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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位夹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奖学金男孩”，理查德·霍加特在化解自身阶级身份认同危机的过程中，逐渐选择成为一名在中产阶级里替工人阶级发声的“边缘人”，并创造了文化研究史上的第一种替代性话语——工人阶级文化话语，以自传性书写的方式实现了自我救赎和升华。在社会高度流动的今天，文化研究应该引导更多的“边缘人”走霍加特所开辟的化解与升华之路，挖掘“边缘人”所在群体未被开发的文化资源并以此建构替代性话语，推动文化向民主、多元和创造性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奖学金男孩”；身份认同危机；工人阶级文化；文化自觉；替代性话语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3-0063-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模式研究”（16BZX075）；广东省教育厅育苗工程（人文社科）科研项目“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边缘群体文化话语权的建构方法研究及其启示”（2013WYM_0022）。
作者简介：李曦（1983-），男，广东汕头人，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化身份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当前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不过，当前的文化研究学者主要聚焦于性别、种族和民族等方面的身份认同，较少关注阶级身份认同。相比而言，阶级身份认同是早期文化研究学者关注的焦点，它与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的经历以及20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发展情况关系非常密切。回顾那段历史，探讨文化研究创始人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思考，不仅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文化研究的用途，而且也能从历史中获得一些人生的启示。
阶级身份认同研究发端于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对“奖学金男孩”的研究。“奖学金男孩”一词是霍加特的发明，当时指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大学奖学金的工人阶级男孩。他们靠知识改变命运，大学毕业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标准。按照“经济决定论”，“奖学金男孩”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
但是，情况远没那么简单，正如艾伦·洛弗尔所言：“对奖学金男孩来说，关于阶级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经济特权，而是描绘特定阶级特征的那些态度。”[1]326在霍加特看来，“奖学金男孩”从小就面临着一个“站队”问题：究竟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还是中产阶级一边。在《识字的用途》一书“奖学金男孩”的相关章节中，霍加特就用了缺乏感、焦虑、忧虑不安、“无家可归”“无根”、困惑、不安全意识、自我怀疑、不确定、不满足、备受折磨、孤独、忧伤、徘徊疑虑、烦恼不已等词汇来描述“奖学金男孩”的心理状态[2]71-81。这种心理从“奖学金男孩”的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产生，而且越是成功的“奖学金男孩”，这种撕裂的心理就越是严重。
那么，“奖学金男孩”是如何化解自身的阶级身份认同危机的呢？霍加特的文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答案：
第一种是刻意远离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而努力融入中產阶级，正如霍加特所描述的：“他不能坦诚面对自己的工人阶级，……他有时会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他已学会‘看不起自己’，学着比工人阶级的许多行为方式更优越一些。他常常对那种能够清楚地透露出自己出身的外表感到不自在；当他意识到每天都有上百种言行习惯将自己‘出卖’时，他内心都会感到犹疑或者愤怒。”[2]78
或者如与霍加特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奖学金男孩”雷蒙·威廉斯所描述的：“在我们这个世代里，也有一个相同类型的新阶级：青年男女，他们得益于公共教育的扩大，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认同于那个准许他们进入的世界，为了赢得他们的新同侪的夸奖，他们还花很多时间来讲解和记录那些已被他们抛弃的人们的不可救药的粗俗：这种现象必定会使我们的信心遭到削弱，怀疑进一步扩大教育是否真的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3]364
这种化解阶级身份认同危机的方式不仅背负着“忘本”“背叛”之类的道德风险，而且还会与自身的经验发生冲突而导致更严重的焦虑，比如对于中产阶级，“奖学金男孩”“看不起它的自满、坚定的社会关注、精心的咖啡会、在牛津上学的彬彬有礼的儿子们，还有米尼弗夫人和拉姆齐夫人式的文化自傲”[2]79，融入中产阶级世界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第二种化解方式是放弃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而回归工人阶级，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尽管“奖学金男孩”受到中产阶级的歧视，感受到中产阶级的傲慢与偏见，但在当时的英国，中产阶级也意味着“会玩弄智慧，视界开阔还有时尚的风格”，以及“文雅的、成功的、从容不迫的、书卷气的和讨论杂志的有智慧的”[2]79，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和可用的资源，放弃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不仅对自己不利，对工人阶级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没有帮助。其次，“奖学金男孩”也不可能完全回归工人阶级。一方面，在工人阶级群体看来，“奖学金男孩”已经成为“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不再与“我们”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另一方面，由于“奖学金男孩”从小为了完成家庭作业，跟家庭中的女人走得更近，缺乏“男性气质”[2]74，因而回归工人阶级的“奖学金男孩”也会因不合群而遭到嘲笑，感受另一种歧视。因此，“他内心深处会有一种已走出很远随之而来的烦恼，还有一种对可能返回原点引发的恐惧感和羞怯感”[2]77。
