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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至秦汉时期民族关系问题，一直是先秦、秦汉史研究领域中的重点内容。过去在进行西域民族月氏族源问题研究时，依据的资料主要是史籍中有关月氏体貌特征与语言形态等方面的记载，故所得观点往往不足以令学界信服。山西虞弘墓葬中刻有虞弘墓志铭石碑的出土，为月氏族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根据虞弘墓志铭所记载内容以及对虞弘及其夫人DNA的解析，并与史籍记载内容相结合进行研究，可得出西域民族月氏之族源与舜帝有虞氏密不可分的结论。
关键词：月氏;族源;虞弘;妫水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1-0078-03
“族源”这一概念，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民族族源特指该民族的源流根底，即该民族之祖先。回溯源流，中国古代并没有“民族”一词，该词出现于近代中国，最早由梁启超所使用，但西汉著作《淮南子·真训》所载“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1]卷三21中，“族”字已被用以表示有共同属性的群类，后又多被限制为表示同一文化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因此可认为今天常用的“民族”一词所指内容与中国古代“族”所指同一文化范围内形成的社会群体这一含义相同，月氏群体作为有其独特文化圈的古代社会成员，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故可言月氏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支民族。
一、史籍及学界所见月氏族源
自先秦起，中原王朝就已经形成中原地区建立的文明与非中原地区文明有极大差异的思维方式，故而中原统治者通常将王朝范围以外，西部、北部等地区所形成的非华夏族群统称为戎狄，并随之形成了中原文明为正统的观念，因此，中原王朝所编写的史籍中，对当时与其共存民族的记录都相对较少。
关于月氏这一秦汉时期已经活跃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且曾在西域诸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民族，中国古代史基本史籍《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均有记载;但这些史籍所载内容都集中在月氏族群的活动范围、军事力量、体貌特征、生活习惯等方面，均未涉及其族源问题。虽然月氏族源历来被学界重视，但因资料匮乏，古往今来学界在利用史籍研究月氏族源问题时，能依靠的仅有月氏民族群体的分布、习俗等特征和月氏的起源地、发展演进过程等内容，关于月氏族源的研究，自明清至今已历二百余年，中外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虽比较丰富，①但因史籍记载内容较少等客观原因，大多研究成果仅是靠字音、字义等进行简单梳理和罗列，故至今，中外史学家提出的关于月氏族源观点大都不足以令学界信服。
二、考古及地理资料所见月氏族源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领域进入科学考古学阶段，随着考古队伍不断壮大和发掘水平的提高，先秦文物不断出土，弥补了昔日研究月氏族源问题时仅能依靠史籍猜测的缺憾，依据已发掘与月氏相关的遗迹、器物等考古资料，并与史籍所载其分布、活动地理区域等信息相结合分析，在月氏族源问题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虞弘与舜
1999年7月隋朝虞弘墓葬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虞弘（533年—592年），字莫潘，他生活于南北朝多个政权并存，再到隋大一统的这段时期，曾担任多个政权的大臣，也是著名外交家，出使过波斯、吐谷浑等国。此墓葬中发掘的文物大多藏于今山西博物院，其中包括刻有虞弘墓志铭的石碑，虞弘墓志铭言：“公讳弘，字莫潘，鱼国尉纥城人也。高阳驭运，迁陆海□□□;□□膺策，徙赤县于蒲坂。奕叶繁昌，派枝西域;倜傥人物，漂注□。曾祖奴栖，鱼国领民酋长……水行驭历，重瞳号奇。隆基布政，派胤云驰。润光安息，辉临月支。”
