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知道十年之后，我们还将在阿富汗持续作战，我当时应该感到更深刻的忧虑和警觉。但我希望我仍能作出与当年同样的决定，不论是在这件事上，还是之后的伊拉克战争中。
　　试图避免冲突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政治上的懦弱表现。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一切并不会让我对在事件发生当天开始的那场战斗有丝毫的犹豫，相反，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来打这场战争直到获得胜利。
　　在那个让所有人战栗的恐怖袭击结束后一瞬间, 大家认识到问题很清楚：一群疯子挑起了战争。我们必须把他们一举击溃，连根拔起。没有人怀疑这一点。没有人，或者很少的人，对此或对之后的行动有任何异议。
　　当时大家并不抱有任何幻想——而在那之后则出现了各种幻想，面对这样的局面只能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控制住局面，继续让塔利班当权，但同时以制裁和联盟的方式将之围困起来，采取纯软实力的办法来应对挑战。有些人提倡用这种策略（虽然在9月12日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如此倡议），我也没有完全排除这种方式。相比我们之后采取的方式，这的确是另一种选择。其思想是逐步推进改革，逐渐形成一个面貌一新的伊斯兰教。也就是说，有人向我们挑起了战争，而我们却忍住了怒火。
　　另一种方式，也就是我们所选择的方式，是直接以武力面对挑战。我仍然相信这是正确的选择，然而，这个选择的代价、牵涉的范围以及后果，却是我们任何人，当然也包括我，在那天始料未及的。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去赢得胜利并不仅仅只需要可以击败对手的军事战略。这需要全新的地缘政治架构，需要国家建设，也需要大量对于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
　　而首先，这需要愿意认识到战斗的必要性，有抗争到底的决心，以及愿意为此耗费时间、财富，为此流血，坚信如果现在不这么做，也只不过是将这一切延后发生而已，而到那时，则将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财富和热血。谁知道哪一种方式是正确的？没有人知道。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
　　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我们知道的有限，而现在我们依然知之甚少。在那样的情况下，在当时所能理解的范围内，唯一能做的就是跟随直觉与信念。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做。悲剧发生后的那些天里，我就是这么做的。
　　这么多年，战争仍在继续，面对这样的情况，人们禁不住产生疑问：到底是哪里出了错？这个疑问没有考虑到某种可能性，即这根本不是哪里出了什么错的事，这场战争的性质决定了它需要长时间的曲折过程。当时，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消灭塔利班，让阿富汗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选举，给他们提供大量资金去发展建设，做到这三点，就肯定能带来进步。如果人们能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一定会赞成走向进步。实际上，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的确是这么做的，每一次选举结果都表明他们想要和不想要什么。
　　然而，即使在我们的支持下，我们的军队四处活动，我们给予他们帮助，人们期望和平的意愿仍没能胜过希望混乱的意愿。然而，从中得出的结论并不是我们要放弃；也更不是说，如果我们从未插手，我们或阿富汗的人民会过得更好。结论是，战争是残酷的，也是长期的。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赢得这场战争显得尤其重要的原因。今天，透过一些案例来看待这一切，我们看不到战争何时才能结束，而与此同时，在一场结局未定的战争里，我们正在失去那些勇敢而忠贞的战士。
　　在任何正式的战争里，牺牲总不可避免，于是摆在眼前的问题便是：撤退，还是继续前进。战士们的牺牲，并不是因为战争不够正义，也不一定是因为部署有问题；他们之所以牺牲，是因为敌人顽强抵抗；因为对于敌人们而言，在这场战争里的赌注也很高；因为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能坚持，我们便会失去信心，或者我们会和他们达成可耻的交易，放弃我们为之奋斗的基本原则，以换取事态的平息。然后，他们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一起，会卷土重来，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会更加强大。
　　因此，回顾当时阿富汗战争的爆发原因便显得尤为重要。那是因为，在决定性的那一天，受塔利班庇护、在阿富汗受训的那些恐怖分子，向世人展示了，为让我们和那些期望和平共处的伊斯兰人民决裂，让伊斯兰国家落入宗教极端主义者手中，或落入被狂热分子或独裁者控制的政权手里，他们会肆无忌惮地杀害无辜的人们。不是我们找他们的麻烦，是他们找上了我们。
　　《旅程：布莱尔回忆录》，托尼·布莱尔著，李永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本文选自该书第十二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