可见，化解阶级身份认同危机，“要么融入中产阶级，要么回归工人阶级”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是行不通的。“奖学金男孩”这个新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既无法让周围的人明白自己的痛苦，也无法从前人的书籍中找到答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按照霍加特的描述，当时的大多数“奖学金男孩”并没有能够成功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什么才是可行的方式？霍加特的人生实践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即走辩证、扬弃之路。1951年，霍加特出版了研究美国诗人奥登（WHAuden）的著作《奥登：入门介绍》，不仅得到文学类期刊和大众媒体的赞美，而且还受到各种出版物编辑或者大会发言的邀请，因而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跻身主流学术界[4]102。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霍加特就真的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原因在于： 首先，正如霍加特在后来接受约翰·科纳采访时所说的，1946-1959年在赫尔大学成人教育部从事文学教育时，他发现自己的工人阶级学生生活在两个相互隔离的世界里：一个是课堂上的艺术世界，里头充满着F·R.利维斯所划定的“经典”文学作品，被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所主导；另一个是课堂外的生活世界，那是被报纸、杂志、收音机和流行音乐占据的世界。对于这些学生而言，前者是缺乏吸引力的，而后者则是令人着迷的，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大众文化来满足自己的需求[5]271。这实际上也是霍加特的心声。因此，霍加特尝试着与学生一道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和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去思考生活世界，这深受学生的欢迎，同时这也促使霍加特从“利维斯主义者”转变为“左派利维斯主义者”，并成立了研究流行歌曲、摄影、时装、广告和电视节目等“流行艺术”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其次，霍加特越是成为利维斯《细察》集团的一员，他对中产阶级“描绘特定阶级特征的那些态度”就越是敏感，因为当时文学批评界的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风气盛行，主流话语对于工人阶级的看法基本上还停留在马修·阿诺德于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的描述上：“它粗野，羽毛未丰……它愿上哪儿游行就上哪儿游行，愿上哪儿集会就上哪儿集会，想叫嚷什么就叫嚷什么，想砸哪儿就砸哪儿。对于这人数甚众的社会底层我们可以起一个十分合适的名字，那就是群氓。”[6]73
这类话语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是自然的、不言而喻的，对于霍加特来说却是刺耳的。处于这种话语环境下的霍加特是敏感的、愤怒的，以至于他被卡尔·波德归类到20世纪50年代“愤怒的青年”学派中[7]109。
再次，正如霍加特自己所言，“奖学金男孩”一旦脱离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原先还存有的某种心理平衡立刻就被无情地打破了，因为在学校，“大脑是一种可以用来换取自己人生道路的货币，而且大脑越来越成为发生效应的货币”[2]75。智力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勤奋可以弥补智力上的不足，适应规则和“顺从的接受”就能够获得老师的肯定，即使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众不同也可以得到宽容的对待。因此，“奖学金男孩”“开始将生活视为一段阶梯和一次永久的考试，每一阶段都会有更进一步的赞美和勉励”[2]75，有着明确的方向和进步的动力。可是，一出了学校，“奖学金男孩”就茫然了，因为“一些烦扰的、无法精确衡量的‘性格’‘运气’‘交往能力’和‘勇敢’等品性和能力，则往往成为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2]77，这是一种“无形的接受障碍”，是一种让“奖学金男孩”愤怒甚至憎恨的“社会排外主义”[7]109-110。
正因为如此，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排斥使霍加特转而将工人阶级的生活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教受教育和参与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阶级文化也越来越痴迷，其阶级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得到强化[4]100。这种阶级意识是中产阶级和大多数工人阶级所不具备的，可以说是“奖学金男孩”特有的。但是，霍加特與一般的“奖学金男孩”又有所不同，因为当时的文学批评是英国人文学科的中心以及大学教育的核心，文学批评家是主流话语的重要建构者。因此，深谙中产阶级表述方式的霍加特是有可能参与到主流话语的建构当中，重新描述工人阶级形象的，也就是说，霍加特具备“把自己定位为叙述者和被叙述人、观察者与提供信息者”[8]122、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研究对象的条件。因此，霍加特选择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听，“在叙述中展现真实的自我”[8]129，写成了文化研究的第一本著作——《识字的用途》，建构了一种与主流话语形成竞争和互补关系的替代性话语——工人阶级文化话语。
在霍加特看来，尽管工人阶级文化“可能缺少由文学传统所提供的精密性和权威性”，但是，“这种‘文化’以其自身的方式，与有教养阶层的文化一样致密、复杂，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并且具有道德”[9]42。比如，针对当时利维斯主义者所认为工人阶级缺乏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观点，霍加特指出工人阶级的人际关系网由家庭、邻里和俱乐部等“熟人社会”构成，观念体系也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一旦超出了地区的范畴和直观的视野谈论“国家”和“社会”，工人阶级就会因无法理解抽象概念而变得冷漠，对公共事务和官方事物也缺乏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是不道德的，只是实践道德的场所不同，比如工人阶级的美德体现在面对艰苦生活上的节俭和团结，面对中产阶级施舍时的自尊和自强，面对弱势群体时的宽容与分享等等。
因此，工人阶级既不是美国式大众文化荼毒的产物，也不是中产阶级可以随意加以规划的空洞容器，而是能够根据自身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比如集体主义、团结互助、得体适度等）改编或同化新事物中自己所需元素，积极适应社会变化的群体，他们“绝不会失去他们的文化，但会躲避大众文化的传播渠道或是根据他们阶级的精神特质重新理解大众文化”[10]132。
对此，杰克·温德尔评价道：“《识字的用途》是工人阶级的自白，它把自己的文化当作严肃的写作素材，也预示了20世纪中叶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主观性的形成。可以说，理查德·霍加特是第一个宣言者，他的话使得迅速改变的工业工人阶级——以及那些被奖学金制度‘贬低’了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文化讲给自己听，进而找到了讲给别人听的信心、笔调和风格。”[8]129
