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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曹雷（1940-），曹聚仁之女，上海电影译制厂一级配音演员兼导演。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教师、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2010年11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曹雷的父亲曹聚仁先生晚年在海峡两岸高层间担任密使的经历，自他1972年逝世以后，始终是世人关注的热点人物。由于这段历史的官方档案尚未公开、当事人已相继离世，所以迄今为止媒体提供的信息揣测推断多于史实披露。本文系根据即将出版的《曹雷口述历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的附录三删改而成。口述者曹雷从亲属的角度，提供了父亲遗作、母亲邓珂云（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笔记和口述资料，撰稿人林丽成依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和2020年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相关纪事条目及搜集的其他相关史料，对曹聚仁的这段历史做了梳理。本刊分上下两期刊发，以飨读者。
今之鲁仲连1，是1956年10月毛主席接见我爸爸時，对他为祖国统一所做的工作的赞词。我在按照上海文史馆的要求做馆员口述历史期间，不断有人提出建议，希望我的口述史中能更多地披露父亲曹聚仁的信息，主要是指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成为海峡两岸最高层间的密使，为国家统一奔走的那段历史。
上世纪80年代始，父亲在海峡两岸间做密使的事就是媒体的热门话题，尤其是海外华文媒体，说明海内外中国人都关注祖国统一。随之而至的则是说法各异、版本不同。当年的亲历者已先后作古，一位熟悉蒋经国的台湾政界人物就告诉我们：“蒋经国对这种事情是不会留下片纸只字的。”北京方面肯定存有大量史料，但至今没有解密。
1996年1月，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出版了回忆周恩来的著作《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书中第274页披露：
……7月16日，周恩来同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时说，“我们对台湾坚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商量安排。”曹聚仁曾在赣南和蒋经国共事，周恩来希望曹聚仁将此消息转达台湾当局。
这是高层第一次把那段历史对外曝光。
1997年5月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2003年始，《毛泽东年谱（1949-1976）》也由该社陆续出版，其中多处涉及国家领导人与父亲曹聚仁的会晤。根据领袖年谱披露的线索，对应父亲的遗作和母亲生前写下的文字、跟我的谈话，加上我的记忆等，可以互相印证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
谁要父亲做密使
父亲在《北行小语》中写道，他是7月1日到的广州，4日飞北京。有“和平老人”之称的邵力子先生“因为我没到过北京，特地在机场接我……”2邵力子是父亲的恩师和引路人。上世纪20年代初，父亲初到上海谋生，就得到了邵力子先生的关心。1950年，父亲打算南下香港前，也同邵力子先生商讨过。
母亲邓珂云留下的笔记中，则有这样一段记载：
1956年春，聚仁寄我一信，内附一信，嘱我转寄北京邵力子先生。信的内容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作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我即将信封好寄出。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由我转给聚仁，大意是欢迎他回来。
夏，某日，我忽接北京来的长途电话，原来聚仁已在周密的布置中，悄悄地到达了北京。他说周总理要他接眷去北京，要我立刻就去。
数日后，我携十岁的闲儿3赴京。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和聚仁已经六年不相见了。
父亲自1950年离开上海到香港，这是第一次回内地。他到北京去干什么，我曾问过母亲，母亲说，父亲是为国家工作，做的事很重要，却是要保密的，对谁都不要说，也不能说。母亲还说，台湾虽然和这里敌对，但也要有人传递消息，爸爸就做这个工作。
