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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原载美国《海军学会会报》，通过假想2011年美军武力干预中国武力统一台湾行动的失败，对美军现行作战理论及其背后的军事理论提出了反思。本刊刊登此文并非证实或同意其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2013年1月18日，美国防部长备忘录：2011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突然进攻极大地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如今，中国的坦克仍然在台北的街上巡逻以维持戒严状态……
中国将其军事、经济及电脑网络的力量协同释放产生了毁灭性的效果。美国采取的“震慑”行动并未取得成功，中国仍然拒绝终止对台湾行使主权。更严重的是，中国对空间通讯和监视平台的攻击使得美国战术作战系统瘫痪。生物武器的攻击使得诸如SARS之类病毒在美西海岸的主要城市蔓延。计算机病毒的攻击使得华尔街受到自“9·11”后最大规模的破坏。基于这些事件，2012年10月21日，美国总统授命组成了一支国防部的“龙杀手”工作小组。这支小组由学者、政府官员和将军组成，对“震慑”理论进行综合性分析，对构造现今美军的学说、结构和组织的理论进行检验，从而回答为何美国在这次战争中丢掉了台湾。
1996年，美国防大学出版了《震慑》一书。本书由一个资深工作小组编写，哈兰·L·沃尔曼和詹姆斯·P·威德是该书的主要两位作者。作者所受的教育和经验主要来自于20世纪后期的一些冲突，形成了其“震慑”理论。尽管该理论在1991年科威特的战场上取得了成功，在2011年对付中国时却失败了。现在回头看看，“震慑”理论在形成之初就已播下了在未来失败的种子。因为该理论基于“美国强大的军力是没有任何一个外部的敌人可以抗衡的……在一场地区性或常规战争背景下。”实际上这样的战争只是我们所想像的战争，而敌人也要以我们的规则进行游戏。当然，作者也认识到“潜在的敌人可能会改变未来冲突的样式，并且作最大限度的改变……(对抗)现在美军的优势”。但该理论并没有对此以及其他“非对称威胁”引起必要的审视，而是一再重复其主题：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完全控制战斗空间。
“震慑”理论也对完全控制作战环境做出了分析，而实现此目标则要通过对作战环境、敌人及友军的情况最大限度掌握，从而到达一个作战的新层次。至2011年，这些要求看来可以实现。“9·11”事件使得美国开始对国防情报检索系统进行改革，美国国会也加大了对军事训练和教育的资金投入。但我们究竟在哪里出现了错误呢?
“震慑”的漏洞
“震慑”理论的倡导者认为，彻底完整地掌握战场的情况是可以达到的目标，而且也是美军最迫切需要的能力。但这个目标是与真实的战争相矛盾的。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所知不同于所做”。战争是交战双方意志的冲突，并将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伤亡及毁坏。尽管自从“沙漠风暴”行动以来，科技的发展已为现代战场提供了更有序的能力和精确的杀伤力，但战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正如美海军陆战队所不断重复的：“战争是在任何不确定环境中产生的所有行动。不确定性使得战斗以不知敌方情况、战场环境情况、甚至是友方状态的形式存在……战争的本质使其不可能存在确定性。”
为达到掌握战斗空间的全部情况，就需要技术、程序以及人才的优势。机器人、空间平台、无人操作工具、毫微技术、可提高人员工作效率的药物，以及对信息管理的方法等等将美军带入到几乎各个方面的作战领域。具有讽刺的是，人成为了战争链中最脆弱的一个环节。为达到对战场空间的掌握，由技术带来的数据和信息充斥着战场空间。部队由技术被带到了信息上的两难境地。过去，太少的信息导致作战的失误，如令，太多的信息也带来了对数据进行整理、处理、分发和理解的复杂环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使用闪电战和机动战来赢得空间和时间，指挥官的意愿和指令灌输至下属，下属在没有得到命令时也按照所灌输的思想作战。而战场的不确定性则由军人的果敢和速度克服。指挥官的个人直觉、经验以及训练是感知战场态势的智力工具，而技术则是开发作战机会的机械手段。“震慑”理论也认识到了这点，但这一点也因过分对技术的依赖而被削弱。在最近同中国的冲突中，由于失去了关键通信和情报系统使得美军在作战中如同盲人。就在美军通过人力方式试图恢复对态势感知的掌握时，作战的速度和杀伤的精确度在减小。