由于“那时大量学术文献，甚至是试图解释工人阶级生活的社会历史方方面面的文献，对当地工人阶层人民的每日生活经历都少有涉及”[4]99，因此，霍加特发挥了作为工人阶级在感性认识方面的优势，填补了当时学术界的空白，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言：“在霍加特有其工人阶级背景，并有着丰富的童年记忆和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从内部解读文化’对他来说是可能的。”[9]45这个“尽管受伤却更加敏感的社会的触角”终于克服了迷茫、犬儒主义、自我怜悯等“奖学金男孩”式的消极情绪，达到了对周遭环境的清醒认识和深刻的自我反省[11]49-53。
一开始，这部反学科的著作在学术界并不受欢迎，正如霍加特后来回忆说：“我所遇到的英文系的许多老师对此书保持沉默，好像议政厅的边门跑出一只讨厌的老鼠带入了奇怪难闻的东西。”[12]10-11而社会学家则认为它非法闯入了自己的领地，其个人化的自传式写法与社会学的实证方法大相径庭。实际上，这种学科偏见的背后也有阶级偏见的因素。
与在学术界的冷遇相比，《识字的用途》在工人阶级读者中则激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得到有着相似经历的“奖学金男孩”的积极回应，比如工人阶级小说家约翰·布莱恩在给霍加特的信中所言：“该书写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使我气恼——它把我想留作描写自己之用的很多话都说了！”[8]120第二代“奖学金男孩”艾伦·洛弗尔也说道：“我接受的教育和文化推动我从从工人阶级走向中产阶级。但是牛津停止了这种推动。因为牛津的文化氛围最能区分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霍加特先生所表述的这种情况的后果当然也适用于我。我的教育经历使我很难回到我出身的阶级中去：……我不能回去，是因为中产阶级的许多事物都吸引着我，而且我现在的一些价值观无法为工人阶级生活所接受。但由于上面那些原因，对我来说，认同于中产阶级也不再是一个有魅力的未来。”[1]325-326
可以说，霍加特说出了“奖学金男孩”的心声，为这群人开辟了一个精神家园，使这个群体能够得到自我理解，同时他也推动了工人阶级小说的蓬勃发展，使工人阶级和初露头角的知识青年占据了当时英国公共生活的中心位置。
1945年后，工党政府开始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工人阶级的状况大为改善，“奖学金男孩”“奖学金女孩”也越来越多，正如洛弗尔所言：“对霍加特先生来说，奖学金男孩是一个例外。而在我生活的地方（城市建筑房群），停留在小学学历的男孩才是例外。”[1]324
随着“奖学金男孩”“奖学金女孩”的增多以及成人教育的蓬勃发展，工人阶级阅读群体日益壮大，当更多的工人学会读书、看报、看电视时，他们开始反感于主流媒体刻画的工人阶级形象，认为自己受到歧视，进而拿起工人阶级话语这个武器，与中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而中产阶级在倾听这些来自于工业地区或城镇的贫穷地区的真实的工人阶级的声音后，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给工人阶级贴标签、制造刻板印象。他们不得不深入基层，学习工人阶级的语言和习惯，试着去理解工人阶级的价值观，修改对工人阶级的评价，以维持自己在主流话语建构方面的优势地位。按照法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德莱的看法，霍加特的影响不仅超越了英语世界，而且超越了霍加特所处的年代。如今还有许多社会学家相继运用霍加特的理论，抛开地域的限制，研究工人阶级和普通人的价值观[10]140。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一位夹在“没文化的”工人阶级和“有文化的”中产阶级之间的“奖学金男孩”，霍加特在化解自己的阶级身份认同危机的过程中，逐渐自觉地选择了第三种化解方式并以此为业——做一名在中产阶级里替工人阶级发声的“边缘人”，运用中产阶级主流话语的方式阐述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合理性，接合了“工人阶级”和“文化”这两个本不相关的概念，使“工人阶级文化”进入当时的公共话语空间，从而建构了文化研究史上的第一种替代性话语——工人阶级文化话语，将内心的焦虑转换为维护社会平等、促进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出版《识字的用途》后的霍加特也逐渐自觉地从主流知识分子转变为非主流、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直到晚年还一直作为少数声音的代表致力于英国文化的民主化事业[4]105-106。用精神分析的术语讲，这是一种“升华”。正如尼古拉斯·加恩海姆评价道：“挽救工人阶级文化是一场运动，这一运动是为了把这种文化及那些实践这种文化的人从E·P.汤普森所说的从‘后人的极度恩赐的态度’中拯救出来，同时也是为了给这一阶级肯定自身价值——‘工人阶级的道德系统’——提供自信和力量，以此来对抗统治阶级的道德系统。”[13]205-206
四、文化自觉：霍加特成长之路对文化研究的启示
上文我们通过阶级身份认同危机的这一后来人的视角重新解读了霍加特和他的著作《识字的用途》。《识字的用途》的出版则意味着文化研究这项事业和这门学科的诞生。正如霍尔所说，这“是一种真正彻底的开端”[14]52。
不过，这种后来人的视角也有缺陷，就是它把霍加特成长之路看成一个线性的、逐渐产生文化自觉的发展过程。而对于霍加特而言，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充满矛盾和反复的，其原因正如威廉斯所说：“资产阶级和蔼而繁忙的温床再三地把机会提供给挑选出来的工人阶级，有时，此中的许多人都是作为明确的阶级背叛者被挑选出来的。甚至在那些不可能背叛的人群中，例如霍加特所深深相信的自己人中，背叛也有可能。這种分离是由于，在资产阶级框架之内采纳那些机会会造成它自身严重的紧张和困难。”[15]344
也就是说，奖学金既是工人阶级子弟上升的阶梯，也是资产阶级收编工人阶级的工具，而霍加特是少数没被收编的人。也许，作为曾经迷茫的“奖学金男孩”，霍加特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无意识或下意识地成功化解自己的阶级身份认同危机并加以升华的，并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自觉”。霍加特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坦言：“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的作者有其犯错的诱惑，在某种程度上与来自其他阶级的作者是一样的。我来自工人阶级，即使是现在既感到跟工人阶级很接近，又跟他们有隔阂。……它能帮助我走得更近去给出一种工人阶级生活的感受，避免局外人的某些明显误读的风险。另一方面，这种非常情绪化的介入也带来相当大的危险。”[5]4 这种危险导致的结果就是怀旧，即对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生活过于美化，而对50年代则愤世嫉俗。30年代的霍加特还是一位生活在工人阶级之中的“奖学金男孩”，而50年代的霍加特已经是一位与中产阶级一起共事的文学批评家，而且，“随着身份的转变，霍加特对精英主义似乎越来越趋于认同，虽然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但仍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偏离，这也许是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12]22而作者的怀旧也导致了《识字的用途》两部分的文本断裂，第一部分《“旧”秩序》用的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描述的是霍加特身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第二部分《给新的让位》并没有一直努力去“描述普通工人阶级生活的性质，以便对出版物更为仔细的分析可以置于现实语境之中”[9]39，而是把工人阶级等同于“大众”和消费者，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大众文化，而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霍加特与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已经存在着明显的代沟，这也使得霍加特不得不回到利维斯主义的老路上，对大众文化进行劈头盖脸的谩骂。