该墓志铭记载内容中，前部分提及的“高阳”即“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2]卷一11，“徙赤县于蒲坂”中的“蒲坂”即“蒲坂故城在蒲州河东县南二里，即尧舜所都也”[3]卷二51，“重瞳”司马迁言“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2]卷七338，这些记载都与《国语·鲁语上》中关于有虞氏世系的记载：“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4]卷四110一一对应。按照此墓志铭的记载，虞弘当是舜帝后人，有虞氏一族，虞弘先辈曾如墓志铭记“迁陆海……派枝西域;倜傥人物，漂注□。曾祖奴栖，鱼国领民酋长”，有关虞弘曾祖曾担任酋长的鱼国文明，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考古工作人员就已在今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茹家庄附近发现过鱼国遗存墓葬，此后又于1976年、1980年两次在当地发掘出含有青铜器的较大规模古墓群，这些青铜器铭文中明确载有墓主的名称，如“鱼季”“鱼伯”等，经过研究，专家确定这批古墓群为鱼国早期墓地，墓主生活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班固在《两都赋》中把今关中一代称为“陆海”正与之呼应。虞弘墓志铭的记录与宝鸡鱼国墓葬的发掘，有力证明了舜帝有虞氏的后人在发展过程中，曾有部分族人在西周初期于今宝鸡市西北建立起鱼国政权，著名历史学家荣新江先生在谈及虞弘墓葬发掘相关问题时也曾在其论文中指出：“从虞弘祖父仕任于柔然，推知为西北地区的小国。虞弘应当属于西北民族”[5]171，可见虞弘是舜帝有虞氏后人这一结论应当是可信的。
（二）虞弘与月氏
山西省虞弘墓葬经科学发掘后，吉林大学谢承志等学者，曾于2007年对山西虞弘墓葬主人虞弘与其夫人的DNA进行过研究与分析，其结果显示“虞弘属于主要分布在西部欧亚大陆的单倍型类群U5，而虞弘夫人的单倍型类群G主要分布在东部欧亚人群中”[6]，这一结论说明虞弘及其夫人携带的是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以西人种的基因，虞弘墓志铭的后半部分明确记载其先祖“润光安息，辉临月支”，其中的“月支”即“月氏”，故此处可将虞弘先祖与月氏相联系加以思考。
民族之起源地虽不能直接得出民族的族源，但二者息息相关，前文笔者已指出现存史籍记载内容均未涉及月氏族源，但关于月氏起源地的记载颇丰，《史记》关于月氏起源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张守节注：“敦煌郡今沙洲，祁连山在甘州西南）”[2]卷一百二十三3162，《汉书》载：“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颜师古注：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7]卷九十六上3890，结合众多史籍中关于月氏起源地的记载，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流观点有二：一为清朝著名地理学家何秋涛提出，他认为月氏就是《逸周书》中的“禺氏”，此后王国维先生又对这一观点加以发展，明确指出月氏的起源与形成时期：“周末月氏故居，盖在中国之北。《逸周·王会解》‘伊尹献令’列禺氏于正北，《穆天子传》‘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禺知’亦即‘禺氏’，其地在雁门之西北、黄河之东与‘献令’合。此二书疑皆战国时作，则战国时之月氏当在中国正北”[8]第十四卷283，但王国维先生的观点主要依据仅是“禺氏”与“月氏”的读音相似，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史籍与实物以佐证，且试想若当时有一支已经形成且比较强大的民族进行过自古雁门至西域的大规模迁徙，在这个过程中沿途应当或多或少能留下印记，然而至今并无相关史籍明确记载，也无文物出土，且假设真如上述观点所言，月氏大规模迁移可能的原因应当是躲避战乱或原本居住地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那么经过了长途迁徙的月氏，是否能在短期内迅速崛起，达到可以同东胡、匈奴相提并论的实力呢？