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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谷地，古称三河间。这一地域属于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镶嵌地带，这里山川相间，沟壑纵横，地貌雄浑多变，是黄河流域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所谓三河，是指黄河、湟水河和大通河，湟水河和大通河是黄河的两大支流。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各姿各雅山和约古宗列盆地源出汇合，经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流出，一路穿行而来，走过草地沼泽，穿过崇山峻岭，浊浪拍岸，奔腾汹涌。在行将离开青海故土之际，似是为表达对养育过她的家园的无限眷恋，留下了一大片丰饶而又肥沃的土地，这便是河湟谷地。河湟谷地基本上包括了青海省东部的西宁市和海东市各县，还包括海南州的贵德、黄南州的尖扎，以及甘肃省的红谷区、临夏州等地。在这片广阔的地域上，很早就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踪迹。古人依水而居，繁衍生息。历年的考古发现一次次地给人以震撼：柳湾彩陶、喇家遗址、大禹故里，传递着距今四五千年甚至更早时期的人类信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等等各种类型的遗存，可以说是璀璨夺目，始终散发着摄人魂魄的艺术魅力，展示着远古文化的博大和厚重，体现着远古人类对自然奥秘的不懈探索，对人类真善美的执着追求。近年来发掘的喇家遗址这一国内唯一人类早期综合灾难遗址，因发现世界上第一碗面条而让世界瞩目，而出土的黄河磬王、大型玉刀，聚落和祭坛遗址都传递着太多的远古信息。据此，大禹故里的提出，又使青海东部的历史文化地位更为凸显。河湟文化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今宁夏、内蒙的河套文化，今陕西、河南等地的中原文化，今山东等地的齐鲁文化这四大文化板块，共同凝造了黄河流域灿烂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青海不仅仅是黄河的源头之地，河湟文化应该是中华民族早期传统文化的源头。我曾在拙文《喇家遗址与大禹治水》（2006年发表于《青海日报》）一文中提出，正是由于大禹治水，这位治水英雄率领成千上万的羌人开始了漫长的治水之旅，将这里创建的文明播向四方，发扬光大。自古以来，从夏商至汉唐、乃至元明清时代，都将黄河流域看作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河湟文化融合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这是由于这一地域正处于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之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这使得河湟文化具有了多元文化的内涵，而显得十分丰富多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河湟谷地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上演过一幕幕令人荡气回肠的活剧，留下了数不尽的人间传奇。金戈铁马的征战，风尘仆仆的商旅，持戈戍边的将士，矢志取经的僧侣，先行者的足迹，匆匆过客的背影，凄迷中远逝的驼铃，苍茫中马背上的传说，让历史沉淀得扑朔迷离、浓郁醇厚。无弋爰剑率羌人耕牧，促西羌发展;赵充国屯田河湟，名垂麒麟阁;吐谷浑西迁，吐蕃人东征，千百年来，河湟大地上几度烽烟四起，几度旌幡更替。这种你来我往也使得民族之间的融合交往在生存的残酷争斗中更迭升华。
古人的诗句里留下了众多吟哦黄河、咏哦河湟的瑰丽诗句。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让人浮想联翩、豪情陡生。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让人从苍凉之中顿感所悟。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舞自天涯”，明代李流芳的“明月黄河夜，寒沙似战场”。古人精美绝伦的诗句将黄河的宏阔气度、壮观姿态展示得淋漓尽致，让人在诵读之时耳际便迴响着黄河雄浑的涛声，眼底激流浊浪排空而来。古人的诗句毋庸置疑浸润着河湟文化，让河湟文化始终蕴含着不事隐讳、直抒胸臆的气度。古诗中也留下了吟咏河湟的诗句，唐代诗人罗邺有《河湟》一首：
河湟何计绝烽烟，免使征人更戍边。
尽放农桑无一事，遣教知有太平年。
