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汉口乃至湖北在华中和全国的经济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这个环境也造就了一批响当当的人物，使得鄂商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在近代汉口这一方舞台上挥洒意气、谋篇布局，对汉口工商业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他们华丽的身影也嵌在历史前进的影像中，为后世瞻仰。其中，享有“纺织大王”之称的徐荣廷，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相好黎元洪
　　徐荣廷，清咸丰七年(1857年)出生在武昌府江夏县南乡阚家河(今洪山区青菱乡长江村)的一个小商之家，幼年熟读诗书，成年后弃学经商。他的商业生涯从在药材行当学徒开始。1897年进汉口川帮德厚荣百货土产商号，初当“上街”(职位名)，继任副经理。在商业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跻身当时武汉的巨商富贾之列。
　　徐荣廷性格豪爽，为人义气，早年与黎元洪相识后交谊甚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造成各地治安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混乱，徐荣廷在武昌的老家也遭到土匪抢劫。于是，徐荣廷请黎元洪设法保护。黎慨然允诺并及时派出巡骑，经常到徐家附近巡逻，徐家从而安全度过了这次难关。1906年，黎元洪官升协统后，徐荣廷与黎元洪遂结为异姓兄弟，徐年长黎7岁，黎拜为弟，徐拜为兄。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期间，徐荣廷曾连夜置办馒头酒肉数担，亲自送到阵地犒劳起义军将士，以表示支持共和。嗣后，他还向工商界募集了十余万两白银，赞助鄂军都督黎元洪以济军需。
　　1912年春，在拜把兄弟黎元洪的关照下，徐荣廷出任了民间性质的武昌商会会长，同时，他还破天荒做了个大官，他的官衔是湖北官钱局总办。那时，官场上讲究繁文缛节，这对于习惯了快节奏跑街经商生活的徐荣廷来说，感到非常别扭，他勉强在官场混了几个月后，最后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向黎元洪当面请辞。徐对黎说：“老弟啊，你抬举我当总办，我谢了，但我实在不习惯迎来送往，你还是让我去做生意吧!”黎元洪说：“官钱局总办是个肥缺，不晓得有几多人钻门路想当这个官，今天老哥说不想当，那我就难办了。”在徐的坚辞下，黎只好允准并另委他人继任。
　　乱世肩重任
　　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开启了近代工业发展的序幕，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汉成立了铁厂、枪炮厂和织布纺纱官局等，其中于1892年前后在武昌建成的布纱丝麻四局成为武汉纺织业发展的开端。四局陆续投产后，却由于派去的官员管理不善，亏损甚巨，政府无力承担，遂于1902年正式招商承租四局，政府只是每年向承租人收取租银。
　　当时，广东华侨巨商韦紫封开办的应昌股份公司租办“四局”，租期为20年。1911年，鄂督瑞激又将“四局”改租给大维股份有限公司，辛亥革命发生后，因大维公司总经理刘伯森逃离武昌，“四局”陷入停工状态。
　　是时，中华民国建立，黎元洪任湖北都督。看到四局陷入瘫痪的状态，徐荣廷决意将四局接手过来。义昌公司(此时应昌已改名义昌)董事韦应南凭借当初的20年租期企图取得四局的承租权。黎元洪不想四局大权旁落，便支持徐荣廷接管四局。得到黎的支持，徐荣廷一面与德厚荣的大股东刘象羲、蒋沛霖相商，请他们出面邀请武汉商界巨擘，筹集资金组织楚兴股份有限公司，准备接手四局；一面下令强行结束义昌公司，封存账目，冻结其所有往来。同时报请黎元洪，下令将韦应南“假释”，让实业司派专员主持四局的承租事宜。最终，楚兴公司得到了四局的承租权。董事会推举德厚荣商号老板刘象羲为总经理，徐荣廷、蒋沛霖为协理，徐荣廷兼职坐办(即驻四局总负责人)，实际主持全面工作。
　　初投入生产的楚兴公司遇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源源不断的进口棉布棉纱顿时锐减，从而促使国内市场上棉布棉纱价格上涨。另一方面由于棉花供过于求，出现价格下跌，给民族资本纺织业形成极为有利的发展良机。徐抓住发展势头，大力组织生产，招收新工，增加生产时间，实行职工分红。还建立楚新煤号，营运煤炭，保证燃料供应。楚兴公司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获利达白银1400万两，徐亦拥资近200万两，成为武汉巨富。