答案是否定的，春秋战国虽战火纷飞、诸侯林立，然而到战国中期后，中原地区格局已定，此时有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势必引起各诸侯国巨大反响，没有理由各诸侯国都选择忽视，不在史籍中记载;另一观点则由岑仲勉先生提出：“小月氏可能是一個羌族，吾人固未绝对证明大小月氏之同属一个族类，但亦无道理说大小月氏之非同一族类，据是以推，并注意其官有侯，则认为大月氏介于氐羌、突厥之间”[9]218，岑仲勉先生所言月氏最初就形成于今中国西北地区一带，演进过程中可能与其他民族分化与交融，且在西北范围内有所迁徙，但规模不会很大的观点，正好与虞弘墓志铭所言其先祖初任宝鸡鱼国首领，后又“润光安息，辉临月支”相契合，到了张骞出使西域时，月氏已因“匈奴所败，乃远去”[2]卷一百二十三3162移居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西可二三千里”[2]卷一百二十三3161，正因月氏的不断迁徙，这一民族势必需要与周边各民族进行密切交流，甚至进行通婚等行为，伴随着这些融合，使得秦汉时期的月氏，其群体构成与最初形成时相比，已有了很多变化，但“月氏”作为本民族名称一直使用，因此根据虞弘墓志铭的记录、史籍记载月氏的起源地和其活动范围以及谢承志等学者对虞弘DNA的研究，可得出虞弘及其先祖与月氏有一定联系的结论。 （三）舜与月氏
舜帝为中华民族文明始祖之一，关于舜帝，《史记·陈杞世家》有载：“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2]卷三十五1575，舜始居于“妫”（河流名称，在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南，源出历山）附近，故“妫”便被舜及舜之后人作为姓氏。“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2]卷一43，正因舜帝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具有特殊定位，故此后很长时间内史籍中记载“妫”的使用途径只有两种，一是单独作为舜帝及其后人之姓氏使用;再者是在“妫”一词中作为河流名使用。
秦因暴政历二世而亡，后由刘邦一统天下，建立起西汉王朝。统一初期的西汉就已多次遭受匈奴的威胁与侵扰，但因王朝贫弱，除高祖刘邦初期与匈奴发生平城之战并以白登之围收场外，西汉初期并未再与匈奴发生过较大冲突。此后经“文景之治”休养生息，西汉积累起一定的财富与军事实力，终于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决定联合因“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2]卷一百二十三3157的月氏共击匈奴，故武帝命：“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2]卷一百二十三3157，这便开启了张骞出使西域的美谈。张骞出使西域十余载，过大宛、康居、大夏等西域政权后，终于得知“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2]卷一百二十三3162的消息，此處的“妫水”是正史中“妫”字除了之前当作舜帝姓氏和“妫”这条河流名称所使用以外再次出现，张骞在月氏居住地所见的妫水是指由帕米尔高原冰川融化形成发源于中亚，最后于乌兹别克斯坦注入咸海的一条内陆河流。初见该河时，张骞将其称为妫水，之后妫水的名称发生过多次变化，据相关史籍记载，隋朝时期人们称妫水为乌浒水;玄奘西行游历西域后，经其口述，辩机整理编写的地理史籍《大唐西域记》中称妫水之缚刍水;元朝时民间又称其为阿母河;明朝改为阿木河;今天将其翻译为阿姆河。上文中笔者已指出“妫”仅作舜帝有虞氏及其后人之姓氏或与舜帝初居地有关的河流名称使用，既然如此，为何到了西汉张骞见到此时连西汉王朝统治范围之边疆都不算的月氏群体时，会将其居住地的一条河流用舜帝姓氏来命名作“妫水”？若张骞是出于前文中笔者提及的自古中原王朝认为其王朝以外的西部、北部民族均为戎狄的观念，而借用商、周时期位于中国西北的部落鬼方之名，以表达月氏为戎狄之意，出于音近，此处应当使用“鬼”“归”“诡”等字，这也更符合当时中原王朝的民族观，但西汉时期的张骞并没有这样做，正因为当时的他对月氏族源清楚明了，才会在初见月氏时，将月氏居住地的河流称为妫水，这也成为月氏是舜帝有虞氏后人的确凿证据。
三、结语
月氏等中国古代民族，其诞生与发展、演变非一朝一夕可成，而是经过漫长岁月，甚至常历多个朝代。然而，正是这种缓慢的演变恰恰更容易被史家忽略，其原因是：我国古代史家修史时往往秉承“常事不书”的主导思想，这在战国时期公羊高所著释《春秋》之作《公羊传》中已有记载。清华大学侯旭东教授研究日常统治史曾言“这样（常事不书）一套机制乃是古已有之的老传统”[10] 78，如此一来，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循序渐进与点滴累计，在时人看来正是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日常琐事，而非短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故彼时史家修史时，通常忽略民族群体发展、演变等“日常事件”，仅书写民族群体对外战争、交往等要事。当代历史研究中，大事、要事固然重要，但要透过重大事件看古人社会的本质却需要借助大量的“日常事件”，古时“常事不书”的修史思想，给今天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族源等日积月累而成的问题研究带来极大困难，好在当今考古发掘技术提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研究结合的方法已越来越受学界重视。