父亲之所以会成为海峡两岸之间传递消息的密使，源自他在抗战期间的战地记者生涯，无党无派的父亲作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特派记者，1938年在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与陈毅熟识，1939年春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1940年开始与蒋经国的交往，则成为最关键因素。
1991年初夏，母亲去世前几天，病重的她，曾拉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吗，都是因为你来到这世界上，改变了你爸爸和我的一生。”抗战之初，父母亲都是战地记者，奔走于东南前线。1940年初，因为我将出生，他们决定到赣州安家。选择赣南的原因，一是父亲仍可以在东南战区采访，二是蒋经国正在那里推行“新政”、政治空气似乎较清新一些。谁知到了那里，蒋经国就直接找上门来，以“老师”相称，请父亲帮他主持赣南的《正气日报》。此后3年，父亲在赣南处于一种“客卿”的地位，蒋经国待之为友、亦待之为师。父亲将《正气日报》办得很有起色，却始终没成为蒋经国圈子里的人。他曾想将《正气日报》扩大到桂林去，为此曾跟蒋经国去了趟重庆，结果发现这份报纸已经卷入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回赣后，他辞去报社的一切职务，经宦乡先生推荐，到当时在上饶的《前线日报》去工作了。离开《正气日报》后，父亲与蒋经国仍有来往，直到1949年蒋经国去了台湾。
1948年，父亲写的《蒋经国论》在上海出版。这本书是关于蒋经国的第一本论著，由此可见父亲与蒋经国的关系。1953年《蒋经国论》在香港再版，父亲作了许多修改。上世纪90年代，台北的一桥出版社将此书的前后两版合一，在台湾出版了。这是父亲的著作在台湾首次正式出版。之前，他的作品，包括《蒋经国论》，在台湾是被列为禁书的。
1949年，父亲就职的《前线日报》停办了，担任教职的政法大学等也停办了，失业一年多后，为了生计，他于1950年8月去了香港。他想在国共的夹缝间寻找一个容许他这个“自由主义者”存身的地方。
1991年，母亲去世前告诉我们，父亲为两岸传递信息的事情，最初是台北方面派人到香港找我父亲的。母亲留下的笔记中还记着，父亲给邵力子的信，是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交到周恩来总理手上的。 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83页记载：
7月13日、16日、19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在谈话中，就曹问及周恩来十几天前在全国人大会上发言谈到“和平解放台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时说：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
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593页记载：
7月19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当天周恩来第三次会见曹聚仁。
由领袖年谱的记载可知，会见父亲的是周恩来、陈毅等，对台和谈的口径则由毛泽东把握。
父亲初次到北京，用的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员的名义，也是新加坡工商代表团的随团记者。父亲记叙7月16日同周恩来见面情况的文章《颐和园一夕谈》，也是由《南洋商报》8月14日首先刊出的：
七月十六日傍晚，记者应周恩来之邀，赴颐和园餐叙……
记者和周、陈两总理，已经十多年不相见了。记者说起一九三九年，在金华中国旅行社晤见周总理的往事，那时，周氏还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当年，他是为着消弭国共间的矛盾，才到东南各地来巡视的，他还送了叶挺将军到皖南去。记者初见陈毅将军于南昌，也是抗战初年的事，那时新四军尚未成型，而今则是东南半壁的安危，都落在他的肩仔上……4
2003年7月13日，上海《文汇报》曾刊登作家叶永烈的《涵碧楼逸事》，文章记述了他去台湾日月潭探访蒋介石旧日行宫涵碧楼的见闻：
在纪念馆里，我的眼睛忽然一亮，因为在那里见到一个熟悉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名字——曹聚仁！……
我在涵碧楼纪念馆的《风云际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说明词中，见到这么一行字：
“1956年7月，蒋公亲点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周恩来在颐和园与曹见面，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只要政权统一，其它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安排的构想。”5
叶永烈摘自涵碧楼纪念馆里的这段说明词，与母亲生前所写笔记、给我们的留言，互为印证的史实就是：1956年北京高层发出的国共和谈邀请，台湾的蒋家是有所反应的。父亲是受蒋家所托，以记者身份掩护，代表台湾方面赴京回应中共的和谈意愿的。
