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战”结束，全球贸易和金融开放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同时，由于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世界上诞生了许多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将经历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如今刚刚过半。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如何影响这一进程？
　　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正式壁垒降低后，几大趋势合力提高了后殖民地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速度。这些趋势包括：技术进步、跨国公司的管理创新和供应链整合。因此，“二战”结束后不久，传统上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扩张。供应链也出现地理上的分散趋势，低附加值部分向低收入国家转移。
　　虽然全球经济结构的变迁用“一日游”来形容最为贴切，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却显示出了重复性。强大的经济力量推动了结构变迁和经济多样化，巩固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具有共性的转型。
　　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后，中国正进入“奔小康”阶段。随着时间推移，价值增长链中的劳动密集型部分会从高收入地区消失。在基础设施和物流领域大规模公共投资的推动下，一部分会迁往收入较低的内地。
　　最终，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迁往发展程度更低的地区，而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会升级，不管是在出口部门还是国内消费产品部门。
　　但奔小康有时被视做一种陷阱。事实上，大多数踏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会经历经济增长减速。在战后13个持续高增长的经济体中，只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能在奔小康的过程中保持高增长。
　　结构变迁是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图景的一部分，而全球经济图景的总趋势又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部分是因为各国加入全球经济的时间不同，扩张速度也不同。先发高增长经济体，如日本最初靠出口劳动密集产品起家，接着升级至汽车等资本密集产品，再升级至设计和技术研发等人力资源密集型生产活动。随着工资的增长，原先在日本进行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转移到了全球经济的后来者那里。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主要是劳动力成本低廉和经济政策改革。但当时没人预料到中国会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开放的市场导向型经济，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自由度大大提高。
　　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全球供给链的高附加值部分攀升，实物、人力和制度资本都会得到深化，促使经济结构向发达国家靠拢。这使得只存在于发达国家的竞争也将变得激烈。
　　在这一阶段，新兴经济体往往会走到十字路口。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总规模、其不断上升的收入，以及其在价值链中的不断攀升正给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可贸易部门）造成冲击。
　　1990年以来，美国净增273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98％属于不可贸易部门，主要以政府部门、卫生、零售、接待和房地产业为主。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和家庭支出将长期受到约束，资产价格也有下降压力，能否维持原有的就业机会创造速度大有问题。
　　危机后，美国内需不足正造成其极高的失业率，虽然美国经济已有所复苏，但失业率并未下降。从经济学原理讲，国外需求特别是高增长新兴市场的需求，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内需不足。但这种情形并未发生。美国的贸易逆差从2007年的7020亿美元降至2009年的3750亿美元，这是进口锐减、出口略降造成的。
　　出口增长可从价值增加链中美国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部分获得。但要想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减少外部赤字，出口部门必须扩大范围。这就要求在更多的可贸易高附加值部门中重塑竞争力。重塑竞争力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挑战，需多管齐下——加强对人力资本、经济的技术基础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作者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