抒发了诗人对边地安宁的企盼。而大诗人杜牧的《河湟》：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这首诗用了许多典故展示了当时的政治形态，充满着维护正统王权文人的忧患意识。在唐诗中司空图的一首《河湟有感》让人忍俊不禁：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河湟谷地这种民族间的迁徙交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这种文化间的碰撞交汇，使得河湟文化呈现出了异彩斑斓的局面。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河湟文化做出过贡献、产生过影响的人士灿若繁星，不胜枚举。他們的事迹或曾浓墨重彩，或似暗夜星光，在河湟文化的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及至近代，矢志教育拓荒启蒙者如黎丹、朱绣、朱福南、赵廷选等，其中朱福南是我的同乡，又名朱海山，俗称朱喇嘛。他曾任九世班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同时在当时的南京政府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藏事处处长，凭借他自身的影响和关系，在上世纪30年代一次次返乡，将青海的各民族学子保送入南京、北京、山西就读，仅1933年一次就保送青年学生46名到南京晓庄蒙藏学校就读深造。他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在民和三川地区兴办学校，先后办起了六所初级小学、一所女子小学、一所完全小学。还创办了民和官亭图书馆。为故乡开启民智、发展教育奠定了基础。朱福南还是青海著名学校湟川中学的创办者，是他全力斡旋，将“中英庚款委员会”的建校计划争取到了西宁。这些事迹在青海教育史略中都有着记载。先贤们筚路蓝缕、宵衣旰食图谋地方教育能够得到发展，人民文化素质能够得到提升。河湟地区人文积淀极为丰厚，文人墨客留下不少咏吟家乡山水风光的诗文。清朝诗人吴栻，一生著述颇丰，有《醉吟录》《怡云庵排律诗稿》《云庵杂记》《洗心斋全集》传世。《青海骏马行》是吴栻诗作中传诵最广的一篇：“极目西平大海东，传来冀北马群空。当年隋炀求龙种，果能逐电又追风。西汉曾筑令居地，乌孙遣使贡良骥。汗血多从大宛来，权奇远向西平治。
唐帝整驭六龙还，回纥献马入关山。……”他的诗恢宏大度，纵横捭阖，显露出河湟文人不容小觑的诗家风范。之后还有张思宪、李焕章、基生兰、张荫西、李宜晴，均留下了众多优秀的诗作。其中李宜晴是一位杰出的土族女诗人，她是青海东伯府李土司的后裔。她自小禀赋聪慧，酷爱诗词，终于大有成就。她的诗词清新婉丽、音调和谐、对仗工整，感情真挚、情词缠绵，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被誉为“当代李清照”。著名学者章士钊先生在读过李宜晴的诗后曾赞誉：“少数民族中难得的女子”。 在书画领域，河湟谷地也是人才辈出，名噪一时。黎丹作为青海建省前后政坛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不惟在教育、文化上多有建树，书法艺术也曾达到较高境界。李德渊、赵廷选等人的书法造诣也达到了很高的层面，他们的作品曾得到过当年游历到青海的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的首肯。新中国成立后，河湟地区更是涌现了大批有成就的书画家，他们用手中的笔赞颂家乡的山川美景，赞美时代的变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已故土族画家白峰先生，他是青海美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曾长期担任过青海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和名誉主席，早在1982年出版、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艺术家辞典》中，这样介绍白峰的艺术成就：“白峰同志以炙热的民族感情，运用他娴熟的装帧设计、版画艺术手段，生动逼真地描绘了独特壮丽的高原风光……是青海地区影响较大的民族艺术家。”西大街上的省政府大门，便是白峰于1959年设计的。60多年过去了，这个建筑经历了岁月的淘洗，依然呈现着雍容、端庄、大气，成为高原建筑设计的经典之作。1983年，白峰以满腔的热情创作了宣传画《祖国啊，万岁！》，这幅画他运用现代时空观念，以民族吉祥物松鹤等构图，灿烂的国徽如日中天，射出缕缕金丝，坦荡的大地、古老的长城，沐浴在阳光下，一片明亮。这幅宣传画的主题像火一样炽热，手法又在清雅中充满装饰风格。白峰以他深厚的功力和造诣，举重若轻地做了不同凡响的艺术处理，使画面的形象和色彩，生动地表现了精妙的立意和构思，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之情。这幅画在发表之后，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解放军画报》《美术》《半月谈》《少年文艺》《青海湖》等全国十余家刊物选作封面，这在绘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幅作品还曾被杭州临摹放大在五米多高的版面上，树立在杭州市中心的位置。白峰以他酣畅的技术和浓烈的激情，攀上了艺术的巅峰。
河湟谷地是多民族聚集的地区，宗教信仰历史悠久。六个世居民族中，藏传佛教主要在藏族、土族、蒙古族和部分汉族中传播，传播地域遍及河湟各地。伊斯兰教主要在回族、撒拉族中传播，也是遍及河湟各地。一些名寺古刹隐身在大山深处，虽已不见昔日的辉煌，但仍深刻地影响着信教群众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以藏传佛教为例，河湟地区是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主要源头。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西藏本土佛教濒临绝境，是河湟地区保存了佛教火种，后从这里复传，延续律仪，传递衣钵，使藏传佛教再度复兴，史称“下路弘传”，河湟地区成为西藏佛教后弘的重要发祥地。湟中县的塔尔寺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降生地，蜚声国内外。