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4-5页记载：
10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新闻记者曹聚仁，张治中、卲力子、徐冰、童小鹏参加。曹聚仁说，台湾方面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没有可能，反攻大陆也不可能，他们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成功。毛泽东说：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们并不着急。……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去台湾见到熟人时代他致意。曹聚仁出门时，张治中提醒说：今天主席提到蒋时称“蒋先生”，请注意。
关于这次会见，父亲在《北行小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毛氏是懂得辩证法的。世界的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而最弱者却正是最强者。……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氏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蒋介石的路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的转变呢！6
母亲的笔记里则有如下记载：
……不久，聚仁第二次回北京，我一人去京。仍住新侨。这次毛主席接见了他。
……毛主席首次接见他，对他说：希望你当‘鲁仲连’。总理不熟悉鲁的故事，主席讲给他听了。这样，聚仁真的当起了现代的鲁仲连来。……毛主席称他为“今之鲁仲连”。
4天后，周总理会见了父亲。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07-608页记载：
10月7日由张治中、邵力子、徐冰、屈武、童小鹏、罗青长陪同，宴请并同曹聚仁谈话，就其所询如果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后中央政府对蒋介石等的安排问题时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同时，指示有关部门领导人通知有关地方当局对蒋、陈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家属注意照顾。
10月12日，父亲匆匆返回香港。他要把毛、周对台湾、对蒋家的安排方案尽快地传递过去。
为蒋家实地考察
父亲曾告诉朋友，他在北京出席了欢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国宴，与毛主席同席。如果父亲所言不虚，1957年4月他到了北京、且与毛泽东有过一次见面的机会。5月5日，父亲又回到内地，母亲也去了北京。据母亲笔记记载：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聚仁在京住了一些日子，总理接见后，我们就离京。……目的是到庐山和溪口二地，那是和老蒋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地方。
按照母亲的记忆，这一年，父亲见过周总理，而且，这次见面和他接下来的行程大有关系。母亲的笔记中，记载了他们的行程路线：乘京汉铁路火车到汉口，参观了興建中的长江大桥。次日乘长江轮东下九江，住花园饭店（蒋介石每次上庐山前居住的地方）。次晨，上庐山、到牯岭，在牯岭看了蒋介石的别墅“美庐”、庐山大礼堂等地，住了七天。回九江后，又由南路上庐山去看海会寺——当年蒋练兵之处。由海会寺下山，又驱车到星子县。母亲在笔记中写道：在星子可看到鄱阳湖广阔的湖面。中央曾有此设想，老蒋如回来可住庐山，并可拥有他的舰只，泊鄱阳湖，作为对他的保护。
从星子回九江，他们就上长江轮船回上海了。在上海住了几天，他们又作了浙江之行。先是乘火车到杭州，三四日后，乘小轿车到绍兴，途经萧山、诸暨等地。在绍兴参观了鲁迅老家后，即去溪口。因溪口住宿不便，当晚他们又折至宁波，次晨，再西行去溪口。
父亲的一些信件底稿，曾在国内辗转流传，内容带有某种汇报性质，令人感到他那次回内地并非纯粹的旅游观光，其中关于庐山之行的信稿开头就说：
聚仁此次历游东南各地，在庐山住一星期，又在杭州住四日，往返萧山、绍兴、奉化、宁波凡两日，遵嘱有关各处，都已拍摄照片，随函奉上全份（各三张），乞检。…… 庐山已从九江到牯岭街市区筑成汽车路，大小型汽车均可直达（轿子已全部废去），约一小时可到。牯岭市区也在修筑马路，交通非常便利。以牯岭为中心，连缀庐山北部、西部各胜地（以中部为主）已建设为休养疗养地区。平日约有居民七千人，暑期增至三万人。美庐依然如旧，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今为庐山大厦，都为山中游客文化娱乐场所。这一广大地区，自成体系。
