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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都赋奠定了班固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确立了京都赋的创作格局，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两都赋》肯定了东汉定都洛阳的正确性，作者借“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两个虚拟人物结撰全篇。全篇以提倡法度，反对奢侈爲主题。在艺术上有很多独到之处。
关键词：《两都赋》；班固；创作背景；艺术特色
《两都赋》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的重要代表作。《文选》首立赋类，六十卷中占有十九卷，其分量可想；赋类以“京都”开其端，而《两都赋》又赫然居首，其在赋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而非长安，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焦点，也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关注，班固的《两都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两都赋》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借“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两个虚拟人物结撰全篇。《西都赋》由“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了歌颂和美化，意谓洛阳的盛况，已超越西汉都城长安。赋作中肯定了定都洛阳的正确性，并极力宣扬了崇文尚礼、法度为重的思想，“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这篇赋奠定了班固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确立了京都赋的创作格局，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1]
一、《两都赋》的创作背景及时间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后，定都于洛阳。刘秀为安抚天下和表明自己是继前汉的正统，于建武六年、十年两次亲幸长安，祠高庙，祭前汉十一陵；十八年三月，又重复此举。在东汉政权重建后，虽然社会趋于安定，但人们还是对前汉昌盛时代有所向往。光武、明帝之世，都一直有人重提迁都长安之事，乃至章帝时，还有人希望迁都长安。[2]这件事不仅成为当时的一大焦点问题，也让文学家们深切关注，就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京都赋体创作中，形成了迁都于反对迁都观点的对峙。当然，班固的《两都赋》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班固在赋前的序中就說明了他创作这篇赋的目的：一是因“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一是因“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3]实则肯定了光武帝定都洛阳的正确性，宣扬法度。
关于《两都赋》的创作时间，唐朝李善在《文选》的《两都赋》题注里说：“自光武至和帝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固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4]据李善所说，《两都赋》应作于和帝之时。而《后汉书·班固传》称：（固）自为郎后，遂见亲近，……乃上《两都赋》。”[5]又据《汉书·叙传》所载，班固爲郎是在明帝永平中，这一记载与李善所注有不同，针对这一问题，龚克昌认为《两都赋》里所显示出的东汉大一统的形式不似永平之世所有，“那时，汉王朝最主要的劲敌北匈奴兵没有被战败，西域基本上也还处在匈奴手中。”因此他认为“这篇巨赋虽展卷于永平之际，但完篇却拖到章、和以后。标明所写的是永平之治，但却混入章、和之事。”[6]我认为这个说法说明了《后汉书》中“永平之说”与李善注本“和帝之说”时间上的差异性，且从内容上看，“今将语吾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虽标明所讲的是永平事，但同时也混入了章、和之事，因此这一说法是合理的。
二、《两都赋》的艺术特色
《两都赋》在艺术表现方面吸取了司马相如、扬雄等赋作形式，如他的结构取式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也如同子虚乌有先生一样以主客问答的形式结撰成篇，也让西都宾极尽夸耀之能，自我表现，实则是自我暴露。而《东都赋》的构思，也明显受到扬雄《长扬赋》的影响，“以历史回忆开头，继之以现实，最终转入理想的追求。”[7]但《两都赋》的创新也很突出，在艺术上有许多独到之处。
第一，主题鲜明。
在《两都赋序》里，班固谈及他的写作目的是“以极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从内容上看，《两都赋》就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上篇西都部份以“眩曜”二字为中心，作者通过西都宾之口，盛赞西都长安的富庶与繁华。赋从西京的历史渊源、形式险要入笔，历举都市的繁华，都人士女的悠游，达官贵人的麇集，游侠豪强的竞逐，封畿近县的富庶，宫殿的雄伟豪华，天子出游的雄壮等，极尽铺排之能事。作者先让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暴露其淫奢之弊。
关于宫殿的描写主要集中在昭阳宫、神明台、井干楼三处。其中昭阳宫的描写尤为精彩：
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釦砌，玉阶彤庭。礝磩彩致，琳莅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8]
这里将昭阳宫的富丽堂皇写到了极致。整个殿宇到处镶金嵌玉，流光溢彩，奇珍异宝，琳琅满目，装饰精美，馥郁芬芳。如此豪华，堪称空前绝后，人世难寻。
以上所举以及天子出游畋猎，达官贵人麇集等等都属西都宾的“眩曜”之辞，可以说，“眩曜”之意贯穿全篇，笔到之处，有声有色，令人神驰目眩，应接不暇。
东都部分则从批判秦世、王莽之乱开始，继而颂扬圣皇、永平之治世。主要写了东都天子修洛邑、建苑囿、祭祀祖先、宴飨群臣，并且申旧章，下明诏，昭节俭。这一部份完全以“法度”爲中心来赞扬王者之风，处处有意凸显东都的一切均符合法度，不愈礼制。与西都形成了显著地对比，对西都的淫奢豪华进行了批判。