瞿昙寺、却藏寺、佑宁寺等古老寺院或成为皇家寺院，香火鼎盛，闻名遐迩，或有朝廷册封的大国师、诺门汗驻锡而地位显赫。清代驻京的众多呼图克图，大多出自河湟，大活佛三世章嘉国师、二世土观等在藏传佛教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也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过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河湟地区依然高僧大德辈出，喜饶嘉措大师、十世班禅大师、才旦夏茸大师等不仅是佛学造诣高深的智者，还是伟大的爱国者，大师们渊博的学识和悲悯的情怀，深深浸润着这方土地，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伊斯兰教文化，从唐宋时期初传河湟，蒙元时期大规模东进，到明代时已在河湟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以回族、撒拉族为主体的伊斯兰教文化共同体。伊斯兰教传入河湟之后，为了自身生存，在不违背基本信仰前提下不断适应社會，主动结合汉文化，不断丰富自身的宗教文化，逐步实现了伊斯兰教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文化。
河湟多民族杂居和民族间的密切交往为多宗教共存、互融、互动创造了特殊的人文生态环境。从地域文化来看，河湟处在汉文化、藏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三种文化圈的交汇地带，既有农耕文化成分，也有草原文化的因子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商业文化。这些多元文化，特别是民族宗教文化上相互之间的吸收、渗透影响显得意蕴悠长。这也正是河湟文化独具魅力的缘由。
河湟民族民间文化是河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湟民间文艺由于多民族的文化交汇融合，独具地域特色，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颂词、傩舞戏曲，种类繁多，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婚丧嫁娶之时便是集中展示的时机。而正月的社火、灯会乃至安昭纳顿一类节庆，民间艺术更是大展风采。这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瑰宝，不但反映了远古先民的生产活动、生活习俗和思想情感，还渗透着原始宗教观念及其他功利的目的，充分展示着河湟文化的魅力。河湟民间文艺以集体性、口头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方式保存了河湟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历史记忆。同时，民间文艺中还包括农民画、剪纸、刺绣、彩绘、唐卡、壁画、木刻、酥油花、石刻、金银器制作、玉雕等等，这些领域的艺人和工匠们精湛的技艺不但成为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手段，同时也丰富了河湟文化的内涵。众多民族民间的艺术家们默默地耕耘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是许多独门绝技的传承者，守望者。
说起河湟文化，不能不提的便是“花儿”，流传千年，经久不衰的“花儿”是河湟文化孕育的一朵奇葩。“花儿”打破了时空界限、民族界限，成为了河湟人的精神家园，构成了黄河上游瑰丽神奇的风景线。说“花儿”是河湟文化的魂魄所系恐怕是毫不为过的。“花儿”的形成自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及至明代，“花儿”的演唱已形成相当的规模，“花儿”的传播也有了相当的范围了。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从明清诗人们无意间留下的诗句中捕捉到“花儿”的踪影。
青丝垂柳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
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
这是明代诗人高洪在成化年间的一首诗，展示了一幅鲜活而又生动的河湟田间生活的场景。500年的时光过去了，但诗中描绘的画面在河湟谷地仍随处可见。
“花儿”的曲令据说多达200多种，广泛流传的至少也有40多种。“花儿”的曲调优美，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高原风情。“花儿”实际上是生活在高原的各族人民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创造出的抒发内心情感的歌。“花儿”是生活在河湟谷地各族群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是他们对祖祖辈辈背井离乡、辛勤耕作、战胜苦难、追求美好生活和纯真爱情的情感宣泄，是为自己创造的一种无法替代的人文关怀，一种心灵的慰藉。 花儿本是心上话，不唱时由不得个家;
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