综上所述，结合虞弘墓志铭内容、虞弘及其夫人DNA解析结论、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关于月氏族源的问题，可以得出结论，即：舜帝初居于今山西妫，故而得姓为妫，舜帝有虞氏后人在西周初期，有部分族人西迁至今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西北部建立鱼国，虞弘便是昔日鱼国的后人，历史上月氏这一民族，就是舜帝有虞氏的后人在西周初期建立起的，鱼国衰亡后，小部分族人又再次依靠自己的力量或与西北地区原有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民族。由卢连成、胡智生两位学者及宝鸡市博物馆所编著的《宝鸡（弓鱼）国墓地》[11]一书中，就将鱼国族人称为氐羌，这也与上文提及的岑仲勉认为月氏是与氐羌、突厥等交融而形成的观点不谋而合，故可知由舜帝有虞氏后人所形成的月氏群体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前，就已经完成了在西域地区的形成与强大的过程，到了西汉时期，前往西域的张骞已经对月氏的族源有清楚的认知，所以初见月氏时，张骞便将月氏所居地的河流翻译为“妫水”，以表示西汉王朝对月氏民族的重视以及对月氏先祖舜帝的尊重。
参考文献：
[1]刘安.淮南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李泰，等.括地志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5]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6]谢承志.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古代人群及山西虞弘墓主人DNA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07.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谢维扬，房鑫亮.王国维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9]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侯旭东.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11]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市博物馆. 宝鸡弓鱼国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关键词：月氏;族源;虞弘;妫水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1-0078-03
“族源”这一概念，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民族族源特指该民族的源流根底，即该民族之祖先。回溯源流，中国古代并没有“民族”一词，该词出现于近代中国，最早由梁启超所使用，但西汉著作《淮南子·真训》所载“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1]卷三21中，“族”字已被用以表示有共同属性的群类，后又多被限制为表示同一文化范围内的社会群体，因此可认为今天常用的“民族”一词所指内容与中国古代“族”所指同一文化范围内形成的社会群体这一含义相同，月氏群体作为有其独特文化圈的古代社会成员，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故可言月氏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支民族。
一、史籍及学界所见月氏族源