我们成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我们忽视在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战场上得到的教训，因为它们不能支持我们的理论。而我们的失败归结于我们在文化上的自大，对敌人的灵活性和意志力的轻视。同时，我们也没有对“非对称威胁”做好准备。“震慑”理论很少提及如何应对敌人的突然进攻。相反，我们认为弱小的敌人会任无所不控、无所不知的美军眼皮底下无所遁形，而被“震慑”了的敌人将会按照我们的意愿被强制、欺骗、支配和摧毁。过去20年，美军住技术上的优势和机构的改革使得这些理论有其市场，但在应对中国最近发起的非常规冲突中却遇到了失败。
回答“震慑”
1999年，中国空军两名上校出版了《超限战》一书。他们杰出的启发性理论一时主导了中国在政治、军事和技术领域的潮流。在书中他们对全球主义的扩散、单一民族国家的逐渐消失以及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进行了讨论，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一场没有界限的战争，“首要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超限战超越了传统战争的模式，延伸到打击一个国家的政冶、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暴力行动。中国的作者对冲突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并揭示出依赖技术的美军存在的“非对称”弱点。美国人认为技术可以为发动一场战争提供完美的方式和方法，但中国人则预言了技术上的辉煌将导致“非对称症状”。
中国和美国对战争的不同看法折射出双方不同的文化观点。这两种对照鲜明的观点在理查德·奈斯比特的《思想地理学：亚洲和西方思维的不同之处》一书中得到了体现，该书中写到：“亚洲人通过对全局的敏感性谨慎仔细地处理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认识世界；西方人则对具体的事物更为重视，训练自己的眼睛来关注具体事物和行为的特点，但往往忽略了周围的环境。”作者的洞察力直接指出了“震慑”和“超限战”理论的根本不同之处。达两个理论都承认美军强大的作战能力和技术上的优势，但根据美军的能力，中国和美国的作者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西方人看来，“震慑”为完全控制敌人提供了作战方法和技术手段；而中国人则认为，过分强大的美军将使得其对手为避免美军锋芒而寻找新的途径。超限战扩展了战争的领域，并且为战争提供了新的工具。以技术为主导的 全球主义增加了世界市场、通讯网络和银行系统的相互依赖性和脆弱性。新型的战争工具将导致贸易受阻、对敌方资本的控制、货币贬值，电脑黑客手段得以成功。在非武装力量方面，2001年“9·11”后的炭疽病毒的出现造成了民众巨大的心理恐惧。在潜在杀伤方面，大规模杀伤武器使得恐怖主义成为新的致命威胁。所有这些预计的行动和威胁模糊了战斗和非战斗之间的界线，暴露了一个国家在保护本国公民安全上的脆弱性。在战争的作战层面上，向超越常规战争提出了新的挑战。《超限战》中描述的威胁向美军提出了另类的挑战。首先，“震慑”的原则被证明不适用于“非对称威胁”。在面对恐怖主义时，“专业化的军队如同无力调整其规模的巨大恐龙。”美国的军事“恐龙”没有从索马里和伊拉克取得“非对称”的教训，这种由来已久的健忘还加上了美军不愿意在后续的管理、本土安全以及在战争之外的方面有所作为。本国法律的实施没有和军事机构相联系。伊拉克进行的战后稳定任务导致美国国会、国防情报局和作战指挥官之间产生宿怨。中国大陆对台湾和美国的攻击成功地实现了最大化发挥战略和作战效果。在战略层面上，人工合成病毒、炭疽病毒以及对计算机的攻击使得本土安全防卫部工作瘫痪。在战区层面，恐怖主义分子设法使得太平洋作战司令部人员和第7舰队的领导失去工作能力。在战役层面，航母特遣编队受到类似于SARS病毒的感染，这种病毒已对美国西海岸进行了攻击。这些措施形成了无界限的战争，并且是在战区外进行的。而后，中国大陆使用常规的战争力量来打败台湾。对美国的小规模攻击阻止了冲突的迅速升级，为中国赢得了通过联合国进行政治解决危机的时间。
未来的教训
基于中国大陆对台作战的胜利，工作组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重新研究“震慑”理论，形成适用范围更广的军事理论。“震慑”拥护作战的成就，但自2001年以来，美军注重常规作战的成就，而不是在更广阔范围战争的成就。在高度对抗的冲突中，明晰和现实的威胁是联合多国进行作战计划的动力，但当可以觉察的威胁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联合作战和计划的效果就不明显了。这需要很长时间来经历、教育和训练，从而保证常规联合作战的能力，来应对21世纪的新威胁。美国需要从前瞻性的眼光来指导军事学说、装备和训练的再塑造，从而适应超限战。
