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的众多信件中，有一封信是一张白纸。细细辨认，那白纸上尚留存着极淡的铅笔字般的痕迹。那是1999年4月14日千家驹先生从深圳家中发给我的一份传真，多年之后褪色了，所幸我当时复印了一份。
　　千家驹是著名经济学家，生于1909年，浙江金华市附近的武义县人氏，曾任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还曾担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前身）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传真是他写好信后发给我的，以求快捷。他把全部藏书捐给了故乡浙江武义县，武义县盖了一座“千家驹藏书阁”作为永久纪念，他邀请我出席落成典礼。
　　1999年11月11日，千家驹藏书阁落成典礼在浙江武义举行。他从深圳赶来参加，之后又来到上海，下榻于徐家汇的衡山宾馆。我在那里又一次拜访了他——藏书阁落成之后，一直处于低调，如晚年沉寂的千家驹。

初识千家驹

　　我与千家驹先生的初次接触，是在1986年11月下旬。
　　应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的邀请，千家驹前来上海出席上海旅游发展战略讨论会，下榻于华亭宾馆。我致电请求采访，回忆他与章伯钧、罗隆基的交往以及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他忙于会议，无法与我面谈，只接受了电话采访。他很坦诚，对于1957年参与批判“章罗联盟”表示了反省。
　　千家驹以敢于直言为海内外称道。1988年4月2日，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的发言，反响极为热烈。
　　他大声疾呼反腐：“社会风气不正，且每况愈下，是当前人民群众议论最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问题之一。一些党员和国家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营私舞弊，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甚至进行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至于非请客送礼，几乎办不了事，那更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这虽然是一小部分人，但其影响之恶劣可以动摇国本。”他猛烈抨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必须自整顿党风、整顿官风做起。官风不正，民风自然不正。我们法制不完备、不健全是党风不正、官风不正的原因之一，但即令有完备的法制，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法也同于无法。”他道出自己的心声：“我已年近八旬，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再发言，优游林泉，著书立说，安度晚年，但感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当前改革形势逼人……‘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30分钟的发言中，响起了31次掌声。发言完毕，掌声经久不息。发言见报后，光是他本人收到的群众来信，就达一千多封。一时间，他成了“新闻人物”。
　　1989年6月，他应美国朋友邀请前去讲学，于6月13日前往香港，7月8日自香港飞往美国。他在美国生活了3年零8个月，于1993年2月14日飞往香港，在九龙安居。
　　旅美期间，他写了一篇长篇书评《疯狂的年代，发疯的人──读叶永烈著〈陈伯达〉一书》。我看到后，在致函香港作家潘耀明时，请他代为问候千家驹先生。
　　1993年8月13日，千家驹从香港给我回了信，邀我过港时一叙。我随即复函，表示感谢。
　　1995年1月12日，我终于在香港九龙见到了千家驹，谈了一个晚上。他赠我新作《逝者如斯夫》，内中便收录了《疯狂的年代，发疯的人──读叶永烈著〈陈伯达〉一书》。
　　他告诉我，在赴美之前，他便在与香港相邻的深圳购置了商品房。这位经济学家颇有眼光，那套房子不仅很快升值，而且使他在深圳有了安居之所。来到香港后，他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去信，说明了情况。经过批准，1993年5月17日，他回到了深圳，以后便香港、深圳两边跑。他把深圳寓所的地址、电话告诉了我，欢迎我去做客。
　　此后，我每逢出差深圳，总是去看望他。年事已高的他逐渐定居深圳，不大去香港了。

获赠年谱

　　1995年3月，86岁的千家驹在完成了《夕阳昏语》后，宣布封笔。
　　其实，他是闲不住的。宣布封笔之后，他一边整理自己的藏书，在家乡建立“千家驹藏书阁”，一边整理出版长篇自传。
　　他的长篇自传是他在晚年陆续写成的。久久的沉寂，倒是给了他一个难得的静静思索的机会。他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漫漫人生之路，不胜感慨，写下了自传式的《千家驹自撰年谱》。
　　这本书从清朝末年写起，历经民国初年、国共之争，记叙了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至他晚年客居美国，真实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虽然写的是个人经历，却反映了一个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苦难和坎途，可以说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记录了中国的现代史和当代史。