还有什么语言能像这首“花儿”一样表达人们对“花儿”的挚爱呢？正因如此，众多“花儿”歌手“花儿”唱家便成为了河湟人们喜欢的精神偶像。涌现出来的一代又一代“花儿”唱家丰富了艺术舞台，传承了“花儿”的历史情韵，满足了河湟人民的文化需求，将这朵奇葩介绍到了大江南北，甚至跨越了国境，传播到了海外。朱仲禄、苏平、苏发林、马俊、张海魁、索南孙斌、马明山、张存秀、马全、郭艳华……让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还能列上一长串，无论是被誉为“花儿王”的朱仲禄，还是“花儿皇后”苏平，“花儿王子”马俊，他们演唱的“花儿”为河湟文化增添了异样的光彩。在“花儿”这一列入全国首批非遗产名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艺术传承中，产生着持久和耀眼的光芒。他们当然是河湟文化的守望者。同样，在“花儿”理论的研究方面，在“花儿”的搜集整理方面，滕晓天、井石、杨生顺等专家学者矢志不渝地探索与追求，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而青海省文化馆发起的“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从2004年举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七届。这项活动使“花儿”的歌手阵容得到了极大的充实，演唱水平、策划方式多有创新，深受青海多民族群众的喜爱。“花儿”原本在甘青等省的汉、回、藏、土、东乡、蒙古、撒拉、保安、裕固9个民族传唱，近年来，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歌手弹着热瓦甫和冬不拉演唱“花儿”，让人们惊喜不已。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颜宗成等同志为这一品牌的打造奉献了才智和心血，功不可没。我从首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举办时起，就应邀担任了顾问，尽自己所能支持了这项活动的开展，从企业争取赞助，游说各个方面的人士给予关注。在全国“两会”上，我提交提案，建议在青海举办“中国花儿艺术节”，为此还专门给时任文化部部长蔡武和省长郝鹏写信。在2016年全国政协十二届十七次常委会，以“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为专题的议政会上，我作了《留住“花儿”，留住乡愁》的发言，引起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重视和关注。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2016年促成了“首届丝路花儿艺术节”的举办而大获成功。之后，海东市将这一品牌作为了独有文化品牌精心打造，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中产生了恒久的影响。
河湟谷地是“花儿”的故乡，“花儿”使得河湟文化始终散发着绚丽夺目的光彩，“花儿”也滋养着一代一代的文化人。守望“花儿”，就是守望住了河湟文化的精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青海省作家协会在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北山林场举办过众多名目的笔会、研讨会。在这一时期，井石、王文泸、韩玉成、杨廷成，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本土作家亮出了“河湟文学”的旗号，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同上的自觉。是河湟作家群体对故土文化的一次致敬，是河湟作家们对创作理念的一次集体溯源。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家意识到文学在传承河湟文化中所承载的不可替代的责任。井石的《张八爷淘金记》等淘金系列小说，还有长篇小说《湟水谣》《玛尼台》等;韩玉成的中篇小说《旱台》《荒地》;笔者的中短篇小说《水磨沟里最后一盘水磨》《翠儿》等，还有祁建青、杨廷成等作家的散文、诗歌，一时在青海文坛上形成了相当的冲击力，同时，也将河湟文化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面。
我曾应邀，为许多河湟文化的传承者写过推介一类的文章，为他们的专著撰写过序文。这样的撰稿过程，也是河湟文化对我的一次洗礼，撰写的过程始终感动着我。我曾为井石先生的两本小说写序：《这里有泥土的芬芳》《扯不断的乡情》;曾为林有盛先生的《西宁方言寻古》写序——《沿着语言的河流》，为张建青《青海彩陶的收藏与鉴赏》写序——《凝望远古》。民和满自忠拖着残疾之躯，搜集、整理、出版五卷本“河湟民族民间文艺丛书”——《河湟曲》，内容涉及“花儿”、河湟曲艺、民间戏剧、社火等，洋洋大观。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河湟奇人满自忠》。我家乡民和县官亭镇的徐秀福先生，是“土族纳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搜集整理出版的《三川土族民俗文化大观》，我为他写序——《三川大地民俗文化的执着守望者》。在这篇序文中我写道：“一个地方、一个民族，总需要有这么几位民俗文化的传人，他们不仅记录着这个民族特有的风采和风貌，而且在历史上刻下行将渐渐淡去的文化印记。”所以，我对这些执着的守望者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感激。