二是扩展并完善作战艺术。“震慑”理论所不曾预料的一个后果是作战艺术的丧失。该理论对战争的作战层面强加了战术模板，只重视冲突中情报、定位和科技的因素。而结果是，超限战的迷雾模糊了“震慑”的技术和战术的视线。为加强“震慑”理论的适应性，就应对美军作战的艺术进行发展和完善。过去，战争中各层面的主要行动围绕于力量的直接交战和在战场上的作战而在未来，这种行动将存在于国家力量的各个方面。
三是增强军事和非军事力量之间的连通性。《超限战》揭示了民间、政府和军事部门之间的缝隙。20世纪末的联合特遣部队为这些机构的联通提供许多经验和组织模式。使用有能力的政府高级官员在作战指挥层中担任重要职务就是一种方法。未来的战斗指挥因非军事人员的副职指挥官和情报、作战及计划指引人员的加入而受益。而校级军官和士兵可以到私营企业、政府机构或非政府机构进行交流学习。
四是从科学和艺术两方面来看待战争。美国必须放弃战争如同解决牛顿力学问题一样的看法。美国进行战争的方式反映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铁路、电报、电话、汽车、飞机的发明为19、20世纪的战场提供了移动、机动和联系的能力。当美国由工业国发展为高科技经济国家时，其战争的方式也将发生变化。《超限战》展示了非对称存在的脆弱性。而使得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无界限的战争扩展到文化、经济、军事甚至犯罪领域。引用《超限战》的一段：当未来的计划者问战场的地点在哪里时，答案是“任何地点”。为应对无界限战争就需要达到战争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平衡及综合。
五是使用人力对作战的终端、方式、手段进行支援。尽管科技的优势体现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精确武器系统上，人仍然是战争舞台上的核心。无界限战争展现了机械化战争的弱点和漏洞。更为甚者，21世纪的生物和计算机空间技术成为对付本身的技术，无界限战争中不可预知的、聪明的敌人将使得“震慑”理论失足于其技术的桎梏。美国必须将各种因素的力量综合使用在以人为中心的战争中，从而应对中国的威胁。
结语
二战中，法国沦陷后一位官员说，自己的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的领导人没有对新式的战争进行过思考，德国的成功实际上是智力的成功，也正因如此，我们会败的如此之惨。”“震慑”反映出巨大的智力能量，但是，也如同马其诺防线一样，同时为敌人创造了机会。接受无界限战争，而不是我们所想像的战争，将是扭转中国取胜的第一步。
2013年1月18日，美国防部长备忘录：2011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突然进攻极大地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如今，中国的坦克仍然在台北的街上巡逻以维持戒严状态……
中国将其军事、经济及电脑网络的力量协同释放产生了毁灭性的效果。美国采取的“震慑”行动并未取得成功，中国仍然拒绝终止对台湾行使主权。更严重的是，中国对空间通讯和监视平台的攻击使得美国战术作战系统瘫痪。生物武器的攻击使得诸如SARS之类病毒在美西海岸的主要城市蔓延。计算机病毒的攻击使得华尔街受到自“9·11”后最大规模的破坏。基于这些事件，2012年10月21日，美国总统授命组成了一支国防部的“龙杀手”工作小组。这支小组由学者、政府官员和将军组成，对“震慑”理论进行综合性分析，对构造现今美军的学说、结构和组织的理论进行检验，从而回答为何美国在这次战争中丢掉了台湾。
1996年，美国防大学出版了《震慑》一书。本书由一个资深工作小组编写，哈兰·L·沃尔曼和詹姆斯·P·威德是该书的主要两位作者。作者所受的教育和经验主要来自于20世纪后期的一些冲突，形成了其“震慑”理论。尽管该理论在1991年科威特的战场上取得了成功，在2011年对付中国时却失败了。现在回头看看，“震慑”理论在形成之初就已播下了在未来失败的种子。因为该理论基于“美国强大的军力是没有任何一个外部的敌人可以抗衡的……在一场地区性或常规战争背景下。”实际上这样的战争只是我们所想像的战争，而敌人也要以我们的规则进行游戏。当然，作者也认识到“潜在的敌人可能会改变未来冲突的样式，并且作最大限度的改变……(对抗)现在美军的优势”。但该理论并没有对此以及其他“非对称威胁”引起必要的审视，而是一再重复其主题：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完全控制战斗空间。
“震慑”理论也对完全控制作战环境做出了分析，而实现此目标则要通过对作战环境、敌人及友军的情况最大限度掌握，从而到达一个作战的新层次。至2011年，这些要求看来可以实现。“9·11”事件使得美国开始对国防情报检索系统进行改革，美国国会也加大了对军事训练和教育的资金投入。但我们究竟在哪里出现了错误呢?