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庐山内部，以海会寺为中心，连缀到白鹿洞、栖贤寺、归宗寺，这一广大地区，正可作老人悠游山林，终老怡养之地。来日国宾住星子，出入可由鄱阳湖畔，军舰或水上飞机，停泊湖面。无论南往南昌，北归湖口，东下金陵，都很便利。聚仁郑重奉达，牯岭已成为人民生活地区，台座应当为人民留一地步。台座由台归省，仍可居美庐，又作别论。
美庐景物依然如旧。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休息，曾在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盖亦期待台从或有意于游山，当局扫榻以待，此意亦当奉陈。
“遵嘱”，遵谁之嘱？“最高方面”，指的是谁？鄱阳湖停军舰，是哪方的军舰？“台座”指谁？“老人”又指谁？“台座由台归省”，莫非是指蒋经国从台湾到庐山“归省”蒋介石夫妇？关于溪口，父亲的信稿中有：
溪口市况比过去还繁荣一点。我所说的‘过去’，乃是说1946年冬天的情形（战时有一时期，特殊繁荣那是不足为凭的）。武岭学校本身，乃是干部训练团，农院部分由国营农场主持，中小学部分另外设立。在聚仁心目中，这一切都是继承旧时文化体系而来，大体如旧。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保全之至意。聚仁曾谒蒋母墓园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访溪口，原非地方当局所及知，所以溪口政府一切也没有准备。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脑后。聚仁知老人谋国惠民，此等处自必坦然置之也。惟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住庐山，请仔细酌定。
文中又提及“老人”，還有“尊府院落”，收信人非蒋经国莫属了。
从5月初抵京，到7月14日返港，父亲这次旅行前后共70来天。他的行装中比此前多了一架120相机，是他特地配备的。所到之处，他都拍了不少照片;还写了一些旧体诗。1957年9月出版的香港《乡土》杂志上，父亲发表了《庐山记游》的文章。《北行三语》7中也有相当多的篇幅写到这次旅行。母亲也在香港杂志上发表了《庐山七日游》等多篇游记。只是父母此行绝非观光旅游这么简单，而是为北京对蒋家的政治安排作实地考察之行。
注释：
1. 鲁仲连，系战国时代齐国人，说服发生战乱的君主停战和谈。
2、4、6.曹聚仁《北行小语》，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57年6月初版，第17-20页，第156页，第201页。
3. 即曹聚仁、邓珂云幼子曹景行。
5.参见《文汇报》文汇报2003年7月13日第7版。
7.曹聚仁《北行三语》，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0年5月版。
[撰稿人为上海韬奋纪念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研究馆员，已退休]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曹雷的父亲曹聚仁先生晚年在海峡两岸高层间担任密使的经历，自他1972年逝世以后，始终是世人关注的热点人物。由于这段历史的官方档案尚未公开、当事人已相继离世，所以迄今为止媒体提供的信息揣测推断多于史实披露。本文系根据即将出版的《曹雷口述历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的附录三删改而成。口述者曹雷从亲属的角度，提供了父亲遗作、母亲邓珂云（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笔记和口述资料，撰稿人林丽成依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和2020年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相关纪事条目及搜集的其他相关史料，对曹聚仁的这段历史做了梳理。本刊分上下两期刊发，以飨读者。
今之鲁仲连1，是1956年10月毛主席接见我爸爸時，对他为祖国统一所做的工作的赞词。我在按照上海文史馆的要求做馆员口述历史期间，不断有人提出建议，希望我的口述史中能更多地披露父亲曹聚仁的信息，主要是指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始，成为海峡两岸最高层间的密使，为国家统一奔走的那段历史。
上世纪80年代始，父亲在海峡两岸间做密使的事就是媒体的热门话题，尤其是海外华文媒体，说明海内外中国人都关注祖国统一。随之而至的则是说法各异、版本不同。当年的亲历者已先后作古，一位熟悉蒋经国的台湾政界人物就告诉我们：“蒋经国对这种事情是不会留下片纸只字的。”北京方面肯定存有大量史料，但至今没有解密。
1996年1月，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出版了回忆周恩来的著作《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书中第274页披露：