自先秦起，中原王朝就已经形成中原地区建立的文明与非中原地区文明有极大差异的思维方式，故而中原统治者通常将王朝范围以外，西部、北部等地区所形成的非华夏族群统称为戎狄，并随之形成了中原文明为正统的观念，因此，中原王朝所编写的史籍中，对当时与其共存民族的记录都相对较少。
关于月氏这一秦汉时期已经活跃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且曾在西域诸国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民族，中国古代史基本史籍《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均有记载;但这些史籍所载内容都集中在月氏族群的活动范围、军事力量、体貌特征、生活习惯等方面，均未涉及其族源问题。虽然月氏族源历来被学界重视，但因资料匮乏，古往今来学界在利用史籍研究月氏族源问题时，能依靠的仅有月氏民族群体的分布、习俗等特征和月氏的起源地、发展演进过程等内容，关于月氏族源的研究，自明清至今已历二百余年，中外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虽比较丰富，①但因史籍记载内容较少等客观原因，大多研究成果仅是靠字音、字义等进行简单梳理和罗列，故至今，中外史学家提出的关于月氏族源观点大都不足以令学界信服。
二、考古及地理资料所见月氏族源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领域进入科学考古学阶段，随着考古队伍不断壮大和发掘水平的提高，先秦文物不断出土，弥补了昔日研究月氏族源问题时仅能依靠史籍猜测的缺憾，依据已发掘与月氏相关的遗迹、器物等考古资料，并与史籍所载其分布、活动地理区域等信息相结合分析，在月氏族源问题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虞弘与舜
1999年7月隋朝虞弘墓葬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虞弘（533年—592年），字莫潘，他生活于南北朝多个政权并存，再到隋大一统的这段时期，曾担任多个政权的大臣，也是著名外交家，出使过波斯、吐谷浑等国。此墓葬中发掘的文物大多藏于今山西博物院，其中包括刻有虞弘墓志铭的石碑，虞弘墓志铭言：“公讳弘，字莫潘，鱼国尉纥城人也。高阳驭运，迁陆海□□□;□□膺策，徙赤县于蒲坂。奕叶繁昌，派枝西域;倜傥人物，漂注□。曾祖奴栖，鱼国领民酋长……水行驭历，重瞳号奇。隆基布政，派胤云驰。润光安息，辉临月支。”
该墓志铭记载内容中，前部分提及的“高阳”即“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2]卷一11，“徙赤县于蒲坂”中的“蒲坂”即“蒲坂故城在蒲州河东县南二里，即尧舜所都也”[3]卷二51，“重瞳”司马迁言“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2]卷七338，这些记载都与《国语·鲁语上》中关于有虞氏世系的记载：“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4]卷四110一一对应。按照此墓志铭的记载，虞弘当是舜帝后人，有虞氏一族，虞弘先辈曾如墓志铭记“迁陆海……派枝西域;倜傥人物，漂注□。曾祖奴栖，鱼国领民酋长”，有关虞弘曾祖曾担任酋长的鱼国文明，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考古工作人员就已在今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茹家庄附近发现过鱼国遗存墓葬，此后又于1976年、1980年两次在当地发掘出含有青铜器的较大规模古墓群，这些青铜器铭文中明确载有墓主的名称，如“鱼季”“鱼伯”等，经过研究，专家确定这批古墓群为鱼国早期墓地，墓主生活时代大约是西周初期，班固在《两都赋》中把今关中一代称为“陆海”正与之呼应。虞弘墓志铭的记录与宝鸡鱼国墓葬的发掘，有力证明了舜帝有虞氏的后人在发展过程中，曾有部分族人在西周初期于今宝鸡市西北建立起鱼国政权，著名历史学家荣新江先生在谈及虞弘墓葬发掘相关问题时也曾在其论文中指出：“从虞弘祖父仕任于柔然，推知为西北地区的小国。虞弘应当属于西北民族”[5]171，可见虞弘是舜帝有虞氏后人这一结论应当是可信的。
（二）虞弘与月氏
山西省虞弘墓葬经科学发掘后，吉林大学谢承志等学者，曾于2007年对山西虞弘墓葬主人虞弘与其夫人的DNA进行过研究与分析，其结果显示“虞弘属于主要分布在西部欧亚大陆的单倍型类群U5，而虞弘夫人的单倍型类群G主要分布在东部欧亚人群中”[6]，这一结论说明虞弘及其夫人携带的是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以西人种的基因，虞弘墓志铭的后半部分明确记载其先祖“润光安息，辉临月支”，其中的“月支”即“月氏”，故此处可将虞弘先祖与月氏相联系加以思考。