总而言之，班固一方面暴露西都的奢侈，一方面赞扬东都的法度，并用东都的制度去反对西都的奢侈。因而提倡法度，反对奢侈，就成为这篇赋的主题。[9]
第二，全篇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繁简得当。
在西都部分，作者的笔墨主要集中于市容宫室游猎等豪奢之事的描写上，处处精描细刻，不惜笔墨。而在东都部份的开篇，东都主人就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对西都的奢侈进行了讽谏，此后也都是围绕对东都法度谨严进行歌颂，对西都奢侈进行批判布局的。文章的最后，西都宾矍然失容，若有所悟，达到了讽谏的目的。《两都赋》结构紧凑，剪裁合度，它绝无以往汉大赋的臃肿，散漫之病。[10] 班固《两都赋》在艺术上基本是取法司马相如和扬雄，但同时又有突破和创新。一是打破了“劝百讽一”的结构模式，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形成了“劝”与“讽”的均衡布局。二是上面所述的详略有致，别具匠心。爲了表现提倡法度、反对奢侈的主题，作者在上篇中将笔墨集中在西都行胜、物富人丰、崇楼峻宇、苑囿池台、天子出游等方面，在下篇则专门歌颂文治武功，宣扬修明法度，铺写兴礼作乐等，至于宫室、楼台、畋猎则上篇详而下篇略。这样的层次布局，有力地凸显了创作主旨。[11]
第三，上下二篇的语言风格也不相同。上篇重在夸饰，所以文字华丽繁富；
下篇立意于法度，所以文字典雅、古朴。这样就使得语言更好地服务于文章主题。
注释：
[1]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02頁。
[2]趙逵夫，《兩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文學評論，2003年第1期，第72頁。
[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3—4页。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页。
[5]（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5册，传四，卷四十上，第1335页。
[6]龚克昌，《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35—136页。
[7]龚克昌，《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38页。
[8]（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3—14页。
[9]龚克昌，《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29页。
[10]张军芳，班固的文学观念与《两都赋》创作，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82页。
[1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04页。
参考文献：
[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龚克昌，《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版。
[4]（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
[5]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6]张军芳，班固的文学观念与《两都赋》创作，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关键词：《两都赋》；班固；创作背景；艺术特色
《两都赋》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的重要代表作。《文选》首立赋类，六十卷中占有十九卷，其分量可想；赋类以“京都”开其端，而《两都赋》又赫然居首，其在赋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而非长安，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焦点，也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关注，班固的《两都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两都赋》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借“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两个虚拟人物结撰全篇。《西都赋》由“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了歌颂和美化，意谓洛阳的盛况，已超越西汉都城长安。赋作中肯定了定都洛阳的正确性，并极力宣扬了崇文尚礼、法度为重的思想，“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这篇赋奠定了班固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确立了京都赋的创作格局，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1]
一、《两都赋》的创作背景及时间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后，定都于洛阳。刘秀为安抚天下和表明自己是继前汉的正统，于建武六年、十年两次亲幸长安，祠高庙，祭前汉十一陵；十八年三月，又重复此举。在东汉政权重建后，虽然社会趋于安定，但人们还是对前汉昌盛时代有所向往。光武、明帝之世，都一直有人重提迁都长安之事，乃至章帝时，还有人希望迁都长安。[2]这件事不仅成为当时的一大焦点问题，也让文学家们深切关注，就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京都赋体创作中，形成了迁都于反对迁都观点的对峙。当然，班固的《两都赋》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班固在赋前的序中就說明了他创作这篇赋的目的：一是因“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一是因“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睠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3]实则肯定了光武帝定都洛阳的正确性，宣扬法度。