……7月16日，周恩来同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时说，“我们对台湾坚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商量安排。”曹聚仁曾在赣南和蒋经国共事，周恩来希望曹聚仁将此消息转达台湾当局。
这是高层第一次把那段历史对外曝光。
1997年5月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2003年始，《毛泽东年谱（1949-1976）》也由该社陆续出版，其中多处涉及国家领导人与父亲曹聚仁的会晤。根据领袖年谱披露的线索，对应父亲的遗作和母亲生前写下的文字、跟我的谈话，加上我的记忆等，可以互相印证一段尘封多年的历史。
谁要父亲做密使
父亲在《北行小语》中写道，他是7月1日到的广州，4日飞北京。有“和平老人”之称的邵力子先生“因为我没到过北京，特地在机场接我……”2邵力子是父亲的恩师和引路人。上世纪20年代初，父亲初到上海谋生，就得到了邵力子先生的关心。1950年，父亲打算南下香港前，也同邵力子先生商讨过。
母亲邓珂云留下的笔记中，则有这样一段记载：
1956年春，聚仁寄我一信，内附一信，嘱我转寄北京邵力子先生。信的内容大意说：为了两党的和好，祖国的统一，愿作桥梁，前去北京。请邵老向中央转呈此意。我即将信封好寄出。不久，邵老回复一简函，由我转给聚仁，大意是欢迎他回来。
夏，某日，我忽接北京来的长途电话，原来聚仁已在周密的布置中，悄悄地到达了北京。他说周总理要他接眷去北京，要我立刻就去。
数日后，我携十岁的闲儿3赴京。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和聚仁已经六年不相见了。
父亲自1950年离开上海到香港，这是第一次回内地。他到北京去干什么，我曾问过母亲，母亲说，父亲是为国家工作，做的事很重要，却是要保密的，对谁都不要说，也不能说。母亲还说，台湾虽然和这里敌对，但也要有人传递消息，爸爸就做这个工作。
父亲之所以会成为海峡两岸之间传递消息的密使，源自他在抗战期间的战地记者生涯，无党无派的父亲作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特派记者，1938年在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与陈毅熟识，1939年春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1940年开始与蒋经国的交往，则成为最关键因素。
1991年初夏，母亲去世前几天，病重的她，曾拉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吗，都是因为你来到这世界上，改变了你爸爸和我的一生。”抗战之初，父母亲都是战地记者，奔走于东南前线。1940年初，因为我将出生，他们决定到赣州安家。选择赣南的原因，一是父亲仍可以在东南战区采访，二是蒋经国正在那里推行“新政”、政治空气似乎较清新一些。谁知到了那里，蒋经国就直接找上门来，以“老师”相称，请父亲帮他主持赣南的《正气日报》。此后3年，父亲在赣南处于一种“客卿”的地位，蒋经国待之为友、亦待之为师。父亲将《正气日报》办得很有起色，却始终没成为蒋经国圈子里的人。他曾想将《正气日报》扩大到桂林去，为此曾跟蒋经国去了趟重庆，结果发现这份报纸已经卷入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回赣后，他辞去报社的一切职务，经宦乡先生推荐，到当时在上饶的《前线日报》去工作了。离开《正气日报》后，父亲与蒋经国仍有来往，直到1949年蒋经国去了台湾。
1948年，父亲写的《蒋经国论》在上海出版。这本书是关于蒋经国的第一本论著，由此可见父亲与蒋经国的关系。1953年《蒋经国论》在香港再版，父亲作了许多修改。上世纪90年代，台北的一桥出版社将此书的前后两版合一，在台湾出版了。这是父亲的著作在台湾首次正式出版。之前，他的作品，包括《蒋经国论》，在台湾是被列为禁书的。
1949年，父亲就职的《前线日报》停办了，担任教职的政法大学等也停办了，失业一年多后，为了生计，他于1950年8月去了香港。他想在国共的夹缝间寻找一个容许他这个“自由主义者”存身的地方。
1991年，母亲去世前告诉我们，父亲为两岸传递信息的事情，最初是台北方面派人到香港找我父亲的。母亲留下的笔记中还记着，父亲给邵力子的信，是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交到周恩来总理手上的。 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83页记载：
7月13日、16日、19日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三次接见曹聚仁。在谈话中，就曹问及周恩来十几天前在全国人大会上发言谈到“和平解放台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时说：和平解放台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
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593页记载：