民族之起源地虽不能直接得出民族的族源，但二者息息相关，前文笔者已指出现存史籍记载内容均未涉及月氏族源，但关于月氏起源地的记载颇丰，《史记》关于月氏起源地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张守节注：“敦煌郡今沙洲，祁连山在甘州西南）”[2]卷一百二十三3162，《汉书》载：“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颜师古注：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7]卷九十六上3890，结合众多史籍中关于月氏起源地的记载，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流观点有二：一为清朝著名地理学家何秋涛提出，他认为月氏就是《逸周书》中的“禺氏”，此后王国维先生又对这一观点加以发展，明确指出月氏的起源与形成时期：“周末月氏故居，盖在中国之北。《逸周·王会解》‘伊尹献令’列禺氏于正北，《穆天子传》‘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禺知’亦即‘禺氏’，其地在雁门之西北、黄河之东与‘献令’合。此二书疑皆战国时作，则战国时之月氏当在中国正北”[8]第十四卷283，但王国维先生的观点主要依据仅是“禺氏”与“月氏”的读音相似，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史籍与实物以佐证，且试想若当时有一支已经形成且比较强大的民族进行过自古雁门至西域的大规模迁徙，在这个过程中沿途应当或多或少能留下印记，然而至今并无相关史籍明确记载，也无文物出土，且假设真如上述观点所言，月氏大规模迁移可能的原因应当是躲避战乱或原本居住地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那么经过了长途迁徙的月氏，是否能在短期内迅速崛起，达到可以同东胡、匈奴相提并论的实力呢？答案是否定的，春秋战国虽战火纷飞、诸侯林立，然而到战国中期后，中原地区格局已定，此时有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势必引起各诸侯国巨大反响，没有理由各诸侯国都选择忽视，不在史籍中记载;另一观点则由岑仲勉先生提出：“小月氏可能是一個羌族，吾人固未绝对证明大小月氏之同属一个族类，但亦无道理说大小月氏之非同一族类，据是以推，并注意其官有侯，则认为大月氏介于氐羌、突厥之间”[9]218，岑仲勉先生所言月氏最初就形成于今中国西北地区一带，演进过程中可能与其他民族分化与交融，且在西北范围内有所迁徙，但规模不会很大的观点，正好与虞弘墓志铭所言其先祖初任宝鸡鱼国首领，后又“润光安息，辉临月支”相契合，到了张骞出使西域时，月氏已因“匈奴所败，乃远去”[2]卷一百二十三3162移居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西可二三千里”[2]卷一百二十三3161，正因月氏的不断迁徙，这一民族势必需要与周边各民族进行密切交流，甚至进行通婚等行为，伴随着这些融合，使得秦汉时期的月氏，其群体构成与最初形成时相比，已有了很多变化，但“月氏”作为本民族名称一直使用，因此根据虞弘墓志铭的记录、史籍记载月氏的起源地和其活动范围以及谢承志等学者对虞弘DNA的研究，可得出虞弘及其先祖与月氏有一定联系的结论。 （三）舜与月氏
舜帝为中华民族文明始祖之一，关于舜帝，《史记·陈杞世家》有载：“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2]卷三十五1575，舜始居于“妫”（河流名称，在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南，源出历山）附近，故“妫”便被舜及舜之后人作为姓氏。“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2]卷一43，正因舜帝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具有特殊定位，故此后很长时间内史籍中记载“妫”的使用途径只有两种，一是单独作为舜帝及其后人之姓氏使用;再者是在“妫”一词中作为河流名使用。