“这导致《识字的用途》前后两部分显然不同的两种表述之间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张力”[9]39。斯道雷也认为：“霍加特笔下的‘过去的文化’来源于个人经验，而对‘新文化’的批评则是一种学术研究活动。”“他对大众文化时期的文化衰落的论断则是从大学教师和研究者的角度作出的”[16]46。将文化一分为二的做法也容易使人忽略“古老文化”和“新的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如今，《识字的用途》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只有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基本上已被遗忘。对于这样的局限性，霍加特不仅在书中提到，而且后来也经常承认这一点。他坦承自己已经尽力使自己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理查德·约翰生也认为：像霍加特这样的“研究者们常常在私下工人阶级的世界（往往是其童年的世界）与公共领域的定义及其他中产阶级砝码之间调停”[17]45。
约翰生所说的这个矛盾一直伴随着霍加特，正如有学者说道：“霍加特的地位也因其对大众文化所作的令人沮丧的预测而备受知识界的抵制，有人批评霍加特代表了一种悲观的、茫然的、精英主义的，甚或是更年期的批评”[12]8，这是他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在担任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时，他曾支持将经费优先开销于戏剧、音乐、歌剧和芭蕾等高雅艺术上，反对社会民主派主张的“参与性的、基层群众的、民主和通俗的艺术”[12]9，表现出了“对受到公开资助的社区艺术中‘文化民主’运动的激进的民粹主义的厌恶”[18]55。麦克盖根也认为：“霍加特明显的前后矛盾拉远了他与广涉阶级、性与种族等问题的文化民主运动——一种比他所曾表明的纯粹得多的民粹主义”[18]64。
可见，霍加特的“文化自觉”还是模糊的、不完全的。正如丹尼斯·德沃金所言：“他重新创造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味觉、声音、嗅觉和情感。他的论述同时是社会学和批判主义，这由一种特殊才智来支持，这种才智是他作为一个批判家的训练赐予他的。”[19]117“《识字的用途》有力的影响源于自传，文学心理图像和批判情感的结合。读者从知情人的角度获得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具体图景，这个知情人的广泛经历使他具有某种超然态度。”[19]118
也就是说，受过中产阶级学术训练的霍加特也同时受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影响。
尽管问题复杂，但“文化自觉”这一后来人的视角仍然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奖学金男孩”是20世纪中叶英国社会阶级流动的产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人也穿梭在不同群体之间。即使在霍加特的年代，他也遭受了这样的批评：虽然霍加特的论述建立在孩童时记忆的基础上，但它也意指了整体的工人阶级。他从来不考虑区域、种族和宗教上的差异造成的影响或英国社会变化的不均衡影响。他的经验方法比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要更有力，但是他没有把他的主题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局限[19]118。
一方面，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种族”“民族”“族裔”“性别”“性属”等问题开始替代原先“阶级”问题一统天下的局面①，文化越来越具有多元性，每个人越来越可能成为“边缘人”甚至“双重边缘人”“多重边缘人”。另一方面，随着整个世界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弱势群体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地位并试图自我理解和自我救赎，文化身份认同危机问题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文化研究的，也是心理学的。文化研究应该使更多的人培养起这样的“文化自觉”，帮助心理学家解决相关的心理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霍加特的人生经历无疑是具有示范性的。
当我们将“阶级身份认同危机”扩展到“文化身份认同危机”这一更大的范畴，并用“作者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化解与升华”这一视角来重新审视文化研究这门“把研究者的主体批判性，或者说主观色彩，堂皇提到论文或著述的核心位置”[20]44的学科的作者们时，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一段段与霍加特相似的心理历程：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强势群体，因自己的“边缘人”地位而产生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于是努力地运用主流话语替自己所在的弱勢群体说话，建构一种替代性话语并推动它进入公共话语空间②，与强势群体争论文化领导权，同时激励有着相同或相似经历的弱势群体起来进行文化抗争。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史即是一部替代性话语的建构和传播史。替代性话语（alternative discourse）不是“另类话语”（国内学界通常这么翻译）：“另类话语”强调的是话语自身的边缘性以及它与主流话语的对抗性，具有非理性、反霸权、浪漫化、极端化和激进化的特点，常常很容易被主流话语收编；而“替代性话语”则是运用主流话语的形式来表达弱势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合理性，除了具有边缘性和对抗性之外，还具有与主流话语协商、竞争、互补并有可能取代主流话语的特性，是一种有效的沟通和抗争方式。在后革命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种沟通和抗争方式是推动世界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从这个角度看，对待“边缘人”，宽容是必要的。强行要求他们“站队”，融入强势群体的生活世界，或者回到那个他们“早已回不去的故乡”③只会使他们更加痛苦，并压抑了他们的创造力，而这些创造力也往往是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源泉。最佳的选择无疑是引导他们走霍加特所开辟的化解与升华之路，挖掘他们所在群体未被开发的文化资源并以此建构替代性话语，推动文化朝向民主、多元和创造性的方向发展。这条路，正是霍加特所开辟的文化研究之路。正如霍尔所言：“我们正在试图理解的这种力量（文化研究）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也以对文化的深远影响回归到舞台，并且，它的确改变了世界。”[9]52
这也是本文对文化研究用途的一个回答。
注释：
① 比如在当时的英国，像斯图亚特·霍尔这样来自牙买加的“奖学金男孩”更关注种族和民族的问题，而“奖学金女孩”则更关注性别问题。
② 比如斯图亚特·霍尔、保罗·吉洛伊等则运用白人话语建构了黑人移民话语，萨义德、斯皮瓦克等则运用第一世界话语建构了第三世界话语等等。
