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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积弱不堪，首要因素在于“社会性”财富匮乏，国民所受到的教育水平过低。
过去几个月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贸易逆差国家对一些贸易顺差国家施加压力，要求顺差国货币升值，触发了全球性的“汇率战”。为解决全球贸易失衡问题，避免爆发各国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与央行行长10月22-23日在韩国庆州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称，各国应设定具体目标，以使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和逆差规模“控制在可持续的水平”。声明还说，G20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这表明，G20就解决全球贸易失衡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汇率战”也已暂时告一段落。
目前通行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收支账户包括三大项：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收益，主要是海外投资收益；单方面收入转移，如海外移民向国内的汇款等。其中，商品和服务贸易是最大的一项。世界各国之间互通有无，各有所给，各有所求，在收支上或有盈余，或有赤字。一国经常项目收支有盈余，意味着有资本积累，出现赤字则意味着消费偏多，这都是由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总的来说，经济处于迅速发展中的国家需要贸易盈余，以便积累资金，进行投资。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财富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快速地增长，其前提无疑是长期保持了必要的贸易盈余。这并不是“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它实际上涉及一些最基本的经济概念、经济原理和经济政策。
在现代经济学界，熊彼特是最受尊重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在他的巨著《经济分析史》中说，第一个写出了有关经济原理和经济政策论著的人，是意大剩的安东尼奥·塞拉(AntonioSerra)。塞拉有一本书，题为《论金银矿匮乏的国家财富之源》，于1613年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刊印。后人对于塞拉的生平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的书是在那不勒斯的一所监狱里写的，题献给了当时统治着那不勒斯的西班牙总督，期望这本书能够帮助他免除牢狱之苦。从15世纪到18世纪，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帕多瓦等城市一样，都是意大利的学术重镇，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曾出现过很多高水平的成果。
塞拉在他的論著中，将一个国家的财富来源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先天性”财富，包括：(1)矿藏资源，如金矿和银矿；(2)土地资源，如气候宜人、特别丰饶的农地；(3)贸易要冲，如威尼斯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欧亚大陆的贸易中心。塞拉指出。从这些“先天性”财富来源中，并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财富概念，因为只有很少的国家能拥有这样的特殊条件。因而，塞拉又讨论了第二类财富来源，即“社会性”财富，包括：(1)工艺和制造业；(2)人口的质量；(3)国家的政策特征。塞拉分析说，工艺和制造业是最重要的财富源泉，高于农业，因为它们只依赖于人，不像农业那样要依赖于自然因素。此外，工艺和制造业的扩展几乎没有界限，产品也可以被运送到很远的地方，因而每个国家都应鼓励和促进工艺和制造业，为此必须提高人口的质量，使人民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提升学习和进步的能力，，塞拉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国家最终的繁荣与否，归根结蒂取决于是否遵循一种对人民有益的教育政策。
熊彼特认为，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就政策成就而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自当得到荣誉，他们引领了经济自由主义学说的兴起。但就思想性而论，最高荣誉却应归于塞拉，这不仅是因为塞拉的论著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要早160多年，是近代经济学的前驱，更重要的是，他对经济原理、实际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的理解更得当，论述更清晰。
斯密的《国富论》强调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源自国际分工、自由贸易、自由放任和殖民政策等等。今天，西方政治经济学界的人士在分析国家财富的来源时，大多仍停留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思维里。如美国的保罗·克鲁格曼，很早就已成名，几年前又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主流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也是发挥了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原则”。照理说，应当倡导自由贸易，但近年来，他却经常发表议论，要求西方世界联合起来，对中国实行“贸易战”。这表明，随着西方经济的衰败，西方的经济学界似乎也陷入了混乱。同时也说明，斯密的理论本身或许有重大缺陷，一旦情况变得更复杂，会令人进退失据。
塞拉则没有止步于国际收支问题，而是进一步对决定一国经济状况的各种条件做了一般性分析，并将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先天性”财富与工业发展水平、人口素质和政府的教育政策等“社会性”财富区分开来，且着重强调后者，尤其是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政策，因而，比纯粹的贸易和收支理论更为深刻。
塞拉的分析方法对于解释国家财富的来源无疑是有说服力的。中国“先天性”财富原本不差，资源和物产都很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身处亚洲的中心，东南西北都有外部经济力量相联结，中国过去积弱不堪，首要因素在于“社会性”财富匮乏，国民所受到的教育水平过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最了不起的成就。除“文革”时期外，思路一直都很明确，讲建设，讲科技，讲“又红又专”。