秦因暴政历二世而亡，后由刘邦一统天下，建立起西汉王朝。统一初期的西汉就已多次遭受匈奴的威胁与侵扰，但因王朝贫弱，除高祖刘邦初期与匈奴发生平城之战并以白登之围收场外，西汉初期并未再与匈奴发生过较大冲突。此后经“文景之治”休养生息，西汉积累起一定的财富与军事实力，终于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决定联合因“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2]卷一百二十三3157的月氏共击匈奴，故武帝命：“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2]卷一百二十三3157，这便开启了张骞出使西域的美谈。张骞出使西域十余载，过大宛、康居、大夏等西域政权后，终于得知“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2]卷一百二十三3162的消息，此處的“妫水”是正史中“妫”字除了之前当作舜帝姓氏和“妫”这条河流名称所使用以外再次出现，张骞在月氏居住地所见的妫水是指由帕米尔高原冰川融化形成发源于中亚，最后于乌兹别克斯坦注入咸海的一条内陆河流。初见该河时，张骞将其称为妫水，之后妫水的名称发生过多次变化，据相关史籍记载，隋朝时期人们称妫水为乌浒水;玄奘西行游历西域后，经其口述，辩机整理编写的地理史籍《大唐西域记》中称妫水之缚刍水;元朝时民间又称其为阿母河;明朝改为阿木河;今天将其翻译为阿姆河。上文中笔者已指出“妫”仅作舜帝有虞氏及其后人之姓氏或与舜帝初居地有关的河流名称使用，既然如此，为何到了西汉张骞见到此时连西汉王朝统治范围之边疆都不算的月氏群体时，会将其居住地的一条河流用舜帝姓氏来命名作“妫水”？若张骞是出于前文中笔者提及的自古中原王朝认为其王朝以外的西部、北部民族均为戎狄的观念，而借用商、周时期位于中国西北的部落鬼方之名，以表达月氏为戎狄之意，出于音近，此处应当使用“鬼”“归”“诡”等字，这也更符合当时中原王朝的民族观，但西汉时期的张骞并没有这样做，正因为当时的他对月氏族源清楚明了，才会在初见月氏时，将月氏居住地的河流称为妫水，这也成为月氏是舜帝有虞氏后人的确凿证据。
三、结语
月氏等中国古代民族，其诞生与发展、演变非一朝一夕可成，而是经过漫长岁月，甚至常历多个朝代。然而，正是这种缓慢的演变恰恰更容易被史家忽略，其原因是：我国古代史家修史时往往秉承“常事不书”的主导思想，这在战国时期公羊高所著释《春秋》之作《公羊传》中已有记载。清华大学侯旭东教授研究日常统治史曾言“这样（常事不书）一套机制乃是古已有之的老传统”[10] 78，如此一来，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循序渐进与点滴累计，在时人看来正是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日常琐事，而非短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故彼时史家修史时，通常忽略民族群体发展、演变等“日常事件”，仅书写民族群体对外战争、交往等要事。当代历史研究中，大事、要事固然重要，但要透过重大事件看古人社会的本质却需要借助大量的“日常事件”，古时“常事不书”的修史思想，给今天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族源等日积月累而成的问题研究带来极大困难，好在当今考古发掘技术提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研究结合的方法已越来越受学界重视。
综上所述，结合虞弘墓志铭内容、虞弘及其夫人DNA解析结论、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关于月氏族源的问题，可以得出结论，即：舜帝初居于今山西妫，故而得姓为妫，舜帝有虞氏后人在西周初期，有部分族人西迁至今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西北部建立鱼国，虞弘便是昔日鱼国的后人，历史上月氏这一民族，就是舜帝有虞氏的后人在西周初期建立起的，鱼国衰亡后，小部分族人又再次依靠自己的力量或与西北地区原有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民族。由卢连成、胡智生两位学者及宝鸡市博物馆所编著的《宝鸡（弓鱼）国墓地》[11]一书中，就将鱼国族人称为氐羌，这也与上文提及的岑仲勉认为月氏是与氐羌、突厥等交融而形成的观点不谋而合，故可知由舜帝有虞氏后人所形成的月氏群体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前，就已经完成了在西域地区的形成与强大的过程，到了西汉时期，前往西域的张骞已经对月氏的族源有清楚的认知，所以初见月氏时，张骞便将月氏所居地的河流翻译为“妫水”，以表示西汉王朝对月氏民族的重视以及对月氏先祖舜帝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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