③ 来自于杨坤作曲、文雅作词、杨坤演唱的歌曲《牧马人》。杨坤在歌曲《牧马人》中歌颂了“天苍苍，野茫茫”的内蒙古草原以及自由潇洒的牧马人生活，最后却说“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这是一首表达“北漂”“边缘人”心理的歌曲，很契合本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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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3-0063-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模式研究”（16BZX075）；广东省教育厅育苗工程（人文社科）科研项目“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边缘群体文化话语权的建构方法研究及其启示”（2013WYM_0022）。
作者简介：李曦（1983-），男，广东汕头人，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化身份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当前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不过，当前的文化研究学者主要聚焦于性别、种族和民族等方面的身份认同，较少关注阶级身份认同。相比而言，阶级身份认同是早期文化研究学者关注的焦点，它与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的经历以及20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发展情况关系非常密切。回顾那段历史，探讨文化研究创始人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思考，不仅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文化研究的用途，而且也能从历史中获得一些人生的启示。
一、“奖学金男孩”的阶级身份认同危机
阶级身份认同研究发端于文化研究的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对“奖学金男孩”的研究。“奖学金男孩”一词是霍加特的发明，当时指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大学奖学金的工人阶级男孩。他们靠知识改变命运，大学毕业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标准。按照“经济决定论”，“奖学金男孩”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
但是，情况远没那么简单，正如艾伦·洛弗尔所言：“对奖学金男孩来说，关于阶级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经济特权，而是描绘特定阶级特征的那些态度。”[1]326在霍加特看来，“奖学金男孩”从小就面临着一个“站队”问题：究竟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还是中产阶级一边。在《识字的用途》一书“奖学金男孩”的相关章节中，霍加特就用了缺乏感、焦虑、忧虑不安、“无家可归”“无根”、困惑、不安全意识、自我怀疑、不确定、不满足、备受折磨、孤独、忧伤、徘徊疑虑、烦恼不已等词汇来描述“奖学金男孩”的心理状态[2]71-81。这种心理从“奖学金男孩”的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产生，而且越是成功的“奖学金男孩”，这种撕裂的心理就越是严重。
那么，“奖学金男孩”是如何化解自身的阶级身份认同危机的呢？霍加特的文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答案：
第一种是刻意远离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而努力融入中產阶级，正如霍加特所描述的：“他不能坦诚面对自己的工人阶级，……他有时会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他已学会‘看不起自己’，学着比工人阶级的许多行为方式更优越一些。他常常对那种能够清楚地透露出自己出身的外表感到不自在；当他意识到每天都有上百种言行习惯将自己‘出卖’时，他内心都会感到犹疑或者愤怒。”[2]78
或者如与霍加特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奖学金男孩”雷蒙·威廉斯所描述的：“在我们这个世代里，也有一个相同类型的新阶级：青年男女，他们得益于公共教育的扩大，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认同于那个准许他们进入的世界，为了赢得他们的新同侪的夸奖，他们还花很多时间来讲解和记录那些已被他们抛弃的人们的不可救药的粗俗：这种现象必定会使我们的信心遭到削弱，怀疑进一步扩大教育是否真的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3]364
这种化解阶级身份认同危机的方式不仅背负着“忘本”“背叛”之类的道德风险，而且还会与自身的经验发生冲突而导致更严重的焦虑，比如对于中产阶级，“奖学金男孩”“看不起它的自满、坚定的社会关注、精心的咖啡会、在牛津上学的彬彬有礼的儿子们，还有米尼弗夫人和拉姆齐夫人式的文化自傲”[2]79，融入中产阶级世界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第二种化解方式是放弃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而回归工人阶级，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尽管“奖学金男孩”受到中产阶级的歧视，感受到中产阶级的傲慢与偏见，但在当时的英国，中产阶级也意味着“会玩弄智慧，视界开阔还有时尚的风格”，以及“文雅的、成功的、从容不迫的、书卷气的和讨论杂志的有智慧的”[2]79，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和可用的资源，放弃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不仅对自己不利，对工人阶级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没有帮助。其次，“奖学金男孩”也不可能完全回归工人阶级。一方面，在工人阶级群体看来，“奖学金男孩”已经成为“高高在上”的中产阶级，不再与“我们”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另一方面，由于“奖学金男孩”从小为了完成家庭作业，跟家庭中的女人走得更近，缺乏“男性气质”[2]74，因而回归工人阶级的“奖学金男孩”也会因不合群而遭到嘲笑，感受另一种歧视。因此，“他内心深处会有一种已走出很远随之而来的烦恼，还有一种对可能返回原点引发的恐惧感和羞怯感”[2]77。
可见，化解阶级身份认同危机，“要么融入中产阶级，要么回归工人阶级”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是行不通的。“奖学金男孩”这个新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既无法让周围的人明白自己的痛苦，也无法从前人的书籍中找到答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按照霍加特的描述，当时的大多数“奖学金男孩”并没有能够成功解决这个问题。
二、危机的化解：“奖学金男孩”的自我救赎
