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两袖清风、安贫乐道、与世无争几乎是教授的“标签”，但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富豪”与“教授”这俨然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角色也发生了“联姻”。坊间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教授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越来越像教授”堪称绝妙的注解。而新年伊始，某网站一份“中国富豪教授排行榜”，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对富豪教授现象褒贬不一，对其利弊做出了不同的解读。
　　
　　双重身份：上台是教授，下台是富豪
　　
　　一个星期一的傍晚，中国人民大学某间300个座位的大教室里，窗台上坐满了人，过道里更是人头攒动。有稚气未脱的莘莘学子，有年过不惑的“充电者”，也有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大家都冲着一个名字和一堂选修课而来——彭剑锋的《人力资源管理》。彭老师的课之所以受到欢迎，除了他师出伯克利大学的深厚学术基础外，还因为他引人注目的双重身份一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身兼华夏基石研究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课堂场面火爆，彭老师更是精神抖擞、口若悬河地讲课，信手拈来的企业案例令原本枯燥的理论变得妙趣横生。从他激情澎湃的讲解中，谁都看不出他是当天上午才匆匆从外地回京的。而彭剑锋此行在浙江、东莞等地的见闻，正是当次课堂的素材。这样富有“实战经验”的老师是学生尤为倾慕的。
　　“上午刚签下一份上千万的商业合同，下午却开着奔驰驶进校园，面对着讲台下一张张求知若渴的脸。”这是人们给彭剑锋一类“学而优则商”的富豪教授的精辟形容。
　　富豪教授，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下海经商”，二是“专利创富”，三是“卖文掘金”，四是“借光生财”。“下海经商”的富豪教授，如彭剑锋之类，游刃有余地穿梭于高档写字楼与三尺讲台之间。“专利创富”的富豪教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当为其中的“独占鳌头”者。1998年，湖南四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袁隆平进行了品牌价值评估，结论是其品牌价值为带来了高额版税。同样靠著书立说挣取高额版税而盆钵满盈的还有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等等。“借光生财”者是指凭借学校的金字招牌和自己的能力，在企业做兼职，任顾问或独立董事，其中以管理学专业和经济学、法律等专业的教授居多。或是带领自己的研究生为其他企业做与其专业相关的项目。
　　在财富增长越来越依托于知识的增值之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君子固穷”、“学而优则仕”、而把经商赚钱视为不屑一顾的“蝇利”的观念也正在经历重大的变迁。
　　
　　鱼和熊掌可否兼得
　　
　　富豪教授的出现，有人说乃国之大幸，它折射出了当代中国蓬勃发展的现实；也有人说，集诲人不倦形象的教授与“利润为王”的富豪于一身，将影响到大学教育质量。
　　不可否认，富豪教授一般都是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社会关系也较为丰富，因而颇受部分学生欢迎。“古有‘落草为寇，逼上梁山成好汉’，今有人穷受困‘投入名师富豪门下，前(钱)途自然不可限量!”’学生拥护富豪教授，是认为实战经验强于照本宣科。像工程、经济管理、法学、新闻传播等与社会联系紧密的专业，教授研究的价值很多都得通过社会的实际应用得到验证和体现。而幸运的学生除了课堂聆听外，要是再能跟着老师一起参与到一些实践中去，让理论素养和实务能力同步提高就更好了。富豪教授的路子宽广，学生才能有更多锻炼和就业的机会。许多后来成为商人的研究生，都是通过陪教授一起发的家。
　　然而，对于富豪教授，也有另一种孑然不同的声音。正如某高校BBS上学生的“泄愤”之词——“来无影，去无踪，恨不能随风!”“老师上完课即闪人，除了忙课题就是忙赚钱，根本没有多少时间作指导。”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角色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蜕变成“老板”，“教授”不“教”，而是“售”，1000亿元。袁隆平是上市公司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公司的董事和名誉董事长，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之大任。据报道，因他的姓名被用于公司名称和股票简称，袁隆平便获得了“姓名使用权”费用580万元。另有一些教授既不雇佣别人，也未被他人雇佣，而是以“卖文”为生，向读者推销自己的文笔和思想赚钱。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教授，其自成一体的“文化散文”如《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为他学生成了帮忙打工的廉价劳动力……这些也非危言耸听。无独有偶，去年第2期《中国研究生》杂志刊登某硕士生写的关于如何与导师沟通的文章，他说首要的步骤是要让导师记住自己的名字。这真是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莫大讽刺!