正因为他们的痴情守望，为历史和这方土地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年轻的海东市在建市之后，就十分注重文化建设，着力保护和弘扬河湟文化，大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还是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都做到了与时俱进。正因为如此，海东市的互助土族自治县获批成为我省首个精心创建的5A级景区。而这便充分体现了河湟文化的魅力和潜力。由郭峰先同志主编的这册《河湟文化的守望者》，历时3年多的精心筹划和编辑，终于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项重要的艺术工程，是弘扬河湟文化的具体举措，自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这册书中，收录了众多河湟文化各个方面代表性人物，充分展示了河湟文化博大豐厚的内涵。值得赞许的是，书中不仅列入了平素名望在外的文化名人，还列入了许多隐身于民间的草根艺术家。也许这些艺人工匠的事迹是头一次被人付诸文字介绍给世人的。千百年来，河湟文化的形成是多源流的汇合交融，也是多层面的建构凝结。而正是民族民间的薪火相传，才使得河湟文化有着像脚下土地一样坚实的基础。也正是河湟文化沃土的孕育，才使得河湟文化始终充满着勃勃生机和顽强的生命力。我们需要向这些执着的守望者表达深深的敬意。同时也向这册有价值的书的筹划者和编辑者们表达由衷的敬意！是为序。
河湟文化融合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这是由于这一地域正处于古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之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这使得河湟文化具有了多元文化的内涵，而显得十分丰富多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河湟谷地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上演过一幕幕令人荡气回肠的活剧，留下了数不尽的人间传奇。金戈铁马的征战，风尘仆仆的商旅，持戈戍边的将士，矢志取经的僧侣，先行者的足迹，匆匆过客的背影，凄迷中远逝的驼铃，苍茫中马背上的传说，让历史沉淀得扑朔迷离、浓郁醇厚。无弋爰剑率羌人耕牧，促西羌发展;赵充国屯田河湟，名垂麒麟阁;吐谷浑西迁，吐蕃人东征，千百年来，河湟大地上几度烽烟四起，几度旌幡更替。这种你来我往也使得民族之间的融合交往在生存的残酷争斗中更迭升华。
古人的诗句里留下了众多吟哦黄河、咏哦河湟的瑰丽诗句。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让人浮想联翩、豪情陡生。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让人从苍凉之中顿感所悟。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舞自天涯”，明代李流芳的“明月黄河夜，寒沙似战场”。古人精美绝伦的诗句将黄河的宏阔气度、壮观姿态展示得淋漓尽致，让人在诵读之时耳际便迴响着黄河雄浑的涛声，眼底激流浊浪排空而来。古人的诗句毋庸置疑浸润着河湟文化，让河湟文化始终蕴含着不事隐讳、直抒胸臆的气度。古诗中也留下了吟咏河湟的诗句，唐代诗人罗邺有《河湟》一首：
河湟何计绝烽烟，免使征人更戍边。
尽放农桑无一事，遣教知有太平年。
抒发了诗人对边地安宁的企盼。而大诗人杜牧的《河湟》：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这首诗用了许多典故展示了当时的政治形态，充满着维护正统王权文人的忧患意识。在唐诗中司空图的一首《河湟有感》让人忍俊不禁：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河湟谷地这种民族间的迁徙交融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这种文化间的碰撞交汇，使得河湟文化呈现出了异彩斑斓的局面。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河湟文化做出过贡献、产生过影响的人士灿若繁星，不胜枚举。他們的事迹或曾浓墨重彩，或似暗夜星光，在河湟文化的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及至近代，矢志教育拓荒启蒙者如黎丹、朱绣、朱福南、赵廷选等，其中朱福南是我的同乡，又名朱海山，俗称朱喇嘛。他曾任九世班禅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同时在当时的南京政府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藏事处处长，凭借他自身的影响和关系，在上世纪30年代一次次返乡，将青海的各民族学子保送入南京、北京、山西就读，仅1933年一次就保送青年学生46名到南京晓庄蒙藏学校就读深造。他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在民和三川地区兴办学校，先后办起了六所初级小学、一所女子小学、一所完全小学。还创办了民和官亭图书馆。为故乡开启民智、发展教育奠定了基础。朱福南还是青海著名学校湟川中学的创办者，是他全力斡旋，将“中英庚款委员会”的建校计划争取到了西宁。这些事迹在青海教育史略中都有着记载。先贤们筚路蓝缕、宵衣旰食图谋地方教育能够得到发展，人民文化素质能够得到提升。河湟地区人文积淀极为丰厚，文人墨客留下不少咏吟家乡山水风光的诗文。清朝诗人吴栻，一生著述颇丰，有《醉吟录》《怡云庵排律诗稿》《云庵杂记》《洗心斋全集》传世。《青海骏马行》是吴栻诗作中传诵最广的一篇：“极目西平大海东，传来冀北马群空。当年隋炀求龙种，果能逐电又追风。西汉曾筑令居地，乌孙遣使贡良骥。汗血多从大宛来，权奇远向西平治。