那么，什么才是可行的方式？霍加特的人生实践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即走辩证、扬弃之路。1951年，霍加特出版了研究美国诗人奥登（WHAuden）的著作《奥登：入门介绍》，不仅得到文学类期刊和大众媒体的赞美，而且还受到各种出版物编辑或者大会发言的邀请，因而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跻身主流学术界[4]102。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霍加特就真的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原因在于： 首先，正如霍加特在后来接受约翰·科纳采访时所说的，1946-1959年在赫尔大学成人教育部从事文学教育时，他发现自己的工人阶级学生生活在两个相互隔离的世界里：一个是课堂上的艺术世界，里头充满着F·R.利维斯所划定的“经典”文学作品，被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所主导；另一个是课堂外的生活世界，那是被报纸、杂志、收音机和流行音乐占据的世界。对于这些学生而言，前者是缺乏吸引力的，而后者则是令人着迷的，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大众文化来满足自己的需求[5]271。这实际上也是霍加特的心声。因此，霍加特尝试着与学生一道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和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去思考生活世界，这深受学生的欢迎，同时这也促使霍加特从“利维斯主义者”转变为“左派利维斯主义者”，并成立了研究流行歌曲、摄影、时装、广告和电视节目等“流行艺术”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其次，霍加特越是成为利维斯《细察》集团的一员，他对中产阶级“描绘特定阶级特征的那些态度”就越是敏感，因为当时文学批评界的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风气盛行，主流话语对于工人阶级的看法基本上还停留在马修·阿诺德于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的描述上：“它粗野，羽毛未丰……它愿上哪儿游行就上哪儿游行，愿上哪儿集会就上哪儿集会，想叫嚷什么就叫嚷什么，想砸哪儿就砸哪儿。对于这人数甚众的社会底层我们可以起一个十分合适的名字，那就是群氓。”[6]73
这类话语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是自然的、不言而喻的，对于霍加特来说却是刺耳的。处于这种话语环境下的霍加特是敏感的、愤怒的，以至于他被卡尔·波德归类到20世纪50年代“愤怒的青年”学派中[7]109。
再次，正如霍加特自己所言，“奖学金男孩”一旦脱离学校，走上了工作岗位，原先还存有的某种心理平衡立刻就被无情地打破了，因为在学校，“大脑是一种可以用来换取自己人生道路的货币，而且大脑越来越成为发生效应的货币”[2]75。智力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勤奋可以弥补智力上的不足，适应规则和“顺从的接受”就能够获得老师的肯定，即使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众不同也可以得到宽容的对待。因此，“奖学金男孩”“开始将生活视为一段阶梯和一次永久的考试，每一阶段都会有更进一步的赞美和勉励”[2]75，有着明确的方向和进步的动力。可是，一出了学校，“奖学金男孩”就茫然了，因为“一些烦扰的、无法精确衡量的‘性格’‘运气’‘交往能力’和‘勇敢’等品性和能力，则往往成为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2]77，这是一种“无形的接受障碍”，是一种让“奖学金男孩”愤怒甚至憎恨的“社会排外主义”[7]109-110。
正因为如此，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排斥使霍加特转而将工人阶级的生活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教受教育和参与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阶级文化也越来越痴迷，其阶级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得到强化[4]100。这种阶级意识是中产阶级和大多数工人阶级所不具备的，可以说是“奖学金男孩”特有的。但是，霍加特與一般的“奖学金男孩”又有所不同，因为当时的文学批评是英国人文学科的中心以及大学教育的核心，文学批评家是主流话语的重要建构者。因此，深谙中产阶级表述方式的霍加特是有可能参与到主流话语的建构当中，重新描述工人阶级形象的，也就是说，霍加特具备“把自己定位为叙述者和被叙述人、观察者与提供信息者”[8]122、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研究对象的条件。因此，霍加特选择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听，“在叙述中展现真实的自我”[8]129，写成了文化研究的第一本著作——《识字的用途》，建构了一种与主流话语形成竞争和互补关系的替代性话语——工人阶级文化话语。
在霍加特看来，尽管工人阶级文化“可能缺少由文学传统所提供的精密性和权威性”，但是，“这种‘文化’以其自身的方式，与有教养阶层的文化一样致密、复杂，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并且具有道德”[9]42。比如，针对当时利维斯主义者所认为工人阶级缺乏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观点，霍加特指出工人阶级的人际关系网由家庭、邻里和俱乐部等“熟人社会”构成，观念体系也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一旦超出了地区的范畴和直观的视野谈论“国家”和“社会”，工人阶级就会因无法理解抽象概念而变得冷漠，对公共事务和官方事物也缺乏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是不道德的，只是实践道德的场所不同，比如工人阶级的美德体现在面对艰苦生活上的节俭和团结，面对中产阶级施舍时的自尊和自强，面对弱势群体时的宽容与分享等等。
因此，工人阶级既不是美国式大众文化荼毒的产物，也不是中产阶级可以随意加以规划的空洞容器，而是能够根据自身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比如集体主义、团结互助、得体适度等）改编或同化新事物中自己所需元素，积极适应社会变化的群体，他们“绝不会失去他们的文化，但会躲避大众文化的传播渠道或是根据他们阶级的精神特质重新理解大众文化”[10]132。
对此，杰克·温德尔评价道：“《识字的用途》是工人阶级的自白，它把自己的文化当作严肃的写作素材，也预示了20世纪中叶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主观性的形成。可以说，理查德·霍加特是第一个宣言者，他的话使得迅速改变的工业工人阶级——以及那些被奖学金制度‘贬低’了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文化讲给自己听，进而找到了讲给别人听的信心、笔调和风格。”[8]129
由于“那时大量学术文献，甚至是试图解释工人阶级生活的社会历史方方面面的文献，对当地工人阶层人民的每日生活经历都少有涉及”[4]99，因此，霍加特发挥了作为工人阶级在感性认识方面的优势，填补了当时学术界的空白，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言：“在霍加特有其工人阶级背景，并有着丰富的童年记忆和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从内部解读文化’对他来说是可能的。”[9]45这个“尽管受伤却更加敏感的社会的触角”终于克服了迷茫、犬儒主义、自我怜悯等“奖学金男孩”式的消极情绪，达到了对周遭环境的清醒认识和深刻的自我反省[11]49-53。
三、危机的升华：从“奖学金男孩”到工人阶级文化话语建构者