“震慑”的漏洞
“震慑”理论的倡导者认为，彻底完整地掌握战场的情况是可以达到的目标，而且也是美军最迫切需要的能力。但这个目标是与真实的战争相矛盾的。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所知不同于所做”。战争是交战双方意志的冲突，并将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伤亡及毁坏。尽管自从“沙漠风暴”行动以来，科技的发展已为现代战场提供了更有序的能力和精确的杀伤力，但战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正如美海军陆战队所不断重复的：“战争是在任何不确定环境中产生的所有行动。不确定性使得战斗以不知敌方情况、战场环境情况、甚至是友方状态的形式存在……战争的本质使其不可能存在确定性。”
为达到掌握战斗空间的全部情况，就需要技术、程序以及人才的优势。机器人、空间平台、无人操作工具、毫微技术、可提高人员工作效率的药物，以及对信息管理的方法等等将美军带入到几乎各个方面的作战领域。具有讽刺的是，人成为了战争链中最脆弱的一个环节。为达到对战场空间的掌握，由技术带来的数据和信息充斥着战场空间。部队由技术被带到了信息上的两难境地。过去，太少的信息导致作战的失误，如令，太多的信息也带来了对数据进行整理、处理、分发和理解的复杂环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使用闪电战和机动战来赢得空间和时间，指挥官的意愿和指令灌输至下属，下属在没有得到命令时也按照所灌输的思想作战。而战场的不确定性则由军人的果敢和速度克服。指挥官的个人直觉、经验以及训练是感知战场态势的智力工具，而技术则是开发作战机会的机械手段。“震慑”理论也认识到了这点，但这一点也因过分对技术的依赖而被削弱。在最近同中国的冲突中，由于失去了关键通信和情报系统使得美军在作战中如同盲人。就在美军通过人力方式试图恢复对态势感知的掌握时，作战的速度和杀伤的精确度在减小。
我们成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我们忽视在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战场上得到的教训，因为它们不能支持我们的理论。而我们的失败归结于我们在文化上的自大，对敌人的灵活性和意志力的轻视。同时，我们也没有对“非对称威胁”做好准备。“震慑”理论很少提及如何应对敌人的突然进攻。相反，我们认为弱小的敌人会任无所不控、无所不知的美军眼皮底下无所遁形，而被“震慑”了的敌人将会按照我们的意愿被强制、欺骗、支配和摧毁。过去20年，美军住技术上的优势和机构的改革使得这些理论有其市场，但在应对中国最近发起的非常规冲突中却遇到了失败。
回答“震慑”
1999年，中国空军两名上校出版了《超限战》一书。他们杰出的启发性理论一时主导了中国在政治、军事和技术领域的潮流。在书中他们对全球主义的扩散、单一民族国家的逐渐消失以及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进行了讨论，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一场没有界限的战争，“首要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超限战超越了传统战争的模式，延伸到打击一个国家的政冶、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暴力行动。中国的作者对冲突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并揭示出依赖技术的美军存在的“非对称”弱点。美国人认为技术可以为发动一场战争提供完美的方式和方法，但中国人则预言了技术上的辉煌将导致“非对称症状”。
中国和美国对战争的不同看法折射出双方不同的文化观点。这两种对照鲜明的观点在理查德·奈斯比特的《思想地理学：亚洲和西方思维的不同之处》一书中得到了体现，该书中写到：“亚洲人通过对全局的敏感性谨慎仔细地处理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认识世界；西方人则对具体的事物更为重视，训练自己的眼睛来关注具体事物和行为的特点，但往往忽略了周围的环境。”作者的洞察力直接指出了“震慑”和“超限战”理论的根本不同之处。达两个理论都承认美军强大的作战能力和技术上的优势，但根据美军的能力，中国和美国的作者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西方人看来，“震慑”为完全控制敌人提供了作战方法和技术手段；而中国人则认为，过分强大的美军将使得其对手为避免美军锋芒而寻找新的途径。超限战扩展了战争的领域，并且为战争提供了新的工具。以技术为主导的 全球主义增加了世界市场、通讯网络和银行系统的相互依赖性和脆弱性。