7月19日 晨，同周恩来谈话。当天周恩来第三次会见曹聚仁。
由领袖年谱的记载可知，会见父亲的是周恩来、陈毅等，对台和谈的口径则由毛泽东把握。
父亲初次到北京，用的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员的名义，也是新加坡工商代表团的随团记者。父亲记叙7月16日同周恩来见面情况的文章《颐和园一夕谈》，也是由《南洋商报》8月14日首先刊出的：
七月十六日傍晚，记者应周恩来之邀，赴颐和园餐叙……
记者和周、陈两总理，已经十多年不相见了。记者说起一九三九年，在金华中国旅行社晤见周总理的往事，那时，周氏还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当年，他是为着消弭国共间的矛盾，才到东南各地来巡视的，他还送了叶挺将军到皖南去。记者初见陈毅将军于南昌，也是抗战初年的事，那时新四军尚未成型，而今则是东南半壁的安危，都落在他的肩仔上……4
2003年7月13日，上海《文汇报》曾刊登作家叶永烈的《涵碧楼逸事》，文章记述了他去台湾日月潭探访蒋介石旧日行宫涵碧楼的见闻：
在纪念馆里，我的眼睛忽然一亮，因为在那里见到一个熟悉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名字——曹聚仁！……
我在涵碧楼纪念馆的《风云际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说明词中，见到这么一行字：
“1956年7月，蒋公亲点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周恩来在颐和园与曹见面，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只要政权统一，其它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安排的构想。”5
叶永烈摘自涵碧楼纪念馆里的这段说明词，与母亲生前所写笔记、给我们的留言，互为印证的史实就是：1956年北京高层发出的国共和谈邀请，台湾的蒋家是有所反应的。父亲是受蒋家所托，以记者身份掩护，代表台湾方面赴京回应中共的和谈意愿的。
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第4-5页记载：
10月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新闻记者曹聚仁，张治中、卲力子、徐冰、童小鹏参加。曹聚仁说，台湾方面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没有可能，反攻大陆也不可能，他们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成功。毛泽东说：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们并不着急。……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去台湾见到熟人时代他致意。曹聚仁出门时，张治中提醒说：今天主席提到蒋时称“蒋先生”，请注意。
关于这次会见，父亲在《北行小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毛氏是懂得辩证法的。世界的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而最弱者却正是最强者。……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氏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蒋介石的路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的转变呢！6
母亲的笔记里则有如下记载：
……不久，聚仁第二次回北京，我一人去京。仍住新侨。这次毛主席接见了他。
……毛主席首次接见他，对他说：希望你当‘鲁仲连’。总理不熟悉鲁的故事，主席讲给他听了。这样，聚仁真的当起了现代的鲁仲连来。……毛主席称他为“今之鲁仲连”。
4天后，周总理会见了父亲。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07-608页记载：
10月7日由张治中、邵力子、徐冰、屈武、童小鹏、罗青长陪同，宴请并同曹聚仁谈话，就其所询如果通过谈判台湾归还祖国后中央政府对蒋介石等的安排问题时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同时，指示有关部门领导人通知有关地方当局对蒋、陈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家属注意照顾。
10月12日，父亲匆匆返回香港。他要把毛、周对台湾、对蒋家的安排方案尽快地传递过去。
为蒋家实地考察