《识字的用途》的写作意味着霍加特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笔来化解自身阶级身份认同危机，但这种化解还局限在私人领域中，正如有学者所说，霍加特的政治是温和的，“他拒绝通过剧烈的变化实现文化复兴和社会革新，转而求助于浪漫主义的个人反抗，即坚持文化理想之重要性。”[11]49-53不过，该书的出版和广泛传播则表明其影响已经扩散至公共领域。一开始，这部反学科的著作在学术界并不受欢迎，正如霍加特后来回忆说：“我所遇到的英文系的许多老师对此书保持沉默，好像议政厅的边门跑出一只讨厌的老鼠带入了奇怪难闻的东西。”[12]10-11而社会学家则认为它非法闯入了自己的领地，其个人化的自传式写法与社会学的实证方法大相径庭。实际上，这种学科偏见的背后也有阶级偏见的因素。
与在学术界的冷遇相比，《识字的用途》在工人阶级读者中则激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得到有着相似经历的“奖学金男孩”的积极回应，比如工人阶级小说家约翰·布莱恩在给霍加特的信中所言：“该书写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使我气恼——它把我想留作描写自己之用的很多话都说了！”[8]120第二代“奖学金男孩”艾伦·洛弗尔也说道：“我接受的教育和文化推动我从从工人阶级走向中产阶级。但是牛津停止了这种推动。因为牛津的文化氛围最能区分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霍加特先生所表述的这种情况的后果当然也适用于我。我的教育经历使我很难回到我出身的阶级中去：……我不能回去，是因为中产阶级的许多事物都吸引着我，而且我现在的一些价值观无法为工人阶级生活所接受。但由于上面那些原因，对我来说，认同于中产阶级也不再是一个有魅力的未来。”[1]325-326
可以说，霍加特说出了“奖学金男孩”的心声，为这群人开辟了一个精神家园，使这个群体能够得到自我理解，同时他也推动了工人阶级小说的蓬勃发展，使工人阶级和初露头角的知识青年占据了当时英国公共生活的中心位置。
1945年后，工党政府开始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工人阶级的状况大为改善，“奖学金男孩”“奖学金女孩”也越来越多，正如洛弗尔所言：“对霍加特先生来说，奖学金男孩是一个例外。而在我生活的地方（城市建筑房群），停留在小学学历的男孩才是例外。”[1]324
随着“奖学金男孩”“奖学金女孩”的增多以及成人教育的蓬勃发展，工人阶级阅读群体日益壮大，当更多的工人学会读书、看报、看电视时，他们开始反感于主流媒体刻画的工人阶级形象，认为自己受到歧视，进而拿起工人阶级话语这个武器，与中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而中产阶级在倾听这些来自于工业地区或城镇的贫穷地区的真实的工人阶级的声音后，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给工人阶级贴标签、制造刻板印象。他们不得不深入基层，学习工人阶级的语言和习惯，试着去理解工人阶级的价值观，修改对工人阶级的评价，以维持自己在主流话语建构方面的优势地位。按照法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德莱的看法，霍加特的影响不仅超越了英语世界，而且超越了霍加特所处的年代。如今还有许多社会学家相继运用霍加特的理论，抛开地域的限制，研究工人阶级和普通人的价值观[10]140。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一位夹在“没文化的”工人阶级和“有文化的”中产阶级之间的“奖学金男孩”，霍加特在化解自己的阶级身份认同危机的过程中，逐渐自觉地选择了第三种化解方式并以此为业——做一名在中产阶级里替工人阶级发声的“边缘人”，运用中产阶级主流话语的方式阐述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合理性，接合了“工人阶级”和“文化”这两个本不相关的概念，使“工人阶级文化”进入当时的公共话语空间，从而建构了文化研究史上的第一种替代性话语——工人阶级文化话语，将内心的焦虑转换为维护社会平等、促进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出版《识字的用途》后的霍加特也逐渐自觉地从主流知识分子转变为非主流、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直到晚年还一直作为少数声音的代表致力于英国文化的民主化事业[4]105-106。用精神分析的术语讲，这是一种“升华”。正如尼古拉斯·加恩海姆评价道：“挽救工人阶级文化是一场运动，这一运动是为了把这种文化及那些实践这种文化的人从E·P.汤普森所说的从‘后人的极度恩赐的态度’中拯救出来，同时也是为了给这一阶级肯定自身价值——‘工人阶级的道德系统’——提供自信和力量，以此来对抗统治阶级的道德系统。”[13]205-206
四、文化自觉：霍加特成长之路对文化研究的启示
上文我们通过阶级身份认同危机的这一后来人的视角重新解读了霍加特和他的著作《识字的用途》。《识字的用途》的出版则意味着文化研究这项事业和这门学科的诞生。正如霍尔所说，这“是一种真正彻底的开端”[14]52。
不过，这种后来人的视角也有缺陷，就是它把霍加特成长之路看成一个线性的、逐渐产生文化自觉的发展过程。而对于霍加特而言，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充满矛盾和反复的，其原因正如威廉斯所说：“资产阶级和蔼而繁忙的温床再三地把机会提供给挑选出来的工人阶级，有时，此中的许多人都是作为明确的阶级背叛者被挑选出来的。甚至在那些不可能背叛的人群中，例如霍加特所深深相信的自己人中，背叛也有可能。這种分离是由于，在资产阶级框架之内采纳那些机会会造成它自身严重的紧张和困难。”[15]344
也就是说，奖学金既是工人阶级子弟上升的阶梯，也是资产阶级收编工人阶级的工具，而霍加特是少数没被收编的人。也许，作为曾经迷茫的“奖学金男孩”，霍加特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无意识或下意识地成功化解自己的阶级身份认同危机并加以升华的，并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自觉”。霍加特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坦言：“一个来自工人阶级的作者有其犯错的诱惑，在某种程度上与来自其他阶级的作者是一样的。我来自工人阶级，即使是现在既感到跟工人阶级很接近，又跟他们有隔阂。……它能帮助我走得更近去给出一种工人阶级生活的感受，避免局外人的某些明显误读的风险。另一方面，这种非常情绪化的介入也带来相当大的危险。”[5]4 这种危险导致的结果就是怀旧，即对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生活过于美化，而对50年代则愤世嫉俗。30年代的霍加特还是一位生活在工人阶级之中的“奖学金男孩”，而50年代的霍加特已经是一位与中产阶级一起共事的文学批评家，而且，“随着身份的转变，霍加特对精英主义似乎越来越趋于认同，虽然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但仍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偏离，这也许是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12]22而作者的怀旧也导致了《识字的用途》两部分的文本断裂，第一部分《“旧”秩序》用的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描述的是霍加特身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第二部分《给新的让位》并没有一直努力去“描述普通工人阶级生活的性质，以便对出版物更为仔细的分析可以置于现实语境之中”[9]39，而是把工人阶级等同于“大众”和消费者，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考察大众文化，而且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霍加特与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已经存在着明显的代沟，这也使得霍加特不得不回到利维斯主义的老路上，对大众文化进行劈头盖脸的谩骂。“这导致《识字的用途》前后两部分显然不同的两种表述之间出现了无法解决的张力”[9]39。斯道雷也认为：“霍加特笔下的‘过去的文化’来源于个人经验，而对‘新文化’的批评则是一种学术研究活动。”“他对大众文化时期的文化衰落的论断则是从大学教师和研究者的角度作出的”[16]46。将文化一分为二的做法也容易使人忽略“古老文化”和“新的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如今，《识字的用途》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只有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基本上已被遗忘。对于这样的局限性，霍加特不仅在书中提到，而且后来也经常承认这一点。他坦承自己已经尽力使自己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理查德·约翰生也认为：像霍加特这样的“研究者们常常在私下工人阶级的世界（往往是其童年的世界）与公共领域的定义及其他中产阶级砝码之间调停”[17]45。