唐帝整驭六龙还，回纥献马入关山。……”他的诗恢宏大度，纵横捭阖，显露出河湟文人不容小觑的诗家风范。之后还有张思宪、李焕章、基生兰、张荫西、李宜晴，均留下了众多优秀的诗作。其中李宜晴是一位杰出的土族女诗人，她是青海东伯府李土司的后裔。她自小禀赋聪慧，酷爱诗词，终于大有成就。她的诗词清新婉丽、音调和谐、对仗工整，感情真挚、情词缠绵，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被誉为“当代李清照”。著名学者章士钊先生在读过李宜晴的诗后曾赞誉：“少数民族中难得的女子”。 在书画领域，河湟谷地也是人才辈出，名噪一时。黎丹作为青海建省前后政坛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不惟在教育、文化上多有建树，书法艺术也曾达到较高境界。李德渊、赵廷选等人的书法造诣也达到了很高的层面，他们的作品曾得到过当年游历到青海的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的首肯。新中国成立后，河湟地区更是涌现了大批有成就的书画家，他们用手中的笔赞颂家乡的山川美景，赞美时代的变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已故土族画家白峰先生，他是青海美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曾长期担任过青海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和名誉主席，早在1982年出版、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艺术家辞典》中，这样介绍白峰的艺术成就：“白峰同志以炙热的民族感情，运用他娴熟的装帧设计、版画艺术手段，生动逼真地描绘了独特壮丽的高原风光……是青海地区影响较大的民族艺术家。”西大街上的省政府大门，便是白峰于1959年设计的。60多年过去了，这个建筑经历了岁月的淘洗，依然呈现着雍容、端庄、大气，成为高原建筑设计的经典之作。1983年，白峰以满腔的热情创作了宣传画《祖国啊，万岁！》，这幅画他运用现代时空观念，以民族吉祥物松鹤等构图，灿烂的国徽如日中天，射出缕缕金丝，坦荡的大地、古老的长城，沐浴在阳光下，一片明亮。这幅宣传画的主题像火一样炽热，手法又在清雅中充满装饰风格。白峰以他深厚的功力和造诣，举重若轻地做了不同凡响的艺术处理，使画面的形象和色彩，生动地表现了精妙的立意和构思，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之情。这幅画在发表之后，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解放军画报》《美术》《半月谈》《少年文艺》《青海湖》等全国十余家刊物选作封面，这在绘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幅作品还曾被杭州临摹放大在五米多高的版面上，树立在杭州市中心的位置。白峰以他酣畅的技术和浓烈的激情，攀上了艺术的巅峰。
河湟谷地是多民族聚集的地区，宗教信仰历史悠久。六个世居民族中，藏传佛教主要在藏族、土族、蒙古族和部分汉族中传播，传播地域遍及河湟各地。伊斯兰教主要在回族、撒拉族中传播，也是遍及河湟各地。一些名寺古刹隐身在大山深处，虽已不见昔日的辉煌，但仍深刻地影响着信教群众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以藏传佛教为例，河湟地区是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主要源头。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西藏本土佛教濒临绝境，是河湟地区保存了佛教火种，后从这里复传，延续律仪，传递衣钵，使藏传佛教再度复兴，史称“下路弘传”，河湟地区成为西藏佛教后弘的重要发祥地。湟中县的塔尔寺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降生地，蜚声国内外。瞿昙寺、却藏寺、佑宁寺等古老寺院或成为皇家寺院，香火鼎盛，闻名遐迩，或有朝廷册封的大国师、诺门汗驻锡而地位显赫。清代驻京的众多呼图克图，大多出自河湟，大活佛三世章嘉国师、二世土观等在藏传佛教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也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过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河湟地区依然高僧大德辈出，喜饶嘉措大师、十世班禅大师、才旦夏茸大师等不仅是佛学造诣高深的智者，还是伟大的爱国者，大师们渊博的学识和悲悯的情怀，深深浸润着这方土地，影响了文化的发展。
伊斯兰教文化，从唐宋时期初传河湟，蒙元时期大规模东进，到明代时已在河湟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以回族、撒拉族为主体的伊斯兰教文化共同体。伊斯兰教传入河湟之后，为了自身生存，在不违背基本信仰前提下不断适应社會，主动结合汉文化，不断丰富自身的宗教文化，逐步实现了伊斯兰教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文化。
