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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于“唱随室”主人家见随形端砚一方，砚长19厘米、宽14．5、厚2．5厘米。其上有火捺、蕉叶白等精美端石石品花纹。无雕刻纹饰，仅于砚池边缘雕饰一圈隐起的边线，砚底平整而中心微凹。整体看似简单古朴，实则洗练典雅，文气十足，是典型的明末清初砚台形制。尤为难得的是在该砚的底部，有清代乾隆年间广东书画名家黎简的铭文：“随其方员(圆)，不戕而天，石以长年人亦然，著书千万言，以贻子孙。岭南黎简为升父铭所藏西洞砚。” 黎氏铭文的左侧，尚有铭文“得此良友，袁堂”(按：“袁堂”二字是以草书叠写，因此字形如同画押一般)一行。
黎简(1747—1799年)，字简民，又字未裁，别号二樵。广东顺德县弼教乡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贡生。工诗词，擅书画、治印等。著有《五百四峰草堂诗钞》。据苏文擢撰《黎简先生年谱》载：“先生平生好砚，所蓄颇富，时见于朋友馈赠往还。如辛丑(1781)有《温誉斯赠砚歌》、《以砚赠郭广文济川》，壬寅(1782)有《病可以砚赠何征君》，辛亥(1791)《石友诗》注谓：‘以紫云砚献吾师关学使’。集外诗有《圆砚》七古一首。丁未(1787)有《砚》五律，其中有句云：‘樵夫托兹砚，兹砚托樵夫。’足见爱好之深。”爱甚，自当能品、能鉴。这从砚铭文中断言该砚是一方西洞石砚便可略知一二。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端石》中云：“羚羊峡口之东有一溪，溪长一里许。广不盈丈，其名端溪。自溪口北行三十步，一穴在山下，高三尺许，乃水岩口也。匍匐而入，至五、六丈为正坑。从正坑右转数丈为西坑，坑门最小。从其旁入为中坑。从正坑左转十馀丈为东坑，东坑外即大江矣。坑中水渊停不竭。以罂瓮传水，注槽笕中，水稍竭，乃可下凿。石有三层，上层者稍粗，中层多鸲鹆眼。下层在水底，多破碎不受斧凿，凡西、中、东三洞皆然。三洞皆有蕉叶白、火捺，而东洞尤美。其美也，以有青花微细如尘隐隐浮出，或如蚁虱脚者为上。”又言：“西洞今亦凿穿，江水入焉，不可以复凿。即凿亦仅容二斧四人而已。中洞尚可容六斧十人。东洞可容四斧八人。更番凿之。”
屈大均所说的西洞石，是有别于乾隆时及光绪时候张之洞所开采的大西洞石，其于康熙时已几乎采凿殆尽，后人已把它称作老西洞了。黎简能越百年而辨之为西洞石砚，实是一位鉴赏端砚的名家。否则也不会有人找他铭砚了。
黎简砚铭中的“升父”即升甫，是袁堂的别字。据《赣州府志》卷五十五载：“袁堂，字升甫，嘉德(春舫)仲子。工诗古文词。游宦粤东，多客中之作。有《三十二砚斋文集》。”袁嘉德，别字春舫。江西赣县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考取三甲七十四名进士。据阮元《广东通志》载，袁嘉德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任广东阳春县知县。袁堂随父游宦广东并结识黎简，理应在乾隆四十一年前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黎简曾作《题袁春舫遗照劝农图，应袁升甫君之属》诗。可见黎简为袁堂所铭砚亦当在这段时间内。袁堂于砚底自铭“得此良友”，想必该砚应是三十二砚斋中物也。黎简铭砚传世绝少，能睹其真迹，考知砚的主人，以及砚石所出自的坑口，实是一件赏心的事。