约翰生所说的这个矛盾一直伴随着霍加特，正如有学者说道：“霍加特的地位也因其对大众文化所作的令人沮丧的预测而备受知识界的抵制，有人批评霍加特代表了一种悲观的、茫然的、精英主义的，甚或是更年期的批评”[12]8，这是他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在担任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时，他曾支持将经费优先开销于戏剧、音乐、歌剧和芭蕾等高雅艺术上，反对社会民主派主张的“参与性的、基层群众的、民主和通俗的艺术”[12]9，表现出了“对受到公开资助的社区艺术中‘文化民主’运动的激进的民粹主义的厌恶”[18]55。麦克盖根也认为：“霍加特明显的前后矛盾拉远了他与广涉阶级、性与种族等问题的文化民主运动——一种比他所曾表明的纯粹得多的民粹主义”[18]64。
可见，霍加特的“文化自觉”还是模糊的、不完全的。正如丹尼斯·德沃金所言：“他重新创造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味觉、声音、嗅觉和情感。他的论述同时是社会学和批判主义，这由一种特殊才智来支持，这种才智是他作为一个批判家的训练赐予他的。”[19]117“《识字的用途》有力的影响源于自传，文学心理图像和批判情感的结合。读者从知情人的角度获得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具体图景，这个知情人的广泛经历使他具有某种超然态度。”[19]118
也就是说，受过中产阶级学术训练的霍加特也同时受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影响。
尽管问题复杂，但“文化自觉”这一后来人的视角仍然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奖学金男孩”是20世纪中叶英国社会阶级流动的产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人也穿梭在不同群体之间。即使在霍加特的年代，他也遭受了这样的批评：虽然霍加特的论述建立在孩童时记忆的基础上，但它也意指了整体的工人阶级。他从来不考虑区域、种族和宗教上的差异造成的影响或英国社会变化的不均衡影响。他的经验方法比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要更有力，但是他没有把他的主题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局限[19]118。
一方面，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种族”“民族”“族裔”“性别”“性属”等问题开始替代原先“阶级”问题一统天下的局面①，文化越来越具有多元性，每个人越来越可能成为“边缘人”甚至“双重边缘人”“多重边缘人”。另一方面，随着整个世界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弱势群体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地位并试图自我理解和自我救赎，文化身份认同危机问题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文化研究的，也是心理学的。文化研究应该使更多的人培养起这样的“文化自觉”，帮助心理学家解决相关的心理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霍加特的人生经历无疑是具有示范性的。
当我们将“阶级身份认同危机”扩展到“文化身份认同危机”这一更大的范畴，并用“作者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化解与升华”这一视角来重新审视文化研究这门“把研究者的主体批判性，或者说主观色彩，堂皇提到论文或著述的核心位置”[20]44的学科的作者们时，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一段段与霍加特相似的心理历程：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强势群体，因自己的“边缘人”地位而产生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于是努力地运用主流话语替自己所在的弱勢群体说话，建构一种替代性话语并推动它进入公共话语空间②，与强势群体争论文化领导权，同时激励有着相同或相似经历的弱势群体起来进行文化抗争。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史即是一部替代性话语的建构和传播史。替代性话语（alternative discourse）不是“另类话语”（国内学界通常这么翻译）：“另类话语”强调的是话语自身的边缘性以及它与主流话语的对抗性，具有非理性、反霸权、浪漫化、极端化和激进化的特点，常常很容易被主流话语收编；而“替代性话语”则是运用主流话语的形式来表达弱势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合理性，除了具有边缘性和对抗性之外，还具有与主流话语协商、竞争、互补并有可能取代主流话语的特性，是一种有效的沟通和抗争方式。在后革命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种沟通和抗争方式是推动世界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从这个角度看，对待“边缘人”，宽容是必要的。强行要求他们“站队”，融入强势群体的生活世界，或者回到那个他们“早已回不去的故乡”③只会使他们更加痛苦，并压抑了他们的创造力，而这些创造力也往往是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的源泉。最佳的选择无疑是引导他们走霍加特所开辟的化解与升华之路，挖掘他们所在群体未被开发的文化资源并以此建构替代性话语，推动文化朝向民主、多元和创造性的方向发展。这条路，正是霍加特所开辟的文化研究之路。正如霍尔所言：“我们正在试图理解的这种力量（文化研究）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也以对文化的深远影响回归到舞台，并且，它的确改变了世界。”[9]52
这也是本文对文化研究用途的一个回答。
注释：
① 比如在当时的英国，像斯图亚特·霍尔这样来自牙买加的“奖学金男孩”更关注种族和民族的问题，而“奖学金女孩”则更关注性别问题。
② 比如斯图亚特·霍尔、保罗·吉洛伊等则运用白人话语建构了黑人移民话语，萨义德、斯皮瓦克等则运用第一世界话语建构了第三世界话语等等。
③ 来自于杨坤作曲、文雅作词、杨坤演唱的歌曲《牧马人》。杨坤在歌曲《牧马人》中歌颂了“天苍苍，野茫茫”的内蒙古草原以及自由潇洒的牧马人生活，最后却说“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这是一首表达“北漂”“边缘人”心理的歌曲，很契合本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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