　　1997年3月，88岁的千家驹为该书写下了序言。他没有公开出版此书，而是自己出资6万港币，印刷了100册，分赠友好。印毕，即毁版。我十分荣幸地获赠一本。
　　1998年冬日，早已宣布封笔的他为我写了一幅条幅，作为永久纪念。由于右手老年性颤抖，他写了四次，才用毛笔写成。他的夫人说，这是他最后的条幅了，今后不再写了。
　　在条幅中，他以司马迁的一句名言相赠：“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风流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其实，他才是“风流倜傥非常之人”。他怀一颗“非常”之心，以“非常”之举，走“非常”之路，成为“非常”之人。

发表长篇专访

　　1999年1月29日，我带着磁带录音机，在深圳对年已九旬的千家驹作了又一次深入采访。他穿一件中式对襟蓝布棉袄，在书房里接待了我。 　　他的书房里书天书地，书柜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他说，平常无其他嗜好，唯爱写书、读书、藏书，以书为友。虽然他的专长是经济学，但是他兴趣广泛，涉猎面广，文、史、哲的书都爱买、爱看。正因为这样，他的藏书颇为丰富。尽管“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和“十年‘文革’”使他的藏书三次遭劫，但是“劫后余生”的藏书仍颇可观。当时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把自己的藏书无偿捐赠给家乡，藏书已经大批运送那里，眼下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他家四壁悬挂着诸多名人字画，都是好友题赠他的，包括何香凝、沈钧儒等。他曾写过多篇对冯玉祥、何香凝、柳亚子、叶挺、马寅初、梁漱溟、范文澜、章乃器、沈钧儒、黄炎培、蒋梦麟、刘哲、张东荪等的回忆文章。这些字画和文章，表明了他的社会高层交往圈。作为著名民主人士、文化人，他交往的大都是著名民主人士、文化人。
　　虽然年已耄耋，他仍然记忆清晰，谈话间不时从书柜里取下书，翻给我看，然后又继续谈了下去。
　　他在新著《归去来兮》的前言中写道：“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服膺马列主义达半个世纪以上。”在他家中还专辟了一间屋子，作为佛堂。他是1989年11月5日在美国洛杉矶皈依佛门，正式成为一个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的佛教徒”看似矛盾，然而可以说却正是他晚年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写照。
　　通过多次采访，我写下了长篇专访《九十风雨千家驹》。
　　2000年11月25日晚，我在深圳又一次拜访了九十有一的千家驹先生。步入他家的客厅，我发现墙上换上了新的大幅照片：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跟他握手的照片，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与他的合影。
　　千家驹先生满头飞霜，身穿一件褐绿色茄克，戴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面目清癯，耳聪目明。他告诉我，这些照片是两个多月前在北京拍摄的。
　　2001年，《名人传记》杂志在第3期全文发表了《九十风雨千家驹》，封面是我在香港拍摄的千家驹肖像照。这是十多年以来中国内地第一次发表的千家驹长篇报道。发表之后，我用特快专递寄给了千家驹。他非常高兴，当即托我买了100本杂志，广寄诸友。他的故乡浙江武义县也买了100本杂志。
　　2002年8月8日，我从上海致电千家驹。当时，上海的文友托我向他请教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教授张荫麟的一些问题。电话是千家驹的夫人接的。她说，千家驹从2002年3月3日起因病住院，现在身体尚可。
　　隔了一天，我再次致电千家。千夫人说已到医院问过千家驹，他回忆说：“我记得张荫麟，他是吴晗的好朋友。”吴晗是千家驹13岁入读金华第七中学时的同窗。
　　不料，不到一个月，2002年9月3日，千家驹先生在深圳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