说到砚铭，最早应是作为辨识砚主家藏的记号，所以，多为随手拈来，即兴为之，有的铭记仅镌刻姓名，有的是一两句精辟之语。后来，人们对砚材的认识不断深入，赞美砚台的诗文和辨识砚材的考据文字逐渐流行起来，“黎简铭砚”当属此类型。偶尔还有抒发情怀的长篇，如结合砚形所铭刻的“兰亭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兰亭砚)等。也有是出自对砚台的砚式和纹饰设计、刻制的署款，如香港刘作筹先生所藏的黄香石刻面壁砚。渐渐地，这些长短不一的铭记，一方面赋予砚台更为丰富的历史感，另一方面又成了砚台的文化装饰，那苍劲有力，或秀美兼之的书法，比起镌刻的花纹更令人钟爱。虽然今人是无法面晤前贤的，但是，通过观赏前贤的砚铭、使用前贤也曾使用过的砚台的时候，能让你产生无尽的遐想，这就是砚铭的魅力所在。因此，时下在古玩市场上，带铭的砚台要比不带铭的砚台价格要高很多，更不用说是名家铭用的砚了。由是，辨识真假铭文，遂成为鉴定古砚台的重要一环。
此外，砚铭存在两种现象，一是“铭”与“刻”同为一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亲铭亲刻，如“黎简为升父铭砚”、香港黄仲方先生藏“夔龙砚”(见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1年6月出版的《紫石凝英》，下同)、香港黄仲方先生藏“华实铭竹节砚”、香港刘作筹先生藏“谢里甫铭茶坑砚”、香港李润桓先生藏“蕉叶蜘蛛砚”等；另一种是“铭”与“刻”分属不同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亲铭代刻，往往是砚主人请别人题赞铭，另行找名刻家或匠人代为刻书的，如香港北山堂藏“汪兆镛铭、寂叟书、钝庵刻随形砚”、香港马国权先生藏“沈尹默铭梅花砚”、香港马国权先生藏“庞玙铭题夔龙砚”等。砚铭的亲铭亲刻与亲铭代刻是有区别的，除了在铭题文字中有所反映以外，一般在铭文形式上也会体现不同点。如从字口上分析，亲铭亲刻者，由于不擅长操刀铭刻，施刀多为深浅不一，线条宽窄不匀，这从拓本上可以看到，而且大多不加刻印章；亲铭代刻者，则是拟铭者题写在纸上，经由代刻者缩临上石，再行铭刻，刻工施展其专长操刀铭刻，深浅自当趋于划一，宽窄自当趋于匀称，而且往往加刻印章。因为书写一篇完整的铭文作品，必然章法谨严、配钤印章，代刻者不敢擅自增减，照搬缩临上石，所以多加刻印章。有的名刻家也有亲铭亲刻之作，但因循代刻的旧例，亦加刻了印章，如香港范甲先生藏“冯康侯铭云月砚”便是这种状况。自晚清民国以来，砚铭加刻印章的现象较为普遍，似乎形成了一种风气。总而言之，代刻者严整有加，却不如亲刻来得亲切，灵动，和随意。
以上是把玩“黎简为袁升甫所铭砚”时而想到的，写来与爱好带铭砚者共探之。
黎简(1747—1799年)，字简民，又字未裁，别号二樵。广东顺德县弼教乡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贡生。工诗词，擅书画、治印等。著有《五百四峰草堂诗钞》。据苏文擢撰《黎简先生年谱》载：“先生平生好砚，所蓄颇富，时见于朋友馈赠往还。如辛丑(1781)有《温誉斯赠砚歌》、《以砚赠郭广文济川》，壬寅(1782)有《病可以砚赠何征君》，辛亥(1791)《石友诗》注谓：‘以紫云砚献吾师关学使’。集外诗有《圆砚》七古一首。丁未(1787)有《砚》五律，其中有句云：‘樵夫托兹砚，兹砚托樵夫。’足见爱好之深。”爱甚，自当能品、能鉴。这从砚铭文中断言该砚是一方西洞石砚便可略知一二。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端石》中云：“羚羊峡口之东有一溪，溪长一里许。广不盈丈，其名端溪。自溪口北行三十步，一穴在山下，高三尺许，乃水岩口也。匍匐而入，至五、六丈为正坑。从正坑右转数丈为西坑，坑门最小。从其旁入为中坑。从正坑左转十馀丈为东坑，东坑外即大江矣。坑中水渊停不竭。以罂瓮传水，注槽笕中，水稍竭，乃可下凿。石有三层，上层者稍粗，中层多鸲鹆眼。下层在水底，多破碎不受斧凿，凡西、中、东三洞皆然。三洞皆有蕉叶白、火捺，而东洞尤美。其美也，以有青花微细如尘隐隐浮出，或如蚁虱脚者为上。”又言：“西洞今亦凿穿，江水入焉，不可以复凿。即凿亦仅容二斧四人而已。中洞尚可容六斧十人。东洞可容四斧八人。更番凿之。”