关于《两都赋》的创作时间，唐朝李善在《文选》的《两都赋》题注里说：“自光武至和帝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固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4]据李善所说，《两都赋》应作于和帝之时。而《后汉书·班固传》称：（固）自为郎后，遂见亲近，……乃上《两都赋》。”[5]又据《汉书·叙传》所载，班固爲郎是在明帝永平中，这一记载与李善所注有不同，针对这一问题，龚克昌认为《两都赋》里所显示出的东汉大一统的形式不似永平之世所有，“那时，汉王朝最主要的劲敌北匈奴兵没有被战败，西域基本上也还处在匈奴手中。”因此他认为“这篇巨赋虽展卷于永平之际，但完篇却拖到章、和以后。标明所写的是永平之治，但却混入章、和之事。”[6]我认为这个说法说明了《后汉书》中“永平之说”与李善注本“和帝之说”时间上的差异性，且从内容上看，“今将语吾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虽标明所讲的是永平事，但同时也混入了章、和之事，因此这一说法是合理的。
二、《两都赋》的艺术特色
《两都赋》在艺术表现方面吸取了司马相如、扬雄等赋作形式，如他的结构取式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也如同子虚乌有先生一样以主客问答的形式结撰成篇，也让西都宾极尽夸耀之能，自我表现，实则是自我暴露。而《东都赋》的构思，也明显受到扬雄《长扬赋》的影响，“以历史回忆开头，继之以现实，最终转入理想的追求。”[7]但《两都赋》的创新也很突出，在艺术上有许多独到之处。
第一，主题鲜明。
在《两都赋序》里，班固谈及他的写作目的是“以极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从内容上看，《两都赋》就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上篇西都部份以“眩曜”二字为中心，作者通过西都宾之口，盛赞西都长安的富庶与繁华。赋从西京的历史渊源、形式险要入笔，历举都市的繁华，都人士女的悠游，达官贵人的麇集，游侠豪强的竞逐，封畿近县的富庶，宫殿的雄伟豪华，天子出游的雄壮等，极尽铺排之能事。作者先让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暴露其淫奢之弊。
关于宫殿的描写主要集中在昭阳宫、神明台、井干楼三处。其中昭阳宫的描写尤为精彩：
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釭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釦砌，玉阶彤庭。礝磩彩致，琳莅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8]
这里将昭阳宫的富丽堂皇写到了极致。整个殿宇到处镶金嵌玉，流光溢彩，奇珍异宝，琳琅满目，装饰精美，馥郁芬芳。如此豪华，堪称空前绝后，人世难寻。
以上所举以及天子出游畋猎，达官贵人麇集等等都属西都宾的“眩曜”之辞，可以说，“眩曜”之意贯穿全篇，笔到之处，有声有色，令人神驰目眩，应接不暇。
东都部分则从批判秦世、王莽之乱开始，继而颂扬圣皇、永平之治世。主要写了东都天子修洛邑、建苑囿、祭祀祖先、宴飨群臣，并且申旧章，下明诏，昭节俭。这一部份完全以“法度”爲中心来赞扬王者之风，处处有意凸显东都的一切均符合法度，不愈礼制。与西都形成了显著地对比，对西都的淫奢豪华进行了批判。
总而言之，班固一方面暴露西都的奢侈，一方面赞扬东都的法度，并用东都的制度去反对西都的奢侈。因而提倡法度，反对奢侈，就成为这篇赋的主题。[9]
第二，全篇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繁简得当。
在西都部分，作者的笔墨主要集中于市容宫室游猎等豪奢之事的描写上，处处精描细刻，不惜笔墨。而在东都部份的开篇，东都主人就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对西都的奢侈进行了讽谏，此后也都是围绕对东都法度谨严进行歌颂，对西都奢侈进行批判布局的。文章的最后，西都宾矍然失容，若有所悟，达到了讽谏的目的。《两都赋》结构紧凑，剪裁合度，它绝无以往汉大赋的臃肿，散漫之病。[10] 班固《两都赋》在艺术上基本是取法司马相如和扬雄，但同时又有突破和创新。一是打破了“劝百讽一”的结构模式，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形成了“劝”与“讽”的均衡布局。二是上面所述的详略有致，别具匠心。爲了表现提倡法度、反对奢侈的主题，作者在上篇中将笔墨集中在西都行胜、物富人丰、崇楼峻宇、苑囿池台、天子出游等方面，在下篇则专门歌颂文治武功，宣扬修明法度，铺写兴礼作乐等，至于宫室、楼台、畋猎则上篇详而下篇略。这样的层次布局，有力地凸显了创作主旨。[11]
第三，上下二篇的语言风格也不相同。上篇重在夸饰，所以文字华丽繁富；
下篇立意于法度，所以文字典雅、古朴。这样就使得语言更好地服务于文章主题。
注释：
[1]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02頁。
[2]趙逵夫，《兩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文學評論，2003年第1期，第72頁。
[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3—4页。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页。
[5]（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5册，传四，卷四十上，第1335页。
[6]龚克昌，《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35—136页。
[7]龚克昌，《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38页。
[8]（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3—14页。
[9]龚克昌，《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29页。
[10]张军芳，班固的文学观念与《两都赋》创作，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82页。
[1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04页。
参考文献：
[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龚克昌，《汉赋研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9月版。
[4]（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
[5]赵逵夫，《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6]张军芳，班固的文学观念与《两都赋》创作，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