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63年1月26日，雄心勃勃的伊朗巴列維国王倡导的“国王和人民的革命”即“白色革命”的方案获得全民投票的正式通过，开始了伊朗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十五年的“白色革命”，使伊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就在1978年底，大权在握的巴列维国王却被一群身披黑色长袍、头裹黑色头巾的毛拉们掀起的“黑色风暴”——伊朗伊斯兰革命所推翻，而建立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国外。这大大出乎世人所料，但也在情理之中，其原因是政治经济改革方面的不协调，导致的繁荣背后的潜伏的危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而最终爆发之使然。
　　关键词： 伊朗；巴列维王朝；改革；失败；原因
　　【中图分类号】 F72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236-1879（2018）12-0047-02
　　1978年底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也终结了它的“白色革命”，这一事件宣告了巴列维王朝改革的失败，而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深刻且引人深思的。
　　一、激进和残酷的政教分离的改革手段，埋下了王朝与信徒众广的伊斯兰教会之间仇恨的种子。
　　公元七世纪，伊朗被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征服后，伊斯兰教遂成为伊朗“国教”，伊朗也成为自大西洋到印度洋的广袤的伊斯兰世界中的一员。伊斯兰文化也由此深入伊朗社会的方方面面。然而，伊朗作为被阿拉伯人征服的国家，加之波斯帝国的历史传统，伊朗人在历史上形成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外来的文化有着一种敏感的、排斥的态度，因此伊朗虽然为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征服，但它选择了伊斯兰教中与阿拉伯人不同的教派——伊斯兰教什叶派。一千多年来，伊朗延续着它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形态，王权与教权相互结合、相互依存是其常态。然而，巴列维王朝国王的改革却否定了这一点，并且用激进的手段想要将教会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剔除出去。
　　巴列维王朝的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自礼萨国王上台不久后就开始了。邻国土耳其在基马尔领导下的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和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了礼萨国王极深的印象，他决心仿效土耳其，也要在国内大搞政教分离的现代化运动。他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系，用世俗的科学取代神学教育，以世俗的民法取代伊斯兰法，并不准教会干政，国王无视伊斯兰最基本的戒律，曾率兵前往什叶派领袖的居住地库姆，穿着马靴踏入神圣的清真寺，用手杖鞭打一名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为移风易俗，他提倡穿西服，要求妇女摘掉遮盖了千百年的黑面纱。
　　很显然，礼萨国王想要一步登天的宗教改革手段，必然会激起教会的强烈反对，并引发了王室与教会之间的激烈冲突。针对教会的反抗，礼萨国王及其继承者巴列维国王都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这暂时地将教权臣服于王权之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和巨大的：它种下了群众基础极广的伊斯兰教会与巴列维王朝之间仇恨的火种，1978年，这个火种终于在伊朗的土地上燎原，燃烧掉了整个巴列维王朝。
　　宗教问题上的改革的严重失误，是伊朗巴列维王朝改革失败乃至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国王想要仿效邻国土耳其的现代化运动的改革，在理论上似乎是可行的，这也是伊朗适应当时世界发展潮流做出的积极反应。然而，伊朗与土耳其的国情有着天壤之别。
　　在土耳其，早在一战结束时爆发的凯末尔革命，就葬送了奥斯曼封建王朝，取而代之的是凯末尔为首的资本主义政党性质的政治精英组成的民主政府。由于凯末尔领导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也称基马尔改革）注重民主和法治的建设，和注重对伊斯兰教会基本权益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及领导团体的精干有力，再加上土耳其靠近欧洲的地缘优势，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较早，大批民众具有西方进步思想，使土耳其的现代化运动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它在改革过程中较少遇到阻力。
　　然而在伊朗，情况却刚好颠倒过来：首先，在“白色革命”开始前，伊朗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落后国家，民族资本主义还很弱小；其次在政治上伊朗仍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体，国王独揽一切大权，在政治上毫无民主可言；其三，在法治上伊朗虽然建立起了以法国法制体系为蓝本的现代司法体系，但由于王室特权的存在和破坏，致使法律失去它存在的意义，统治阶级几乎无人遵守；最后，在政教分离的改革方面，国王的做法显得过于激进或者残酷。
　　国王的做法无疑是自挖墙脚，因为当时伊朗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改变，国王的统治一直以来都是依靠信徒众广的伊斯兰教会，而此时的巴列维国王虽雄才大略且具有西方先进思想，但伊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注定了改革所要依靠的新兴资产阶级还未形成相当的力量，不足以抗衡具有广大信徒的伊斯兰教会，国王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是用大量的石油换来的财富武装起来的军队，而军队中的士兵绝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进行激烈的政教分离和移风易俗的改革运动，必然会将整个王朝孤立于广大的穆斯林群众之外，而结下王朝与教会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随着改革的推进，伊朗的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变化，也激化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二、政治上的集权专制和法治的落后，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愈来愈不兼容。
　　伊朗的经济虽然在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下飞速发展，然而，在这举世公认的成就下却潜伏着深刻的、巨大的社会危机，危机的根源就是巴列维国王从未想要实行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奉行古波斯传统，实行集权专制统治。国王对民主和法治的漠视，使政治上的专制统治与经济的飞速发展极不协调。
　　“白色革命”将伊朗带入市场经济的轨道，而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形态，它的健康运行需要民主的政治和健全的法治来保障。随着经济的飞速的发展，伊朗社会对民主和法治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而国王的做法却与之背道而驰，这使伊朗的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弊病丛生、贪腐之风盛行，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的颓败，并逐渐对巴列维政权产生了离心力。面对愈演愈烈的贪腐之风，国王不是通过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改革来对其进行制止，而是成立所谓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来监督和惩办贪官污吏，结果 “皇家调查委员会”也很快被贪腐之风腐蚀成为摆设，收效甚微。政治的专制与经济的自由这个矛盾的结果，是造成了伊朗社会惊人的两级分化，以及放纵奢侈的外来文化与戒守清规戒律的传统伊斯兰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在繁华都市德黑兰，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民穷财尽。由于重视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城乡发展的极不平衡。农村的发展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的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5]。这些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重要的是，巴列维与教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教会在霍梅尼的领导下一直坚决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与巴列维国王势不两立。教会认为，“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教产，而且还败坏了道德。德黑蘭市街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电影院、酒吧间、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是道德严格的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清真寺成为反对派的活动中心，他们在里面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交流思想，壮大了日后伊斯兰革命的力量。
　　“白色革命”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一直未获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危机也越积越深，最终在这些危机的爆发下走向了失败。到了1978年的时候，这些矛盾终于不可调和，伊朗的穆斯林在德高望重的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领导下发起了风暴式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综上所述，伊朗巴列维王朝改革失败的原因，总结起来，就是巴列维国王无视国情，始终反对民主宪政，漠视法治建设，没能利用好社会基础极其广泛的伊斯兰教的力量，而是对其进行残酷打压。“白色革命”的失败也凸显了改革不彻底的困境，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弊病丛生，在经过了改革初期的繁荣阶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后，人们对种种弊病的感受将会越来越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以致呼唤最原始文化的回归，从而对现政权及其代表的文化进行反杀。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改革失败，为今日深处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之中的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和教训。
　　参考文献
　　[1] 彭树智主编；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 杨雪.伊朗伊斯兰革命起因探讨[M].安徽文学文化万象，2010.2
　　[3] 雷颐.伊朗巴列维国王改革失败的教训[J].社会科学论坛，2008.12
　　[4] 金良祥.伊朗改革派的崛起及其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史，2010.5
　　[5] （沙利文）《出使伊朗》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年版，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