父亲曾告诉朋友，他在北京出席了欢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国宴，与毛主席同席。如果父亲所言不虚，1957年4月他到了北京、且与毛泽东有过一次见面的机会。5月5日，父亲又回到内地，母亲也去了北京。据母亲笔记记载：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聚仁在京住了一些日子，总理接见后，我们就离京。……目的是到庐山和溪口二地，那是和老蒋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地方。
按照母亲的记忆，这一年，父亲见过周总理，而且，这次见面和他接下来的行程大有关系。母亲的笔记中，记载了他们的行程路线：乘京汉铁路火车到汉口，参观了興建中的长江大桥。次日乘长江轮东下九江，住花园饭店（蒋介石每次上庐山前居住的地方）。次晨，上庐山、到牯岭，在牯岭看了蒋介石的别墅“美庐”、庐山大礼堂等地，住了七天。回九江后，又由南路上庐山去看海会寺——当年蒋练兵之处。由海会寺下山，又驱车到星子县。母亲在笔记中写道：在星子可看到鄱阳湖广阔的湖面。中央曾有此设想，老蒋如回来可住庐山，并可拥有他的舰只，泊鄱阳湖，作为对他的保护。
从星子回九江，他们就上长江轮船回上海了。在上海住了几天，他们又作了浙江之行。先是乘火车到杭州，三四日后，乘小轿车到绍兴，途经萧山、诸暨等地。在绍兴参观了鲁迅老家后，即去溪口。因溪口住宿不便，当晚他们又折至宁波，次晨，再西行去溪口。
父亲的一些信件底稿，曾在国内辗转流传，内容带有某种汇报性质，令人感到他那次回内地并非纯粹的旅游观光，其中关于庐山之行的信稿开头就说：
聚仁此次历游东南各地，在庐山住一星期，又在杭州住四日，往返萧山、绍兴、奉化、宁波凡两日，遵嘱有关各处，都已拍摄照片，随函奉上全份（各三张），乞检。…… 庐山已从九江到牯岭街市区筑成汽车路，大小型汽车均可直达（轿子已全部废去），约一小时可到。牯岭市区也在修筑马路，交通非常便利。以牯岭为中心，连缀庐山北部、西部各胜地（以中部为主）已建设为休养疗养地区。平日约有居民七千人，暑期增至三万人。美庐依然如旧，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今为庐山大厦，都为山中游客文化娱乐场所。这一广大地区，自成体系。
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庐山内部，以海会寺为中心，连缀到白鹿洞、栖贤寺、归宗寺，这一广大地区，正可作老人悠游山林，终老怡养之地。来日国宾住星子，出入可由鄱阳湖畔，军舰或水上飞机，停泊湖面。无论南往南昌，北归湖口，东下金陵，都很便利。聚仁郑重奉达，牯岭已成为人民生活地区，台座应当为人民留一地步。台座由台归省，仍可居美庐，又作别论。
美庐景物依然如旧。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休息，曾在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盖亦期待台从或有意于游山，当局扫榻以待，此意亦当奉陈。
“遵嘱”，遵谁之嘱？“最高方面”，指的是谁？鄱阳湖停军舰，是哪方的军舰？“台座”指谁？“老人”又指谁？“台座由台归省”，莫非是指蒋经国从台湾到庐山“归省”蒋介石夫妇？关于溪口，父亲的信稿中有：
溪口市况比过去还繁荣一点。我所说的‘过去’，乃是说1946年冬天的情形（战时有一时期，特殊繁荣那是不足为凭的）。武岭学校本身，乃是干部训练团，农院部分由国营农场主持，中小学部分另外设立。在聚仁心目中，这一切都是继承旧时文化体系而来，大体如旧。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保全之至意。聚仁曾谒蒋母墓园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访溪口，原非地方当局所及知，所以溪口政府一切也没有准备。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脑后。聚仁知老人谋国惠民，此等处自必坦然置之也。惟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住庐山，请仔细酌定。
文中又提及“老人”，還有“尊府院落”，收信人非蒋经国莫属了。
从5月初抵京，到7月14日返港，父亲这次旅行前后共70来天。他的行装中比此前多了一架120相机，是他特地配备的。所到之处，他都拍了不少照片;还写了一些旧体诗。1957年9月出版的香港《乡土》杂志上，父亲发表了《庐山记游》的文章。《北行三语》7中也有相当多的篇幅写到这次旅行。母亲也在香港杂志上发表了《庐山七日游》等多篇游记。只是父母此行绝非观光旅游这么简单，而是为北京对蒋家的政治安排作实地考察之行。
注释：
1. 鲁仲连，系战国时代齐国人，说服发生战乱的君主停战和谈。
2、4、6.曹聚仁《北行小语》，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57年6月初版，第17-20页，第156页，第201页。
3. 即曹聚仁、邓珂云幼子曹景行。
5.参见《文汇报》文汇报2003年7月13日第7版。
7.曹聚仁《北行三语》，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0年5月版。
[撰稿人为上海韬奋纪念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研究馆员，已退休]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