河湟多民族杂居和民族间的密切交往为多宗教共存、互融、互动创造了特殊的人文生态环境。从地域文化来看，河湟处在汉文化、藏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三种文化圈的交汇地带，既有农耕文化成分，也有草原文化的因子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商业文化。这些多元文化，特别是民族宗教文化上相互之间的吸收、渗透影响显得意蕴悠长。这也正是河湟文化独具魅力的缘由。
河湟民族民间文化是河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湟民间文艺由于多民族的文化交汇融合，独具地域特色，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颂词、傩舞戏曲，种类繁多，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婚丧嫁娶之时便是集中展示的时机。而正月的社火、灯会乃至安昭纳顿一类节庆，民间艺术更是大展风采。这些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瑰宝，不但反映了远古先民的生产活动、生活习俗和思想情感，还渗透着原始宗教观念及其他功利的目的，充分展示着河湟文化的魅力。河湟民间文艺以集体性、口头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方式保存了河湟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历史记忆。同时，民间文艺中还包括农民画、剪纸、刺绣、彩绘、唐卡、壁画、木刻、酥油花、石刻、金银器制作、玉雕等等，这些领域的艺人和工匠们精湛的技艺不但成为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手段，同时也丰富了河湟文化的内涵。众多民族民间的艺术家们默默地耕耘在这块土地上，他们是许多独门绝技的传承者，守望者。
说起河湟文化，不能不提的便是“花儿”，流传千年，经久不衰的“花儿”是河湟文化孕育的一朵奇葩。“花儿”打破了时空界限、民族界限，成为了河湟人的精神家园，构成了黄河上游瑰丽神奇的风景线。说“花儿”是河湟文化的魂魄所系恐怕是毫不为过的。“花儿”的形成自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及至明代，“花儿”的演唱已形成相当的规模，“花儿”的传播也有了相当的范围了。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从明清诗人们无意间留下的诗句中捕捉到“花儿”的踪影。
青丝垂柳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
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
这是明代诗人高洪在成化年间的一首诗，展示了一幅鲜活而又生动的河湟田间生活的场景。500年的时光过去了，但诗中描绘的画面在河湟谷地仍随处可见。
“花儿”的曲令据说多达200多种，广泛流传的至少也有40多种。“花儿”的曲调优美，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高原风情。“花儿”实际上是生活在高原的各族人民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创造出的抒发内心情感的歌。“花儿”是生活在河湟谷地各族群众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是他们对祖祖辈辈背井离乡、辛勤耕作、战胜苦难、追求美好生活和纯真爱情的情感宣泄，是为自己创造的一种无法替代的人文关怀，一种心灵的慰藉。 花儿本是心上话，不唱时由不得个家;
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
还有什么语言能像这首“花儿”一样表达人们对“花儿”的挚爱呢？正因如此，众多“花儿”歌手“花儿”唱家便成为了河湟人们喜欢的精神偶像。涌现出来的一代又一代“花儿”唱家丰富了艺术舞台，传承了“花儿”的历史情韵，满足了河湟人民的文化需求，将这朵奇葩介绍到了大江南北，甚至跨越了国境，传播到了海外。朱仲禄、苏平、苏发林、马俊、张海魁、索南孙斌、马明山、张存秀、马全、郭艳华……让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还能列上一长串，无论是被誉为“花儿王”的朱仲禄，还是“花儿皇后”苏平，“花儿王子”马俊，他们演唱的“花儿”为河湟文化增添了异样的光彩。在“花儿”这一列入全国首批非遗产名录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艺术传承中，产生着持久和耀眼的光芒。他们当然是河湟文化的守望者。同样，在“花儿”理论的研究方面，在“花儿”的搜集整理方面，滕晓天、井石、杨生顺等专家学者矢志不渝地探索与追求，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而青海省文化馆发起的“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从2004年举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七届。这项活动使“花儿”的歌手阵容得到了极大的充实，演唱水平、策划方式多有创新，深受青海多民族群众的喜爱。“花儿”原本在甘青等省的汉、回、藏、土、东乡、蒙古、撒拉、保安、裕固9个民族传唱，近年来，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歌手弹着热瓦甫和冬不拉演唱“花儿”，让人们惊喜不已。