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大局意识的开始
在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相关文件中，《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提出“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1]147。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革命的低潮，在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下，想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仔细思考与国民党合作，以谋求不断发展，进行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一考量是站在中国共产党长远发展的立场上，鲜明地体现了其大局意识。
为了促成国共合作，为了长久发展。对共产党员也提出了要求，“我们的同志，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根据此宣言书，努力向国民党党内党外宣传”[1]224。要求党员站在国民党的立脚点上，并不是就不为本党考虑，而是为了党的持久发展，是站在全局的观点上。并进一步规定“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1]225。为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共产党尽力促成国民党各方面的大力发展。当然，由于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经验尚且不足，规模较小，难以独自领导国民革命运动，需要寻求国民党的支持，来推动运动的发展。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从1924年到1925年，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第二，五卅运动的爆发。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25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声势越来越大。五卅运动就是最著名的一次罢工运动，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运动把1924年开始高涨的革命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它是1925年到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开端，标志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第三，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是由广州和香港工人为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举行的一次大罢工，是五卅反帝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时间最长的罢工斗争。省港大罢工是在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举行的，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运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第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广东成了全国的革命中心。随着军事上、民政上和财政上的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从而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五，北伐的胜利进军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北伐战争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第六，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促进了北伐的胜利进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又有力地推动了工农革命的继续高涨：相继爆发了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运动;发动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农民运动也迅猛发展。
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大局意识的典范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在遵义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中央从大局出发，实事求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立足于长远眼光，不完全拘泥于当前的利益。为了红军的长远发展“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2]456长征不是屈服，而是为了保存红军现有的实力，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扩大势力范围，以求得最终的胜利。这是站在长远眼光上看待问题，从全局出发，而不是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
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思想，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二者的观点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注重眼前的利益，没有为红军的长远发展考虑，导致其思想比较狭隘。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却是着眼于长久可持续发展。中央正是看到了二者的不同，才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并对“左”倾错误思想进行批判。着眼于大局、从全局出发是党中央坚持的正确思想。从此，中国革命逐渐走向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三、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提供了机会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变顿时成了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中共中央了解到，西安事变后各方的复杂情况和国民党阵营中出现“拥蒋”的势头，以及亲日派名为“救蒋”实为进兵挑起内战，使蒋介石的安全无望等情况后，立即更改“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意见，正式提出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的主张，从而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支持，这一主张的提出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关键一步。将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3]128国共联合抗日是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做出的正确抉择。 共产党主张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同时对于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3]128为了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顺利形成，逼蒋抗日，共产党对于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给予支持，并派代表與其磋商逼蒋抗日的相关事宜。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从而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从民族大义的大局出发，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才能统一抗日队伍。
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出发，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正确对待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体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危机处理方面的大局观和执行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内战，赢得了国内的初步和平。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促进了由内战到抗战的重大历史性转折的实现。
四、延安整风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对“左”倾错误进行了一定的纠正，但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刻不容缓。
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延安和各根据地都开展了关于整顿党的作风，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运动。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4]825明确提出以党的整体利益为大局，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始终以大局为重。
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经过延安整风，大局意识成为每一位党员、干部和每一级党组织必备的政治素质和工作方法，成为党实现全党团结统一的重要前提和有效保证。延安整风也使广大党员干部学会顾大局、识大局，从大局出发，将党的整体利益放在其他一切利益之前，始终拥有全局观。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始终从大局出发，坚持大局意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从而取得了革命斗争的一次又一次胜利，对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4]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