　　楚兴公司的获利，除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客观条件外，也与徐荣廷善于经营管理是分不开的。徐荣廷知人善用，团结了一批有事业心而又懂管理的青年才俊，共同为办好企业群策群力。徐荣廷还很重视培养企业的后续人才，他认为企业兴旺与否，关键在于员工的素质，为此，他还创办了一座“武昌楚兴纺织学校”。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导致英镑价格暴跌，徐荣廷认为这是民族企业偿还外债的大好时机。他以武昌商会会长的身份，千方百计动员工商业者筹措款项，相互支持，使得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等民族企业顺利偿还了外债。当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徐荣廷这时已年近六旬，他不仅积极参加民众的抗议游行活动，还高举反对签订“二十一条”的旗帜，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徐荣廷的这些爱国行动，使社会各界对他以及他所领导的楚兴公司都产生了良好印象。
　　楚兴公司承租“四局”后获得巨大利润，使得湖北的大小军阀垂涎三尺，他们极力刁难并制造借口在承租期未满时，便提前于1923年夺走了楚兴公司对“四局”的承租权。虽受此挫，但徐荣廷等人已经积累了经办近代企业的经验，尤其是积累了自己投资开办机器工业企业的资金，于是开始自行创办大兴、裕华纺织公司，开创了自己的纺织工业局面。
　　布局纺织业
　　早在1919年，徐荣廷便和他人一起投资筹办武昌裕华纱厂，又于1921年在石家庄筹建大兴纱厂。1922年，两厂相继建成投产。离开了四局的徐荣廷不再局限于武汉地区，而是着眼全国，充分运用资本的魔力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
　　他选择将大兴纱厂建在石家庄，看中的就是这里交通便利，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十分方便。纱厂所用棉花多来自晋、陕等省，山西棉花多数经正太铁路运至石家庄；陕西棉花则多由京汉铁路运到。石家庄附近的获鹿县，年产棉花也有200万斤。原料购买及运输成本较低，周转效率较高。这些有利条件，使得大兴纱厂建立后发展很快。
　　裕华纱厂投产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外商纱布又卷土重来，武汉纱布市场几乎被外商所垄断。而裕华建厂伊始，还没有建立相对完善的生产销售体系，徐荣廷利用与各界的关系，争取社会力量支持，领导裕华在市场上与外商较量，最终使之逐步走向巩固发展。
　　立足于纺织行业，徐荣廷的资本也开始向其他领域延伸，逐渐构建起其资本集团。1931年，位于武汉下游的利华煤矿，因营业不振特邀徐荣廷等人投资入股，经过现场察看后，徐荣廷等五人决定投资利华煤矿50万元，并将该矿改名为利华股份有限公司。
　　1936年，裕华、大兴两厂投资在西安合建大华纺织公司，从此形成武昌裕华，石家庄大兴，西安大华三大纺织企业遥 相呼应的鼎立之势。徐荣廷领导的以这三大纺织企业为主的裕大华资本集团也成为内地民族资本企业成功的代表。
　　为了解决企业集团发展的资金问题，裕大华还自筹金融事业。1942年，裕大华资本集团开始投资永利银行。由于裕华投资300万元，大华投资330万元，大兴投资60万元、利华投资60万，裕大华的投资已占该行股本额的75％，从而将永利银行控制在自己手中，拉入了裕大华资本集团。从此，裕大华资本集团已超越了纺织行业的界限，而伸展到了采矿业、金融业，成为一个跨行业的经济联合体。
　　通过裕大华的再投资，徐荣廷还先后在山东、四川、西安、重庆、上海等多家纺织企业拥有股份。于是，徐荣廷真正成为了国人为之瞩目的一代“纺织大王”。
　　从1913年承租“四局”的楚兴公司开始，到一个大型的民族资本企业，裕大华集团迅速平稳的从时局动荡的旧中国一路走来，其掌舵人徐荣廷功不可没。自1920年徐在63岁时出任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至1927年徐宣布退休，徐一直照看着企业从小到大，从赢弱到强壮。甚至在他退休之后，裕大华集团一切重大决策全是由其来定夺。这个权力一直延续到他去世。
　　着手兴办学
　　徐荣廷兴办实业为社会提供了实际的经济效益，同时他还致力于专项教育，增加了纺织行业的技术含量，促进纺织行业的现代化和机械生产化。在楚兴公司承租四局后期，徐荣廷开始着手培养纺织人才，1913年，兴办了楚兴纺织学校，聘石凤翔为校长，办校两年，毕业学生60余人。徐初期办学是出于自身企业发展的需要，但后期他更加大了对纺织专科教育的力度，致力于为江城纺织业输出人才。1947年，他还筹资60万元，在武昌瑜珈湖创办私立江汉纺织专科学校，仍聘石凤翔为校长。
　　徐荣廷安享晚年的大公馆，位于武昌城内的汉阳门正街(今民主路6号)，它是在拆除旧公馆的基础上新建的，落成于1926年。这一年徐荣廷69岁，他70岁时才正式退居二线，1949年92岁时去世。除了抗战八年住在重庆，他晚年的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民国初年，徐荣廷在其出生地出资扩建了徐氏宗祠，占地面积约2200平方米，祠堂内建有徐氏家学一所，每年招收学生150名左右。开学没多久，徐氏家学便正式改名注册为“文明小学”。解放后，文明小学由人民政府接管，同时改名为“石嘴小学”至今。
　　编辑　罗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