近二三十年来，尤其是互联网普及之后，中国国民的学习渠道大开，无论是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整体的教育水准和文化素质均有很大的提升。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前所未见的成功。可能首先要从这个方面来看，因为这才是工艺和制造业的基础，才是国际收支盈余的来源。事实上，这也是一切“社会性”财富最重要的来源。
过去几个月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贸易逆差国家对一些贸易顺差国家施加压力，要求顺差国货币升值，触发了全球性的“汇率战”。为解决全球贸易失衡问题，避免爆发各国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与央行行长10月22-23日在韩国庆州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称，各国应设定具体目标，以使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和逆差规模“控制在可持续的水平”。声明还说，G20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这表明，G20就解决全球贸易失衡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汇率战”也已暂时告一段落。
目前通行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收支账户包括三大项：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收益，主要是海外投资收益；单方面收入转移，如海外移民向国内的汇款等。其中，商品和服务贸易是最大的一项。世界各国之间互通有无，各有所给，各有所求，在收支上或有盈余，或有赤字。一国经常项目收支有盈余，意味着有资本积累，出现赤字则意味着消费偏多，这都是由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总的来说，经济处于迅速发展中的国家需要贸易盈余，以便积累资金，进行投资。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财富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快速地增长，其前提无疑是长期保持了必要的贸易盈余。这并不是“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它实际上涉及一些最基本的经济概念、经济原理和经济政策。
在现代经济学界，熊彼特是最受尊重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在他的巨著《经济分析史》中说，第一个写出了有关经济原理和经济政策论著的人，是意大剩的安东尼奥·塞拉(AntonioSerra)。塞拉有一本书，题为《论金银矿匮乏的国家财富之源》，于1613年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刊印。后人对于塞拉的生平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的书是在那不勒斯的一所监狱里写的，题献给了当时统治着那不勒斯的西班牙总督，期望这本书能够帮助他免除牢狱之苦。从15世纪到18世纪，那不勒斯和威尼斯、帕多瓦等城市一样，都是意大利的学术重镇，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曾出现过很多高水平的成果。
塞拉在他的論著中，将一个国家的财富来源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先天性”财富，包括：(1)矿藏资源，如金矿和银矿；(2)土地资源，如气候宜人、特别丰饶的农地；(3)贸易要冲，如威尼斯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欧亚大陆的贸易中心。塞拉指出。从这些“先天性”财富来源中，并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财富概念，因为只有很少的国家能拥有这样的特殊条件。因而，塞拉又讨论了第二类财富来源，即“社会性”财富，包括：(1)工艺和制造业；(2)人口的质量；(3)国家的政策特征。塞拉分析说，工艺和制造业是最重要的财富源泉，高于农业，因为它们只依赖于人，不像农业那样要依赖于自然因素。此外，工艺和制造业的扩展几乎没有界限，产品也可以被运送到很远的地方，因而每个国家都应鼓励和促进工艺和制造业，为此必须提高人口的质量，使人民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提升学习和进步的能力，，塞拉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国家最终的繁荣与否，归根结蒂取决于是否遵循一种对人民有益的教育政策。
熊彼特认为，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就政策成就而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自当得到荣誉，他们引领了经济自由主义学说的兴起。但就思想性而论，最高荣誉却应归于塞拉，这不仅是因为塞拉的论著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要早160多年，是近代经济学的前驱，更重要的是，他对经济原理、实际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的理解更得当，论述更清晰。
斯密的《国富论》强调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源自国际分工、自由贸易、自由放任和殖民政策等等。今天，西方政治经济学界的人士在分析国家财富的来源时，大多仍停留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思维里。如美国的保罗·克鲁格曼，很早就已成名，几年前又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主流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也是发挥了亚当·斯密的“绝对自由原则”。照理说，应当倡导自由贸易，但近年来，他却经常发表议论，要求西方世界联合起来，对中国实行“贸易战”。这表明，随着西方经济的衰败，西方的经济学界似乎也陷入了混乱。同时也说明，斯密的理论本身或许有重大缺陷，一旦情况变得更复杂，会令人进退失据。
塞拉则没有止步于国际收支问题，而是进一步对决定一国经济状况的各种条件做了一般性分析，并将自然资源、地理位置等“先天性”财富与工业发展水平、人口素质和政府的教育政策等“社会性”财富区分开来，且着重强调后者，尤其是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政策，因而，比纯粹的贸易和收支理论更为深刻。
塞拉的分析方法对于解释国家财富的来源无疑是有说服力的。中国“先天性”财富原本不差，资源和物产都很丰富，地理位置优越，身处亚洲的中心，东南西北都有外部经济力量相联结，中国过去积弱不堪，首要因素在于“社会性”财富匮乏，国民所受到的教育水平过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最了不起的成就。除“文革”时期外，思路一直都很明确，讲建设，讲科技，讲“又红又专”。
近二三十年来，尤其是互联网普及之后，中国国民的学习渠道大开，无论是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整体的教育水准和文化素质均有很大的提升。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前所未见的成功。可能首先要从这个方面来看，因为这才是工艺和制造业的基础，才是国际收支盈余的来源。事实上，这也是一切“社会性”财富最重要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