屈大均所说的西洞石，是有别于乾隆时及光绪时候张之洞所开采的大西洞石，其于康熙时已几乎采凿殆尽，后人已把它称作老西洞了。黎简能越百年而辨之为西洞石砚，实是一位鉴赏端砚的名家。否则也不会有人找他铭砚了。
黎简砚铭中的“升父”即升甫，是袁堂的别字。据《赣州府志》卷五十五载：“袁堂，字升甫，嘉德(春舫)仲子。工诗古文词。游宦粤东，多客中之作。有《三十二砚斋文集》。”袁嘉德，别字春舫。江西赣县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考取三甲七十四名进士。据阮元《广东通志》载，袁嘉德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任广东阳春县知县。袁堂随父游宦广东并结识黎简，理应在乾隆四十一年前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黎简曾作《题袁春舫遗照劝农图，应袁升甫君之属》诗。可见黎简为袁堂所铭砚亦当在这段时间内。袁堂于砚底自铭“得此良友”，想必该砚应是三十二砚斋中物也。黎简铭砚传世绝少，能睹其真迹，考知砚的主人，以及砚石所出自的坑口，实是一件赏心的事。
说到砚铭，最早应是作为辨识砚主家藏的记号，所以，多为随手拈来，即兴为之，有的铭记仅镌刻姓名，有的是一两句精辟之语。后来，人们对砚材的认识不断深入，赞美砚台的诗文和辨识砚材的考据文字逐渐流行起来，“黎简铭砚”当属此类型。偶尔还有抒发情怀的长篇，如结合砚形所铭刻的“兰亭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兰亭砚)等。也有是出自对砚台的砚式和纹饰设计、刻制的署款，如香港刘作筹先生所藏的黄香石刻面壁砚。渐渐地，这些长短不一的铭记，一方面赋予砚台更为丰富的历史感，另一方面又成了砚台的文化装饰，那苍劲有力，或秀美兼之的书法，比起镌刻的花纹更令人钟爱。虽然今人是无法面晤前贤的，但是，通过观赏前贤的砚铭、使用前贤也曾使用过的砚台的时候，能让你产生无尽的遐想，这就是砚铭的魅力所在。因此，时下在古玩市场上，带铭的砚台要比不带铭的砚台价格要高很多，更不用说是名家铭用的砚了。由是，辨识真假铭文，遂成为鉴定古砚台的重要一环。
此外，砚铭存在两种现象，一是“铭”与“刻”同为一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亲铭亲刻，如“黎简为升父铭砚”、香港黄仲方先生藏“夔龙砚”(见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1年6月出版的《紫石凝英》，下同)、香港黄仲方先生藏“华实铭竹节砚”、香港刘作筹先生藏“谢里甫铭茶坑砚”、香港李润桓先生藏“蕉叶蜘蛛砚”等；另一种是“铭”与“刻”分属不同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亲铭代刻，往往是砚主人请别人题赞铭，另行找名刻家或匠人代为刻书的，如香港北山堂藏“汪兆镛铭、寂叟书、钝庵刻随形砚”、香港马国权先生藏“沈尹默铭梅花砚”、香港马国权先生藏“庞玙铭题夔龙砚”等。砚铭的亲铭亲刻与亲铭代刻是有区别的，除了在铭题文字中有所反映以外，一般在铭文形式上也会体现不同点。如从字口上分析，亲铭亲刻者，由于不擅长操刀铭刻，施刀多为深浅不一，线条宽窄不匀，这从拓本上可以看到，而且大多不加刻印章；亲铭代刻者，则是拟铭者题写在纸上，经由代刻者缩临上石，再行铭刻，刻工施展其专长操刀铭刻，深浅自当趋于划一，宽窄自当趋于匀称，而且往往加刻印章。因为书写一篇完整的铭文作品，必然章法谨严、配钤印章，代刻者不敢擅自增减，照搬缩临上石，所以多加刻印章。有的名刻家也有亲铭亲刻之作，但因循代刻的旧例，亦加刻了印章，如香港范甲先生藏“冯康侯铭云月砚”便是这种状况。自晚清民国以来，砚铭加刻印章的现象较为普遍，似乎形成了一种风气。总而言之，代刻者严整有加，却不如亲刻来得亲切，灵动，和随意。
以上是把玩“黎简为袁升甫所铭砚”时而想到的，写来与爱好带铭砚者共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