新型的战争工具将导致贸易受阻、对敌方资本的控制、货币贬值，电脑黑客手段得以成功。在非武装力量方面，2001年“9·11”后的炭疽病毒的出现造成了民众巨大的心理恐惧。在潜在杀伤方面，大规模杀伤武器使得恐怖主义成为新的致命威胁。所有这些预计的行动和威胁模糊了战斗和非战斗之间的界线，暴露了一个国家在保护本国公民安全上的脆弱性。在战争的作战层面上，向超越常规战争提出了新的挑战。《超限战》中描述的威胁向美军提出了另类的挑战。首先，“震慑”的原则被证明不适用于“非对称威胁”。在面对恐怖主义时，“专业化的军队如同无力调整其规模的巨大恐龙。”美国的军事“恐龙”没有从索马里和伊拉克取得“非对称”的教训，这种由来已久的健忘还加上了美军不愿意在后续的管理、本土安全以及在战争之外的方面有所作为。本国法律的实施没有和军事机构相联系。伊拉克进行的战后稳定任务导致美国国会、国防情报局和作战指挥官之间产生宿怨。中国大陆对台湾和美国的攻击成功地实现了最大化发挥战略和作战效果。在战略层面上，人工合成病毒、炭疽病毒以及对计算机的攻击使得本土安全防卫部工作瘫痪。在战区层面，恐怖主义分子设法使得太平洋作战司令部人员和第7舰队的领导失去工作能力。在战役层面，航母特遣编队受到类似于SARS病毒的感染，这种病毒已对美国西海岸进行了攻击。这些措施形成了无界限的战争，并且是在战区外进行的。而后，中国大陆使用常规的战争力量来打败台湾。对美国的小规模攻击阻止了冲突的迅速升级，为中国赢得了通过联合国进行政治解决危机的时间。
未来的教训
基于中国大陆对台作战的胜利，工作组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重新研究“震慑”理论，形成适用范围更广的军事理论。“震慑”拥护作战的成就，但自2001年以来，美军注重常规作战的成就，而不是在更广阔范围战争的成就。在高度对抗的冲突中，明晰和现实的威胁是联合多国进行作战计划的动力，但当可以觉察的威胁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联合作战和计划的效果就不明显了。这需要很长时间来经历、教育和训练，从而保证常规联合作战的能力，来应对21世纪的新威胁。美国需要从前瞻性的眼光来指导军事学说、装备和训练的再塑造，从而适应超限战。
二是扩展并完善作战艺术。“震慑”理论所不曾预料的一个后果是作战艺术的丧失。该理论对战争的作战层面强加了战术模板，只重视冲突中情报、定位和科技的因素。而结果是，超限战的迷雾模糊了“震慑”的技术和战术的视线。为加强“震慑”理论的适应性，就应对美军作战的艺术进行发展和完善。过去，战争中各层面的主要行动围绕于力量的直接交战和在战场上的作战而在未来，这种行动将存在于国家力量的各个方面。
三是增强军事和非军事力量之间的连通性。《超限战》揭示了民间、政府和军事部门之间的缝隙。20世纪末的联合特遣部队为这些机构的联通提供许多经验和组织模式。使用有能力的政府高级官员在作战指挥层中担任重要职务就是一种方法。未来的战斗指挥因非军事人员的副职指挥官和情报、作战及计划指引人员的加入而受益。而校级军官和士兵可以到私营企业、政府机构或非政府机构进行交流学习。
四是从科学和艺术两方面来看待战争。美国必须放弃战争如同解决牛顿力学问题一样的看法。美国进行战争的方式反映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铁路、电报、电话、汽车、飞机的发明为19、20世纪的战场提供了移动、机动和联系的能力。当美国由工业国发展为高科技经济国家时，其战争的方式也将发生变化。《超限战》展示了非对称存在的脆弱性。而使得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无界限的战争扩展到文化、经济、军事甚至犯罪领域。引用《超限战》的一段：当未来的计划者问战场的地点在哪里时，答案是“任何地点”。为应对无界限战争就需要达到战争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平衡及综合。
五是使用人力对作战的终端、方式、手段进行支援。尽管科技的优势体现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精确武器系统上，人仍然是战争舞台上的核心。无界限战争展现了机械化战争的弱点和漏洞。更为甚者，21世纪的生物和计算机空间技术成为对付本身的技术，无界限战争中不可预知的、聪明的敌人将使得“震慑”理论失足于其技术的桎梏。美国必须将各种因素的力量综合使用在以人为中心的战争中，从而应对中国的威胁。
结语
二战中，法国沦陷后一位官员说，自己的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的领导人没有对新式的战争进行过思考，德国的成功实际上是智力的成功，也正因如此，我们会败的如此之惨。”“震慑”反映出巨大的智力能量，但是，也如同马其诺防线一样，同时为敌人创造了机会。接受无界限战争，而不是我们所想像的战争，将是扭转中国取胜的第一步。