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中，京城长安的米价飙升到每斗一千文，是战前的50倍。百姓无米下锅，“官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甚至连皇宫也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步，急得代宗皇帝坐立不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漕运上，希望能从江南调粮来解燃眉之急。
　　负责漕运的是刘晏。谁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好差事，因为长达八年的战乱使运河长年失修，河道淤积，无法行船，而漕运里程长达三千里。大家都皱眉，刘晏却似乎胸有成竹。他沿途考察一番后，就开始了历史性的工程。
　　为了解决运力问题，刘晏拨付资金在扬子（今江苏仪征）开设十个船厂，加班加点造船。然而时间不长，就有小报告打到中央，说刘晏“崽卖爷田心不疼”，国家财政这么紧张，他却大手大脚，不计成本，每造一艘船，光开出的工钱就达一千贯，而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一半的花销都用不了。
　　宰相元载批示刘晏做出解释，并要求他厉行节约，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刘晏干脆利落地拒绝了顶头上司的要求，答复说：“办大事不能计较小的花费，凡事必须考虑长远利益。跟工匠们斤斤计较工钱，岂能长久行事？”
　　随着漕运改革的进行，质疑之声从未停止。刘晏将过去的直运法改为分段运输。有人觉得这样转来转去，不仅增加了运输成本，还浪费了时间，哪能像一条船从头跑到尾那样又快又省呢？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原来负责漕运的劳工都是强制征来的，无偿为国家服务，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刘晏偏偏要改成雇工，从船工、装卸工到纤夫，漕运的各个环节，使用了大量劳力，他为每个人都支付了工资。
　　难道刘晏不知道他在为皇帝打工吗？怎么就不懂得精打细算，为东家省点儿钱呢？
　　照说，刘晏的脑子不应该有问题，他从小就是以神童著称的。《三字经》里这样记述他的先进事迹：“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少，身已壮。”刘晏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才华横溢，七岁时就被称为神童。公元725年，唐玄宗前往泰山封禅，路经兖州，年仅八岁的刘晏献了一篇《东封书》。玄宗一读之下十分高兴，封他为“太子正字”。这是一个正科级的职位，负责校对图书。过了两年，玄宗在勤政楼看到已经十岁的刘晏，对他还有印象，就跟他开玩笑说：“你是正字官，正了几个字啊？”刘晏从容不迫地回答：“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未有正得。”这句话一语双关，不仅说出了“朋”字的字形特点，还指出了朋党勾结的时弊。刘晏小小年纪，既有学问，又懂政治，越发让玄宗刮目相看。玄宗当即赏赐给他一块象牙笏和一件黄纹袍，他也因此名噪京师。
　　盡管一些人对刘晏主持的漕运改革质疑不断，但对粮食的渴求让质疑者们都闭紧了嘴巴。不久，首批从江南运来的粮食顺利抵达长安。代宗皇帝兴奋地派出鼓乐队前去迎接，称赞刘晏说：“你真是朕的萧何啊！”
　　回到京城，刘晏当面为皇帝和宰相算了一笔账。过去，一条船从头运到尾，历经风险，到达目的地时，粮食还剩八成就算不错了。改为分段运输和雇工制后，不仅保证了船舶的安全，还调动了雇工的积极性，到达目的地时，粮食的损失极少。刘晏所言非虚，经他疏通之后，漕运一年可送40万石粮食到长安，最多时甚至达到110万石。粮荒解决了，粮价日趋稳定，长安又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刘晏的过人之处，在一百多年后得到更加鲜明的印证。到了唐懿宗咸通年间，在扬子主持造船业务的官员开始严格核算成本，按实际费用给付工钱。结果，造船成本是下来了，可工匠们没了动力，造出来的船脆薄易碎，难当运粮大任，曾经兴旺的漕运随之衰落了。
　　刘晏的聪明，在于他对人性洞察入微。他懂得做事一定要让人有利可图，让人赢，才能赢得久。
　　（陈玉昆荐自《天津日报》图/张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