　　“教授”到底可不可以多栖变成“富豪教授”?这个问题和“歌星”到底可不可以成为“影视歌三栖明星”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教授”具有学术体制下的福利归置色彩，而“歌手”是文化市场上优胜劣汰的角色。换言之，歌手不唱歌去拍电影顶多叫“不务正业”，但是一个“教授”假若不做学问只是寻租着教授的身份混迹于“熟人社会”的潜规则中去逐利，一边是学术萎靡的事实困境，一边是个人腰包鼓鼓的利润风景，那将会受到世人的唾弃。一个个“富豪教授”要话语铿锵姿态强硬——就得先经受得起职业操守、权责对等的拷问。否则，教授不务正业者多了，腰包鼓了，学问虚了，带的研究生水了，国家的科研资金浪费了，最终买单的是国家和社会。
　　
　　富豪教授的“平衡杠杆”何以调度?
　　
　　处在一个知识也是资本、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知识的确不再羞于兑现资本，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教授”与“富豪”可不可以重合，而在于中国的大学有没有设置一个完备的制度和维护该制度的公允心，从而保证“富豪教授”们，能够在学术和财富上保持良好的平衡。
　　倘若一个人凭借自己的学术能力成为教授，为社会创造知识财富的同时自己富了起来，我们应该鼓掌欢迎才对。这种教授兼富豪越多，越能体现社会的进步。就像袁隆平，首先他是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默默耕耘，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了教授，进而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获得了应有的回报，这是对知识的尊重。
　　退一步讲，如果富豪教授能够妥善处理角色之间的转化过程，履行相应角色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在学校里按时到课，完成教育任务，而在生意场上循规蹈矩，合法经营。教授与富豪的角色不冲突，富豪教授的存在也就无可厚非。
　　然而大学教育的终极目的毕竟在于培养人才，当越来越多的富豪教授把更多的心思用在赚钱上，不要说自己是否还能静下心做研究和搞学问，就连能否认真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都是个问题。现在的大学校园里，有太多摇唇鼓舌的“走穴教授”，为了金钱，舍却学术道德，到处为商业利益代言；有太多惟利是图的“项目教授”，不潜心研究学问、教书育人，舍却课堂，做起学生的“老板”；与利益走得太近而又经常参与制定各项关乎国计民生政策的他们，所制定出的政策又是否能真正做到利国利民?
　　身份模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利用模糊的身份来中饱私囊。我们不能要求教授个个纯洁无瑕、大公无私，但可以要求他们在涉及公共利益时，必须恪守一定的游戏规则。另外，大学要减少不当行政干预，增强学术独立。一些教授“变身”富豪，它的主要中介便是行政职务，通过这种行政职务双方的转换才能顺利进行。如果学术有更多的自治，这种现象自然会减少。与此同时，要增强学生的话语权。以往的大学人才评价体系以及监督管理制度过于强调行政主导逻辑，大学不仅应建立起科学的监督管理制度，督促导师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用以指导学生，而且应保障研究生最基本的独立性和话语权，使他们在接受指导的同时，能够对导师作出客观的评价，由此建立起完善而合理的导师评价体系，从而避免学生无奈地继续充当“富豪教授”的廉价劳动力。
　　况且，社会之所以对“教授”身份的价值认同怀有敬仰之心、尽量给予其相对优越的福利待遇，其价值预期显然绝不在于其忙着为自己挣多少钱——就譬如“会点金术者”的价值绝不在于其拼命“点金”的成果，而在于其“传授点金术”造福社会的几何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