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颜宗成等同志为这一品牌的打造奉献了才智和心血，功不可没。我从首届“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举办时起，就应邀担任了顾问，尽自己所能支持了这项活动的开展，从企业争取赞助，游说各个方面的人士给予关注。在全国“两会”上，我提交提案，建议在青海举办“中国花儿艺术节”，为此还专门给时任文化部部长蔡武和省长郝鹏写信。在2016年全国政协十二届十七次常委会，以“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为专题的议政会上，我作了《留住“花儿”，留住乡愁》的发言，引起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重视和关注。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2016年促成了“首届丝路花儿艺术节”的举办而大获成功。之后，海东市将这一品牌作为了独有文化品牌精心打造，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中产生了恒久的影响。
河湟谷地是“花儿”的故乡，“花儿”使得河湟文化始终散发着绚丽夺目的光彩，“花儿”也滋养着一代一代的文化人。守望“花儿”，就是守望住了河湟文化的精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青海省作家协会在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北山林场举办过众多名目的笔会、研讨会。在这一时期，井石、王文泸、韩玉成、杨廷成，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本土作家亮出了“河湟文学”的旗号，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同上的自觉。是河湟作家群体对故土文化的一次致敬，是河湟作家们对创作理念的一次集体溯源。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家意识到文学在传承河湟文化中所承载的不可替代的责任。井石的《张八爷淘金记》等淘金系列小说，还有长篇小说《湟水谣》《玛尼台》等;韩玉成的中篇小说《旱台》《荒地》;笔者的中短篇小说《水磨沟里最后一盘水磨》《翠儿》等，还有祁建青、杨廷成等作家的散文、诗歌，一时在青海文坛上形成了相当的冲击力，同时，也将河湟文化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面。
我曾应邀，为许多河湟文化的传承者写过推介一类的文章，为他们的专著撰写过序文。这样的撰稿过程，也是河湟文化对我的一次洗礼，撰写的过程始终感动着我。我曾为井石先生的两本小说写序：《这里有泥土的芬芳》《扯不断的乡情》;曾为林有盛先生的《西宁方言寻古》写序——《沿着语言的河流》，为张建青《青海彩陶的收藏与鉴赏》写序——《凝望远古》。民和满自忠拖着残疾之躯，搜集、整理、出版五卷本“河湟民族民间文艺丛书”——《河湟曲》，内容涉及“花儿”、河湟曲艺、民间戏剧、社火等，洋洋大观。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河湟奇人满自忠》。我家乡民和县官亭镇的徐秀福先生，是“土族纳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他搜集整理出版的《三川土族民俗文化大观》，我为他写序——《三川大地民俗文化的执着守望者》。在这篇序文中我写道：“一个地方、一个民族，总需要有这么几位民俗文化的传人，他们不仅记录着这个民族特有的风采和风貌，而且在历史上刻下行将渐渐淡去的文化印记。”所以，我对这些执着的守望者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感激。正因为他们的痴情守望，为历史和这方土地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年轻的海东市在建市之后，就十分注重文化建设，着力保护和弘扬河湟文化，大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还是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都做到了与时俱进。正因为如此，海东市的互助土族自治县获批成为我省首个精心创建的5A级景区。而这便充分体现了河湟文化的魅力和潜力。由郭峰先同志主编的这册《河湟文化的守望者》，历时3年多的精心筹划和编辑，终于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项重要的艺术工程，是弘扬河湟文化的具体举措，自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这册书中，收录了众多河湟文化各个方面代表性人物，充分展示了河湟文化博大豐厚的内涵。值得赞许的是，书中不仅列入了平素名望在外的文化名人，还列入了许多隐身于民间的草根艺术家。也许这些艺人工匠的事迹是头一次被人付诸文字介绍给世人的。千百年来，河湟文化的形成是多源流的汇合交融，也是多层面的建构凝结。而正是民族民间的薪火相传，才使得河湟文化有着像脚下土地一样坚实的基础。也正是河湟文化沃土的孕育，才使得河湟文化始终充满着勃勃生机和顽强的生命力。我们需要向这些执着的守望者表达深深的敬意。同时也向这册有价值的书的筹划者和编辑者们表达由衷的敬意！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